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增长、劳动力市场刚性与产业间劳动力的关

  一、引言和文献评述
    国际贸易理论向来强调贸易利得的来源，其中主要的来源之一便是要素在不同产业或部门间的转移配置。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要素从比较劣势部门向比较优势部门的转移，新贸易理论关注要素从不具有规模经济的行业向具有规模经济行业的转移，兴起于近年的异质性企业国际贸易理论（Melitz，2003）则将要素从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的转移视为贸易利得的来源之一。劳动力作为生产的主要投入要素，国际贸易如何影响劳动力要素的转移和配置自然成为决定贸易开放能否取得收益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成为贸易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关注的焦点话题。事实上，近年来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国际贸易对劳动力相关现象的影响，然而大多数文献着眼于贸易对劳动收入以及失业问题的研究（Helpman，et al.，2011），探讨国际贸易影响劳动力要素转移和配置的文献并不多。国际贸易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在导致某些产业规模扩大的同时缩小其他产业的规模，进而引致规模缩小产业的劳动力向规模扩大产业的转移，实现劳动力的重新配置。由此可见，在理论上国际贸易必然会对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配置产生明显的影响，而之所以该领域的研究较少是因为一方面缺乏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的度量指标；另一方面则缺乏阐述国际贸易影响产业间劳动力转移机制的动态框架。
    Gaston和Trefler（1997）以及Gourinchas（1999）较早地分别利用美国和法国的数据从国别案例角度研究了国际贸易对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的影响。Konings等（2003）则分析了贸易开放对转型国家产业间劳动力动态转移的影响，利用乌克兰的数据详细分析了转型国家与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Christev等（2005）的研究在控制了其他劳动力特征变量后则发现国际贸易对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并不大。而真正较为规范地分析国际贸易对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的文献应是Wacziarg和Wallack（2004）的实证研究，他们首先构造了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的度量指标，在此基础上度量了跨国不同层次产业间的劳动力转移；进一步地，他们的研究表明国际贸易开放不会影响一位数层面产业间的劳动力转移，但会对制造业内三位数细分产业的劳动力转移产生显著的影响。
    国外的实证研究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国际贸易对不同国家的产业间劳动力转移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这说明了在关注国际贸易对产业间劳动力转移影响的同时，必须同时考虑其他制度因素对该过程产生的影响。事实上，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的转移会遇到各种阻碍，而主要的阻碍则来源于劳动力市场刚性，劳动力市场刚性的存在会增加雇佣和解雇工人的成本，显然在外部冲击产生时会阻碍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Kambourov（2009）的研究规范地分析了当劳动力市场存在管制时，国际贸易对产业间劳动力转移配置所产生的影响。他的模型在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框架内考察了国际贸易带来的外部冲击对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并模拟了当劳动力市场管制程度不同时劳动力转移过程存在的差异。Kambourov的研究发现智利由于同时进行了国际贸易和劳动力市场改革，因此贸易开放明显加速了产业间劳动力转移；而墨西哥则由于没有进行劳动力市场改革而导致国际贸易开放并没有加速产业间劳动力转移配置。本文遵循Kambourov（2009）的逻辑框架，旨在分析我国不同省份地区劳动力市场刚性存在差异时，贸易增长对三大产业间劳动力转移产生的不同影响。因而本文的理论研究意义在于能丰富国际贸易和劳动力要素配置的文献素材。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持续，国内学术界对劳动力问题的关注也日益增多，然而在劳动力转移方面的研究集中于探讨区域劳动力转移或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产业间劳动力转移和配置的分析并不多。成力为和孙玮（2007）对比分析了制造业外资和内资企业的劳动力配置效率，发现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内资企业劳动力配置效率明显低于外资。程名望和史清华（2007）通过岭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经济增长能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而城市部门第三产业的发展则是农村劳动力的主要去向。王文举（2010）构造了三次产业间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模型，并分析了使经济系统收益最大化的产业间劳动力配置均衡条件。赵慧卿和郝枫（2010）基于对三次产业要素产出弹性的动态估计分析了我国劳动力配置效应及变化规律，表明产业间劳动力配置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黄国华（201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非农产业的发展对劳动力从农业向其他产业的转移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国内研究国际贸易和劳动力相关问题的文献也主要关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就业的实证分析。王万山（2007）分析了开放经济背景下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认为应从产业竞争优势的角度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刘建民和高锐（2011）基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业分布差异分析了民营企业出口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发现民营企业出口会促进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与本文最为接近的文献是马颖和余官胜（2010）的研究，他们在开放经济哈里斯—托达罗模型中考察了贸易开放引致的劳动力转移对就业的影响，发现当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较高时，贸易开放反而会减少就业；只有当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较低时，贸易开放才能起到促进就业的作用。与马颖和余官胜（2010）的文献类似，本文也关注劳动力市场刚性背景下国际贸易对劳动力的影响，所不同的是本文的着眼点是贸易增长对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此，在国内文献中，本文的研究对分析在何种条件下才能促使国际贸易有利于劳动力转移有较大的贡献，能够更明确地探究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促使我国的国际贸易取得更大的收益。
    本文在构建度量产业间劳动转移和劳动力市场刚性的基础上利用门槛效应模型对我国省际1996-2009年贸易增长如何影响三大产业间劳动力转移进行实证研究。将劳动力市场刚性变量处理成门槛值，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只有当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较低时，贸易增长才能促进产业间劳动力转移；而当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较高时，贸易增长反而不利于产业间劳动力转移，因而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符合Kambourov（2009）的逻辑。由于本文在分析国际贸易的同时也关注劳动力市场现象，因此本文的现实意义在于能为我国的贸易政策和劳动政策提供参考借鉴。
    本文的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回归方程构建和主要指标 度量分析；第三部分为基本面板数据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第四部分为本文的结论及政策含义。
    二、回归模型设定和指标度量
    本文旨在利用面板数据门槛效应模型研究当劳动力市场存在刚性时贸易增长对三大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此本文构建如下门槛效应回归模型：
    
