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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3-01-05 阅读量：0次 所属栏目：经济管理论文
经济管理属于一个高端的专业。下面是我收集的经济管理大专毕业论文，欢迎参考。
经济管理专业毕业论文篇一
【摘要】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县乡基层的财政困难问题。
造成我国县乡财政困难的原因很多，从根源上看是由于财权事权不对等所导致的，其解决就是寻求县乡政府间财权事权的合理配置。
县乡财政困难的现况
年建立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初步理顺了中央与省级之间的财力分配关系。
但同时出现许多地方县乡财政困难现象，财政收支矛盾尖锐，实际债务负担沉重，财政风险膨胀，这不仅影响了城乡和区域的协调发展，而目。
严重影响了地方的社会稳定和政府权威，进而影响经济的高速发展。
因此，当前的县乡财政困难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建立一个有效的财政制度，缓解县乡财政的困难，再通过县乡财政支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这不仅关系到公共财政体系的建立，财政职能的实现，还牵涉到农村税费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等一系列改革的成败。
县乡财政困难的根源：财权事权不对等
财权上收，县乡政府财源减少。
财力向中央集中是我国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
中央75%，地方25% 的财政分配制度，实际上就是将地方财力通过二次分配上收中央。
从结果来看，财力上收的效果明显。
地方级财政自给能力由1987年的1.O3降到2015年的O.59，以年均4%的速度下降，其中，省级为 1.6%，地市级为5.1%，县级为3.4%，乡级为4%。
从乡镇、县级、地市级到省级，层层需要依靠上级政府转移支付资金 过日子 。
这样一来，在县乡财源减少和财权不断上收的双重冲击下，县乡财政困难明显。
事权下放，县乡政府事权负担过重。
县乡财政事权负担不合理主要表现为县乡政府承担了许多本该由中央、省级政府承担的事权负担，如农村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这些大额支出事项，将这些事权责任都压到县乡财政头上，导致其沉重的负担。
由于行政集权体制及人事上的行政任命制， 我国高层级政府对下级政府享有绝对的权威，而上下级政府的财政却是相互独立的，上级政府很容易把各种事权责任尽量推诿到下级政府，即 事权下放 。
如中央只给承诺不给钱，将一些政策负担转移到地方政府的身上，形成所谓 中央请客，地方出钱 的情况。
我国上级政府诸种 下放事权 的行为大大增加了县乡基层政府的财政压力，对当前的县乡财政困难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解决县乡财权事权不对等的几点思考
为了解决县乡财政困难问题，必须改革和完善现行财政体制，坚持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
从建立公共财政的角度，科学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使每一级政府所拥有的财权与事权相对称，支出与责任相统一，要事随钱走，财力与责任挂钩，从根本上改变上级层层剥夺县乡财力的状况。
完善法治，以法律形式确定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政支出范围。
我国政府间的财政关系缺乏宪法和法律的保障，各级行政官员只重视上级政府的行政命令，而忽视本地民众的实际要求，这必然导致我国政府间的财政关系缺乏内在的稳定性。
因此，应加快推动我国法制化财政的建设步伐，以法制来规范和监督财政。
要确保政府行为的规范，应科学合理地界定县乡政府的事权范围，使之明确，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改变目前县乡政府集中过多的事权，与其掌握的财权严重不对称的`现状，促进财政的法制化发展。
界定政府之间的事权，应以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为标准，属于全国受益范围的公共产品应由中央政府来提供，属于地方受益的公共产品，再按受益范围的大小由相应级次的政府来提供，跨区域的事务由中央协调，与受益地方共同承担。
对于科学合理界定政府间的事权范围，以对义务教育的支出为例，应该实行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共担的办法，切实减轻基层财政的负担。
目前，教育支出是地方财政支出中最大的支出项目之一，对大多数县乡财政而言，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至少在70%。
目前，法律规定财政的教育支出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的速度，而目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实行的是 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 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与其重要地位是不配套的。
因此，应该把 以县为主 改为 中央和地方共同出资 ，这样才能发展事业的同时缓解县乡财政困难。
保障县乡政府的财力，强化其财源建设。
目前来看，县乡政府通过可以发展民营经济，利用民营经济的优势来增加财源。
民营经济因为产权清晰，主体明确，机制灵活，越来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强烈的吸引力和极大的竞争力。
首先，要引导规模企业实现规模发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施强强联合，以龙头优势辐射带动民营经济整体水平的迅速提升，从上到下实现以大带小策略。
其次，要通过建立新型的农村互助组织，利用县乡政府的信息优势，鼓励支持更多的农户介入务工经商，壮大民营经济群体规模，扩大富裕面。
最后，要激励中小企业在现有基础上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在某一产品、某一环节上做优做强，提高市场竞争能力。
在这个过程中，基层政府可以利用集体土地产权收益、公共财政催化三种核心力量启动农户自身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资本积累机制，促进财源建设的多元化发展。
尽快解决县乡财政债务问题。
首先，要明确县乡的债务规模，只有明确了才能有效控制。
