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经济问题演变逻辑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摘要：以资本积累为动力的全球性经济，其问题外在地表现为经济危机。对资本积累与经济危机演变趋势的分析，可以把握到两重变化：资本积累从以暴力为前提的剥夺性积累转变为以信用体系为前提的隐匿性积累；经济危机从周期性生产过剩的萧条性危机转变为金融危机。全球性经济问题演变的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变革并没有使现实的状况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资本逻辑依旧是引发全球性经济问题的根本原因。在资本逻辑引导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经济治理方案无法彻底地解决全球性经济问题。因此，发挥超越资本逻辑为目标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并促进治理机制变革至关重要。

　　关键词：资本积累；经济危机；资本逻辑；全球经济治理

　　一、引言：全球性经济问题的演变趋势

　　探讨全球性经济问题的演变趋势首先需要追问这样一个前提：经济问题从一国演变为全球性问题是从何时开始的，是什么样的变化促使我们在全球性意义上探讨经济问题。在资本主义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经济贸易虽然展现出全球化的趋势，但彼时对于经济问题的理解还没有脱离单个国家或民族的限制。只有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世界市场”时，经济问题开始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世界市场的过程伴随着资本积累与经济危机。因此，我们从全球经济演变的动力——资本积累，以及全球性经济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经济危机两个方面的入手，探讨它们的演变趋势。

　　(一)全球经济演变的动力——资本积累

　　在商品经济形成初期，经济交往的动机是单纯的交换。这种交换动机下的商业行为所能够联结的范围有限，以周边国家的经济贸易为主。真正促使国家与国家之间形成普遍交往并建立世界市场的内在动力是“资本积累”。

　　回顾历史，使世界经济普遍联系到一起的原始积累过程，征服、奴役以及暴力掠夺起着巨大的作用。资本原始积累的目的在于获得大量土地资源、生产资料以及劳动力资源。起初，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在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进行的，主要采取对农民土地大规模剥夺的形式。通过血腥立法，使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这些资本原始积累的举措使劳动人民的生活资料与劳动资料迅速转化为资本生产的物质条件，使资本获得了增殖自身两大原始要素：劳动力和土地。“资本一旦合并了形成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劳动力和土地，它便获得了一种扩张的能力，这种能力使资本能把它的积累的要素扩展到超出似乎是由它本身的大小所确定的范围。”(1)在资本自身扩张能力的驱动下，在新航路开辟出新大陆以及通往各个民族、国家航线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启了全球性的经济掠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公司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②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全球性的经济问题开始不断展现出来。在资本的全球性原始积累时期，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奴役他国、暴力掠夺他国劳动力及财富的殖民制度；催生出大量“食利者阶级”的公共信用制度；隐蔽性掠夺的国际信用制度以及关税保护制度。这些资本原始积累所催生的制度与问题已经蕴含了资本积累方式进一步演变的种子。

　　20世纪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停止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本积累，只是资本积累的方式有所转变。如果说，以暴力为核心的掠夺性积累是资本积累的第一个阶段的话，那么在技术发展与相关制度因素的支持下，以信用体系为核心的资本积累方式，开启了资本的全球性掠夺的第二个阶段。大卫·哈维指出：“对于资本持续扩张的程度来讲，作为一种中枢神经系统指挥并控制全球资本积累动力的信用体系的作用变得更加凸显。”(2)这种剥夺性资本积累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20世纪末巨额的经济财富从东亚以及东南亚地区向华尔街的转移。借助信用体系，世界性的垄断组织以及金融寡头可以利用国际性经济组织控制他国的经济运转。通过投资与借贷等金融手段，在短时期内带动落后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在落后地区的经济相对繁荣之后，便利用金融力量以及杠杆手段撤回资本，从而获得落后国家地区人口红利所带来的经济财富。现如今，在多极世界性力量的平衡与监督下，这种以信用体系为核心剥夺性积累不再表现的那样剧烈，但是它依旧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着作用，只不过发挥作用的方式更加隐匿化。

　　作为一种隐匿化方式，资本积累的作用主要表现为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的全球性不平衡。并且，伴随着资本市场全球化扩大，这种不平衡趋势会更加严重。20世纪9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廉价的生产资源与劳动资源，通过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自己只需依靠资本运作就可以把握全球经济命脉。皮凯蒂指出，当资本收益率高于劳动产出率时，资本市场越完善越会形成一种分化的力量，“继而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现象，这将导致不平等的程度达到前所未见的水平，并催生一个全新的不平等结构”(3)。以美国为例，即使美国GDP的世界占比逐年下降，但其金融资产却始终稳定在全球总量的40%左右。据着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仍然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明显处于中低端。(4)美国借助国际组织的垄断优势以及美元的霸权体系，把全球金融市场作为自己资本积累的手段。然而当危机产生时，美国又牺牲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转嫁危机。这说明，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投资并不能带动落后国家的收益，落后国家的发展如果不能依托本国力量，在发达国家引导的全球资本积累体系下，后发国家将会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二)全球性经济问题的激化表现——经济危机

