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实践的国家治理哲学

　　中图分类号：C9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5595（2016）03002305

　　管仲（约公元前723年―约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字仲）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管子学派或齐法家的代表人物，也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实践家。汉代刘向编定的《管子》（今存76篇）尽管“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叶适《水心集》），但其主体内容一般认为是春秋至战国中后期齐稷下学宫兴盛时期学者们总结、传播和研究管仲治国实践及其思想的理论汇编，向来被认为内容驳杂，“号称难读”（郭沫若语），缺乏统一的思想主题和严密的逻辑结构。但是，在国家治理的层面上，管仲相齐四十年，全面主导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领域的治理与变革，“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子?小匡》），一度使齐国成为春秋诸侯“第一霸”。《管子》以管仲卓越的治国理政、安邦富民的政治实践为基础，集纳了管仲治齐及其他先秦诸侯国国家治理的思想精华，实际上蕴涵着一套主题明确、内容相对完整的国家管理思想体系，可以认为是中国最早也最有实践性的国家治理哲学，与孔孟荀等思辨性、理想性的国家治理思想形成显著区别。这里，仅从管理目的论、管理人性论、管理组织论、管理方式论、管理权变论、经济管理论等主要方面，以现代管理理论视野来审视和阐释《管子》中的管理思想，借此彰显管子管理思想在当代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各领域中的实践价值。

　　一、“富民强国”的管理目的论

　　从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现实要求出发，管子明确地提出了富国强兵的治国之策，认为只有拥有强大的国力，齐国才能在各诸侯国中赢得自己的地位。《管子》开篇就是“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管子?牧民》）。富国强兵是当时法家的通识，算不上高明，而体现管子思想独到之处的是，他把富国强兵的基础建筑在以人为本、富民爱民的国策上。“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这就把人的地位上升到国家安危的战略高度来认识，首次确立了以人为本的国家管理价值观，成为《管子》管理哲学的一条主线。民心向背成为国家治道兴废的关键所在，“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作为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管子从维护君主统治和齐国强盛的高度，深知“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管子?牧民》）的“牧民”之道，即只有为民谋利、造福民众，才能获得民众的支持。这就要求先富民，再治国，后强兵。“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基于国富兵强之基在民富的理念，管子要求统治者对待民众必须“爱之，利之，益之，安之”（《管子?枢言》），也就是要实行爱民利民惠民的国策，“四者，道之出”。这些涉及民众根本利益的问题解决好了，国家的强盛、君主的统治才可能有最终的保障。

　　富民首先要重视农业生产。因为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在农业，农业生产是富民的根本和强国的基础。管子反复强调统治者要重视发展农业，“五谷粟米，民之司命也”（《管子?国蓄》）；“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管子?区言》）；“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途，治国之道也”（《管子?区言》）。务本重在务农，统治者必须“利农事”、“掌农时”、“禁末作奇巧”，把农民稳固在土地上，使之安心从事农业生产。“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管子?治国》）

　　其次，富民要与民同利，让利于民。在管子看来，利益是国家和民众共同的追求，“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是故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天下所谋，虽立必隳。天下所持，虽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管子?版法解》）。治理国家稳定天下的最高境界是统治者不与民争利，而是“与天下人同利”。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让民众享受到劳动的成果，才是国家治理的持久之道。“富上而足下，此圣王之事也。”（《管子?小问》）为此，管子主张统治者通过“薄赋敛，轻征赋”（《管子?小问》）来分利于民，“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善分民也。圣人不能分民，则犹百姓也，于己不足，安得名圣？……唯圣人为善托业于民”（《管子?乘马》）。这就是说，国家的富裕和强大不在于自身财富的积累，而是要善于藏富于民，让民众先富裕起来。“府无藏财，赀藏于民。”（《管子?权修》）“王者藏于民，霸者藏于大夫，残国亡家藏于箧。”（《管子?山至数》）所以，司马迁在评价管子时说：“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史记?管晏列传》）

