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城市交通与社会文化

摘要：本文简述了我国不断增长的城市交通量和迅速发展的经济形势，分析了我国当今社会政治文化的特色和优势，结合城市交管的成功案例，诊断出我国城市交通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一些思路和途径。
　　1.序言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科学技术革命影响深远，各国之间不仅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相互合作，以谋求共同发展，而且在政治、文化等方面交流日益频繁。城市交通是城市经济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着城市的社会经济活动和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它是城市地区的工业和商业、居民工作和日常生活等正常运转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整个城市的基本构件。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经济改革、对外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深化，人民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城市客运交通需求的急剧增长。事实上，近年来各地政府在城市道路建设和改造方面进行了较大的投入，城市交通运输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但与此同时，机动车和驾驶员每年以20%左右的速度在持续增长，有的城市高达30%，并且有继续增长的趋势，远远超过了道路的建设速度。另外，由于我国城市交通是一种包括行人、非机动车辆和机动车辆在内的混合交通，从而使交通组织、交通管理和交通控制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因而导致严重的城市交通拥挤和堵塞，道路超负荷，平均车速下降，交通事故频发，交通污染严重等。因此，在当前不断增加的客流量和迅速发展的经济形势下，实事求是地剖析我国政治制度和文化心理的特色和优势，结合现代先进的交通控制管理技术，用于解决我国现状城市交通问题是十分重要而又极其紧迫的。

　　2.当代中国文化特点

　　80年代至90年代，我国的政治文化带有鲜明的时代和中国特色。1986年初，分别来自国内外21所大学和10多个研究所或学术机构的70余名与会者，在上海召开了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会议主旨之一是中西方文化的相互联系和交流[1]。此举展示了改革开放的中国欣然迎接世界文明大潮冲击的胸襟。几年之中，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批文化大家，他们整体把握中国古典哲学及其精神实质，用以阐释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他们[2][3]把社会生活分为经济、政治和广义的文化三个方面。广义的文化又包含三个层次：哲学和宗教，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等，社会心理，包括风俗习惯以及一般人的思想意识[2]。这里所划分的社会生活各个层面，都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城市交通及其管理的方方面面。总体来看，我国现实的政治文化背景，有利于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结合我国城市交通问题的实际，借鉴国外先进的城市交通管理科学技术，创造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交通管理现代化的路子。同时为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我国城市交通管理的落后状况，积极而有步骤地实现城市交通管理科学化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文化秩序。

　　3.我国城市道路交通系统与政治文化区位之整合

　　通过对我国当代政治文化的剖析，知道我国通过文化重建和思想解放的大文化热潮，形成了以倡导科学与民主为中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氛围。这对寻求解决我国城市交通问题的途径是很有利的。然而，在我国城市交通领域，还存在许多与现有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心理不调合之处，需要不断地对当前的政治文化区位加以调试和整合，才能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城市交通研究的科学骨架和生长点。

　　3.1 城市建设中的交通问题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

　　长期以来在城市规划建设中缺乏对城市交通问题的重视。建国初期，汽车交通发展缓慢，城市交通的矛盾不明显。6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石油工业和国民经济其它产业的发展，汽车发展速度大大加快，运输量也随之增加，铁路和水运逐渐饱和，汽车运输逐渐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文革后期，城市交通迅速增长，城市中心地区的交通矛盾很快激化。对近代乃至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文化方面的变迁，许多国外学者也保持了专门、持久的兴趣。r. 索罗门提出，“文化大革命”将斗争作为政治过程的合法组成部分，最终会使中国民众摆脱权威主义的沉闷气氛[4]。1978年以来，虽然重视了道路交通设施的建设和规划仍相对滞后。由于交通管理因素、交通分配不合理等而导致了道路的通达性差，路网流量分配不均。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虽然政府加大了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但由于多年来欠账太多，远远比不上同期我国城市交通需求的增长速度。a. 瓦尔德认为中国的经济组织方式赋予了工作单位以支配个人生活的广泛权力，同样也赋予了工作单位的掌权人物以巨大的权力。这就导致了一种“原则化的特殊主义”，一种“家长式的专断统治与现代官僚制形式的结合”。使得城市发展的基本模式一般是单一中心的同心圆式的发展。城市发展建设上缺乏远见，没有清晰的、超前的规划思想，而主要是继承了中国古代城市集中式布局的传统，从而使城市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城市布局的不合理性造成工作与居住、生产与生活联系的不方便，人和车的平均出行距离越来越大，加大了交通流量，使得城市生产和生活周转减慢，越来越不经济。

