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公报》为例 ——小议民国时期的新闻客观

摘　要：新闻客观性理念起源欧美报刊，随着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办报后也在中国广泛流传开来，新记《大公报》则是将新闻客观性发挥到极致的典型，那么客观性理念得以流传的背景是什么，又有哪些特点呢？

关键词：新闻客观性； 《大公报》； “四不”方针； 背景； 特点

　欧美报刊是新闻客观性理念的诞生地，19世纪七八十年代，源于西方的客观主义报道思想开始传入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过中国新闻学构建者的广泛推介而在中国流行开来。中国的客观报道思想最早是在外报外刊上提出来的。“先是传教士所办报刊，比如《〈帝国澳门人〉旨趣》、《遐迩贯珍小记》，《六和丛谈小引》等文章均有关于客观报道思想的零星论述；其次是外人所办商业报刊，以上海《申报》为代表，‘有闻必录’是它们避免新闻纠纷的主要法宝。”国人开始提倡新闻客观性，则是由梁启超在1903年提出了“报之以客观”的主张，名记者黄远生提出的“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但是这些都只是零碎的提到，并没有真正落实到新闻报道中，直至1926年张季鸾先生在“新记”《大公报》创刊之时提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四不”方针，才算有了一个精简又深刻的东方式解读，因为 “这与西方客观性的三个层次‘Obectivity、Factuality、Impartuality’是不谋而合的。‘Obectivity、Factuality’指的正是报纸的立场与定位，而‘Impartiality’是取出偏见，达到主观和客观的高度一致。”《大公报》在提出“四不”方针后也正是极力按着此方针报道新闻，所以《大公报》可以算是民国客观报道的典型。
1 民国新闻客观性理念兴起的背景
　　古代中国虽然有民间小报和官方的邸报，但这些都只是报纸的远古雏形，并未发展成近代科学化、规模化和实业化的新闻事业。直至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境内，在传输教义、西方科学知识的同时也一并将近代新闻的形式带到了中国，中国才算真正有了新闻事业，所以新闻事业本身都是一件西洋的“舶来品”，那么新闻客观性理念的在本质上也是从国外进口而得，并非由本地自产的。虽然新闻客观性并非中国土生土长，但是以《大公报》为代表的中国报界主动吸收并且广泛应用新闻客观性的理念必然也有其生长的土壤。在西方，人们对新闻客观性的诞生和确立有个形象的比喻———客观性若是一辆马车，拉动它的是两匹马：跑在前面的是政治，后面紧跟的是商业。中国新闻客观性的发展大致离不开这些要素。
　　辛亥革命结束之后，清政府被彻底推翻，民族资产阶级扫清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国内出现了兴办资本主义工业的热潮。尤其是在一战期间，由于一战的主战场在欧洲，帝国主义将主要精力都移至欧洲的战争，相对放松了对中国经济的控制，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一个机遇，期间便出现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高潮。社会中经济成分的变化，必然使得资产阶级商业报纸得到发展，此时便出现了许多经济独立的资产阶级私营大报，这些报纸在经济上的独立地位奠定了新闻职业“为独立职业”，使得他们能够不依附于任何利益集团，从而为客观性理念奠定了经济基础。
　　当时社会的政治状况更为复杂，时局动荡、政权更迭以及世界大战爆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不断增加，极大的推动了人们的新闻需求，人们不再满足于直接接受主观的评论而希望得到客观的事实，新闻报道、通讯应运而生，“许多有实力的报纸设立本埠及外事访员，伴随着信息需求，通讯社事业也更加兴盛：1913年—1918年，新创办的通讯社不下20家。”     由于当时各通讯社供稿的对象党派特征鲜明，对新闻所持观点千差万别，出于竞争的需要，对事业进行客观真实的报道自然而然成为各通讯社的报道准则。
    同时，思想上，人们经过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在“德先生”、“赛先生”的带领下，掀起了学习西方的热潮，西方各种思想、主义纷纷传入中国。一些曾留学西方的青年也开始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意识的学习、推荐西方新闻理论。这也为客观性在中国新闻界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如徐宝璜的《新闻学》（1918）、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等对客观报道都给予了关注和认同。
2 《大公报》倡导的新闻客观性理念的特点
　　钱钟书在曾《围城》中说：“不知怎么，外国一切好东西，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如果我们只是单单把“走样”当做一个中性词，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为外国的东西传到中国后都会变为具有中国思维、中国文化的东西，这东西中是由很大部分是西方的，但是掺杂了很多中国的特点，所以这是经过改造后，类似于“混血儿”的物品了，中国的新闻客观性理念也只是中国众多“混血儿”之一了。
　　首先中国的报社虽然借鉴西方的模式，但从根本而言也有异于西方的报社，《大公报》长期坚持“文人论证，商业经营”的方针，“文人论证”一直是中国报业的传统，张季鸾就曾说过：“中国报原则是文人论证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民国依赖中国报也有商业化的趋向，但程度还很浅。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证的本来面目。”那么在这样的模式下产生的新闻客观性有哪些特点呢？
　　与之国内比较而言，中国近现代报纸大多重主观言论而轻客观报道，更愿意引导舆论而非报道事实，更愿意做“喉舌”而非“翻译事件”，从王韬提出“报纸立言”开始，中国的政论报刊长期居于主流地位。然与中国国内的报纸相比，《大公报》在新闻客观性理念上，不管是理解还是实际应用都是要更胜一筹的。新闻客观性或者客观报道基本是从两个方面来说的：1）客观性体现为一种职业态度，无偏见、中立、公正、无党派色彩等为之具体要求。这些要求使记者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超然于事实之上。2）客观性更是一种方法论的要求，它要求记者用自然科学的观察——实验的方法来报道社会事务。1941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大公报》奖章的理由是：“大公报刊行悠久，代表中国报纸，继续作特著之贡献，对中国读者之服务，符合新闻学之信条。”[1]这就说明《大公报》的客观性报道不仅在国内同时也在国际获得了认可。
　　在如上客观性的两个方面来说，《大公报》更重视前者，即职业态度，它辉煌之处也正在于此。《大公报》坚持中立、公正、平衡对等、的立场。“不党”和“不卖”直接表明了 《大公报》的无党派特征。它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是独立的，不依附于任何党派或团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新记《大公报》由吴鼎昌独自出资5万元，张、胡二人以劳力入股，不收其他任何外股。1935年，吴鼎昌在蒋介石行政院任实业部长，即声明辞去社长职务，1948年任总统府秘书长，又辞去新记公司董事职务。”在国家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大公报》的无党派立场体现的更加明显，国共两党对峙时，它既骂过国民党也骂过共产党，既帮过国民党也帮过共产党。但它的新闻报道与评论都是基于自己民间报纸的独立立场，至于帮了谁害了谁那只能说是客观上起到的作用。中国历史上的报纸大多以政治为目的，不是政党办报宣扬党派的主义，就是政府办报垄断发言权，鲜有像《大公报》这样的无党派，少有政治因素，为办新闻而办报的。民国时期的报刊鱼龙混杂，既有“政府说客”，也有“独立报刊”，以及流光溢彩的副刊，那时也许真是报界的黄金年代了，而《大公报》凭其新闻客观性无疑是最耀眼的那一个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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