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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面部表情识别问题和解决的

日期:2023-01-06 阅读量:0 所属栏目:特殊教育


1 前言
  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mm Disorder,ASD)是由多种不同原因引起的以社会交往障碍为核心表现的综合征。根据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编制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孤独症谱系障碍(ASD)合并了孤独症(Autism)、阿斯伯格综合症(As-perger,AS)、儿童崩解症(Childhood Disintegrative Disor-der)以及未分类的广泛性发展障碍(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 Not Otherwise specified,PDD-NOS)等多种类型(APA,2013)。社会交往障碍包括非言语交流行为的应用存在显著的损害,如目光交流、面部表情、手势的应用等,不能自发地分享欢乐、兴趣等,缺乏社交互动等(李晶,2012)。Seniu和Johnson(2009)认为,社会冷漠往往是最早检测到的,一般表现为眼神接触能力障碍和共同注意能力障碍以及明显缺乏社会性交往和互动的兴趣。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孤独症谱系障碍个体都有社会性冷漠的症状(Downs&Smith,2004)。事实上,许多孤独症谱系障碍个体有时也表现出进行社会性交往的愿望,但是由于缺乏适当的社会交往技能或无法正确解释社会性信息而受阻(APA,2000)。无法正确解释社会性信息往往是由于情绪信息的识别及其加工障碍所致,尤其是面部情绪的识别障碍。面部表情是人类传递情绪信息的重要媒介,面部情绪识别能力对于个体正确并完整地了解社会性环境十分必要。因此,面部表情的识别障碍严重影响了孤独症个体的人际交往和社会互动。
  正常发育的婴儿在出生后就表现出对人类面孔的优先注视,而孤独症婴儿缺乏对人类面孔的注意,他们在面部表情的觉察与加工方面存在一定的障碍。具体表现为孤独症个体在识别面部表情时过度关注嘴部运动和与情绪识别无关的细节信息,他们忽略眼部信息,导致无法将面孔作为一个整体或模块进行加工(Joseph,1999)。与上述研究结果一致,Demelle等人(2004)发现4.5~13岁的孤独症儿童更多地注意面部的嘴巴区域,而对照组儿童更多地注意眼睛,这导致孤独症个体比对照组个体面孔识别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都有所减少。陈顺森等人(2010)采用眼动技术进一步探究了孤独症儿童对情绪面孔的觉察和加工特点,结果发现,孤独症儿童对不同情绪面孔内部特征区的注意分配异常,具体表现为正常儿童能注意最能展示该类情绪特征信息的区域,如恐惧的眼睛、愉快的嘴巴,而孤独症儿童对三类情绪面孔特征区的注意分配方式相似;研究还发现孤独症儿童对不同情绪面孔的觉察时间都显著长于正常儿童。
  其次,孤独症患者对不同类别面部表情的识别障碍程度也不同。用以解释孤独症认知障碍的三种重要理论之一的心理理论假说认为,孤独症儿童识别面部表情时能够较好地识别由外部情境引发的简单表情(如高兴和悲伤),但难以识别由信念和愿望引发的面部表情(如惊奇、窘迫等)(段蕾,莫书亮,2010)。孤独症儿童对生气、惊讶、恐惧面部表情识别的准确率显著低于正常儿童,但他们对高兴面孔的识别速度最快且准确率最高,对恐惧表情识别速度最慢且准确率最低(严淑琼,2008)。陈顺森等人(2011)也发现孤独症患者对恐惧面孔的注视时间长于对中性或愉快面孔的注视。
  综上,孤独症患者在面部表情觉察与加工过程中以及对不同情绪类别的面部表情识别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障碍。这就导致他们在解读面部表情和理解他人情绪时出现困难,不能对人类的情绪面孔做出适当的反应。孤独症患者的面部表情识别障碍还严重影响其情绪分享过程,因而不能发展出类似正常个体的共情能力。孤独症个体的面部表情识别障碍使他们不能进行正常的人际交往和社会互动。本文综述了有关孤独症个体面部表情识别障碍研究,总结了已有情绪认知干预和训练措施,最后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
