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哲学与信息哲学的若干研究论述

　　信息哲学是科技哲学的全新发展载体，以当前社会的发展为基础，从信息哲学、科技哲学的发展等三个方面对二者进行了研究，对我国信息技术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信息与计算机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信息技术在解释、改变和控制世界过程中，必然会设计和创造新的实在。技术倾向于激发原创性思想，形成新的概念，并导致不可预见的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哲学界面对信息革命的巨大挑战，做出了深刻的反思，并推出信息哲学的研究纲领。正式把“信息”作为哲学的基本概念纳人研究范畴，认为这一概念和存在、知识、意义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信息世界”是一个新近发现的世界，对它的认识和理解还很不充分，而对于它的研究目前仅仅是刚刚起步。由于“信息”与“计算”紧密相关，所以这个研究领域的发展非常快，成果层出不穷。经过科学界和哲学界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最终确立了信息哲学这门新兴的、具有交叉科学性质的独立哲学学科。

　　一、信息哲学兴起的背景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大技术(包括遗传基因工程和太空技术等)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过去的50多年，无论是理论方面，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还是应用方面，如从晶体管电子计算机到今天的互联网，无不与信息相关。具体说来，科学技术发展的图景呈现出科学转向技术的趋势[1]。结果是将人类带入信息社会。信息社会使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巨大变革。纵观人类文明史，可以说没有任何技术向信息技术那样对人类社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然而，盛行于英美的分析哲学却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在上个世纪最后25年走向衰落。主要是因为它的批判功能遭到了抛弃，致使科学主义在许多哲学分支成为主导力量，其结果便是哲学再次被普遍地看作是科学的延伸。也就是说，哲学渐渐变成科学的附庸，甚至沦为科学的婢女和小工。然而，正如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哲学或者在科学之上，像科学的女皇，或者位于科学之下，为科学廓清道路、奠定基础。然而，无论是在科学之上或是在科学之下，哲学都不是与科学比肩的学问。实际上，世界以及对世界的科学描述越复杂，哲学的话语水平也就必须越基本，只有这样才能使哲学自身保持一种超越、批判和反思的地位，这便是哲学的理由。哲学对信息技术的反思主要基于两条进路，在与社会需求的互动中最终成就了信息哲学。一条是批判性的，即对技术的哲学反思，这主要始于欧陆的人文学者，尤其是现象学、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反思，都是非常具有深度的。同时在社会认识论、媒体理论以及应用伦理学诸多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2]。另一条则属于建设性的，即沿着形式科学提出的哲学问题向前推进。譬如说，逻辑学家图灵提出人工智能问题，在哲学领域中绽放出众多奇葩，在语言哲学、心智哲学、解释学和形而上学等诸多学科都能见到人工智能的身影。数学家维纳提出的关于信息的本质问题，则对传统哲学提出了挑战。逐渐地信息便成为哲学的一个独特话题，信息理论的哲学方法的广泛采用在哲学领域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它的理论成果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还为信息社会提供了系统性论证。

　　二、科学哲学发展阶段

　　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现代科学哲学从逻辑实证主义发展到20世纪行将结束时的四个主要阶段。尽管四个阶段的历史顺序有交迭，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讨论所要得出的结果。

　　现代科学哲学的第一阶段是逻辑实证论。逻辑实证论把科学哲学看作是经验科学知识论，这个知识论主要包括三个问题，即知识的基础问题、理论的结构问题、理论的确认程度问题。他们在拒斥形而上学的同时，把科学分成两大范围，即辩护的范围和发现的范围。逻辑实证论强调科学哲学只研究前者，认为后者不是科学哲学研究的对象而将其拒斥。科学哲学研究的第二个阶段是科学发现的哲学研究[3]。这一阶段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是对知识论的静态逻辑分析转向知识增长的动力学研究。这一阶段有许多成果，以下列举其中的主要成果。卡尔·波普尔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此书的第一版出版于1939年。N.R.汉森的《发现的模式》，汉森在书中强调，他所研究的问题，不是使用理论的问题而是发现理论的问题。我所关注的不是假说的检验，而是假说的发现。我们所考察的不是观察、事实和资料如何形成为物理学解释的一致体系，而是这些体系如何被纳入我们的观察以及对事实和资料的评价中。托马斯·尼克勒斯于1980年主编了两本论述科学发现的书：《科学发现、逻辑和合理性》、《科学发现：案例研究》。

