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如何参与社区矫正之分析

　　刑法修正案（八）明确了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和裁定假释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也将暂予监外执行罪犯也纳入社区矫正适用范围。

　　同时为进一步规范社区矫正工作，加强和创新特殊人群管理，根据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在深入调研论证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该办法自2012年3月1日起施行。其中该办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符合社区矫正适用条件的被告人、罪犯依法作出判决、裁定或者决定。

　　但是笔者认为，《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作为一部快速上马的法律配套实施办法，虽然为全面确立社区矫正制度，进一步完善刑罚执行制度，推进刑罚执行一体化、专门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匆忙制定过程中还是有不少现实问题并没有纳入实施办法特别是法院如何参与社区矫正问题而导致各地基层法院具体实施时做法各不相同。在此，笔者仅从基层法院角度下分析法院应在社区矫正入法后如何参与。

　　一、立法初期人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意义

　　（一）、人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是由国家法律明确规定，拥有坚实的法律基础。之前人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的依据只有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等试点文件，对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内容、程序的规定也过于笼统，各部门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不明确。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后，明确规定了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和裁定假释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相应出台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也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符合社区矫正适用条件的被告人、罪犯依法作出判决、裁定或者决定。这就使得人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具有可操作性和严肃性，这是国家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神圣使命。

　　（二）、人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有益于合理配置行刑资源，使监禁矫正与社区矫正两种行刑方式相辅相成，针对不同犯罪分子采用相应的刑罚。这样不仅增强刑罚效能，降低行刑成本，同时也符合现代刑罚理论所认为的，刑罚目的在于报应和预防的辩证统一[1]。之前罪犯被监禁在监狱中， 与社会分离开来，其职业、家庭关系等受到监禁的困扰，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等也容易受到一起服刑的其他犯罪人的负面影响。而社区矫正刑则可使一些轻罪犯人特别是未成年犯人避免这种负面影响，防止再次犯罪。

　　（三）、人民法院作为整个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头单位，对于整个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遵循的是分工负责、密切配合的原则，实行的是法院判决、裁定，检察院、公安、监狱等部门密切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具体负责的工作模式。法院对于一个接受刑罚人员是否适合采用社区矫正刑的认定，关系到这位人员是否经由社区矫正达到刑罚与教育工作的成败。人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既是人民法院在法律框架内依法行使审判职能的活动，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罚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有益探索，不仅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提高司法的公信度，增强社会稳定，而且还可以促使社会力量对矫正对象关心和支持，自觉营建起一种参与管理、文明向上的社会氛围。[2]

　　二、立法初期人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一）、当前社会重刑理念普遍影响法院对社区矫正刑适用。

　　（1）对于人民法院来说，由于犯罪人的行为给社会及公众带来了严重的损害，为惩戒并借以平复和安抚被害人与公众的伤害及愤怒情绪，广大群众纷纷要求对犯罪人苛以严厉的刑罚。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普遍压力较大，在社区矫正入法初期不敢轻易适用社区矫正刑，这导致现阶段我国监禁刑所占比例很大，社区矫正刑所占比例很小。笔者感到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刑罚重刑主义影响较深，导致法院较少适用社区矫正刑。

　　（2）对于广大居民来说，对犯罪怀有的仇恨或恐惧心理，使他们往往希望国家对罪犯严加惩处，并将其置于与世隔绝的地方进行改造，因而特别抗拒社区矫正这种类同“放虎归山”的刑罚方式，特别是这些闻之色变的“老虎”还要继续生活在他们的周围，广大居民往往会持一种抗拒心理。而社区矫正刑的判处往往需要对被告人或者罪犯的居所情况、家庭和社会关系、一贯表现、犯罪行为的后果和影响、居住地村（居）民委员会和被害人意见等进行调查了解，形成评估意见，这时广大居民往往不愿意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导致评估意见报告不能真实反映相关人员的社区危害性程度，影响法院作出公正、客观的判决或裁决，这也就说明如今社区矫正刑的社会基础还不成熟。