  2 孤独症个体面部表情识别障碍
  在现实人际交往情境中,人们的面部表情以静态和动态两种形式呈现,两种形式的面部表情识别都是人们进行人际交往和社会互动的基础。传统面部表情识别研究大多以静态面孔作为刺激材料,也有研究者提出,动态面部表情能够根据人际互动的情境实时变化且蕴含着更丰富的社会性信息,将动态面部表情作为刺激材料可改善研究的生态效度。因此,文章将分别从静态和动态面部表情识别两个方面分别梳理孤独症个体面部表情识别障碍的研究进展。
  2.1 静态面部表情识别
  孤独症患者面部表情识别障碍研究通常以静态面部表情(如面孔照片)为刺激材料,采用情绪标签范式、表情匹配范式和“学习一再认”等面部表情识别研究范式。研究显示,孤独症在识别静态面孔的情绪表情方面存在严重障碍,孤独症个体识别静态面部表情的能力远低于正常发展个体。如Corden等人(2008)研究发现,孤独症个体在面部表情识别方面有严重障碍,尤其是很难识别恐惧情境下的面部表情。此外,Kuusikko(2009)_等用标准化计算机辅助方法考察了57名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平均年龄13.5岁)和33名正常儿童(平均年龄14.3岁)的表情识别,发现孤独症组的得分明显低于正常被试,说明孤独症在识别面部表情时确实存在困难。然而,个别研究得到了相反的结果。例如,Castelli等(2005)选取孤独症儿童和正常儿童各20名,匹配其语言水平并采用情绪标签范式,结果发现孤独症儿童在识别他人面部表情上与正常个体没有显著差异。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后者Castelli等的实验匹配了孤独症组(VMA=9.20)和正常组(VMA=9.11)的语言智力水平,而Kuusikko等的实验并未进行匹配。这启示研究者要重视研究过程中实验组和对照组的语言智力的匹配,同时也说明语言发展水平可能是情绪认知发展的重要基础,对孤独症个体的面部表情识别有重要意义,值得未来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
 孤独症患者对面孔的觉察、加工模式不同于正常人,这会对其面孔感知、社会功能和社会认知产生影响(Dalton et al,2005)。有研究者发现,孤独症个体缺乏与情境相应的面部表情,不会寻找或留意他人的情感线索,难以识别环境和他人的情绪行为,也不会做出适当的判断和反应(兰岚等,2008)。由此可知,与正常个体相比,孤独症存在静态面部表情识别障碍和情绪表征困难,或许是由于他们以“非情感”的认知模式对情绪表情进行加工,因此,在社会交往中对他人的情绪表情没有敏感反应。
  2.2 动态面部表情识别
  相对于静态面部表情,动态面部表情表达了更丰富更确定的信息,更接近日常生活中的真实面孔。神经影像学研究也发现,动态刺激也比静态刺激在更大程度上激活了那些与面孔表情识别相关的脑区。研究还发现,动态信息有助于正常个体更完整地进行面孔的心理表征,因此,人们识别动态面部表情时比识别静态面部表情更容易(Freyd,1987)。Wehrle等人(2000)也认为动态呈现的面部表情可能有利于促进正常个体对情绪的识别。然而,孤独症个体的动态面部表情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障碍。Bal等人(2010)发现孤独症儿童在观看由中性情绪转变为有情绪面孔的无声视频时,比正常儿童要花费更长的时间。Grossman等人(2008)考察了22名孤独症成人和22名正常人的面部表情识别,结果发现,孤独症在加工动态面部表情时有障碍,尤其是对快速的动态刺激的加工更加严重。Law等人(2010)采用不同强度的动态面部表情刺激来研究孤独症儿童对微表情的识别情况,结果发现,他们不能识别低强度的厌恶情绪,甚至不能识别100%强度的厌恶情绪。对于惊讶和生气,他们能够正常识别100%强度的情绪,却不能识别低强度的情绪。这说明ASD在识别基本情绪如厌恶、生气和惊讶上都有缺陷,且识别厌恶情绪障碍最为明显。另外,以阿斯伯格综合症患者为被试的研究结果比较复杂。例如,Lindner和Rosén(2006)采用情绪知觉测试任务(perception of emotion test POET)范式,考察了阿斯伯格症对静态面部表情和动态面部表情的识别情况,结果发现,在静态呈现和动态呈现的情况下,阿斯伯格综合症患者都比正常人表现要差。但是,Katsyri等人(2008)发现,当动态呈现低空间频率的面部表情和高空间频率的面部表情时,阿斯伯格综合症患者与正常人相比,在识别动态面部表情时没有显著差异。