对于乡镇、村债务，要认真清理，分清性质，分清责任，不能将所有债务都由县乡财政偿还。
对账外的非财政管制原因所造成的隐性债务部分，应该坚持 谁受益、谁负担 的屠-贝0，清查现有政府债务，明确其规模、结构和责任人，落实到具体债务人、责任人等，主动科学地清理财政债权与债务。
其次，要加强对债务的监管，完善县乡财政管理办法。
认真清理核实县乡债权债务，将乡镇各项债权债务逐 登记报县政府备案，有步骤地减少债务增量、控制债务存量。
一是要建立债务预警机制，即不同的县乡及财政部门要根据自身债务承受能力，研究出正常的、可控的、能够承受的负债临界点，对可能出现的政府债务风险及早预警。
二是建立债务化解长效机制，要通过深化改革，规范乡镇政府经济行为，坚持实行村务公开，大力推行村级财务会计委托代理和村账乡代管等制度，控制政府和部门经费支出的增长，加快债务化解进程。
做好对财政体制运行过程中的问责，完善责任追究机制。
要加强财政立法和财政监督的力度，保证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稳定性和严肃性，杜绝各级官员的不规范行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实施对财政体制运行过程的问责。
通过问责，可以保证财政资金按照既定的方向和用途进行使用，避免人为因素干扰财政政策措施的运行，维护财政政策措施的准确性、效益性和及时性。
要想使得财权事权真正实现对等，就需要科学合理地界定县乡政府的事权范围，并且以法律形式确定，落实法律政策的实施情况。
在落实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问责，建立责任追究机制，要确保政府行为的规范。
对于类似上级政府把各种事权责任推诿到下级政府等违反规定的行为，不仅要发现，更要通过责任追究机制及时纠正，落实到具体部门、具体人员，约束政府官员的不良行为，实现财权与事权的对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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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县乡财政调查[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5.
[2]毕秋丽。
县乡财政解困的路径探索[J].辽宁财专学报，2015(5)。
[3]郭家虎、崔文娟。
财政合理分权与县乡财政解困[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5(9)。
经济管理专业毕业论文篇二
摘要：县域经济是指在县域内以城镇为中心，以农村为基地，各种经济成分有机构成的一种区域性经济，它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提出壮大县域经济。
因此，正确认识县域经济发展问题，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解决三农问题都有重要的意义。
当前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县域经济同城市经济之间发展不协调
县域经济之间，经济基础好、资源丰富的县比较富余，财政资金雄厚;而经济基础较差，资源匮乏的县，财力紧张，有的甚至举步维艰，干部职工工资发放都有困难。
不仅如此，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之间的发展更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一是县域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低于城市经济，并且这种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
二是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 两层皮 问题仍然存在。
一方面，城市对县域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强，辐射的传导机制尚未真正形成;另一方面，客观上仍然存在着城市与县域争项目、争资金、争资源等问题，城市与县域仍然相互独立。
三是城市与县域在产业整合、分工协作等方面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协作机制和紧密的产业链与配套关系。
传统农业的效率低下
传统农业是指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
当前，中国县域传统农业可以归纳为6个特征：一是农业在县域经济中占有很高的比重。
二是农业发展片面追求产量和产值的增长，而对市场需求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农产品质量、农业结构升级和农业效益等关注不够。
三是农业的种养、加工、流通相脱节，利益关系不紧密。
四是高度分散的小规模家庭经营方式。
五是农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低下，技术进步水平不高。
六是农业仍然是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
建国以来，尽管中国的农业生产取得了稳步增长，但是，由于人口的增加，以及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不足，大量农业富余劳动力停留在有限的土地上，导致中国农业发展缓慢。
县域工业尚未发挥主导作用
目前大多数地区县域工业不仅发展缓慢、总量过小，而且档次也比较低，突出表现：一是深加工能力不强，生产经营的基本方式仍然是 收获 初加工 销售 为主要形式的粗放式经营，真正能够发挥较大带动作用的深加工企业仍然很少。
二是产品档次不高，科技含量低，主导产品和优势产品少，难以形成积累和提升自我发展能力，严重制约县域工业的发展。
三是县域工业发展仍在一定程度上受传统计划经济思维模式的影响，迟迟走不上发展的坦途。
县域民营经济发展迟缓
县域民营经济发展迟缓主要表现为：从民营经济自身来看，主要问题是：数量少、规模小、档次低;产业分布不合理，多数集中在第三产业中的餐饮服务业;以家族式管理为主，管理上的非规范性和非科学性问题较为明显;自身发展潜力有限，大部分民营企业产品结构不合理，生产规模小、技术含量低、产品档次低，市场前景不广阔;借贷能力低，多数民营企业预期收益不明显，自有资金少，由此导致其偿贷能力低，甚至部分民营企业缺乏还贷意识和法制意识，信誉度低。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对策
根据以上分析，就如何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提出如下几点对策：
解放思想，确立新的发展理念
