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戏剧化与政治传播的艺术的特征分析

　千百年来，“政治”在普通民众眼中似乎是一个不接地气的词汇，仿佛被端置在一个高高在上的神坛，可望而不可即。近年来，随着信息传播的迅猛发展，媒介化社会俨然成为了现实，于是这种现象悄然发生了改变。政治已经不再让人感觉那么神秘，而是通过大众媒介乃至场内接触的方式，近距离甚至零距离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人们津津有味地描述着政治活动一波三折的发展变化，评论着政治人物插科打诨的“舞台表现”。“政治”俨然已呈现出“戏剧化”的态势，生动地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同时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系统的各个环节。
　　一、政治与政治戏剧化
　　人和政治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政治”一词最早出现在奴隶社会。中国古代经典《周礼·遂人》中就有。“掌其政治禁令”，《尚书·毕命》中也有“道恰政治，泽润生民”。在西方社会，“政治”（polities）一词最早出现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千百年来，由于环境的不同以及观察、研究视角的差别，人们对于政治的理解存在着相当的差异。
　　人们对政治的理解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政治是对国事的管理。代表人就是孙中山。“政治两个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就是政治。”二。政治就是阶级斗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列宁也说：“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毛泽东也认为：“政治不论是革命的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人的行为。”这这一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比较流行。三、政治是对权力的追求和运用。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认为：“政治是夺取权力、掌握权力的必要方法的总和。”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则称：“政治意指力求分享权力或力求影响权力的分配。”四、政治是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政治是在共同体中并为共同体的利益而做出决策和将其付诸实践的活动。”丘、政治是一种社会关系。王浦劬说，政治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人们围绕着特定利益，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规定和实现特定权利的一种社会关系。”应该说，以上五种界定，基本上把握了政治现象的主要内容，如社会关系、权力、政策、阶级斗争、国家管理。不管对政治概念如何解读，其指向的内容，都与信息传播密切相关，在当代社会则与大众媒介有着直接的联系。社会关系的建立与维持，权力的取得与运用，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阶级斗争的展开与调和及国家的有效管理，都有赖于大众媒介的有效传播。
　　大众媒介无时不在注视着政治人物的谈论与活动。对于那些显要的政治人物，其一言一行都可能是新闻，甚至有时不说话、不作为也是新闻。这就是说，政治人物在公众面前必须要学会的一件事就是“表演”。例如今年台湾“双十庆典”上的一幕，就令两岸民众印象深刻。事情的背景是，自台湾地区“立法院院长”王金平被卷入司法关说（说情）案后，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和他一直处于冷战状态。可时隔一个月后两人同时出席“双十庆典”，不仅五次握手，期间不时微笑交谈，而且马英九在致辞中尊称王为“我们立法院的王院长”，王在致辞时更以逾半时间推崇马英九的政绩，甚至祝马“政躬康泰”。对于这场令人意外的“热情互动”，民众尽管有些跌破眼镜，却也看得热闹。在当下，有些政治人物善于充分利用“舞台效应”，精心设计自己的一言一行，而老百姓则乐于看见他们富有冲突和戏剧张力的行为。凡此种种，正日益凸显出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即政治戏剧化。