  近年来,研究者们倾向使用元分析方法来整合结果不尽一致的研究。Uliarevic和Hamilton(2012)筛选了从1989到2011年间发表的研究孤独症谱系障碍个体的面部表情识别的相关文献,综合了超过980个被试参与共48项研究,结果发现,孤独症谱系障碍个体的确存在面部表情识别障碍(Hedge’s d:0.41)。综上所述,虽然对动态面部表情的识别与静态表情相比存在一定的优势,但孤独症个体在识别动态呈现的面部表情上仍存在障碍。这说明孤独症个体对静态面部表情和动态面部表情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识别障碍。
  3 孤独症个体面部表情识别的影响因素
  3.1 年龄差异和症状严重程度
  面部情绪识别障碍可能与孤独症个体的症状严重程度有关。Bal等人(2010)的研究表明,孤独症儿童在观看由中性情绪面孔转变为情绪面孔的无声视频时,对眼睛的注意程度与情绪识别成绩有正相关,与孤独症的严重程度呈负相关。Tardif等人(2007)给孤独症个体呈现慢速、非常慢和正常速度三个水平的面部表情,结果发现,中度孤独症和重度孤独症儿童分别在慢速和非常慢速的情况下表现更好。这提示情绪认知干预工作者在进行面部表情识别干预时,若给予不同严重程度的孤独症患者以不同呈现速度的面部表情,可能训练效果会更好。再者,Sato等人(2013)发现未分类的广泛性发展障碍与阿斯伯格症患者在恐惧情绪的识别上与其社交障碍的严重程度呈负相关。他们对恐惧和厌恶表情的识别障碍可以反映出其社交功能障碍的严重程度。
  研究还表明,面部表情的识别障碍与孤独症患者的年龄存在密切联系,且年龄越小的患者在表情识别任务上的表现越糟糕。Kuusikko等人(2009)发现,12岁以上的孤独症个体在识别混合情绪时成绩要好于12岁以下的孤独症,随着年龄增长,情绪识别障碍会有所好转。这与正常儿童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儿童的年龄越小,在视知觉、社会定位和联合注意等社会认知功能的发展上越不成熟,必然会导致其情绪识别困难。
  3.2 情绪类型
  孤独症儿童对负性情绪的识别能力显著低于对正性情绪的识别,尤其是对生气、悲伤、厌恶、害怕等情绪有严重的识别障碍。如前文所述的BM等人(2010)研究发现,孤独症儿童在观看动态生气情绪面孔视频时比正常儿童要花更长时间。Rump等人(2009)的另一个研究用相同范式来考察儿童对动态面部表情识别,同样也发现5~7岁的孤独症儿童在识别负性情绪(尤其是生气情绪)存在困难。Wallace(2011)等人认为,成人孤独症在基本情绪识别中表现最差的是悲伤情绪,因为成人孤独症需要在更高强度的悲伤情绪图片才能识别到探测面部情绪;Gross-man等人(2008)的研究结果也发现,成人孤独症对悲伤情绪的识别表现最差,同样支持了这一结论。孤独症儿童对于恐惧面孔的识别模式与正常儿童不同。陈顺森等人(2011)发现,当面孔图片所嵌入的背景的语义不易被获得时,正常儿童对中性、愉快面孔的觉察都受到了显著影响,而对恐惧面孑L仍然表现出快速的觉察。孤独症儿童却并未表现出这种偏向,他们对三类情绪面孔的注视时间没有差异,说明他们对不同情绪信息特征的理解上存在困难。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孤独症儿童对威胁性情境的觉知未达到正常水平,因而孤独症患者在遇到危险情境时很难进行自我保护,这就提示了家长或教师需要对他们的人身安全进行实时保护。
  3.3 动态表情呈现的速度
 不同的动态呈现速度对孤独症识别面部表情也有很大影响,且当面孔表情刺激在视频里缓慢呈现时,他们的表现相对较好。如Gepner等人(2001)㈨为了研究运动对孤独症儿童面部情绪识别的影响,选取了13名孤独症儿童(平均年龄为69.38个月)和13名正常儿童(平均年龄为40.53个月),并匹配了两组的性别和发展水平。实验任务要求他们分别把静止的、动态的、频闪的、中性情绪的视频情绪面孔与图片式的情绪面孔进行情绪一致的匹配。结果发现,孤独症儿童的表现并不比正常儿童差,且慢速呈现动态情绪面孔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进行面部表情识别。在此基础上,Tardif等人(2007)也发现面部表情慢速呈现时,孤独症个体的识别成绩最好。研究还发现,中度孤独症和重度孤独症儿童分别在慢速和非常慢速的呈现速度下表现更好。这就启示情绪认知干预训练师们,不同严重程度的孤独症可能在不同呈现速度上获得最好表现。如果能找到最适合孤独症个体识别面部表情的 皇现速度,就可以使情绪认知的干预训练个性化,这无疑会对其面部表情识别的干预训练具有重要意义。