在新阶段实施县域新突破，加快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从某种意义讲，最缺的是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思想理念和制度保障。
因此，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加快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的首要动力。
我们要联系工作实际，要冲破各种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思想观念约束及体制机制性障碍，彻底转变机关工作作风，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为加快县域经济发展营造宽松良好的软环境。
立足自身优势，发展特色经济
结合县域实际，立足自身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培育特色经济，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和富民强县的重要途径。
9. 浅析权益的形成及其分类。8. 试论降低产品成本的意义与途径
3. 谨慎性原则在企业中的合理应用。5. 论会计科目设置的必要性、严肃性
9. 浅析权益的形成及其分类。
4. 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的思考(数字是我的q，我来帮你 )
1.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在我国会计管理中的运用。
1.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在我国会计管理中的运用。
4. 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的思考。
上市公司经济管理中现寸若干问题剖析与管理改革建议
[摘 要] 盈余管理是近年来财务理论界的一个热点话题,本文从委托代理关系与盈余管理的形成、契约关系与盈余管理的形成、信息不对称与盈余管理的形成三个角度进行了盈余管理的经济学分析,以期通过探讨对管理当局的盈余管理予以认识和防范,进行必要的约束和监督。
[关键词] 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经济学分析
一、盈余管理的基本涵义
盈余管理是近些年来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财务理论界一个热点问题。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为了误导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理解,在编报财务报告时通过选择会计政策寻求对自己有利的财务结果。雪普(KatherineSchipper,1989)认为,盈余管理实际上就是旨在有目的地干预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在这一定义中(1)盈余管理限定在对外报告领域,而把管理会计报告以及那些意在影响或改变公认会计原则的活动等排除在外。(2)提出了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某些私人利益。(3)并没有依赖某一特定的盈利概念,而是基于会计数据作为信息的观点进行讨论的。这里的获取私人利益与对外财务报告的中立原则是对立的,盈余管理实际上背离了中立性原则,而中立性是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之———可靠性的一部分。因此,盈余管理提供的信息是不可靠的,盈余管理并没有定期提供实际的会计信息。
传统上,人们认为盈余管理是与经济收益(有时也叫真实收益)有关的一个概念。在经济收益观下,有一些数据(譬如经济收益)被盈余管理故意地歪曲了。经济收益之所以会被歪曲而成为会计的报告收益,除了盈余管理外,另一个影响因素是应计制会计和公认会计原则。应计制会计和公认会计原则也将导致会计数据与真实收益有偏差。当然,经济收益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有意义地加以定义,一般说来,在现实的报告系统中经济收益是看不见的。即使如此,在经济收益观下,人们还是要把看不见的真实收益作为衡量偏差的基准。
在信息观下,盈利仅仅是许多用作决策和判断的信号中的一个。信息观意味着会计数据的重要属性是其“信息含量”这一统计特性。盈余管理的信息观假定公司经理拥有私人信息。在一套既定的委托代理契约下,公司经理不仅可以就会计程序做出选择,而且还可以据此程序做出不同的估计。
二、盈余管理的经济学分析
(一)委托代理关系与盈余管理的形成。
委托———代理是建立在以下两个基本假设之上:(1)委托人对随机的产出没有直接的贡献;(2)代理人的行为不易直接被委托人观察到。委托代理关系实际上是指所有者将其拥有的资产根据预先达成的条件委托给经营者经营,所有权仍归出资者所有,出资人按出资额享有剩余索取权和最终控制权;经营者在委托人授权范围内,按企业法人制度的规则对企业财产行使占有、支配、使用和处置的权力。所有者是委托人,经营者是代理人,双方的责、权、利得到了明确界定,从而形成相互制约、相互激励的机制。
按《公司法》规定,中国上市公司都必须是股份公司的形式。股份公司制度的最大特征就是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最终分离。股东作为企业所有者,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同时也是企业风险的直接承担者,但却并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管理人员(包括董事会和经理层)则由股东聘任,对企业进行管理,同时获取一定的报酬,在这两者之间实际上就形成了标准的委托代理关系。根据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人都是理性的”,委托方———股东及代理方———管理层都具有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动机。但是在股份公司制度下,管理层(尤其是经理层)对企业剩余没有或只有少量的索取权,他们的努力工作并不能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甚至需要承担较大的成本。