　　针对我国城市交通的症结，政府在制定解决我国城市交通问题的宏观对策时，应该从我国城市人口多、客运量大的特点出发，从根本布局上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在我国，城市人口密集，很少有像西欧或美国中西部那样的布局比较分散、规模比较小、密度比较低的城市。此外，我国现又实行劳动密集、广就业、低工资的政策，所以城市客运量大是普遍规律，这是我国城市交通的特点，而且还将长期存在下去。即使发展技术密集型工业，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镇体系仍将是我国城市化的特点。从控制大城市的发展出发，结合建立先进的综合交通运输系统，引导城市用地总布局向合理状态转化而进行必要的调整，改变单一中心的布局结构，减少跨区性的交通生成量，缩短出行距离，使交通均衡分布。九十年代初，广州市通过一系列的城市建设改造，结合城市交通控制与管理系统的开拓与研究，从根本上治理交通环境，一改过去“出门难，等车烦”的现象，使广州市的交通状况大为改观。是我国城市交通综合治理有所突破的成功典范之一。

　　3.2 城市道路系统建设与政治文化区位之整合

　　l.w.派伊等人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有大批论著。他认为，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离不开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独特态度。他着意考察了近代中国独一无二的通商口岸制度。他认为，这种制度虽然推动了社会多方面的现代化，但同时也加深了地方与内陆的差别[5]。我国大多数的城市道路系统不完整，交通流过于集中在少数干道上，迂回运输现象比较普遍；城市交通结构不合理，各种交通工具没有合理地负担各自的运输任务，以及自行车交通量的不合理发展；同时，城市中缺少各种车辆的停车场，各种车辆的乱停乱放及其它堆放物占用道路和人行道的现象十分严重。加上我国城市的整体经济水平比较低，发展又极其不平衡，交通工具种类繁多，差异很大。不同性能和不同功能的交通流在同一平面上混杂在一起，互相干扰，特别是机动车受到非机动车和行人的干扰，使得机动车流量的速度降低，带来的是城市道路利用率降低，从而导致城市交通效率大大下降。在交通管理设施方面，存在重硬件、轻软件，重先进、轻实用的问题。比如在最容易导致交通冲突、产生交通阻塞和交通事故的道路交叉口，许多先进、昂贵的设备和产品都得到了应用，然而在交叉口的交通渠化、标志标线合理设置、信号相位的准确细致设计等等最为基础的方面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因此，在我国城市道路系统建设中，最主要的应是以城市用地规划为基础，搞好城市交通规划工作，将规划、设计和综合治理相结合，来缓解交通拥挤局面。另外，要注重完善道路系统。城市道路系统规划和建设要立足于逐步改革城市道路系统结构，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合理的、分流的道路系统。在此前提下，有目的、有计划的安排路段和交叉路口的改造。深圳市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新兴特区城市，它在道路系统建设中，从系统工程观点出发，注重搞好城市交通规划工作，将规划、设计和综合治理相结合，重视城市地域结构的功能及其合理划分，使整个城市形成了一个区域划分得当、中心分布合理的总布局。九十年代初引进了日本的京三（kyosan）系统后，将整个城市交通纳入了统一有序的管理轨道，进而成为一个均质、紧凑的统一体。是我国特区城市道路系统建设中的一个成功事例。