  4 孤独症面部表情识别障碍的神经机制
  面部表情识别是人类一项基础的社会认知活动,通过对面部表情认知神经机制的探讨,可以帮助人类更好地理解大脑继而优化与情绪认知相关的脑区。研究发现,孤独症面部识别障碍主要与杏仁核、扣带前回、梭状回、镜像神经元和前额叶皮层等脑区有关。
  4.1 杏仁核
  杏仁核主要参与的活动包括面孔加工、情绪识别、观点采择、社会判断、移情和威胁检测。杏仁核的损伤会减少个体在社会交互过程中目光对视的时间,而且会损伤个体对基本情绪和社会性情绪的识别。相对于对照组被试来说,孤独症个体在对面孔反应和通过面孔判断心理状态时,杏仁核激活程度都有所减弱。在涉及仅从眼部和从整个面孔识别表情的任务中,相对于正常成人来说,孤独症成人杏仁核区域基本没有激活(critchley et al,2000)。Monk等发现,当对情绪面孔的注意偏好相等时,孤独症个体杏仁核的激活程度比正常个体要强(Monk,2010)。
  4.2 扣带前回
  扣带前回(anterior cingulated cortex,ACC)位于大脑内侧面,对情绪认知起关键作用。神经影像学研究发现,孤独症个体前扣带回的白质密度、体积和完整性都较正常儿童都有所减少。Hall等人(2003)发现,在尝试将人类说话声音的情绪与面孔表情进行匹配的任务中,孤独症成人的ACC区域比对照组表现出更大的激活,但前者会表现出更多的错误,这样的激活情况可能说明孤独症个体需要较大的与任务相关的注意资源,或者是视觉和听觉信息之间可能存在竞争。
  4.3 梭状回
  对于正常成人来说,梭状回(fusiform face area,FFA)专门加工面孔信息。神经影像学研究发现孤独症个体梭状回的病灶性缺损可能会引起他们对面孔表现出选择性活动。Wang等发现当面部表情匹配时,孤独症个体梭状回上的激活显著低于正常组个体(Wang,2004)。Piggot等人(2004)发现在从面孔判断心理状态的任务中,孤独症个体梭状回的激活程度也有所减弱。但Hadjikhani等人(2007)发现孤独症与正常个体在这一区域的激活程度上并不存在差异。
  4.4 镜像神经元系统
  镜像神经元系统(mirror neuron system,MNS)包括额下皮层(infefior frontal cortex,IFC)由腹侧运动前区皮层和后额下回组成和一部分顶下小叶(inferior parietallobule,IPL)。Dapretto(2006)等使用fMRI调查了孤独症个体的MNS活动,要求被试对情绪性的面孔表情进行模仿和观察,结果发现正常发育个体的MNS被激活,而孤独症个体并没有表现出这种模型,尤其是额下回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激活,而且孤独症个体MNS区域的激活情况与孤独症儿童社会性缺陷呈负相关。
  4.5 前额叶皮层
  Uddin等人(2008)发现,在对他人面孔信息加工过程中右脑前额叶区域活动的减弱可能是孤独症儿童社交参与减少和理解减弱的一个神经标志。Da-pretto(2006)还发现,孤独症个体在对面部表情的反应上会较少地激活腹侧前额叶皮层。
  对情绪认知神经机制的理解和对情绪识别相关脑区特定功能的定位,是否可以帮助特殊教育工作者制定某些教育策略来改善孤独症个体的面部表情识别能力呢?这也许是可行的。如前所述,与正常儿童相比,孤独症个体在进行面孔反应任务时,杏仁核和腹侧前额叶皮层的激活有所减弱;进行面部表情匹配任务时梭状回的激活也较正常儿童减弱;进行从面孔判断心理状态任务时会较少地激活杏仁核和梭状回;进行面部表情模仿和观察任务时孤独症患者的镜像神经元系统同样减弱;也就是说,孤独症个体在进行面部表情识别相关任务时,除扣带前回外,上述各个脑区的激活程度均比正常儿童弱。这可以启发特殊教育工作者,能否设计合适的教育策略来影响杏仁核、梭状回、镜像神经元系统和前额叶皮层脑区的激活程度?例如,找到合适的刺激材料对孤独症个体进行重复刺激训练和学习,以加强表情刺激与对应脑区的连接,提高相关脑区的激活程度。使孤独症个体更有效地觉察和加工面部表情,识别不同类型情绪面孔并进行合适的反应,进而改善面部表情识别能力。若这种构想被证实是有效的,则可推广通过特定的教育策略改变孤独症其他脑区的功能,进而从整体上改善孤独症个体的社会认知障碍。
