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内圣外王之道的发展解释

　第一部分介绍庄老同异。第二部分介绍“内圣外王之道”的内涵。第三部分讲庄学三义。第四部分讲庄学四境。第五部分讲道术九阶。第六部分是举例说明，如何按照三义、四境、九阶，成为庄学至人。最后第七部分是小结，介绍庄学的后世影响。
　　一、庄老同异
　　老庄是道家两大代表人物，一祖一宗。老子是道家祖师，道家开创者。庄子是道家宗师，道家集大成者。所以有同有异，有继续有发展。我分为四点来讲。
　　（一）外境迥异：泰隐否显
　　老庄学说，有同有异，首先在于所处时代的有同有异。老子处于春秋末期。我用九个字概括老庄的时代差异：老（前570-前480）、孔（前551-前479）殁，春秋（前770-前481）终，战国（前480-前221）始。
　　庄子（前369-前286）处于战国中期，晚于老子、孔子百余年，与孟子（前372-前289）基本同时。
　　儒道两大代表人物，都是基本同时。老、孔基本同时，处于春秋末期。庄、孟基本同时，处于战国中期。中间相隔百余年。
　　上次讲过，老子时代，泰道与否术处于斗争之中，所以《老子》“君人南面之术”的宗旨是，弘扬“负阴抱阳、天柔地刚、君柔臣刚”的泰道，批判“戴阳履阴、天尊地卑、君尊臣卑”的否术。经过百余年的历史变迁，否术压倒了泰道，结果是，泰道退隐，否术大显。这就是庄子面对的政治现实。
　　庄子的生平史料，所知不多。只知道他姓庄，名周，是宋国蒙邑人，生活在宋桓侯、宋剔成君、宋康王时期。早年是宋桓侯时期，庄子曾经担任漆园吏，以此谋生。庄子三十岁前后的三年之中，宋国接连发生了两次宫廷政变。一次是，宋戴公的后裔戴剔成，弑君篡位，杀了宋桓侯（前380-前340在位），自立为君，就是宋剔成君（前340-前338在位）。另一次是，宋剔成君三年，他的弟弟戴偃驱逐了哥哥戴剔成，又篡位自立，就是宋君偃。宋君偃不太有名，但他后来称王，史称宋康王。宋康王是战国时代的著名暴君，也是中国历史上排得上号的著名暴君之一。他与庄子完全同时，在位时间很长，长达五十二年（前337-前286在位），直到宋国被齐国灭掉，宋康王死去，庄子也死了。所以暴君宋康王的残暴统治，笼罩了庄子一生，这与庄子的思想和《庄子》这本书的特殊表达方式，都有很大关系。
　　宋康王篡位以后，庄子不愿在其残暴统治下继续担任小吏，于是辞去漆园吏，从此生活贫困，住在陋巷，编织草鞋和钓鱼为生，曾经穷到断粮。
　　庄子对待黑暗政治现实的态度，可举三个国君为例。
　　一是与庄子一生共始终的母邦暴君宋康王。《庄子·曹商》记载，庄子抨击宋康王“猛过骊龙”，一旦被他盯上，就会粉身碎骨。《吕氏春秋》记载了宋康王的凶猛残暴。他问宰相唐鞅：我杀了那么多人，为什么宋国百姓还不怕我？唐鞅说：大王只是对犯了轻罪的人处以重刑，杀的都是有罪的人，无罪的人当然不害怕。大王如果希望人人害怕，就要多杀无罪的人。于是宋康王立刻把唐鞅杀了。
　　唐鞅为暴君出谋划策，结果先害了自己，又害了很多宋国人。当时的宋国政治极其黑暗，这就是庄子既不愿在母邦为官出仕，也不愿在母邦为吏谋生的原因。
　　二是与庄子同时的楚威王（前339-前329在位）。庄子虽然生在宋国，却是楚人后裔。因为庄子出生以前，楚国的楚悼王，用吴起为相，实行变法，触犯了楚国贵族的利益，于是楚悼王死后，七十多家楚国贵族在楚悼王的葬礼上发动叛乱，乱箭射死吴起，不小心把箭射到了楚悼王的尸体。于是楚悼王的儿子楚肃王为父王报仇，大杀叛乱贵族。楚国庄氏，是楚庄王的后裔，也是七十多家叛乱贵族之一。庄子的先人未必参加叛乱，但是受到牵连，为了避祸，被迫逃到宋国。
　　庄子三十岁以后、四十岁以前，安贫乐道，贤名闻于天下。楚威王听说以后，就派了两个大夫来到宋国，送上千金，礼聘庄子做楚国宰相。庄子虽然很穷，但他拒绝了。
　　三是与庄子同时的魏惠王（前369-前319在位）。魏惠王在位时间也很长，长达五十一年，只比宋康王少一年。魏惠王是战国中期的风云人物，孟子也与他见过。《孟子》有一篇《梁惠王》，说的就是魏惠王，因为魏国定都大梁。
　　魏惠王用宋人惠施为相。庄子曾经游历魏国，与宋国同胞惠施成了朋友。魏惠王也听说了庄子的贤名，于是召见庄子。《庄子》书中记载了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魏惠王问庄子：你是天下闻名的贤士，为什么这么穷？竟然穿破衣服、穿烂鞋子！庄子就说，自己处在一个“昏上乱相”的时代，政治非常黑暗，所以贤德之士只能如此贫穷。