　　“政治戏剧化”是指政治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呈现出戏剧某些特性的现象。依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解释，在现代中国，“戏剧”一词有两种含义：狭义专指以古希腊悲剧和喜剧为开端，在欧洲各国发展起来继而在世界广泛流行的舞台演出形式，英文为drama，中国又称之为“话剧”；广义还包括东方一些国家、民族的传统舞台演出形式，诸如中国戏曲、日本歌舞伎、印度古典戏剧、朝鲜唱剧等等。概括起来，戏剧就是一种舞台演出形式。而戏剧性（theatricality）是指戏剧的特性在作品中的具体体现。主要指在假定情境中人物心理的直观外现。人们在谈论戏剧性的时候，常常谈及偶然性、巧合、骤变等等现象，特别是当人们把这一概念作为生活用语时，往往取这种含义，这是戏剧性的原始的、外在的含义。
　　在当今媒介化社会的环境下，政治逐渐显现出了某些和戏剧相类似的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一是注重戏剧冲突。政治包含不同意见的表达、对立目标的竞争或不可调和的利益的冲突，正如英国政治传播学者安德鲁·海伍德所说，哪里有自发的同意或自然的和谐，哪里就不可能有政治，而一旦就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与何者发生关联等问题出现了深刻的意见分歧，“政治”就会在此发生。而戏剧性就在于紧张、深刻的矛盾冲突，所谓“没有冲突就没有戏”。二是注重戏剧行为。德国理论家奥古斯特·施莱格尔曾明确提出，戏剧性在于戏剧作品中人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较量。而在现代政治活动中，政治人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较量正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如美国国会议员互掐等等。三是注重戏剧效果。英国戏剧理论家威廉·阿契尔认为，戏剧性在于能够使聚集在剧场中的普通观众对虚构人物的表演感到兴趣；美国戏剧理论家乔治·贝克也认为，戏剧性就在于以虚构人物的表演，通过感情渠道，使场内普通观众发生兴趣。这恰恰也是政治在传播过程中所强调的，即到达受众的效果决定了政治传播的成败。
　　二、政治戏剧化的前提条件
　　政治戏剧化并非自古以来就有的现象。在专制时代，政治是神秘的，权力运作于黑箱之中。公众无法直接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去，那是真正意义上的“既看不见，也摸不着”。而如今，由于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政治已经打开了它神秘的匣子，公众不仅能够围观、议论，更可以直接参与。政治戏剧化 正是当下媒介化社会出现的新现象，出现这种现象必须满足以下三个前提条件：
　一是政治社会的民主与多元。民主（Democracy）一词来源于古希腊文，意为“由人民统治”。在这种制度下，所有的雅典公民都有资格参与法律的制定以及国家行为的决策，同时所有公民都可以在大会上演讲、辩论。经过20世纪的数波“民主化浪潮”，直到现在，民主制度在大多数国家得到了确立。民主也成为一种普世价值得到广泛认可和传播，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日常思维乃至行为。其实，从字面上理解，“民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它表述的是一种“能够自主参与决策”和“能够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权力。民主的目的就是维护和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既然有了“民主”，公民就有权利参与政治、议论政治。而多元论认为，公民的观点应该可以按照各自相互对立的不同利益来得到有效和公正的表达。因此，只有当一个社会充分允许民主与多元，它的内部才可能出现对抗和竞争，才可能迫使执政党保持政治活动的公开和透明；而只有政治活动保持公开透明，公民才能真正参与到政治中去。倘若政治只是被关在一个封闭的暗箱里操作，政治人物可以随心所欲而丝毫不用顾及民众，民众与政治被强制隔开、毫无瓜葛，那么“政治戏剧化”就无从谈起了。