　　柯恩等于1977年编辑了《论科学发现》一书;瓦托夫斯基提出了论述科学发现逻辑悖论的科学判断概念。贝弗里奇出版了《科学研究的艺术》续编《发现的种子》;西蒙出版了《发现的模式》一书，并用人工智能研究科学定律的重新发现，等等。科学发现的哲学研究表明，科学哲学不再停留在对科学知识作静态的逻辑和语言分析，而重点转向对科学知识增长作动力学研究。科学哲学发展的第三阶段是直接转入对科学知识增长的模式研究，这个阶段中的代表人物无疑是卡尔·波普尔和托马斯·库恩。波普尔的知识增长图式是P1、TT、EE、P2，即知识的增长模式是问题、猜想、反驳、新问题。库恩区分了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科学是在范式更迭中演进的。这个阶段内还有许多其它理论模式，如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劳丹的研究传统。这些都已为人所知。容易被人疏忽的是图尔敏。应该指出，图尔敏是使科学哲学从静态逻辑分析转向动态历史研究的重要人物[4]。他强调概念变革与基本理论变革的意义。他在分析了概念变革的不同观点后指出：不管采取哪一种观点，有一点必须牢记：什么时候真正以发展的态度对待不断变化的科学理论组织问题，什么时候哲学探索就有某种新方向。

　　科学知识增长研究，尤其是库恩的范式转换理论提出了知识的客观性问题和对理论的认识态度，从而使科学哲学研究转入第四个阶段，即：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争论。这个阶段的代表性观点，我个人认为是范弗拉森的建构经验论。范弗拉森于1980年出版了《科学的形象》，他用理论在经验上的合理性来代替理论的真理性，接着引来了胡克和丘奇兰等人的反驳。后者出版了《科学形象》与之相辩抗，从而引发了一场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新论战。科学哲学家杰里特·列普林先后编辑了两本科学实在论的文集，从中可见论战的范围和激烈的程度。这场争论也可以被看作是物理学上爱因斯坦与玻尔哲学论战在科学哲学上的反映，也是科学知识增长的理论基础的大辩论。这场争论至今还看不出穷期，但已不断降温。人们正在迎接科学哲学新时期的到来。

　　三、全新科技反映全新哲学观

　　回顾20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两条进路。一条是以物理学为代表的，如上半个世纪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和后来的超弦和混沌，以及相应的核能技术的开发与利用等。物理学在20世纪是科学的典范，波普尔、卡尔纳普、库恩、查尔默斯等均以物理学为样本建立起自己的科学哲学理论。可以说自牛顿以来物理学就是自然科学的范例，康德以牛顿的物理学建立起他的批判哲学，形成主导西方哲学数百年的大传统。而另一条则是以“意向性科学”为代表的。阉意向性科学指的是处理符号、意义、指称、解释、真值之类的学问。尤其是上个世纪美国提出的“脑的十年”和最近提出的“人类认知组计划”更是“意向性科学”的领军领域[5]。再譬如，人们对逻辑的研究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了，但却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被作为科学研究的工具来看待，而未能使自己成为科学(尤其是经验科学)的研究对象。譬如，康德甚至认为，逻辑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是完备的，没有必要再发展。然而，自19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新成就使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巴贝奇计算机、布尔代数以及弗雷格和皮尔斯具有突破意义的哲学工作等。所有这些均在20世纪结成丰硕的果实，在现代逻辑、元数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生命科学，尤其是生物信息学和遗传工程以及整个的信息革命等方面尤为突出。