　　政治黑暗时代，也有人飞黄腾达。有的人，没有机会，也要创造机会向上爬。庄子有机会，却宁愿受穷。是什么原因？主要就是刚才说的“泰隐否显”。老子时代，政治也很黑暗，但比庄子时代稍微好一些，老子已经对中原的政治状况很失望，最终也弃官而走，既不做周朝的史官，也不住在中原，西出函谷关，到秦国去了。庄子时代，政治环境更差，所以庄子有机会做大官也不做，宁愿受穷，对当时的黑暗政治，采取不合作态度。
　　庄子对母邦、异邦的统治者，都采取不合作态度，是因为他对庙堂政治的黑暗，有清醒的认识。庄子亲撰的《大宗师》里面，有这样十六个字：“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意思是说，天道眼中的小人，才会成为人道里面的君子，就是庙堂里的卿相。天道眼中的君子，就会成为人道里面的小人，就是江湖中的穷人。庄子宁愿做人道眼中的小人、天道眼中的君子，所以不愿做官。庄子这一判断，涉及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就是庙堂价值观与天道价值观是颠倒的。有了这一判断，才有了司马迁所说的，庄子“终身不仕，以快吾志”。
　　这是庄老同异的第一点，就是他们的外境不同。
　　（二）庄之承老：世称老庄
　　世称“老庄”，大家都知道。我这次讲座，就是讲老庄之道。不过“老庄”二字，本来是不连在一起的，因为老子之道与庄子之道内涵很不一样，而且老子、庄子之间差了一百多年，老子也没有直接教过庄子。所以庄子当时，以及庄子死后几百年，很少有人认为庄子与老子属于同一个学派。历史上第一个并称“老庄”的人，是汉高祖的孙子，淮南王刘安。刘安写过一本道家的书， 叫《淮南子》，又编过一本《庄子》大全本。下面我会讲到。司马迁与刘安同时代，都是汉武帝时代的人，不过司马迁（前145-前90）比刘安（前179-前122）年轻三十四岁，所以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里面，写完老子以后，附记了一段庄子。这是接受了刘安“老庄”并称的观点，认为庄子之道继承了老子之道。
　司马迁评论庄子，第一句是庄周“于学无所不窥”。提起中国古代最博学的人，我们首先想到的大概就是司马迁。因为他写了中国第一部通史，总结了此前三千年的历史，学问非常大。但在司马迁眼里，有一个人学问比自己更大，就是庄周，是诸子百家里面学问最大的人，“于学无所不窥”。司马迁知道庄周学问极大，但他的第二句话说：“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把什么都懂的庄周，与只讲政治的老子挂了钩。司马迁的第三句话，是判明庄子著书的宗旨：“著书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因为孔子的政治学说，与老子的政治学说很不一样。庄子继承老子，所以批评孔子。
　　司马迁又评论庄周这个人，说庄子“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是说，庄子讲了很多故事，这些故事的寓意不局限于故事本身，而是相当于MBA案例，可以推广到其他相类似的事情中。这种表述法，叫做寓言。“寓言”这个名词，就是《庄子》里面第一次出现的。庄子为什么要写这些寓言故事？司马迁认为，“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是说，庄子的目的是为了“适己”、适合自己，是往自己愿意走的方向去，“洸洋自恣”。后人把司马迁的“洸洋自恣”四个字，改了一改，变成了“汪洋恣肆”，改了以后，意思稍有不同。不过从此以后，“汪洋恣肆”四个字，变成了对《庄子》这本书的想象力、文学魅力的定评。司马迁的最后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由于庄子只想“适己”，不愿“适人”，所以“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比如说楚威王请他做宰相，他不做，就是不愿成为“器”、成为“材”，不愿被当时的黑暗政治所局限。因为《老子》里面，“道”和“器”是冲突的，求道的人不能成器，成器的人很难求道。