　　再次，富民要“五行九惠之教”。管子富民思想的一个独特之处是最早提出了国家要确保社会弱势群体生活、积极推行社会保障的政策主张。在《管子?入国》中，管子提出了 “老老、慈幼、恤孤、养疾、合独、问病、通穷、振困、接绝”等九个方面由政府予以保障的问题。如“老老”规定年龄在 70 岁以上的老人，他的一个儿子可以免除征役，每三个月由政府供养一次肉食，以此倡导赡养老人的社会风气；“养疾”是把重残疾人养在“疾馆”；“合独”是“鳏寡而合和之”，促使他们合婚，给予田宅安家，并免除三年的职役等。通过这些“养长老，恤孤寡”（《管子?五辅》）的社会保障政策，可以达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藏，不资者得赈，则天下之归我者若流水”（《管子?轻重甲》）的社会效果。这有助于避免两极分化带来的社会动荡，稳固国家统治的社会基础。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6月第32卷第3期纪光欣，等：面向实践的国家治理哲学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了当时的霸业，但是，这种建立在人本富民基础上的国家强盛，表明管子实际执行的是“王道”或“仁政”，而不是对内严刑苛政、对外恃强凌弱的“霸道”。所以，管子的政治理念和治理功业才得到后世儒家孔子的高度赞许。“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 　　二、“就利避害”的管理人性论

　　管子认为，人与物是管理中的基本要素：“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管子?版法解》）“人有逆顺，事有称量；人心逆则人不用，事失称量则事不工。”（同上）准确把握人性、处理好人与事的关系就成为国家管理的基本要求。正如“每个管理决策和管理行动的背后，都有一种人性与人性行为的假设”[1]一样，管子治国理政之策的选择也是以其对人性的自觉认识为前提的，这就是人的就利避害特性。“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管子?禁藏》）又说：“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管子?形势解》）管子提出的人的“四欲四恶”（“四欲”即佚乐、富贵、存安、生育，“四恶”即忧劳、贫贱、危坠、灭绝）（《管子?牧民》）其实是人的就利避害本性的具体表现。这里的“四欲”，再加上“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所强调的物质需求，与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多有相通之处，是对人的需求和欲望较为全面的认识。

　　在管子看来，人的就利避害的本性首先是自然的、普遍的，“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管子?国蓄》）。其次是客观的，是不可选择、不可改变的，“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走下，于四方无择也”（《管子?侈靡》）。管理者的任务是顺应人的本性和需求，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激励和约束政策。“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执利之在，而民自美安。”（《管子?禁藏》）另外，管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具体的、多层次的。“欲知者知之，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贵者贵之”（《管子?枢言》），应该根据不同人的需求情况分别对待，才能达到预期的管理效果，“彼欲贵我贵之，人谓我有礼；彼欲勇我勇之，人谓我恭；彼欲利我利之，人谓我仁；彼欲知我知之，人谓我?O”（《管子?枢言》）。可见，管子爱民富民、富国强兵的管理主张和政策设计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对就利避害这一人性认识的基础上的，“天下者，国之本也；国者，乡之本也；乡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管子?权修》）。

　　三、“明分任职”的管理组织论

　　管理组织涉及组织结构、内部分工、权力安排、上下级协调等问题，既有管理幅度，也有管理层级的问题，是管理职能有效发挥的基础。“明主之治也，明于分职，而督其成事。”（《管子?明法解》）管子提出并实践了一系列有关组织问题的管理思想，并依靠其建立的组织体系实现了对当时齐国社会的有效管理。

　　在社会组织方面，管子提出并建立起一个自上而下、等级控制的集权制行政结构，强化了对整个社会的控制。《管子?乘马》篇中，管子提出了一个从“暴”“部”“聚”“乡”到“方”的五个层级的行政组织体系，每一级的横向幅度为四个或五个，如五暴为“部”，五部为“聚”，四乡为“方”等，这就是“官制”。在此基础上，按“伍”“连”“暴”“乡”“都”五级对居民进行管理，按“四聚为一离，五离为一制，五制为一田，二田为一夫，三夫为一家”的方式确立生产组织，以此保证国家军赋、兵器的承担和兵员的供应，这就是“邑制”。这里的行政组织体系，在层级、幅度以及内部的控制机制方面，相当于“准官僚制组织体系”，依靠它，齐国实现了对社会成员和社会财富的有效管理，保障了国家可以集中人力和财力来维持内部的稳定和对付外部的威胁，也成为齐桓公霸业的组织基础。

　　在经济组织方面，管仲提出了“士农工商，分业定居”的重要观点。分工是管理的前提，又使得管理成为必要。“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W，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管子?小匡》）士、农、工、商这四种职业的人根据分工分别集中居住、职位世袭。这既有利于加强管理、提高效率，又可以使同一职业的人积累经验，传承技艺，“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管子?小匡》），从而实现“四业”更好地发展。