　　资本积累以暴力的形式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歼灭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的进程，经济问题取代政治问题成为一国或多国之间的主要问题。经济问题最剧烈的表现形式便是经济危机。最早的经济危机是荷兰的郁金香狂潮。自17世纪的这一次危机之后，几乎每隔10年就会有规律地发生一次危机。由于危机的影响程度有限，当时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危机的产生是过度的投机活动引起的。把危机的产生原因理解为投机性活动，原因在于当时的资本积累范围较小，危机产生的影响范围有限。随着资本积累全球性增长与机器大工业的广泛普及，投机性积累行为转变为规模性、规律性的资本积累。经济个体无法在单一范围内发生作用，而是在更普遍的社会联系中，成为了资本全球性运转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同时，经济危机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1847年，由英国开始，第一次爆发了具有全球影响的国际性经济危机。1857年，美国国内工业过度繁荣以及英国产品的过度输入导致美国4900家企业倒闭，金融系统瘫痪，工业陷入萧条。这次危机虽然没有发生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英国，但是它却迅速蔓延到奥地利、西德、英国等欧洲大陆国家。经济关系的普遍联系，使经济危机的影响不再局限于某一个地方性区域或某一个国家，而是以“蝴蝶效应”模式全面地展开。经济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的破坏性影响，使经济学家们开始致力于寻找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在于国民收入用于储蓄的比例过多，导致了有效需求的不足。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危机的“温和”解释，马克思批判性地指出，经济危机的根源要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去寻找。

　　众所周知，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是资本主义全球性经济危机破坏性最剧烈的一次危机。这次危机使经济发展严重衰退，工业生产遭受重创、国家财政濒临崩溃，失业率急速上升。于是，经济学家们开始直面马克思关于危机的理论。美国率先通过国家干预经济等方式对资本主义生产与分配关系重新进行审视与调整。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调整只能相对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相对生产过剩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不能根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复苏，基本矛盾的重新激化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再次爆发。只是，经济危机的形式会有所改变。

　　21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直面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通过地理扩张、空间重组以及时间压缩等方式，使资本主义生产流通能够遭遇的限制最小化。资本在全球意义上的时空扩张，通过空间渗透、灵活积累、弹性流通获取世界范围的生产、劳动力资源与消费市场，能够实现有效的自我再生产。但是，资本的时空修复机制能够起到延缓经济危机的作用，并不能杜绝经济危机的产生，反而可能加剧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资本摆脱了获取剩余价值的时空限制，却加剧了资本对劳动、中心对边缘的掠夺能力与程度。2008年，随着美国华尔街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控股公司宣告破产保护，美国的次贷信用危机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迅速蔓延全球。金融危机还影响到实体经济领域，导致了全球经济的总体性衰退。从表面上看，危机的导火索是房地产有效需求“过度”。但从根本上来看，金融危机与以往的萧条性危机并无本质不同。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并未改变，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积聚的现状并没有改变。当金融信贷不受限制地提前预支人们的“未来”购买力来强行增加现时的有效需求时，便为危机埋下了种子。在这种金融模式下，经济危机的恶果更多是从供给方转给了需求方，反而加剧了资本所能带来的世界性矛盾。

