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比较摩尔根和恩格斯的研究的方法分析

中图分类号：A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2-0014-03
　　马克思在1881年至1882年间研读了《古代社会》并给以高度评价，做了详细的笔记，打算用唯物史观去解读，无奈病逝。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写出了伟大的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恩格斯在书中指出，“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1]（P1）摩尔根以他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所在的研究领域发现了成文史的史前史基础，从而独立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研究方法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因此，结合《古代社会》这篇文章萌生出几点思考。
　　一、摩尔根的研究方法——质性研究方法
　　摩尔根在写作《古代社会》的过程中，采用了在今天看来十分难能可贵的研究方法——质性研究方法。质性研究方法是一种非常艰苦的研究方法，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它的方式十分广泛，包括民族志法、叙事研究法、个案研究法、田野调查法、质性访谈法、扎根理论研究法等。这种正确的观察问题和研究问题的方法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探讨。
　　质性研究方法是指与量化研究方法相对应的研究方法，它较不依赖量化的资料与方法，而是对于现象的性质直接进行描述和分析的方法。质性研究法的最大优点就是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资料并为自己所用。[2]摩尔根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对他收集到的资料进行了分类整理，并进行概括总结。其优点是：第一，摩尔根深入到氏族组织所获得的是第一手资料。第二，这种“平民化”的研究方法，体现出对普通人的关心的倾向和浓厚的人文气息，同时也体现了对客观生活的亲近性。第三，在自然状态下对社会现象本身进行描述和总体把握，质性研究方法讲究直面生活的现实，不主张把生活割裂开来或孤立起来开展研究。第四，研究者与被研究者要建立良好的互动交流，而社会现象是众人互动的过程和暂时的结果。因此，质性研究更加适合人与人互动式地研究某些具体的社会现象。
　　摩尔根对于文明时代的判断是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长期的田野调查。摩尔根通过参加一个叫“大易洛魁社”的印第安人社团，对印第安人产生了兴趣，随后多次访问其居留地，观察他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研究他们的组织机构。研究中间由于结婚、职业等原因中断了一段时间，之后对印第安人的兴趣又重新燃起。此后，他进行了文献收集，发现易洛魁人那种“奇特的”亲属称谓在美洲许多不同方言的土著居民中普遍存在，这可以看作问题的一个假设。此外，他的一个更为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探索印第安人的来源问题。这是研究的起点，科学研究的方式就是首先要发现问题，然后提出自己的假设和论断，在实证研究中证实或者证伪该命题，敢于和权威斗争，写出了《古代社会》以及《美洲土著的房屋和家庭生活》。摩尔根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这对人类史前史的研究“建立起一个确定的系统”[1]（P18）当然摩尔根不免带有唯心主义的色彩，恩格斯通过整理马克思读《古代社会》的笔记，创作出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解读。
　　二、恩格斯的研究方法—历史
　　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是马克思恩格斯所使用研究方法的其中一种，它是把研究的问题放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去考察，通过历史的完整性、连续性和发展过程揭示所研究问题的历史地位、发展的过程以及未来的走向等等。恩格斯在研究家庭、私有制以及国家的起源时，首先把他的研究对象作为一个历史现象置于历史长河中，而恰好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为他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史前史资料，这是非常有价值的贡献。
　　有的学者还专门对本篇文章的研究方法论意义进行探讨，认为应把社会现象放在历史长河中作为一个过程来进行研究。“当我们在研究任何现象和问题的时候，都不能孤立地去考察它，而应如实地把它当成一个过程来研究。对于社会现象的考察也不能例外。否则，任何有机联系着的历史现象，都将被视为杂乱无章不可理解的东西。”在研究国家问题的时候，列宁之所以十分强调学习《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因为它在这方面提供了正确观察问题的方法。它是从叙述国家产生的历史开始的。”[3]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恩格斯和摩尔根的研究结论殊途同归，他们分别用符合逻辑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对文明时代做出了同样的判断。
　　三、摩尔根和恩格斯的研究方法
　　在文本中的运用与比较（一）以田野调查为主揭示古代氏族在更高形式上的复活
　　1871年至1877年，摩尔根专心撰写他毕生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古代社会》，并为此发表了一系列准备性的论文。《古代社会》于1877年出版。这本书研究了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从四个方面说明人类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踏进文明的门槛。第一是发明和发现，叙述了人类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谋取生活资料方式的不断进步。第二是政治观念的发展，阐明了人类的社会组织从氏族制度发展到国家产生。第三是家庭婚姻观念的发展，探讨了家庭婚姻的历史，进一步发挥了他以前提出的家庭进化的理论。第四是财产观念的发展，阐述了财产的历史，财产从公有发展到私有，私有财产导致了阶级社会的产生。摩尔根的研究为后人研究原始社会奠定了基础。
　　恩格斯对此给予高度的评价，指出摩尔根“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一切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这个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