　　3.3 城市交通管理与政治文化区位之整合

　　派伊在《中国：导言》[6]一书中，对新中国的政治机构与国家官员的文化心理作过较为深入的分析。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统治风格的鲜明特点之一，就是在相当程度上把国家机构划定为一个规模不大的技术和管理机构：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明确分开。在这种划分当中，共产党强调区分一般政策或路线（方针）与管理政策，路线由政治局制定，管理政策产生于官员们执行总路线的工作。由于国家机构完全用于执行政策，所以各部门缺乏自己的鲜明特性。交通管理部门在解决交通问题时的指导思想缺乏远见。只是忙于治标，而忽视了治本，缺乏从全局观点出发、从系统工程的角度出发、从城市布局和整个道路系统出发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往往就事论事，从一条道路、一个交叉路口去解决眼下的问题，这样一来，经常会在解决当前问题的同时又产生新的问题。例如，在城市交通指挥中心建设方面，目前我国许多城市已经建立了城市交通指挥中心。但是，如何使指挥中心实用、高效、经济，如何将中心内的各子系统集成在一起，实现快速有效的协调指挥调度和各种交通信息的共享，以建成一个能最大能力地发挥出实战作用的交通指挥系统，在这方面认识不足，投入不成比例。在许多国家简单的城市交通指挥中心内，系统集成指挥调度软件投入往往达百万美元之巨。

　　一个城市的政治结构与城市交通和交通管理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一个城市所处的政治地位、政治活动特点、政治形势的变化特点、治安、法治管理等等，这些都给城市交通及其管理提出了大量问题和要求。各种政治的、人民群众的、民族的、行业的、宗教的团体会影响一个城市的社会关系、社会风气、社会精神面貌、社会道德等方面，从而影响一个城市的交通和管理。解放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沪杭宁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地带形成为我国的一个大城市带。此外，还有京津唐三角的大城市带和辽宁中部以沈阳为核心的城市群地带。这些大城市带注重调合城市的政治结构、文化意识与城市交通和交通管理的关系，把城市交通管理工作纳入科学化、现代化的轨道，从整个大城市带的发展规律看城市交通和交通管理的规律，高瞻远瞩。并开始了研究建立面向 its，适应于中国城市交通特点的实时自适应控制与管理系统，称其为 cutracms(china urban traffic real-time adaptive control and management system)，基本概念如图 1所示[7]。力争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实现自己的规划，适应形势，解决问题，在我国起着政治经济的中枢作用。

　　现在中国领导正努力引导全国人民实现经济腾飞和现代化，而它正面临着我党的干部教育素质低下的严重问题。1982年中共第十二次党代会之后，在青年干部群当中，受教育较少的人数量可观。所以，一个交通管理部门的干部参加紧张、定期的学习，并把绝大部分业余时间用于参加教育讨论会和理论学习，目前显得尤其重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到认真研究城市规划中的交通问题，做好城市道路交通组织规划，根据现实的交通状况提出科学、系统、合理、有效的交通整治和管理方案，把交通管理规划、城市道路建设、城市道路设计结合起来；并配合其它措施减少交通事故和降低交通污染，实现交通管理的科学化、法律化。

　　4.结束语

　　随着20世纪后20年经济的快速运行,我国的城市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和交通管理有了很大的发展，政府各职能部门都投入很大力量来解决交通的供求矛盾。特别是进入2000年以来，全国所有城市都组织实施了城市“畅通工程”,这对改善城市交通面貌，解决交通问题，提高城市的交通管理水平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在我们这样一个快速发展中的大国，道路交通基础设施的短缺将会是长期的，国民的交通素质和法律意识的提高将会是漫长的。因此，我们必须准确地理解并把握城市交通管理的发展规律与趋势，充分借鉴国外的经验和教训，通过与我国政治文化区位的整合，实现科学化、现代化的交通管理手段，充分有效地发挥出现有城市道路交通基础设施的通行能力和运行效率，探索出一条完善我国城市交通管理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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