　　二、全球性经济问题演变的内在逻辑

　　对全球性经济问题演变趋势的分析，可以把握到全球性经济问题的两重变化。首先，资本积累作用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以暴力为前提的掠夺转变为以信用体系为工具的剥夺性积累。资本积累的剥夺对象不再仅仅是实体性物质资本，而是更加关注脱离实体的“数字资本”，资本的全球性积累更加隐匿化。其次，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发生了改变。周期性生产过剩的萧条性经济危机形式转变金融危机形式。经济危机产生的因素更加复杂化，国际性的金融投机、债务积累、高风险投资工具等成为诱发经济危机的新元素。同时，在实体经济依旧具备诱发生产过剩危机的前提下，虚拟经济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使危机的破坏力更加难以把握。全球性经济问题演变的事实证明，资本生产与流通的全球化变革、世界的普遍联结并没有使现实的状况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人们不禁追问，我们应当如何把握这个不断变化着的经济世界。其实，面对纷繁复杂的变化形式，最重要的就是把握住经济表象背后那个不变的本质。现实证明，我们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指明的那个时代。对于经济问题表象背后本质的追问，依旧离不开那个“特殊的以太”，也就是“资本”。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不是一种单纯的物质财富，而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5)所谓资本逻辑，简单来说，就是在以资本为主导的生产关系内，实现资本无限增殖自身的目的。资本增殖自身离不开两个领域：生产与流通领域。因此，资本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6)，它会调控一切可支配的关系，在生产领域促进生产力的变革，在流通领域不断扩大贸易市场。资本对全球经济发展的二重作用就表现为：一方面，“疯狂地”发展生产力，缩短资本生产与流通的时空限制，消灭各国之间、个人之间自然形成的孤立状态，使分工丧失自然性质，使整个世界成为一个互相依赖的整体；另一方面，“无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通过殖民侵略、资源掠夺等原始积累手段创造经济霸权地位，为进一步的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积累创造条件。在这种逻辑下，资本所带来的全球性问题具有文明和野蛮二重色彩，往往“野蛮”藏匿在“文明”的掩盖之下。所以，即使资本主义全球化经济发展带动了落后国家的进步，改变了野蛮的形态，但是资本积累的机能与动机并没有改变。即使现代全球性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有所改变，危机的根源也并没有跳出马克思的逻辑。反思全球性经济问题演变的内在逻辑，可以发现资本逻辑的扩张本性与资本逻辑运行的界限之间的矛盾始终在发生着作用。这就促使我们从资本积累的源动机与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的两个维度去考察。

　　(一)资本积累的全球性演变遵循资本逻辑的辨证否定机制

　　首先，全球性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走向自我崩溃的体系。资本积累的源动力在于想要无限制地获取剩余价值，资本积累是资本增殖逻辑的外在表现。全球性资本积累是一个发展的体系还是自我崩溃的体系，关键在于资本增殖自身的逻辑是否能够在内在调节机制下，实现无限的扩大。如果认为资本逻辑具有这种自身调节机制，那么全球性资本积累必然是一个促进资本主义实现的发展过程；如果认为资本逻辑不具备这种机制，资本积累在全球性扩张过程中会不断地加深对立与冲突，产生危机。那么，就会得出全球性资本积累是一个走向自我崩溃的体系。马克思、罗莎·卢森堡等学者就致力于对后者的阐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露了资本主义实现资本积累、获得剩余价值的过程是伴随着冲突与矛盾的。资本积累使阶级、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矛盾与对立冲突不断加剧。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会不断创造出资本主义自身的对立面：“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7)这种对立随着资本积累的全球化演变会发展为世界性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抗性局面。罗莎·卢森堡指出，资本积累的全球化扩张必然导致无产阶级在全球意义上对资本主义统治的反抗：“经过一定的时期，国内外资本积累的条件将变为自己的对立物，那就是它们变为资本没落的条件了……国际工人阶级起来反抗资本的统治已成为一件必要的事情了。”(8)

　　其次，全球性资本积累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过程。根据罗莎·卢森堡对资本积累理论的发展性理解，资本积累离不开非资本主义生产形态。一方面，资本的全球性积累必须在非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资本的积累过程，是通过它的一切价值关系与物质关系——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及剩余价值——而与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结合着。”②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不能容忍非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与它并存，资本主义会不断同化那些条件，只有在前进中不断同化那些条件“才能保证资本主义本身的存在”(9)。但是，资本积累“在一个绝对资本主义环境里是不可能的”④，这种矛盾使资本主义积累必然成为一个引发普遍冲突的过程。这一矛盾的存在，致使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不是无止境地增长和扩大，而是日趋缩小和衰落的，直到最后灭亡，被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所取代。”(10)因此，全球性的资本积累作为资本逻辑的外在表现，其发生过程本身就会不断创造矛盾，其演变逻辑并没有跳出资本逻辑的辨证自我否定性。