  5 孤独症面部表情识别的临床干预
  孤独症面部表情识别干预是孤独症临床干预训练中情绪认知干预的一部分,因此,面部表情识别的干预以孤独症情绪认知理论为基础。Baron-Cohen(2005)提出“移情—系统化”理论(Empathising-svs-temising,E-S),该理论将孤独症人群的刻板行为和狭窄兴趣视为孤独症人群优于常人的一种能力而非障碍,并把这种优势能力运用于孤独症儿童的情绪认知干预训练中,且取得了一定成效。该理论认为,孤独症人群的大脑是高度系统化的,他们在认知他人心理状态、眼神交流、语言发展、语用等移情机制上出现障碍,而在注意细节、高度规则结构化信息处理、物理结构认知等系统化机制上显现出优势。目前以该理论为基础的较成熟的干预系统主要包括心理认知系统、情绪认知动画等干预方法。
 5.1 心理认知(Mind Reading,MR)系统
  Rutherford(2002)_45j最早将“移情一系统化”理论运用于学龄后高功能孤独症和阿斯伯格综合症的情绪干预中,并建立了心理认知(Mind Reading,MR)训练系统。MR系统是一个以电脑为载体的高度结构化的多媒体交互系统。系统内包括412种情绪和心理状态,分为24个情绪组。每种情绪和心理状态通过6个面部表情无声视频文件、6个情绪音频文件和6个社会情境故事文件全方位呈现,共7416个情绪单元供学习者使用。MR系统在孤独症人群的情绪认知干预中取得了一定成效,对孤独症者面部表情识别和声音情绪识别能力的提高具有较大的帮助。Lacava(2007)采用MR系统对8名阿斯伯格症儿童(8~11岁)进行干预训练并取得有效结果。整个干预在家中或学校进行,共持续10周。测试结果显示,干预后的阿斯伯格症儿童都显著改善了面部表情和声音情绪的识别能力,且对基本情绪和复杂情绪的识别都得到了改善。不足之处在于通[第一论文网提供专业的写作论文和 论文写作服务,]过该MR系统所获得的表情认知能力无法有效泛化到真实社交情境中。Golan(2006)将MR系统应用到阿斯伯格综合症的干预训练中,结果发现,干预组在面部表情和声音情绪识别上都得到显著改善,但其在社交情境中的情绪识别能力进步很小,即无法适用于社交情境中。再者,使用MR系统的前提条件是干预对象要具有良好的语言能力和精细动作能力来操作电脑,或要辅助者能够协助他们操作电脑。因此,这种干预方法仅适用于学龄后孤独症或具有精细操作能力的孤独症。
  5.2 情绪认知动画——“运输车”
  在“移情一系统化”理论的基础上,Baron-Cohen(2009)受英国教育部委托开发了一套情绪认知动画——“运输车”(Transporters),提供给具有明显学习困难的孤独症患者和学龄前孤独症儿童。“运输车”整套动画的主角是交通工具家族,包括7种不同类型的交通工具(如有轨电车、缆车、货车、汽车等)和1条索道铁轨。在交通工具的车头上嵌入高兴、悲伤、生气、厌恶、害怕、惊讶等基本情绪,也纳入害羞、开玩笑、嫉妒、自豪、疲惫、自责、友善、兴奋、担忧、敌对、暴躁等复杂情绪类型。车轮、齿轮以及车身进行规律性运动,使整个故事画面成为一个规则的系统,面部表情也成为其中的一个参数为孤独症者所习得。动画围绕着交通工具在铁轨上运行所发生的故事展开,共15个故事情节,每个故事情节持续5分钟,由一名演员客观地叙述发生的故事。Golan等(2010)对此套动画系统进行了评估并证明其有效性。他们选取20例孤独症幼儿(4~7岁)每天观看“运输车”动画,持续4周。在实验组观看动画之前和之后,对其情感词汇和情感识别分别进行测试,未接受干预的孤独症控制组和正常儿童控制组也接受相同的测试。结果发现,实验组在所有任务上的表现都显著好于控制组,这说明“运输车”动画能够有效地改善孤独症幼儿的情绪识别能力。与心理认知系统相比,“运输车”动画的优势在于将面部表情与情境结合起来,且有叙述者描述这个情境。前者只是单纯地将面部表情与有情绪的声音结合在一起。从E—S理论的角度来看,孤独症患者倾向于注意细节,善于对高度规则结构化的信息进行处理,在物理结构认知等系统化机制方面表现出优势。此动画的整个故事也是一个高度规则结构化的系统,且将面部表情嵌入交通工具等物理结构中而非肢体语言或有情绪的声音里,十分符合孤独症者高度系统化大脑的认知需求。这就使得孤独症的优势能力得到有效利用,以补偿其社会认知方面的障碍。值得注意的是,本干预研究选取的被试是高功能孤独症幼儿和阿斯伯格综合症患者,低功能孤独症患者是否也能得到相同的干预效果值得进一步研究。
