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的人生哲学

　　中图分类号：B2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3-0000-01

　　嵇康，字叔夜。是三国曹魏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音乐家。司马氏当权后，隐居不仕，以示不满，与阮籍等人结为“竹林之游”，为竹林七贤之一。这位“家世儒学，少有俊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学不师授，博洽多闻”（《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一，王粲传注）的才子，青年时代“常以为忠信笃敬，直道而行之。可以居九夷，游八蛮，浮沧海，践河源，甲兵不足忌，猛兽不为患”（《嵇康集》，页45）。嵇康禀有道德精神，信奉“老谦无悔，忠信可久安”（《嵇康集》，页22）。关于人生哲学，冯友兰认为儒家是“中道”的，道，路也。儒家说天及性，与道家所说道德颇同，但以仁义礼智，亦为人性之自然。亚里士多德继柏拉图之后，也说概念，但以为概念即在感觉世界之中，此世界诸物之生长变化，即所以实现概念。宋、元、明哲学家，颇受“二氏”之影响，但不于寂灭中求静定，而谓静定即在日用酬酢之中。

　　困惑在嵇康的身上发生了，深谙秘密性王道政治之术的“司马氏集团”用暴力和政治之手段夺取政权，嵇康目睹了篡位的全部过程，深深的体会到了王道和政治的残酷、虚妄、不义，体会到人生的荒诞性和祸福难测。嵇康没有像屈原一样自杀，正是因为他在性情上“好老庄”，老庄的道理能让嵇康在残酷、虚妄、不义的世界中活着。《嵇康集》中对老庄的道理作这样的理解：“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过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又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嵇康集》，页48）

　　老庄的道理就是“保真”。获得这种新鲜的“真”的途径是什么？在嵇康看来，只有通过中止主体心意的价值牵挂，即所谓是非不容于心，爱憎不移于情，忧喜不留于意，从价值关怀状态返回非价值的本然状态。如果说在儒家那里，人义论是道德性的，在道家精神那里，人义论变成自然性的，这种人义论的基础就是自然的虚无。嵇康崇尚自然，率心高远，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不为名利诱惑，追求精神的自由和人性的解放，这都体现了他傲立天地之间，独标远致的独立人格。他在“吕安”之罪牵连入狱后，初衷不改，愤然而做《幽愤诗》，“任其所尚”、“托好老庄”，表明他坚决不与司马氏合作的立场。嵇康纵有放达不拘的心怀，因任自然的办法却只能归于“养生”的自然之术。面对人生短暂、忧虑重重的种种困境，庄子哲学提出了一套自己的精神疗法。他不主张人们主动地改造人生困顿的现状，而是“安时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养生主》），“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人间世》）。在庄子看来，人世的哀乐荣辱生老病死都是“时”、“命”，在他无力去改变的时候，他选择的就是“时”、“命”等现状的“安”，这样庄子就很容易在精神上得到满足。尽管嵇康和庄子对于战乱、疾病等人生中的不义表现出豁达的胸怀，但从他们对养生的兴趣可以看出，他们同时对“生”怀有无限的眷恋。嵇康以为神仙“似特受异气，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能致也。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可有之耳”（《养生论》），他认为的“理”就是“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嵇康以为只有“保神”即“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嵇康认为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游山泽，观鱼鸟，在自然山水中自得其乐，而“作吏”是所“惧”的事，因为“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他很熟悉官场规则，一入官场，那些规则对他而言就让他“不堪”，他的个性也会让他有所“不可”，所以面对官场的入场券，嵇康选择了放弃，和庄子的风格极为相似，他们将精神的自由看得比一切都重要。

　　嵇康的追求出世的一面，表现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在嵇康看来，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都应该可以超然宁静，自由自在，只要努力修养就可以达到精神与现实相结合的逍遥人生境界。嵇康的自然观基于“元气”，万物由此产生，推演出人本于自然，人性要顺从自然的人生哲学的理论基石，《老子》中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嵇康则有所不同，他坚持自然主义人性论，认为天道自然，性命自然，人性自然，这一的观念犹如一条主线，贯穿于嵇康的人生。嵇康过激地评价礼教：“非汤武而薄周孔，”他抨击伪名教是为了真名教，为了“自然”的人生境界。在嵇康看来，“自然”才是人的真性。而获得自然的东西不必通过六经，要保全自己的本性，并不需要用规范、礼法。于是从欲为真，抑引为伪。人喜欢随心所欲，而不喜欢受礼法的管教，这是必然之理，所以“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当然这主要是针对司马氏鼓吹的名教而提出的，体现出嵇康“以从欲为欢”、“任自然”的人性观念。但从养生的角度看，放纵情感，贪图享乐，同样也背离人性并使人生命受害：“夫嗜欲虽出于人，而非道之正。犹木之有蝎，虽木之所生，而非木之所宜也。故蝎生则木朽，欲胜则身枯。然则欲与生并不久，名与身不俱存，略可知矣。而世末之悟，以顺欲为得生，虽有后生之情，而不识生生之理，故动之死也。”嵇康举例说明了并非顺从人的情欲就是自然的道理，人的欲望就像树木中的蛀虫一样，虽然蛀虫是树木生出来的但不是树木所适宜的，“欲虽出于人，而非道之正”。如果任情纵欲，就会损害身体健康，是不利于养生之道的。若以人的欲望满足为逍遥自由，那么人的自然性中残余的动物性，或者说兽性，就会有合理释放的机会。“今若以从欲为得性，则渴酌者非病，淫湎者非过，桀跖之徒皆得自然。”嵇康认为如果欲为天性，那干渴饮酒的人都不是有病，沉湎酒色的人无过失，夏桀、盗跖这种人则符合自然本性。这并不合自然。所以，必须找到养生的合理途径，才能真正获得自然。由此可见，嵇康的养生论出发点，都是自然为本、自然无为的基本思想。他的养生是顺应自然之命，人是必死的动物，只是外在的喜怒、声色、名利诱惑，纲常名教的束缚损害了人的自然之命。所以应剔除“累心”的外物，以及人本身欲望中的不健康成分，形体上就能“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著，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直至“无为自得，体妙玄心”的自由之境。

　　在性体论上确立起来的是一种无智无情、以享乐为唯一目的的生存理想和朴质真性的世界根据。“夫民之性，好安而恶劳。故不忧，则其愿得，不逼，则其志从。昔荒之世，大朴未亏，君无文于上，民无竞于下，物全理则，莫不自得。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恬然鼓腹，不知为至德之世也。若此，则安之仁义之端，礼律之父？（《嵇康集》，页92-93）仁义之教和礼律之法都是为了抑制世间的残酷和恶。嵇康认为“至德之世”是为抑制残酷和恶设计出来的，但如果人人都“恬然鼓腹”，哪里会有什么现世的恶需要整顿。

本文链接：http://www.qk112.com/lwfw/wenxuelunwen/zhexuelilun/15518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