　摩尔根不仅把氏族社会和阶级社会这两种社会组织形式的发展看作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而且很有远见地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是社会进步发展的最终成就，并谈到了未来的无阶级的社会。
　　“……氏族组织之所以能够保持而不致消灭，不是依靠别的，而是依靠混乱的局势和各部落间不停的战争。当他们定居于城郭之内以后，财富和人口迅速增长，这就为氏族制带来了最后的考验，其结果证明它没有能力来治理一个此刻已在迅速接近文明的民族。然而，尽管到了这个地步，要取代氏族制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建立一个政治社会，需要克服的困难是很艰巨的，雅典人的经验在这方面提供了鲜明的例证。……克莱斯瑟尼斯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为雅典政治制度所奠定的基础一直维持到雅典国家终止其独立存在之日。”[4]（P174）
　　摩尔根对文明时代的判断是建立在观察、实地调查的基础之上：“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空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1]（P178-179）摩尔根以自己的行动诠释了我们今天所讲的质性研究法，这种方法正是需要研究者主观介入到研究中去，与研究对象进行互动，以自我的生活经验、文化价值、观念体系等为基础，去理解和诠释研究对象。
　　（二）以历史研究法呈现野蛮时代是文明时代来临的前奏
　　恩格斯在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篇文章时，其目的无疑是落脚在国家的起源上，这是政治文明诞生的标志。在探讨此问题时，恩格斯不是单刀直入地告诉我们国家的产生，而是用了大量的篇幅谈了家庭、私有制，氏族制度，并深入地谈了他们的不同阶段，比如家庭形式，由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制家庭——专偶制家庭，其中穿插着对爱情的解读，道德感的形成，妒忌等这些感情的产生等，婚姻形式也是与不同的时代相适应：比如“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专偶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因此，恩格斯在问题的展开和研究中，始终贯穿着这种科学的思维方式：不单纯地就某个问题论证某个问题，而是要把它放在历史中去研究，把它作为历史中一个现象去研究。在研究中，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规律。因此，文明时代的到来，国家的产生，法律制度的形成，三次社会大分工：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产生了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他们不再从事生产等等社会现象的发展变化也终将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熠熠生辉的不流于平庸的尘埃吧。
　　在谈到氏族制度时，认为“对外的冲突，则由战争来解决；这种战争可能以部落的消灭而告终，但从没能以它的奴役而告终。氏族制度的伟大，但同时也是它的局限，就在于这里没 第一论文网有统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1]（P158-159）可见，恩格斯并不是对社会现象的罗列，文章有很强的内在逻辑性，通过对史实现象一点点的剥离，核心就会慢慢地显现，主题的凸显就会水到渠成。如果说古代社会是摩尔根对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那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根据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对政治生活的抽离，其主线贯穿始终的是国家的产生、政治文明的实现。而家庭的产生、婚姻制度的形成和规范化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开始，是国家产生、政治文明形成的开端。
　　“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5]（P71）恩格斯在摩尔根的研究史料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守一望多，揭示了社会更迭以及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他们运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加之孜孜以求探索的精神和进行科学研究的认真态度，是后来者进行学术研究的光辉典范。
　　[参考文献][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李晓凤，佘双好.质性研究方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3]陈长杨.恩格斯对国家起源的研究及其方法论的意义——纪念《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一百周年[J].法学评论，1984，（3）.
　　[4]路易斯·亨利· 摩尔根.古代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A Comparison of the Methodologies between Engels and Morgan
　　——Taking The Ancient Society and The Origins of Family， Private
　　Ownership and Nation as Examples
　　ZHANG Chun-zhi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Abstract：The publication of The Ancient Society written by Morgan won high praise from Karl Marx and Friederich Engles. Morgans great contribution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Engles to finish The Origins of Family， Private Ownership and Nation. Although different methodologies have been applied in the two books respectively， the two writers managed to reve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f Marxism successfully.
　　Keywords：methodology；qualitative method；united approach of history and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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