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管理层在对企业信息披露尤其是关键的盈余信息披露时,将根据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提供信息披露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点的信息量,这里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是指个别企业的私人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但公司的会计信息实际上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信息披露的边际社会收益会大于私人边际收益(主要是由于真实和相关的会计信息能优化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保护投资者利益,具有外部经济性所致),从而使社会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点时信息披露量应当大于私人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的信息量。许多信息从股东利益最大化角度考虑应该披露,然而管理层从自身利益出发,只会选择少量披露甚至不披露,从而导致了股东与管理层目标的偏离。为促使代理人按照委托人的目标行事,委托人会通过各种契约对代理人进行激励和监督,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代理成本,当代理成本超过了一定的限度时,委托人就会弱化监督,甚至放弃监督,从而导致“内部人控制”①。
在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经济分析中,委托———代理问题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源,根据“委托经济责任”理论,会计信息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衡量经营者的业绩,解除经营者的委托经济责任。在现代股份公司中,股东和管理人员之间构成了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为了激励和督促管理人员更好地服务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大部分上市公司都建立起了对管理人员的激励机制。这种激励和考核机制,也都是建立在利润目标的考核上。因此,企业管理人员必然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以及信息上的优势,运用自身的职业判断,在不违反会计原则的范围内,选择对自身有利的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直接干预盈余信息的生成,从而使盈余信息朝着对自身有利的方向发展。特别是我国现有的上市公司,大部分是由原来的国有企业改制而来,虽然根据《公司法》规定普遍设立了包括董事会、股东大会、监事会及经理层组成的多级治理结构,但实际情况是董事会、监事会形同虚设,流于形式,“内部人控制”严重,企业的主要决策还是管理人员说了算。而作为会计数据直接生成者的会计人员,其个人利益完全受管理人员的控制和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管理人员为了自身利益进行盈余管理就没有障碍了。
从股东与管理当局间形成的委托代理关系中,派生出三种可能的层次更低的委托代理关系组:(1)股东与管理当局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2)小股东与大股东间的委托代理关系。(3)董事会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下面,分别从这三个角度对盈余管理产生的内在原因做更深入的分析。
1.从股东与管理当局间的关系分析。
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利益不一致,以及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代理人道德风险问题,在委托人无法了解代理人努力程度的情况下,最适宜的契约就是使代理人分担其行动的后果,以此来激励代理人努力工作,于是产生了基于会计盈余数据的管理人员报酬计划。
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利益的不一致,信息的不对称,以及委托———代理契约的不完全性和刚性,加之经济主体的自利性,使代理人有动机为自身利益而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对委托人隐瞒实情,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而由于委托人很难监管和约束代理人,盈余管理作为机会主义行为便得以产生。
2.从大小股东间的关系分析。
在上市公司中,除了管理当局与股东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外,大小股东之间也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尤其是中国的公用事业类上市公司几乎全部是由以前的国有企业改制形成的,国有股占据绝对的控股地位,中小股东所占比例很小。中小股东相信股东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将监管管理当局的责任委托给大股东,自己不参与对管理当局的监管,而选择“搭便车”的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股东与管理当局合谋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的发生。
大股东在上市公司中所占股份比较多,利益与上市公司联系更紧密,自然有动力参与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但是从中小股东的角度来看,将参与监管的成本和参与监管所获得的效益相比较,更愿意选择“搭便车”的方式,由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行为进行监管,中小股东自己不参加监管。公司治理结构中,“搭便车”是指大股东承担对公司经营者行为的监督费用,而相应的收益由所有的股东来分享。显然,也包括对经营者财务决策以及盈余管理行为的监督。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如果小股东因监督而获得的收益不能弥补他付出的监督成本,小股东便不会实施监督活动,而宁愿享受大股东监督所带来的好处。
下面我们可以运用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来分析上市公司大小股东间博弈行动的结果,大小股东间博弈的结果是小股东放弃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导致大股东与管理当局合谋损害中小股利益的行为。这是一个简单的智猪博弈的过程。
西方就业理论演进剖析