　　二是信息传播的革新与开放。现代社会是高度信息化社会，也是媒介化社会。作为社会沟通的主渠道，信息传播媒介的技术和水平不断革新发展，媒介环境日益开放，使得人类的政治生活空间扩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首先，大众媒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压缩时空，聚焦政治人物，从而拉近公众与政治人物的距离，给予公众一条观赏政治的更加便捷优质的渠道。大众媒介特别是电视，还拥有更多戏剧化的表现手段，以渲染戏剧化的场面，从而更容易刺激观众的情绪。例如电视媒体经常报道走访民间的政治人物，他们与农民并排坐于土炕之上，或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或抱着活泼可爱的孩童。而近年来日益兴旺的网络媒体，在拉近政治人物与公众之间的心理距离方面，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胡锦涛、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都曾通过新华网、人民网等网络渠道与公众直接对话。国外不少政治领导人自己开设博客或网页，保持与网民的直接沟通，从而拥有巨量的粉丝。其次，大众媒介面向社会开放，人们可以自由获取海量信息，也可以发表个人言论。换言之，通过大众媒介，公众可以牢牢地“盯着”社会舞台上的政治人物和政治活动。正是在公众的集体监督和舆论压力下，政治人物才有“表演”的需要，政治活动才有公开透明的动力。
　　三是新闻传播领域的消费主义文化。消费其实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它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任何民族的任何发展阶段，消费文化都是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所谓消费文化就是以人的生活领域为背景，由人民在生活中对由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组成的消费对象的消费取向、消费内容、消费行为、消费后果所形成的文化现象，具体表现为追求消费的炫耀性、奢侈性和新奇性，追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消遣与享乐主义，以迎合与满足个人的浅层次的，心理需求。新闻传播领域中的消费主义文化是指新闻生产者为了扩大受众面而一味迎合受众进行新闻生产的价值取向，例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盛行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黄色新闻、庸俗新闻。在消费主义文化的语境下，新闻生产者成为了“商人”，受众成为了“消费者”。消费者的兴趣和口味就是商人制造商品的唯一标准。受这种价值取向的影响，新闻的定义被重构为与受众“有关”的一切。换言之，如果一件事情不能吸引或打动受众，不能引起争论或者轰动，那么它就不值得传播。由此可以预见，在受众普遍偏爱围观政治人物的矛盾与冲突的背景下，为了获取更多受众眼球的大众媒介将会如何不遗余力地满足这一点。很显然，新闻传播领域的消费文化大大提升了政治在媒介中展现戏剧性的可能。
　　以上三点，包含着一个共同因子，即公众（或受众）。政治社会的民主与多元，强调的是公众政治参与、合理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权利；信息传播的革新与开放，描述的是信息传播媒介强大的政治功能、公众关注政治、议论政治的能力，及其利川媒介的便利条件，从而强化了大众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地位；新闻传播中的消费文化，凸出的是以受众为导向、以利益追逐为目的的政治传播现象。正是公众（或受众）的地位得到了确立乃至前所未有的重视，“政治”才不再“高高在上”，而被拉下“神坛”，融入了寻常百姓家。归根到底，政治戏剧化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公众在政治生活中主体地位的确立。
　　三、政治戏剧化背景下的政治传播艺术
　　信息传播媒介已经日益成为最重要的政治舞台之一。其实早在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维利就在《君主论》中谈及了政治传播的问题，特别是论述了作为政治领袖的君主如何树立政治形象的问题。他对决定形象的各种要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形象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其政治目的的实现与否。因此，他建议君主要加强对信息传播活动的控制和利用，但又同时提醒统治者要表现出一定的风度和胸怀，能够容忍并接纳不同的意见。近现代针对政治人物的传播行为的研究也为数不少，如艾尔费雷德·李与伊丽莎白·李编辑的《宣传的艺术》一书中，归纳整理了七种常见的宣传手法等，都是在基于政治人物的传播行为的研究上得出的。