　　这是庄老同异的第二点，就是庄子继承了老子，所以世称“老庄”。
　　（三）庄之超老：又称庄老
　　第三点，有点争议。有人认为庄子超越了老子，所以不称“老庄”，改称“庄老”。历史上第一个称“庄老”的人，是竹林七贤的领袖嵇康。嵇康改称“庄老”，就是认为庄高于老，超过了老。嵇康的观点，同意的人不多，我是同意的一个。所以我不说“老庄”同异，而说“庄老”同异。
　　虽然嵇康最早发明“庄老”之称，但是庄子的弟子其实已有类似的意思。庄子的弟子在《庄子·外篇·天下》的倒数第二章，先讲老子和关尹，最后一章才讲庄子，就是认为庄周既继承了老子，又超越了老子。最后一章的第一句话“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就是讲“古之道术”传到了老子、关尹，然后“庄周闻其风而悦之”。后面三句话“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傥”，是讲庄子写的内七篇，有这样的文学风格，风貌特征，它的理由，它的构成。下面两句“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说明了庄子不按常理出牌，写书写成这样、这种风貌的原因，是那个时代非常沉沦、污浊，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泰隐否显”。庄子无法对那些奉行否术的君王正经讲道理，只能用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让能懂的人懂。庄子的写法，并不是胡乱出招，他的劈风剑法，也有招数。主要是三招：“以卮言为蔓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一招是卮言，一招是重言，一招是寓言。
　　《天下》又评论庄子这个人，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睨于万物”。认为庄子的道术极高，“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这是庄子的“逍遥游”；不过庄子的脚跟没有离地，因为万物都是道所造的，所以“不傲睨于万物”，这是庄子的“齐物论”。庄子虽然学问极大，境界极高，却不自满、不傲慢，所以弟子又评论庄子“彼其充实，不可以已”，就是自我充实，不断求道、明道，一生没有停止过。他最终的结果就是“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造物者”，《庄子》内篇里面称为“造化者”，也就是指“道”。就是说庄子不仅自己游心于道，庄子的很多朋友也是达道的人，是“外死生、无终始者”，就是庄学至人。
　　最后两句，是对庄子的总结，实际上是说庄子超越了老子。“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调适而上遂者矣”。上遂就是上行，达道。
　　这是《庄子·天下》对庄子的评价，蕴含着嵇康的意思，庄超过了老。所以庄子除了承老，还有超老，是道家集大成者。
　　（四）庄之异老：别为一宗
　　超老，其实就是异老。异老，所以别为一宗。
　　“别为一宗”的观点，是明末大儒王夫之提出的。他不同意“老庄”并称的传统观点，认为老庄不是一家，庄子别为一宗。王夫之的观点，也有道理。不过庄之承老、超老和异老，其实不矛盾，不冲突。