　　（二）、当前阶段法院难以实施审前社会调查并采纳调查结果。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狱对拟适用社区矫正的被告人、罪犯，需要调查其对所居住社区影响的，可以委托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调查评估。但是在现阶段实践中实践中，该制度除在未成年犯中运用较为普遍外，成年犯中很少运用。究其原因，主要是实施审前社会调查与法院审限可能存在冲突所致。对被告进行社会调查和影响性评估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若对每一个可能判处非监禁刑的被告均委托社区矫正组织开展社会调查，则审限难以保证。刑事审判一审案件审限仅一个半月，延长审限则需上级法院批准，在社会调查结束后再行审理，往往导致超审限。因此，如何将审前社会调查制度与审限制度很好地衔接起来，现行阶段困扰法院的问题之一。 　　（三）、当前法院对于如何参与社区矫正的矫正阶段有分歧。

　　有人认为法院应该直接配合社区矫正组织从事教育转化工作，认为这是注重延伸审判职能，充分发挥法院审判的威慑力的体现，可以达到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因此当前有些法院在社区矫正工作中进行了大胆的尝试，摸索了一些方法参与社区矫正：比如有法院规定判处社区矫正刑相关人员每隔一段时间写出书面材料，到法院汇报，法院可及时了解他们的生活和矫正情况，找出存在的问题，帮助其改造；有法院定期或不定期深入家庭、社区、学校进行跟踪回访，通过回访教育，增强相关人员的法律意识和守法观念，防止再次犯罪；有法院出具社区服务令，要求社区矫正分子按规定参与社区服务等等。[3]但也有人认为法律没有授权法院负责社区矫正的后续矫正阶段，那么既然没有权力，也就无权参与。法院掺和到缓刑少年的矫正工作之中，表面上看是打破分工，加强协同。但将来如果因为工作忙等客观原因，法院一旦无暇过问社区矫正人员，就会留下执法空档，容易形成“都管或都不管”的混乱局面，这势必影响仍然脆弱的社区矫正工作正常开展。同时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如果法院参与社区矫正措施不得力，执法不当，造成矫正人员矫正效果不佳，由于无相应法律限制，难以追究法院相关工作人员的责任。[4]而《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作为一部快速上马的法律配套实施办法，并没有就社区矫正中司法行政机关、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监狱、有关部门、村（居）民委员会之间的分工协作做一个明确的规定，导致社区矫正在入法之初操作有一定混乱性。

　　（四）、《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出台初期尚未建立司法机关之间的信息反馈机制。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建立社区矫正人员的信息交换平台，实现社区矫正工作动态数据共享。然而就现行的社区矫正实践来看，由于技术条件不成熟，立法之初各单位分工不明确等原因，社区矫正组织和法院之间尚未建立这样的工作联系。在得不到信息反馈的情况下，一些法院只有通过对矫正对象进行回访的方式才能了解社区矫正情况。但是由于时间、精力等原因，法官的回访只能覆盖很小一部分社区矫正相关人员，对于被判处社区矫正刑的大部分罪犯，法官对其适用社区矫正的效果无从掌握。这样法官便不能总结经验，很难把握社区矫正刑适用的宽严程度。[5]

　　三、立法初期法院如何参与社区矫正。

　　（一）、立法初期，人民法院要加强与司法行政机关沟通与合作，尽快出台判前社区影响调查评估操作细则。

　　人民法院要贯彻社区矫正工作分工负责、密切配合的原则，对于可能判处社区矫正刑的被告均可以委托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开展社区调查，一方面要尽力缩短调查报告出具时间，必要时可以要求被告人家属提供一些不会影响调查影响报告公正性、真实性的证明报告等；一方面也可以是从审限方面入手，将出具调查影响报告时间排除在审限之外。目的是将审前社会调查制度与审限制度很好地衔接起来，扩大社区矫正刑的适用范围。