　　在这个注意力经济的时代，政治人物更应当与时俱进，认清新形势，适应新规则；学习领会新的政治传播艺术；充分利用政治戏剧化的舞台，精心塑造并用心经营自身形象，以期获得最广泛的民众认同，谋取政治利益的最大化。
　　（一）摒弃传统观念，提升媒介素养
　　直到现在，依然有一些政治人物认为，为官就要保持低调，尽量不要在新闻媒体上}H现；也有一些政治人物对媒体持有不信任的态度，认为媒体报道是肤浅片面的，容易歪曲自己的意思，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甚至有人对媒体怀有恐惧害怕的心理，不敢轻易触碰，生怕惹祸上身，因而拒绝一切和媒体打交道的方式和请求。对于这些传统老旧的观 念，身处媒介化时代的政治人物们应当坚决摒弃。应当认识到，媒体并无绝对的好坏，它只是一种信息传播工具。在这个信息时代，政治人物再也无法避开媒体的包围，一方面，你别无选择，只能面对；而另一方面，你更有利用媒介进行政治传播的切实需求。在西方社会，电视出现以来的政治实践表明，只有媒体的宠儿，才能赢得选举。因此，政治人物应当努力提升自身媒介素养，学习掌握信息传播的客观规律，善于和媒体沟通交流；充分利用“戏剧性”，如制造冲突、骤变等具有表现力的情节，吸引媒体的广泛关注；同时谨慎对待自己的一言一行，始终记住自己是站在一个亿万双眼睛聚焦的舞台上表演，但是不用紧张害怕，这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良机，让自己的言行通过媒体这个扩音器和快递员，更为有效地到达公众，进而朝着预定的方向影响公众的思想、态度和行为。
　　（二）洞悉大众心理，注重民意反馈
　　在戏剧表演中，表演者对观众心理和剧场反应的关注是很高的。元代文学家胡祗通说：“优伶贱艺也，谈谐一不中节，阖座皆为之抚掌而嗤笑之，屡不中，则不往观焉。”意思是，如果表演者出现一次表演失误，观众就会嘲笑他，如果总是失误，观众就不再去看他的表演了。因此，古代戏剧表演者们往往将观众反应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并将其悬为标准，反过来规范着戏剧表演。政治也是如此。正如前文所说，信息是否到达并影响大众。其效果的有无及大小决定了政治传播的成败。因此，大众研究是政治传播极为重要的一环。政治人物在“舞台”上进行表演时，应当特别注意观众或听众的观赏心理和接收心理，搞清楚老百姓究竟喜欢什么，讨厌什么；理解什么，不理解什么；追逐什么，反感什么。唯有如此，政治人物的表演才能事半功倍。为了更好地做到这一点，政治人物应该成立一个民意测验与调查小组，专门收集采纳大众对于自己的言行的反馈信息，并对此进行仔细研究，作为强化或改变自己某些言行的重要参考。
　　（三）把握塑形尺度，真诚沟通第一
　　在政治传播过程中，政治人物为了塑造一个更加完美的形象，往往不惜以说谎为代价。这样的想法和做法是不理智、不明智的，这样的形象塑造也是短期的、不可持续的。因为火总有烧破纸团的那一天，谎言也终将被无情地戳破，在时间的长河里屹立不倒的只有真相。在政治戏剧化的语境里，“政治表演”指的是政治人物将个人主张、理念通过外在言行、表情，进行媒介化传播的行为，其中可能会包含制造冲突、骤变等具有表现力的情节，但均是建立在真实不虚的前提之上。政治表演不是政治谎言。政治人物不能因为盲目追求完美而变得伪善，不能把民众当傻子，否则只会激起民众反感，贻害自身。因此，政治人物需要好好把握塑形尺度。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对于政治人物而言，“完美”不是最重要的品质，只有“真诚”才是感动民众的重要力量。与民众真诚沟通，才会取得民众发自内心的信任与认可。
　　当然，政治人物只是政治传播链条中的第一环。新闻传播工作者作为政治传播的中介，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的职业素养和个人态度，决定了政治人物究竟将以一个怎样的媒介形象被传递到大众面前。例如，在技术层面上，媒体可以将政治人物进行巧妙的包装，可以放大或忽略其优点，也可以放大或忽略其弱点。在政治戏剧化的背景下，媒体更有可能随意凸出戏剧冲突，以赚取更大的销售量和点击率。但这不仅不值得倡导，而且需要引起新闻传播工作者的警惕意识，时刻反省并极力抵制。大众媒介可谓“拥兵之重”，因此必须谨慎对待自己手中的权力。在业务活动中塑造、展现政治人物的时候，新闻传播工作者必须体认自己承担的社会责任，本着专业精神和社会良知，公正客观，理性缜密。只有这样，大众媒介才能积极发挥其建设性的功能，与政治人物的努力相结合，实现政治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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