就业这一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西方经济学家的关注，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就业理论。西方经济学家对就业问题的长期研究和探索，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需求的多角度、多层次的就业理论。如古典经济学派的就业理论，凯恩斯的充分就业理论，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就业理论，新凯恩斯主义的工资粘性就业理论等。
（一）古典学派的就业理论
萨伊定律是古典经济学派就业理论的基石，其基本内涵是供给创造需求。该学派经济学家代表人物有马歇尔、庇古等，他们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出发，认为市场上产品价格和货币工资可以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自发调整。劳动供给和劳动需求相互作用决定实际工资和就业水平，供求平衡时的就业量就是充分就业水平。进而认为，只要不存在工资刚性，工资率可以自由伸缩，市场机制能自由的发挥调节作用，可使一切可供使用的劳动力资源都被用于生产，劳动力市场总能达到就业均衡，长期持续的非自然失业不可能存在，存在的只是自愿失业和短期性摩擦性失业。
他们认为，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是消除货币工资的刚性，使货币工资能够随市场的需求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古典学派将自由竞争作为前提条件，主张市场调节平衡就业，否定了失业问题的普遍性。但换个角度理解失业的产生仍然是有可能的，失业问题正是竞争不充分所导致的结果，要解决失业问题首先就应该解决劳动力市场竞争的不充分问题。
（二）凯恩斯的就业理论
凯恩斯就业理论是以有效需求原则为核心，认为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失业之所以持续不断，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一般情况均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即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不足，由此造成较多的社会失业，即不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的促进就业理论实际上主张降低工资，即在不降低名义工资的情况下，降低实际工资。但前提是扩大总需求，因为总需求的扩大，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工人名义工资不变，但实际工资相对减少。为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认为，必须摒弃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依靠国家干预，提出需求管理政策，从而达到促进生产，增加就业的目的。
（三）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就业理论
20世纪60年代末，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相继陷入“滞胀”的困境，凯恩斯理论失灵了。因而以托宾、杜生贝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经济学家提出“结构性失业问题”，力图用市场结构的变化来解释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发症，认为是微观市场的不完全性和结构变化引起滞胀。得出结构性失业是因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引起的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结构失调，结构性失业的存在必然引起失业与工作空位并存。由于强大的工会力量使工资易涨不易跌，所以尽管社会上存在着失业，但货币工资却不下降，而只要存在工作空位，货币工资就会迅速上升。于是，失业与工作空位并存就转化为失业与货币工资上涨并存，进而转化为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并发症。该理论主张从就业内容或就业结构角度来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如政府要指导收入政策，即政府要采取措施限制工资和物价的上升，以缓和通胀；注重完善劳动力市场，缓和因劳工市场技术结构变化造成的失业；适当修改完善失业补助金制度，激励失业者就业。
（四）新凯恩斯主义的工资粘性就业理论
新凯恩斯主义的劳动市场理论主要包括名义工资粘性和实际工资粘性两方面。名义工资粘性是由于长期劳动合同的存在和交错调整工资所致，工资通常是由于工会与企业通过谈判订立的合同而固定下来的。在合同有效期限内工资不能随市场供求行情而调整。即使没有工会组织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企业，因受有合同的企业粘性工资的影响，工资也不会轻易变动。隐性合同理论认为，雇员与雇主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之间会形成某种稳定收入的非正式契约，从而使工资具有粘性。隐性合同导致失业的原因是由于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厂商和工人因信息有限，决定了均衡合同出现无效率的非充分就业，因而通常会解除工人。效率工资论则说明了雇主会主动付给员工高工资，以提高雇员的生产积极性，提高跳槽和偷懒的机会成本同时吸引有能力及高技术人才。内部人——外部人理论则指出，内部人由于受到劳动转换成本的保护，在工资决定上有着重要的讨价还价能力，具有较强的就业优势和地位。致使工资调整主要取决于在职人员而不是失业者，于是，便可能出现非自愿性失业。因而解决失业问题政府就要干预工资合同，要减少工资粘性，增加工资弹性，使工资能够适时适度灵活调整。
（五）反古典经济学的就业理论
“反古典”学派主张放弃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借鉴日本的经济模式及行政主导性的市场经济模式。在就业问题上，强调在保证企业自由用人和求职者自主择业的前提下，在保持企业活力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国家对市场活动进行宏观调控和政策指导。同时建立稳定就业，劳动力流动平缓、劳资合同和工资差距较小的劳动力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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