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康德哲学中的“崇高感”

　　哲学家利奥塔断言：“如果你想知晓与现代主义紧密相关的是什么，你就不可避免的至少要回到康德对于‘崇高的分析’。”崇高，将一些东西推向了我们的视线。问题在于，他们是什么？也许我们应该回到康德学说中看看崇高是什么。

　　在康德学说中，崇高被分为两类：一是以尺度为判断基准的“数的崇高”；二是从早期理论家那里衍生出来的无形式的范畴――“力学的崇高”。数的崇高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情感冲击？康德以金字塔为例，他说道，我们必须将视线安放在一个恰到好处的位子上。要想体验浩渺无穷的感觉，我们就必须在庞大的建筑物周围选择一个完美的视角和距离。“因为如果太远，”他写道：“把我的各个部分只会是模糊地被表象着……如果走得太近，那么眼睛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完成从基部到顶部的把握。”[1]康德在有关“宏大”的探讨中，提出了调试好观察角度及距离的必要。“宏大”康德如此定义：“是我们对于一个概念的呈现，这概念几乎对于一切地呈现都仍感过于巨大。”德里达对这一说法发出了疑问，最后他断定在康德看来作为崇高的量的标示――“几乎过于”，根本不是经验主义的感受。但我发觉，康德的“金字塔”例子指出一定有一个地点，角度，从那里，也只能从那，观者才能感受到这座纪念碑所演绎的崇高的气韵。宏大的崇高，或许可以咬文嚼字的说“边界……相对巨大”，也因观者所处角度不同而异，宏大可以说不是主体就是附属。

　　当然康德对于数学崇高的无限性的把握是有“关键”、先验的论据的：应为理性的力量协助想象，从而表达出了仅凭想象自身不足以呈现的宏大无限。实际上康德认为：崇高是一种能力，这种崇高证明了我们对理解“原生自然”极端景象实实在在的无为能力，无法言表。康德“数的崇高”启迪着人类主体，因为阐发“数的崇高”的同时，也揭示并使我们意识到“我们超知觉的才能”[2]通过道德参照，人类心灵最终会从心智上把握他所感知的得到的一切。在德里达的解读中：“真正的崇高只与理性观念紧密相关，因而他拒绝一切令人满意的表述。但这些无法言喻的东西是如何彰显自身的呢？”他的答案是：“不充分的表述就是被表述。”在体验了康德哲学崇高范畴之后，想象力被理性所“限定”[3]。在此，想象的无止境与理性的限制性颠倒了角色；在此，主题可以是附属，反之亦然。

　　从康德和德里达的学说中，我们假定崇高是源于对我们自身能力的自觉而迸发的高涨情绪，这是一种能划定体积上的宏大或概念上之无限的能力。尽管德里达在康德对崇高的议论中并没有强调这些词汇，但这些隐喻却暗示了德里达所意指的不可改变的附属活动。康德的长篇大论宣告了数的崇高的体验中理性的凯旋：“因此唯有在对大小的审美估量里我们才能感觉到这种力量，想想努力将其能耐发挥至尽，从而展现一种能将渐进把握过程囊括进一个浑然不可分的直觉的理解力……”[4]我们的崇高情绪被想象力无法把握或界定的对象激发。但是理性却能适宜的定位并带来情绪上的愉悦。而愉悦非其他的隐约闪烁在意识中的不可比事物――便是康德的崇高。崇高的体验与愉快感出自永无终极的，永远不定位的结构、框架本生。

　　康德哲学致力于确立我们所知晓并期望抵达的界限。《判断力批判》的序言奠定了对哲学的基本分类以及哲学的一般领域的划分。“依凭自然概念的立法”，康德在第一批判中判定，“是由理解力来完成并且是理论的”，它存在与科学领域。在第二批判中“依凭自由概念的立法由理性执行并且它只能是实践的”成为他探讨的范围。康德认为这些范围必定各自独立，却隶属于人类经验的同一范围。但作用于先验世界的理论知识，是如何向可感知的世界呈现自身的呢？它无法做到，但根据康德的学说，实践知识必须让我们作为一个理性主体自由行动。他声称“存在着一个没有界限的区域……即超感觉的区域”。这一立论使得康德哲学中美学的诞生成为必然，在“自然概念的领域，即感觉界和自由概念的领域，即超感觉界”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就在这段文字之前他还在悲叹“感觉界和超感觉界之间是不可能有过渡的”时，我们已经察觉到崇高情感通过诉诸理性，通过可感知的世界。崇高跨越了康德通过划定疆界而想象出的鸿沟，从而呈了那不可言说的世界。这种立法力量是康德特有的。

　　崇高作为哲学论题在某些情况下框定了艺术实践，但是对于艺术应当如何，没有一个不变的标准，对于崇高以文字或者绘画的形式进行探讨与其说哲学对艺术的滥用，还不如说是哲学对艺术的亲和。让艺术成为“中介”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麻烦，因为艺术（以及哲学）的附属必定是丰富而不固定的。

　　倘若崇高已然被习惯性的当做建立和显示区别的方式，他的附属行为就可以被视为一个关于现代科学解构界限争论中的一个强有力的隐喻及，以及德里达所提出的为结构所洞穿的疆界。西维尔曼在《经典崇高》序言中写道：“文字企图详细描述并表达崇高；哲学也试图为他找到合适的定义――但实际上，哲学将崇高搬离了适当地位置，并冲出自身的目的随意驱使它。”但崇高如何拥有西维尔曼所谓的“适当地位置”，尤其当它作为定义界限和作为“领地争辩情景”中的典型代表时？于是艺术在现代转向广泛意义上的哲学，以确定它的目的，但是其结果是影响了藏匿在艺术研究过程中的经验性程序。

　　显然，艺术、哲学需要崇高，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得根据对方来下定义。利奥塔这样写道：“崇高不在隶属于艺术、而是存在于艺术思索中”。正当他要对自己的推测进行综述时，崇高已然以某种方式在各个学科间飘移，因而再说其定居于思索中会让人产生误解。如今艺术与哲学的区别不像过去般明晰，但崇高正在以一种原生质的方式永远重建着界限，而不是简单地为确定何为内部何为外部存在。

　　注释：

　　[1]康德 《判断力批判》 宗白华译 商务印书馆 1964年版 第26节

　　[2]康德 《判断力批判》 宗白华译 商务印书馆 1964年版 第27节

　　[3]康德 《判断力批判》 宗白华译 商务印书馆 1964年版 第27节

　　[4]康德 《判断力批判》 宗白华译 商务印书馆 1964年版 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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