　　在上下级的君臣关系上，管子强调君明臣忠，各司其职，合为一体。“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复合为一体。”（《管子?君臣上》）就是说，君臣各自要有明确的定位和权力，同时承担相应的责任，既分职又合作才能治理好国家。这是管子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明分任职，则治而不乱，明而不避矣”（《管子?小问》）；“明王神法慎权，下上有分”（《管子?七主七臣》）；特别是作为君主，要明确自己的定位，善于发挥臣子的才能，并监督臣子完成好任务，但君主又不能随便地干预臣子的事情，也就是要充分授权。当然，“人臣者，处卑贱，守本任，治分职，此臣道也”（《管子?明法解》）。臣子也要严守自己的职责，明确自己的权力界限。这样，君臣各守其道、各尽其责、上下和谐，才能戮力同心，无往而不胜。如果君臣之间“不明分职，上下相干”（《管子?七主七臣》），产生“君臣共道”的权力格局，“主行臣道则乱，臣行主道则危”（《管子?明法解》），最终结果必然是“上下无分，乱之本也”（《管子?明法解》）。

　　四、“礼法兼用、赏罚并举”的管理方式论

　　礼是一种自觉的道德行为规范，法则主要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规范。管仲是法家的鼻祖，但又被认为是不同于三晋法家的齐法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管子在推崇法治之外，还重视礼制、道德、民心的作用，是礼法并重的和谐管理的早期主张者。[2]这种礼法并重的管理方式是当时齐国首霸春秋的重要政治原因，对后世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管子》高度重视国家治理中法的作用和法制建设，反复强调“法者，天下之至道也”（《管子?任法》）；“法者，天下之仪也”（《管子?禁藏》）。在管子看来，法律是君主治理国家最有效的工具，“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管子?任法》）。“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管子?法法》）统治者不仅要立法，更要带头守法执法，以法治国。“故明主之治也，当于法者赏之，违于法者诛之。故以法诛罪，则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则民受赏而无德也。此以法举错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管子?明法解》） 　　但是，管子没有把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以礼义治国对立起来，而是认为如果只是依靠法制的强制力量，忽视礼义等道德规范的作用，失去民众的心理认同，就容易出现“刑罚繁而意不恐，杀戮众而心不服”（《管子?牧民》）的结局。因此，富民之后还要教民，“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礼也”（《管子?权修》）。管子把“礼义廉耻”上升到“国之四维”的高度来认识，“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就是说，单纯依靠严刑峻法，而忽视道德和礼义建设，国家统治自然难以稳定和持久。

　　基于对人性的明确认识，管子的礼义教化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和理想导向，而是建立在人的物质需求满足的基础上的，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旦暮利之，众乃胜任”（《管子?版法》），民众得了实惠，则“虽不召而民自至”（《管子?形势解》）。管子对管理中的“德之六兴”给予具有操作意义的具体解释，即“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管子?五辅》说：“六者既布，则民之所欲，无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听上，然后政可善为也。”正是基于此，管子的法治并没有走向法家的暴政，而是把利益诱导与严厉惩罚相结合。“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为爵禄以勤之。立民所恶以禁其邪，故为刑法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赏，案其罪而行罚。”（《管子?明法解》）这表明，管子已经认识到了赏罚结合这一和谐管理方式在国家治理和维护社会秩序上的重要作用。因为管子认识到“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管子?牧民》）。严刑峻法虽然可以使人产生畏惧，但却不能真正赢得民心；唯有赏罚有度，才是真正有效的“牧民”之道，“信赏审罚，爵材禄能则强”（《管子?幼官》）。可见，赏罚并举是管子法治与心术并行的国家治理思想的具体化，也是基于一般人性和现实需要而实施的有效社会管理方式。

　　五、“与时变、与俗化”的管理权变论

　　齐国自姜太公以“开塞之术”奠基以来，逐渐形成了务实、变通、革新的文化特质。《管子》承继齐文化的变通传统，认为天道常变，人道自然要随之而变。“夫道者……人不能固，其往不复，其来不舍。”（《管子?内业》）“天地不可留，故动，化故从新。”（《管子?侈靡》）有变化才会有新生。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管理方式，统治者治国理政必须“遍知天下，审御机数”（《管子?七法》），做到“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管子?正世》），根据时代的情形和习俗的要求，“随时而变，因俗而动”（《管子?正世》），制定相应的政策或选择适当的管理方式，如赏赐的薄厚、禁令的轻重，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在回答齐桓公关于“牧民何先”的问题时，管子说：“有时先事，有时先政，有时先德，有时先恕。”（《管子?小问》）这就要求统治者不能固守教条和陈规，而要根据人们不同的情况和需求及时变革和创新。他举例说，当“民富且骄”时，“牧民者”就要“厚收善岁以充仓廪，禁薮泽，此谓先之以事，随之以刑，敬之以礼乐以振其淫。此谓先之以政”（《管子?小问》）。针对民众表现出来富裕且骄傲的情况，统治者一方面要通过经济手段将财富充实到国库，另一方面要通过法律惩治与礼乐教化相结合的方式来规范和引导民众的行为。当“民贫且罢（疲）”时，统治者相应地要通过开放仓廪、扩大供应、赈济穷人等方式来处理。这无疑是一种权宜变通的高超的管理智慧。管子对“轻重之术”的灵活运用也是其权变管理观在经济管理领域最生动的体现。在土地政策上，管子主张“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管子?乘马》），就是根据土地的优劣分等级来征收不同的税租，这也是权变管理的具体应用。