　　现在说一说庄老之异。庄子既然承老，为什么又会“别为一宗”？上次讲过，《老子》之道是“君人南面之术”，是群体政治哲学，教育君王遵循“负阴抱阳、天柔地刚、君柔臣刚”的泰道，无为而治，就能“国泰民安”。但是从春秋转入战国的一百多年，君王不听老子的教导，甚至不听孔子的劝诫，不肯遵循泰道，都是奉行否术，而且都实行了变法。所谓变法，就是抛弃泰道，推崇否术。所以一百年后，庄子面对的就是这些抛弃泰道、奉行否术的君王。在这种情况下，庄子应该怎么办？不负责任的人会说，当代政治状况如此糟糕，我没有办法。那样的话，他的人生高度，就被庙堂政治的屋 顶高度限定了。而且他还有理由：“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庄子的态度不是这样：你的人生高度，不能被屋檐的高度限定，因为你可以走出屋檐，不在屋檐下。政治状况的好坏，不能决定一个人生命境界的高低。用政治现实黑暗，来为自己生命境界不高寻找理由，不成其为理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的借口。对自己也不负责任的人，更不可能对别人负责任，不可能有社会责任感。在屋檐下低头，还自诩有社会责任感，只是自我贴金和自我拔高，是武大郎冒充武松。
　　即使是较好的政治环境，较好的政治制度，比如说民主制度之下，也有不少人的生命境界不高。民主制度被称为最不坏的政治制度，也就是它未必是最好的。我们做人的目标，大概不是做一个最不坏的人，因为这个目标太低了。所以再好的政治制度，即使是最不坏的民主制度，也是一个屋檐，也会限定你的人生高度和境界。任何时代，每一个人所向往的人生境界都不应该受政治制度的限制，虽然你不得不与它周旋。
　老子的群体政治哲学，虽然某种程度超越了小年政治，但是还在君主制度的屋檐之下，顶多是希望屋檐宽一些，屋顶高一些。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小年过去以后，君主制度会被历史大年淘汰。只有庄子的个体生命哲学，不仅超越了小年政治，而且超越了一切政治制度的优劣，超越了所有政治环境，使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种政治状况下面，任何一个政治制度下面，是好皇帝也罢，坏皇帝也罢，好总统也罢，坏总统也罢，都不妨碍你提升自己的生命境界。
　　为什么老子的群体政治哲学，会转为庄子的个体生命哲学？刚才讲了从春秋到战国，“泰隐否显”等等一些外境的理由，但是战国时代的其他诸子百家，也处于同样的悖道外境，面对同样的黑暗政治，为什么都没有取得庄子这样的道术突破？因为庄子有超越于同时代的人，甚至于到今天还有很难被超越的惊世骇俗的思想。
　　我们先看庄子的第一句话：“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内篇·人间世》）当时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君主制度是天经地义的，符合天道的。个别较为大胆的战国思想家，比如慎到、吕不韦，顶多是说设立天子不是为了天子本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天下人的利益。这些人想消解君王的一部分神圣性，但是仍然拥护君主制度，没有根本否定君主制度。只有庄子的消解是最彻底的。他的消解，近乎文字游戏，把“天子”两个字拆开，认为不仅庙堂里面的君王是天子，我也是天子，任何人都是天子。这一思想，符合道家哲学，是从《老子》里面引伸而出。但是老子，以及其他的道家前辈，没有引伸出这一思想，只有庄子引伸出了这一思想。
　　万物都是天道所生，所以除了庙堂里面的君王是天子，人类中的任何人也是天子。这一观点，庄子的表述已经够到位了，但是还很含蓄。他的弟子表述得更为生猛：“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外篇·让王》）在先秦，只有庄子及其弟子才达到了如此的思想高度，当时没有第二家，后来也无人可及。这就是庄子与老子的重大不同。也正因为如此，老子虽然是道家始祖，很高，比诸子百家中的很多家都要高，但是老子毕竟与诸子百家的大部分人一样，都是面对君王说话，劝君王要这么干，不要那么干，要做圣君、贤君。只有庄子，独此一家，在诸子百家中，只有他根本不对君王说话，只对天下人说话。庄子只对那些在屋檐下被迫做臣子，又做得心不甘、情不愿的人说话，告诉他们：你可以走出屋檐，成为天地至人，你也可以像我一样，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你不要被你所处时代的宋康王、魏惠王之类君王限制住。他那么矮，你被他的屋顶压住，武大郎开店是开不高的，你在里面，只能屈膝弯腰，弓着跪着，你可以走出政治庙堂，因为江湖的天地无限广阔。