　　20世纪以物理学为代表的科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物理学将人类理解的水平提高到一个崭新境界。现在看来，物理学关于“极大”和“极小”这两个世界的知识已经非常丰富。与此同时，介于这两个极端的宏观世界以及人类自身却遗留下了大量的尚未解决的问题。科学研究需要进行“回采”，解决我们实际面临的种种问题，并对我们的日常生活质量的提高做出贡献。在新的世纪中，科学研究的背景将逐渐转换到这个新的层面进行作业，也就是说，以“意向性科学”为线索的探究路线将成为科学研究的主要进路。意向性科学在未来将上升为主导性科学。

　　意向性科学的中心话题就是“信息”，认知科学、神经科学以及生命科学等最后均要整合到“信息”概念上。另一方面，自上个世纪90年代兴起的量子信息科学更是将“信息”这个概念的外延扩大到量子的范围内。1993年IBM公司科学家的本奈特等6位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发表了一篇开创性的论文，提出了利用经典与量子相结合的方法实现量子隐形传态的方案：将某个粒子的未知量子态传送到另一处，把另一个粒子制备到这个量子态上，而原来的粒子仍留在原处。其基本思想是：将原物的信息分成经典信息和量子信息两部分，它们分别经由经典通道和量子通道传送给接收者。经典信息是发送者对原物进行某种测量而获得的，量子信息是发送者在测量中未提取的其余信息。接收者在获得这两种信息之后，就可制造出原物量子态的完全复制品。这个过程中传送的仅仅是原物量子比特的量子信息，而不是原物本身。在1997年，在奥地利小组的中国学者潘建伟与荷兰学者波密斯特等人合作，首次实现了未知量子态的远程传输。这是国际上首次在实验上成功地将一个量子态从甲地的光子传送到乙地的光子上。实验中传输的只是表达量子信息的“状态”，作为信息载体的光子本身并不被传输。量子隐形传态的成功对人类认识与揭示自然界的规律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对世界认识的深人，一个崭新的信息世界开始浮出水面。科学观的变革必然导致哲学观变革。具体说来，以物理学为背景的科学哲学将转向以意向性科学为背景的信息哲学，这将是两种不同的哲学观。

　　当代信息哲学的奠基性文章《什么是信息哲学?》首次提出“信息转向”其初衷就是强调信息的基础性地位。2003年出版的((思维与机器》的“信息哲学”专刊中，美国特拉华大学认知科学与哲学系的亚当斯教授的文章《哲学的信息转向》刊甚至认为，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科学的信息论引起哲学问题，哲学已经开始了信息转向。川瑞典马拉达伦大学的多迪希一斯诺科维奇在她的《科学哲学的范式转移：信息哲学与新的文艺复兴》这篇文章中，也指出科学哲学的范式向信息哲学转移的趋势。纵观哲学的发展轨迹，可以清楚的看出其研究背景的几次大的转向。先是17世纪的科学革命使哲学家将其注意力从可知客体的本质转移到客体与认知主体之间的知识关系，因此从形而上学转向认识论，即从探讨“存在”转向“知识”。接下来则是“语言转向”，其显著特征和重要结果是将传统哲学的存在论和认识论研究均放到语言的层面上进行考察，即从探讨“知识”转向“意义”，企图通过分析语言达到对世界的认识。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使信息哲学的地位突显出来并逐渐走向前台，则预示着哲学研究背景的再次转向，即从“意义”转向“信息”这一更为基础的分析概念，将人类理解带向更基本的层面。信息社会的发展以及“信息圈”的出现，已经使信息上升为一个基本概念，与诸如“存在”、“知识”、“义”等基本概念同等重要。可以预见，信息哲学的问世将对基本的哲学观念产生很大影响。

　　结束语：

　　科技哲学与信息哲学都是时代发展下衍生而来的产物，并且二者共同为我国社会发展贡献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后现代哲学环境的背景下，为了实现哲学领域的完善，必须要对其加以重视。

　　作者简介：马科伟 1981年8月29日 河南省平顶山市委党校经济管理教研室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