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环境中的风险传播---基于风险社会视域下

摘　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我们逐渐步入风险社会，而新媒体的发展使得我们在风险传播中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和特点，公众利用新媒体平台参与到风险传播之中，新媒体对风险的放大与呈现，新媒体推进了协商民主的进程等等，使得我们对新媒体环境中的风险传播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关键词：新媒体； 风险传播； 风险放大； 协商民主
根据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于1986 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概念。而风险社会，则是指这样一种社会发展阶段，在这样的社会里，由人类实践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导致的各种全球化风险和危机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存在着根本性的严重威胁。与此前相比，风险在规模、性质、程度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在基本特征方面把当前社会与此前的社会根本区别开来。贝克所指的风险主要有四个特征：第一，潜伏性与不可辨识性，风险是不易被感知的。第二，未来性，风险影响的人群不是当代而是我们的后代。第三，整体性，风险各部分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具有整体性特征，谋求单独的，个体的解决方法必然徒劳无功。第四全球性，现代风险出现在地理上特定的区域，同时又是非特定的，普遍的，其影响具有全球性，其形成有害影响的曲折途径又是不稳定的，不确定的和不可预测的。
由此可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新媒体技术的发展，风险已经超越了某一个人，某一个地区及某一个领域，而是波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方方面面影响着我们的生活，通过媒介接受信息对风险进行规避以及制定规避风险的决策，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必须。
1 风险传播的定义
风险传播的概念来源自20世纪末期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1）风险传播即是在个人、团体、机构间交换信息和意见的互动过程。它不仅仅与风险相关，还包括了风险性质的多重信息和其它各种信息，这些信息则表达出了对风险信息或风险管理合法的、机构的安排的关注、意见和反映。（2）风险社会则构成了传媒的传播语境，传播风险，应对风险传播成为传媒重要的一项功能和任务。
2 新媒体成为公众参与风险传播的新兴平台
而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新技术的发展，新媒体也随之蓬勃发展，而所谓的新媒体即是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如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手机短信、移动电视、网络、桌面视窗、数字电视、数字电影、触摸媒体等。而相对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四大传统意义上的媒体，新媒体被称为“第五媒体”。在传播方式上新媒体相对于旧媒体消解了传统媒体之间的边界，消解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社群之间、产业之间的边界，也消解了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边界，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
而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新媒体也成为公众参与风险传播的新平台，在汶川大地震中，第一个发布地震消息的，正是百度贴吧的一名网友。同样的，在2008年4月10日，一位网名叫“水婴”的26岁年轻人，将一条题为“抵制法国货，从家乐福开始”的帖子，发布在“猫扑”上，随后网络众多BBS出现家乐福股东是达赖捐助人的传言和号召全国网友抵制家乐福行动的跟帖。此事件最终以政府出面干预而结束。在新媒体背景下，公民新闻开始风行，并且在公民新闻中，媒介把关人的角色逐步被淡化。新媒体技术的发展重构了以往在风险传播中由权威媒体向公众发布信息的传播模式，从一点发散转变为点对点之间以及多点之间相互发散的模式，从而消解了信息发送者与传播者之间的界限，信息传播的过程则是开放的，在《风险社会》一书中，贝克认为风险的“社会建构”过程是由各方势力与利益彼此竞争的过程，是一种开放性的政治过程，贝克主张科学理性必须接受社会理性的批判、监督和竞争，让带有风险性的科学发展议题在公共领域中接受公开论辩与协调，公民也在参与公共讨论的过程中自我成长。在新媒体技术发展的环境下，公众参与风险传播成为可能。
3 新媒体在风险传播过程中的风险制造与放大
在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中，我们每天所接收到的信息越来越多，我们根据这些信息形成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种种看法，但是我们的这些看法并不来自于直接的经验，而是来自于大众传播媒介给我们营造的拟态环境，进而使我们按照从这一拟态环境中获得的信息去理解与想象一个现实的世界。所谓的“拟态环境”，即是传播媒介通过对典型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重新加工，重新结构化之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然而，由于这种加工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的。因此，通常人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真实环境本身来看。大众传播虽然提示的是拟态环境，与现实中的环境之间有很大的差距，但由于人们是根据媒介提供的信息来认识环境和采取行动的，这些行动如果作用于现实环境，就使得现实环境越来越带有了拟态环境的特点，以至于人们已经很难在两者之间做出明确而清晰的区分。因此媒体在风险传播的过程中，对相关风险的报道与选取使得受众感知到风险的本身也即是一种风险的呈现与建构。
在新媒体技术发展的今天，新媒体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革新，重构了传受者之间的关系，并且使得信息传播速度无限加快，就像约翰•汤普森所认为的那样，新媒体技术改变了社会生活的空间和时间组织，创造了行动和互动的新形式以及运用权力的新模式。新媒体构织的新型文化生态对现代风险的性质、社会条件以及由其产生而来各种制度带来了一系列转型性的后果。为风险跨领域、跨时空、跨边界扩展，灾难事件与社会、文化、制度、公众心理的互动和叠加提供了可能性及途径。并且，新媒体技术本身也演变为一股建构现代风险的重要力量，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及风险行为，可能造成新的社会、文化或经济后果，而在此环境中，如果议程设置不当，并且在新媒体环境下，由于新闻把关人的缺失，相关风险信息通过手机，互联网等新媒体的传播，使得风险信息被无限的放大。具体的例子如2011年3月15日，因为日本核电站泄漏事故，杭州市一名网友在网络上散播谣言称日本核辐射会污染海水导致以后生产的盐都无法食用，而且吃含碘的食用盐可防核辐射，一时间引起一些市民疯狂抢购食盐，一些不法经销商乘机哄抬价格，牟取暴利，群众反映强烈，引起了整个社会的恐慌和不安。
4 新媒体在风险传播中对协商民主的推进
协商民主理论兴起于20世纪90 年代，强调了公民是民主的参与主体，应当积极的促进公民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并且公民的这种政治参与不应当局限于投票、请愿、陈情或者社会运动，而是应当在公民充分掌握信息、发言机会平等与决策程序公平的条件下，对国家的公共政策进行公开讨论，提出可行方案或意见。其前提是承认社会利益多元化、异质、分散的现实。而协商民主的过程即是在多元社会现实的背景下，鼓励包括公众在内的不同利益主体参与对话，进行理性的论辩和说理，以此来支持某种选择性的方案和决策，就国家的相关决策和立法达成共识和一致，并且使国家的决策过程和结果得以合法化的过程。协商民主的核心要素则是协商与共识，其结果是要达到多元统一。在厦门PX事件中，当地民众为了维护自身合法利益，通过QQ，BBS，互联网以及手机短信等新媒体平台，充分表达了自身诉求，地方政府，学者，以及当地民众之间围绕着厦门PX项目展开了一场博弈和较量，最终使得厦门PX项目缓建，民众利用新媒体平台公众通过他们的反对意见表达了他们参与社会治理和管理的意见，重新定义了他们授予政府的权力，以此来排除许多有关潜在危险的政策。在风险传播中强调公众的参与，不仅使普通民众在风险治理上有了话语权，也提升了民众自身在政治领域的分量，进而达到了风险民主治理的目的，与此同时也使的风险的责任分配更为民主而且平等。在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发展，我国已经逐步步入风险社会，我们既要认识到新媒体在风险传播中的优势及长处，也要认识到新媒体在风险传播中的诸多不足例如新媒体对风险信息的放大，同时在新媒体推进协商民主方面也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并且充分发挥新媒体在风险传播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乌尔里希•贝克. 何博文，译. 风险社会. 译林出版社，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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