    本文关注三大产业间的劳动力转移，而劳动力转移的结果体现在三大产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的变化。因此本文遵循Wacziarg和Wallack（2004）以及Kambourov（2009）的方法，从劳动力占比的角度出发构建产业间劳动力转移指标：
    
    这里为j产业劳动力占比变化量的绝对值，为t年j产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j=1，2，3分别代表三大产业。该指标不仅能反映我国各省份地区的三大产业间劳动力转移，同时也能从劳动力结构的角度衡量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变化。产业间劳动力转移指标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在对劳动力市场刚性的度量方面，由于劳动力市场刚性的来源有多种，因此度量方法也有多种。Forteza和Rama（2006）详细分析了最低工资立法、劳动保险参与、工会组织以及政府部门劳动力占比等多种劳动力市场刚性来源指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起显著作用的只有工会组织以及政府部门劳动力占比两个变量。具体到我国的情况，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存在导致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多元分割的现象（韩秀华、陈雪松，2008），而这种分割主要体现在体制编制内的劳动就业和体制外的劳动就业，体制内的劳动力雇佣和解雇的成本均较高，且具有较高的工会参与程度，因此刚性程度较高；而体制外的劳动力就业则较多遵循市场原则，刚性程度较低。基于此，本文使用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劳动力占比以及工会会员占劳动力的比重两个变量度量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分别用和表示。该指标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在贸易增长方面，为了全面反映出口和进口贸易所产生的不同影响，本文分别使用进出口贸易总量增长率、出口贸易增长率以及进口贸易增长率度量贸易增长，分别用、和表示，指标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表1归纳了我国各省份地区主要指标的基本信息（见下页）。
    
    三、门槛效应模型回归分析
    由于本文分别使用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劳动就业占比以及工会会员占比两个指标度量劳动力市场刚性，因此本文分别以这两个变量作为门槛值构建门槛效应回归模型，将其他经济变量作为解释变量纳入回归方程，本文将原先的门槛效应模型重写为：
    
    这里为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以反映经济增长对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为就业率，由于城镇登记失业率的覆盖面过小，本文使用就业人员总数占经济活动人口数的比重度量就业率，以反映就业因素对产业间劳动力转移产生的影响；为投资率，用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度量，以反映投资因素产生的影响；为人均实际GDP的对数值，用以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为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用以反映就业结构对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这些变量的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Hansen（1999）构造的门槛效应模型回归方法与普通最小二乘法相比，其优势在于不仅能对系数进行估计，同时也能确定门槛值并对其显著性进行检验，且能构造门槛值的置信区间。
    （一）回归结果及解释
    依照Hansen（1999）的门槛效果模型回归方法分别对方程（1）门槛效应和方程（2）门槛效应进行回归，得到表2和表3的结果（见下页）。
    
    
    从表2和表3的结果可以发现，在所有方程中的系数显著为正，即经济增长能促进产业间劳动力转移，这是因为经济增长能加速人口流动，进而也能推动劳动力转移；的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就业水平的高低并不影响劳动力转移；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即高投资率能促进产业间劳动力转移，这是因为投资能加速各种生产要素跨产业的流动；的系数均显著为负，反映了人均实际GDP水平的提高会阻碍劳动力转移，说明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倾向于稳定的工作；的系数均显著为正，意味着第三产业就业从数占比的提高会促进产业间劳动力转移，这是因为第三产业的就业较为灵活，更易于向其他产业转移。
    在表2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劳动占比门槛值回归结果中，可以发现进出口贸易增长方程和出口贸易增长方程中的系数显著为正，进口贸易增长方程中的系数不显著，说明当以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劳动占比度量的劳动力市场刚性小于门槛值时，进出口贸易增长和出口贸易增长能促进产业间劳动力转移，而进口贸易增长则不会对产业间劳动力转移产生影响。该结果验证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推论，即当劳动力市场不存在阻碍时，国际贸易能促进劳动力要素在行业部门间的优化配置，而该过程恰好是通过产业间劳动力转移来实现的。在三个方程中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了以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劳动占比度量的劳动力市场刚性高于门槛值时，贸易增长反而会阻碍产业间劳动力转移，这是因为国际贸易产生的冲击会改变不同产业的经济规模和劳动需求，然而由于劳动力市场刚性的阻碍无法实现劳动力的跨行业转移，因此与没有国际贸易时相比，这种外部冲击反而会不利于产业间劳动力转移。
    在表3以工会会员占劳动力比重度量的劳动力市场刚性回归结果中，可以发现在三个方程中的系数均不显著，而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该结论反映了当以工会会员占比作为劳动力市场刚性门槛值进行划分时，当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较小时贸易增长对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效果不明显；当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较大时，贸易增长同样会阻碍产业间劳动力转移。表3的结论同时也说明了在我国工会会员占比作为劳动力市场刚性门槛值的效果不如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劳动占比，这是因为在我国对劳动力市场分割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体制内劳动就业和体制外劳动就业的区分，工会组织力量产生的影响仍不如劳动力市场分割明显。
    （二）门槛值检验
    本文使用Hansen（1999）构建的自助抽样法（Bootstrap）对两个劳动力市场刚性指标的门槛值及其显著性进行检验，得到表4的结果。
    