　　管子特别强调为君者知时、审时的权变领导艺术。君主施行政令、作出决策都要顺应时势的变化，善于随机应变，灵活运用，“以备待时，以时兴事”，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管理效果，“精时者，日少而功多”（《管子?霸言》）。如果固守教条，“违时易形”“不知四时”，做任何事情必然“无不败也”（《管子?霸言》）。如管子指出的，君主要想诸侯臣服、匡正四海，不能单凭兵力强盛而取胜，“必先定谋虑，便地形，利权称，亲与国，视时而动”（《管子?霸言》），就是说，只有充分了解各种因素，权衡利弊，顺势采取行动，才是真正的“王者之术”（《管子?霸言》）。所以，再圣明的君主，再高超的谋略，也不如审时度势对为君者来说重要。“圣人能辅（捕）时，不能违时。知者善谋，不如当时。”《管子?霸言》这是齐国称霸诸侯的重要经验，也与现代情境领导观或权变领导观的精神有相通之处。

　　六、“官山海、贵轻重”的经济管理论

　　在先秦诸子中，管子的经济管理思想具有特别突出的地位和特点，有关经济、财政、货币等管理问题的论述约占《管子》篇幅的四分之一，《管子?轻重》篇历来被认为是古代经济管理思想的经典。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指出：“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这是对管子经济管理思想核心的准确总结，即管子辅助齐桓公以“官山海”的国家干预政策和“贵轻重”的市场调节手段“两手硬”的经济管理而成就春秋霸主的威名。

　　为了保障“利出一孔”，维护国家强盛的财力基础，管子提出由官府垄断食盐、铁矿等重要资源的生产和供应，并根据不同情况加价出售，寓税于价，既能增加国家财政岁入，又能减少民众不满。这实际上包含着国家干预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海王之国，谨正盐策。”（《管子?海王》）更值得一提的是，管子还把国家干预应用于解决特殊时期的民生问题，“若岁凶旱水?u，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k也”（《管子?乘马数》）。就是说，如果遇到自然灾害，国家可以通过增加公共建设投资，如修建宫室台榭，来为民众提供一个生活的出路。这种观点很类似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中的国家通过基础建设等领域的投资，用以工代赈的方法，来解决经济困难时期的就业问题。

　　另一方面，管子也善于通过市场手段来达到对经济的控制和管理。管子承认并主张发挥市场和商品交换的作用。“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正是道也”（《管子?问》）；“市者，货之准也”（《管子?乘马》）。通过市场的变化，可以预知民众的生活和国家治理的状况。“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管子?乘马》）国家管理社会、调控经济，要善于通过货币、价格等经济手段来进行。“先王善制其通货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尽也。”（《管子?轻重乙》）“善为国者，守其国之财，汤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为百。未尝籍求于民，而使用若河海，终则有始，此谓守物而御天下也。”（《管子?轻重丁》）管子重农但不排斥商业，而主张加强对市场、商业的管理，“重农饬末则富”（《管子?幼官》），意即重视农业，同时整顿、管理好商业秩序，才能实现富民富国。 　　当然，管子主张盐铁专营、利用轻重之术控制货币和商品流通，意在使君主全面控制国家经济活动或增强财力，为诸侯争霸提供实力支撑。历史地看，这成为传统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经济政策的主调；现实地看，如何协调发挥好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这“两只手”的作用，仍是当代经济管理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他强调，要深入总结和积极借鉴古代治国理政的“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思想。[3]显然，管子的国家治理哲学中已经初步奠定了这些古代国家治理思想精华的方向或基础，而且管子植根治国理政实践、面向现实问题的管理思想对当代中国探索基于“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之道尤其具有借鉴意义，需要进一步增强建基于传统思想精华的“文化自信”和“创造性转化”的“文化自觉”，[4]以推进适合中国历史文化特点和现实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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