  5.3 情绪认知系统——“情绪训练师”
  目前针对孤独症群体进行干预训练的方法还有电脑辅助干预和社交技巧课程。“情绪训练师”属于电脑辅助的干预方法,指将面部表情照片和表现情绪场景的卡通片或童话故事作为训练工具,帮助孤独症儿童注意和提取面部线索,教会他们识别面部信号的意义。训练课程内包含五个部分,每一部分都包含辨别题,要求被试从图片面部表情、情境事件、客观物体、描述性文字中选出正确的情绪类型。Silver和Oakes(2001)采用情绪认知系统——“情绪训练师”进行干预实验并证实此干预方法行之有效。他们选取22名孤独症和阿斯伯格综合症患者(12~18岁)随机将其分配为实验组和控制组,并对实验组进行为期2周以上共10.5个小时的干预。对两组被试干预前和干预后的测试结果显示,实验组在面部表情识别、漫画描述、非字词故事等任务上表现均优于控制组。因而此方法能够有效提高孤独症个体在故事和卡通情境中的情绪认知能力,但是对真人面部表情识别能力的作用依然需要进一步探讨。
  6 小结与展望
  总体上,孤独症谱系障碍个体在情绪识别上存在一定障碍,但在目前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导致研究结果的多样性。首先,研究结果依赖于特定的研究对象。例如,由于低功能孤独症个体的语言水平和精细动作发展水平迟缓,无法完成情绪认知的行为实验。研究通常选取高功能孤独症个体和阿斯伯格综合症个体为研究对象,因此,研究结果的推广存在一定的困难,也无法从发展的角度来审视孤独症个体面部表情识别障碍的发展特点。其次,研究的实验范式不一致。由于孤独症群体的特殊性,研究一般采用情绪标签范式、表情匹配范式和“学习—再认”等面部表情识别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和实验范式的差导致一些结果缺乏可比性,对心理机制的探索还只停留在理论解释和对实验结果的验证阶段,很难得出因果性结论。最后,因变量的选择及其操作定义不尽一致。例如,以高功能孤独症为研究对象的研究,通常以行为反应数据为指标(比如是否正确地识别情绪类别),而这些被试可能会利用补偿策略正确地识别和命名面部表情,进而完成实验任务,导致研究结果无法揭示本质性问题。
  未来研究可以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首先,研究对象应选取不同智商水平和不同严重程度的孤独症个体,更全面深入地探讨其面部表情识别障碍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另外,选取不同年龄阶段的孤独症个体,使用纵向追踪研究方法可以追踪孤独症儿童面部表情识别能力的发展性规律。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可选用事件相关电位和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等技术来探究孤独症面部表情识别神经机制的异常。例如,前文所述的行为实验方法不仅操作困难,且只能探究面部表情识别障碍的异常现象和特定规律,并不能在更深层次进行本质性探究。孤独症表情识别障碍到底是由于脑功能异常或者遗传基础的本质损伤,还是由于其他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的发育迟滞,需要进一步探讨。这也对将来如何把药物医治和心理干预技术结合起来,以改善其面部表情识别障碍,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最后,国内特殊教育工作者可与多媒体创作者共同合作,在前文所述E-S理论的基础上,利用多媒体技术创作符合孤独症儿童认知特点的卡通片或童话故事,将面部表情照片和现实情绪场景动画结合起来,辅助训练孤独症儿童注意和提取面部线索的能力,使他们习得不同面部信号所代表的意义。此外,特殊教育工作者可将前文所述的心理认知系统和“运输车”动画本土化,以适用于中国孤独症个体面部表情识别的干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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