　　(二)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

　　自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对危机产生原因的分析就没有停止过。但是，早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多是从经济现象的层面理解经济危机的产生，很少有触及到资本本身。马克思则是从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本身出发，探究了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在于资本价值增殖过程受到了限制。所以，对于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马克思从资本价值增殖的两个环节进行了分析。在生产阶段，资本价值增殖即是剩余劳动的生产。生产阶段资本增殖的界限在于生产力与技术的适应程度、资本的有机构成等内部因素。这一限制在一定的生产过程中是应当、并且能够克服的限制。所以，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限制主要集中在流通阶段，经济危机也是在这个环节中产生的。流通阶段，资本增殖的限制相对复杂，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个限制：“资本作为生产出来的产品会遇到现有消费量或消费能力的限制”(11)。对于这一限制，马克思是在资本增殖方式——创造绝对剩余价值层面上分析的。这一限制使“流通本身”成为生产要素，生产是否过剩要在流通领域中判断。因此，我们可以理解，资本主义要想延缓危机的发生，就要打破消费量与消费能力的限制，就要使流通范围不断地扩大。流通范围的扩大包括两个相继的方式：直接地创造更广阔的世界市场，改变非资本生产地区的生产方式。然而，“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推动的生产”⑦这种方式在达到饱和之后，还会引起新一轮的生产过剩。

　　第二个限制：“作为新价值和价值本身，产品看起来会遇到现有等价物的量的限制，首先是货币量的限制”(12)。对于这一限制，马克思是在资本的增殖方式——创造相对剩余价值层面上分析的。“新价值”即生产力的提高而产出的新的使用价值与新的消费需求。新的剩余价值需要有相应的剩余等价物，剩余等价物不足表现为资本增值在流通领域的第二个限制。对于资本增殖环节的第二个限制，马克思分析了它的“积极”意义，但是这种积极意义是建立在对“资本”的否定层面上的。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出新的需求和新的使用价值，同时也使劳动与资本的比例以新的形式确立起来。创造和满足新的需要这一过程同时也在培养出具有广泛需要的“高度文明的人”(13)。所以，马克思指出资本是有积极意义的，资本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提供人类全面发展的条件。但是，资本又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它要求发展的是为资本增殖服务的生产力，它不允许生产力发展到超出资本逻辑所能控制的限度。在这个矛盾的意义上，资本逻辑下的资本主义制度为维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必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引发危机。

　　第三个限制：生产过程必须转入流通过程，“全部产品必须转化为货币”。也就是说，资本要想实现G-W-G’的过程，必须经历“商品的惊险一跃”，必须转化为货币资本。一旦转化失败，流通则不能更新，生产无法进行。这一限制的问题在于，如果当交换越来越表现为货币的流通，资本增殖的流通也就越来越虚拟化，金融资本形式将逐渐代替实体资本形式在更大的范围内运转。货币不再是流通手段意义上的货币，货币不再执行它的工具职能，而是成为目的本身。这种流通方式会使投机行为更加普遍，当人们普遍追求货币资本收益时，经济危机则以金融危机的形式产生广泛的影响。

　　马克思对这些限制的总结，旨在说明在资本增殖的过程本身就是矛盾，一旦矛盾无法解决，就会产生危机。并且，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中，克服资本增殖限制的方式“只有通过暴力”②。历史证明，资本主义解决相对生产过剩，扩大流通范围、扩大世界市场以及改变非资本主义地区生产方式不是一个文明的过程。自1857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以来，资本流通矛盾的不可调和间接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现如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利用国际优势以及经济调控手段，以“隐暴力”的金融危机形式转嫁内部危机，以全球经济危机的代价来缓和内部矛盾。因此，在资本逻辑下审视全球性经济问题，我们才能够理解马克思论证的资本主义制度应该、而且必然被共产主义所取代的世界性意义：“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生产力。……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14)

　　三、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

　　针对全球性经济问题，世界各国合力建立贸易组织，创建协商机制，形成了全球性的经济治理体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建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对于解决经济问题具有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会带动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是，这并没有改变部分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全球经济治理的目的：维持自身的国际垄断与国际霸权。另外，资本主义国家过度依赖资本收益，致使国内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秉持霸权主义的国家一旦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失去优势，就会采取逆全球化的方式，挑起贸易战、建立贸易壁垒、退出国际合作组织。所以，资本主义国家所引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依旧没有跳脱出资本逻辑，是有选择性的治理体系，全球经济治理不能完全依靠西方逻辑。中国道路的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七十年来的发展，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摸索自身的发展模式，从西方资本主义的实践中汲取经验教训，探索超越资本逻辑的道路。随着中国道路优越性的逐步彰显，中国在世界经济组织中影响力也稳步提升，致力于超越资本逻辑的中国道路也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优化的中国实践