　　这就是第四点，庄子与老子的特别不同，王夫之称为“别为一宗”。王夫之之所以特别推崇庄子，称为“别为一宗”，是因为王夫之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清人入关以后，不愿臣服，做了遗民。王夫之是一个伟大的儒家，他对庄子特别亲近，能够看出庄子与老子的特别不同之处。
　　（五）庄书之劫：郭象删改反注
　　刚才介绍了庄子思想的超前性。如果站在当时庙堂政治的立场上，这种超前性就是危害性和颠覆性，所以《庄子》成书以后，长期受到小年政治的敌视。晚于庄子的韩非，就站在庙堂政治的立场上，主张君王把“不臣天子、不友诸侯”的人，列为“首诛”，首先全部杀掉。但是当时庄子早已死了，韩非子、秦始皇、汉武帝不可能再杀对庙堂危害性最大、颠覆性最大的庄子本人，怎么办？只能对庄子的书进行处理，最好是消灭它。但是《庄子》这本书写得太好，是汉语极品，无数人喜爱至极，反复抄引，除非把所有书全部消灭，否则根本消灭不了《庄子》。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消灭了无数危害性不大、颠覆性不大的百家之书，却消灭不了危害性最大、颠覆性最大的《庄子》，怎么办？只好退而求其次，篡改这本无法消灭的大毒草，改造它的思想，消除它的危害性和颠覆性，让它无害化。
　　我简单介绍一下《庄子》这本书在历史上的基本流变。
　　《庄子》初始本，是在战国末期，由他的再传弟子魏牟编成，分为内篇七，外篇二十二，总共二十九篇，没有杂篇和解说。一百多年后，首次合称“老庄”的淮南王刘安，另外编了一部《庄子》大全本。因为魏牟死后，庄学还在传，一代一代的传，刘安养的众多门客里面，就有不少庄门后学和魏牟后学。刘安把这些庄门后学写的文章，按七的倍数凑起来，新加了外篇六，变成外篇二十八，又新设杂篇，收入杂篇十四，另外自己写了三篇解说，一共增加了二十三篇。刘安增加了《庄子》的篇目和分类，变成了大全本。鲁迅有全集，还有大全集，鲁迅大全集不会篡改鲁迅全集的文字，只是把全集没有收入的书信等等收进去，变成大全集。刘安版比魏牟版更全，所以把魏牟版给正淘汰了。
　　《庄子》初始本和大全本的两个编者，都是庙堂中人。魏牟是战国中期中山王的儿子，刘安是西汉初期汉高祖的孙子，他们都出身庙堂，都对庙堂黑暗有深刻认识，都知道庙堂的屋檐会限制自己的人生境界，所以成了本阶级的背叛者，魏牟成了庄子的再传弟子，刘安成了庄子的私淑弟子。他们天生享有荣华富贵，但 是明白荣华富贵不能提升人生境界，因为人生的境界是精神境界，所以都成了庄子的信徒，走出了庙堂的屋檐。
　　但是很多人不出身于庙堂，并非天生富贵，所以羡慕富贵，非常渴望进入庙堂的屋檐下。其中有个与《庄子》有关的关键人物，就是刘安以后四百年的西晋儒生郭象。郭象是普通士人，为了在庙堂里面谋取富贵，于是做了一件迎合庙堂的事情，就是在魏牟、刘安之后，编了第三部《庄子》。郭象版《庄子》，改造了《庄子》的反庙堂思想，让庄子矮化，把他高出屋檐的部分砍掉，强迫他进入屋檐之下。郭象通过篡改原文，反注原意，让危害、颠覆庙堂伪道的真《庄子》，变成了拥护庙堂伪道的伪《庄子》，强迫逍遥江湖的精神巨人庄子，跪在庙堂屋檐下，成了精神侏儒。
　　郭象版《庄子》出来以后，消灭了庙堂的最大敌人，所以受到庙堂的极大欢迎，逆淘汰了刘安版《庄子》。郭象以后的人们，读的都是郭象版伪《庄子》。为什么说是伪《庄子》？因为郭象版《庄子》是删改本，郭象捣了很多鬼，做了很多手脚。具体来说，郭象把刘安版的五十二篇，删掉了十九篇，变成了郭象版的三十三篇。剩下的三十三篇，郭象也做了很多篡改。内篇他不敢改动太多，因为内篇已经传了五六百年，很多人读过抄过，如果改动太多，就会面临很多质疑，所以郭象主要是对外杂篇做了很多手脚。对郭象做了什么手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我的《庄子复原本》。那是我考证了二十多年以后，复原的魏牟版初始本和刘安版大全本。我简单介绍一下《庄子》三大版本的篇目和分类，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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