    表4反映了门槛效应在1%的水平上显著，门槛效应则在5%的水平上显著，均拒绝了模型不存在门槛效应的原假设，说明模型确实存在劳动力市场刚性门槛值效应。进一步地，表4确定了以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劳动就业占比度量的劳动力市场刚性门槛值为γ=0.1076，95%水平的置信区间 为0.0928～0.1177；以工会会员占总劳动就业比重度量的劳动力市场刚性门槛值为0=0.2689，95%水平的置信区间为0.0916～0.5177。
    （三）门槛值区域划分
    本文可以以和指标将我国各省、市、自治区按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是否高于门槛值进行区域划分。表5依据2009年我国各地区的数据按两类门槛值将我国各地区划分为低劳动力市场刚性和高劳动力市场刚性区域。
    按照本文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低于门槛值地区的贸易增长能促进产业间劳动力转移，而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高于门槛值地区的贸易增长会阻碍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由于本文分别采用了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劳动占比以及工会会员劳动占比两个指标作为劳动力市场刚性门槛值进行分析，因此在两个指标均小于门槛值的地区，贸易增长能促进产业间劳动力转移，这些地区包括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和甘肃；而在两个指标均高于门槛值的地区，贸易增长会阻碍产业间劳动力转移，这些地区包括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陕西、青海和宁夏；其他地区则取决于两个门槛值指标效应的相对大小。从本文的区域划分可以发现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较高的地区平均经济发展水平要高于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较低的地区，这说明了在我国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也相应提高。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产业间劳动力转移配置是国际贸易的主要收益来源之一，因此在何种条件下产业间劳动力能顺畅转移便成为了政策制定者和理论工作者共同关注的焦点话题。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利用面板数据门槛效应模型考察当劳动力市场存在刚性时，贸易增长对产业间劳动力转移产生的影响。分别利用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就业占比以及工会会员占劳动力的比重度量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本文在构建度量三大产业间劳动力转移指标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当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低于门槛值时，贸易增长会促进产业间劳动力转移；而当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高于门槛值时，贸易增长会阻碍产业间劳动力转移。这是因为贸易增长带来的冲击会改变不同产业的规模和劳动需求，当劳动力市场不存在阻碍时，贸易增长的这种效应会加速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的转移；但是当劳动力市场存在较大的阻碍时，贸易增长产生的这种冲击反而会造成劳动资源低效率配置，不利于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由此可见，本文的实证研究事实上从劳动力市场角度探明了在怎样的情况下贸易增长才能通过加速产业间劳动力转移而获取更大的贸易利得，具有较大的理论创新价值。
    由于本文的实证研究结论是基于我国的省际面板数据样本而得，并且同时关注贸易增长和劳动力市场刚性，因此本文的研究在国际贸易和劳动力市场领域存在多方面的政策借鉴意义。首先，由于本文的研究表明只有在恰当的条件下贸易增长才能获得贸易利得，表明了盲目采取贸易开放政策可能会致使经济遭受损失，因此我国各地方政府在推行外向的国际贸易政策时，应先审视本地区的经济条件是否适合推行贸易开放政策，即考察外部经济条件扭曲是否会导致贸易开放产生负面影响，尤其应考察劳动力市场条件，避免遭受不必要的贸易损失。其次，在本文的研究中，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过高是导致贸易利得减少的重要原因，因此各地区政府应着手降低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消除劳动力市场多元分割，在劳动力市场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灵活作用，通过减少行政干预、增加企业自主权等手段增强劳动力市场活力。最后，由于第三产业劳动就业的灵活性，本文的实证研究同时发现第三产业劳动力就业占比的提高有利于产业间劳动力转移，因此为了加速劳动力要素的优化配置，各地政府应通过税收优惠、人才倾斜等各种鼓励支持措施提高第三产业的经济份额。
    感谢匿名审稿人和编辑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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