　　中国七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是探索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深刻实践。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诚然，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资本主义国家主流。资本主义国家针对资本增殖在流通范围内的限制，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遵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不断创造更广阔的世界市场，从而缓解全球性资本积累造成的扩大性生产过剩危机。但是，资本主义国家是在“资本—市场”的关系层面来强调市场的作用，这就导致政府在“资本—市场”的逻辑下，以资本增殖的市场调配为先导，过度依赖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无法有效规避金融风险与经济危机。中国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不是盲目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为根本追求。如何在保持市场资源调配活力的同时避免市场失灵所导致的供需失衡、分配不公等问题是中国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正确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能够有效调节资本的逐利性与扩张性，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平衡与持续性发展，在控制经济风险方面起到积极作用。政府的有效干预能够调节劳动与资本收入分配之间的比例，国有经济效益还能够提供惠及全民的利润(15)，进而保证劳动人民的收入水平与消费、投资能力。政府的有效调控能够扩大公共服务领域，建立工人组织群体，降低劳动者在就业上对企业与市场的过分依赖。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能够维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稳定，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有效地归置资本，通过对通讯、银行等经济命脉的掌控保障金融的稳定。

　　中国的实践表明，不论是发展经济还是应对经济问题都应当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要把“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都用好。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频繁地发生经济危机，与盲目放任地坚持自由市场的自发调节机制有关。虽然中国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体制机制还存在很多现实的问题，但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势能够保证政府的长期发展规划稳定、连续地执行，保证中国能在实践中不断探寻二者的最佳结合点，从而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借鉴。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中国引领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一度陷入低迷。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未能适应世界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德国学者施德凡·施马尔茨认为金融危机为东亚国家创造了机遇，促进了“全球经济权力从西向东”(16)的转移。实际上，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对外需求的严重下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各项经济发展指标持续低迷，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为应对全球经济发展带来的通胀压力与经济下行风险，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形势变化的主动选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精神在于“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用新需求催生新供给，用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在新需求与新供给的相互推动中，解决经济发展持续低迷的问题。一方面，通过强调建设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在科技创新产业、金融产业、互联网产业与服务产业的协同互动中保障实体经济的根基性地位，降低过分依赖虚拟经济所带来的经济风险。另一方面，通过优化科技、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配置，化解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的托底和保障作用。”(17)促进产业优化调整，打造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同时也调整与完善了生产关系。跳出资本逻辑对生产关系的束缚，用改革的方法推进结构调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我国的供给能力更贴近人民的发展需要和美好生活需要。

　　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为面临经济发展困境的其他国家提供了经验借鉴，“2016年G20杭州峰会将‘结构性改革’写入成果文件，列入全球经济治理行动指南，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结构性改革的引领者。”(18)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理念

　　2015年，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治理全球经济问题的新理念：“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9)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蕴含了在超越资本逻辑意义上治理全球经济问题的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对于全球性危机的本质把握。面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对抗。英国学者马丁·阿尔布劳指出：“合作源自挑战，产生于我们都处于威胁的真切感知。”(20)不论从理论意义上还是现实意义上，真正理解和感知过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经济冲突与经济威胁的，是近代以来在对抗霸权中走向独立，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发展起来的中国。中国在对抗暴力的殖民与掠夺中觉醒，在处于国际劣势地位时联合发展中国家共同谋求独立与发展，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国际优势转嫁危机时积极探索出路。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这一路的成就来之不易。但是，中国从没有走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老路。中国的发展没有血腥的暴力侵略，没有隐匿的经济狡计，也不曾为了本国利益牺牲他国的发展。这些都是“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中国自身发展道路上的真实体现。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打造一个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世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开放、包容、平衡、共赢的发展方向，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开放性与公平性，建立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秉承辨证的“义利观”而非“利己观”，以和谐共生思维为导向，提倡求同存异、互助合作，而不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霸权竞争式的国际垄断关系。尊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完善合作机制，提高应对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正是新型国际关系的现实实践。“一带一路”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充分尊重各国差异，加强经济、金融、贸易等领域的政策协调，充分调动优势互补，寻找利益交汇点。

　　事实证明，中国以其独特的制度模式、发展机制以及治理理念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以及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等全球治理理念的提出，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中国路径。作为一种大国力量，中国打破了旧有全球化经济体系的平衡，抑制了西方依靠资本力量所建立起来的全球经济不平等关系的扩大。在全球经济治理的意义上，中国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四、结语

　　全球性经济问题演变的事实证明，资本逻辑依旧是引发全球性经济问题的根本原因。针对全球性问题，国际合作组织与国际多边机制共同构建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由于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干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如果始终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则无法彻底摆脱资本逻辑的内在限制，甚至会加剧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扩大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发展理念以及对抗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实践经验为世界贡献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与经济治理方案。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中国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影响力依旧十分有限。中国正逐步推进自身在国际体系中从参与者到倡导者的身份转变，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利，真正成为国际经济事务的建设者、引领者，为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贡献中国力量。

　　作者简介：杨乔乔，女，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