　　（二）、法院作为整个社区矫正工作的起点应该严格把关，逐步推广社区纠正刑的适用程度。

　　就目前试点情况看，司法行政部门是社区矫正工作的主要负责部门。但人民法院作为社区矫正工作的起点，对于社区矫正工作的成败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整项工作的起点，人民法院应该严格按照社区矫正工作要求，准确适用刑事法律和《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充分运用社区矫正刑中的管制、缓刑制度和减刑、假释等鼓励罪犯改造自新的刑罚执行措施，转变社会重型理念，克服压力，逐步推广社区矫正刑在刑罚总量中的比例。[6]

　　（三）、人民法院在社区矫正相关人员交接上尽量实现无缝衔接以防造成脱漏管。

　　首先在告知矫正对象方面，法院应当做到当庭宣告实施社区矫正并告知矫正对象的权利、义务，让矫正对象明白什么是社区矫正，如何接受社区矫正，如何在规定时间内到公安机关和司法所去报到，如果违反社区矫正将受到何种刑罚等。

　　其次实践中经常出现社区矫正机关好不容易接到法律文书但矫正对象却未按期报到的情况，特别是无工作单位或无固定居住地址的矫正对象，常常因交接方面的不顺畅、不衔接，出现社区矫正刑人员法院无法控制，公安机关无法控制，基层司法行政组织无法控制的“三不管”等现象，针对这种情况，法院一方面应该及时送达法律文书给相应的司法矫正机构，让这些机构做好接收准备。[7]另一方面法院应该利用法院的震慑力，书面告知其到居住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报到的时间期限以及逾期报到的后果，利用法律的威严和判决社区矫正的教育性来引导社区矫正相关人员按时报到，接受社区纠正改造。

　　再次，法院决不能一判了之，再送出相应法律文书之后，不能坐等送达回执回到法院。法院工作人员要加强责任心，在限定报到期满后迅速与相关人员居住地的司法行政机构联系，确保该相关人员已经按时报到，接受社区矫正，才能将案卷整理归档。

　　（四）、人民法院要加强与基层社区矫正小组沟通合作，实时针对社区矫正相关人员矫正表现作出相应裁定，维护法律严肃性。

　　人民法院在具体协调、落实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中时，要始终注意加强与司法行政机构、检察院、公安机关、监狱等社区矫正机构的联系，对于上报假释以及社区矫正中表现突出的可以予以减刑的缓刑对象的有关法律适用和评定标准问题，做到每季度沟通和联系一次，努力确保执法统一。[8]这样不仅体现了权力制衡，更提高执法效率。同时法院可以根据减刑规律，要求社区矫正组织将被矫正对象实行分类管理，将相近情况对象归入一类，相比对照，即对在社区矫正中表现突出的缓刑甚至是假释对象要进行重点考察，建立相对规范、严格、透明的考察制度，这样不仅展示法院裁决的公正，也有利于社区矫正分子积极表现，争取对他们的依法减刑。同时通过相互的对应比照，对于表现普通的社区矫正相关分子，可以要求基层社区矫正组织、矫正小组对该对象训勉谈话，警示教育。对于在社区矫正当中，有严重违法行为或犯罪行为的罪犯，则应依法处理，从而规范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的奖惩制度。 （下转第42页）（上接第40页）

　　（五）、人民法院要加强与各部门沟通合作，尽快参与建立司法机关之间的信息反馈机制。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建立社区矫正人员的信息交换平台，实现社区矫正工作动态数据共享。这个信息交换平台实际就是贯穿整个社区矫正工作，连接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监狱、司法行政机构的一个工作平台，具有至关重要的沟通联系作用。这个平台的建立和范围的扩大，将是各部门协同分工合作的基础。届时，检察机关将量刑意见录入平台，法院要求基层司法行政机构出具社区影响评估报告。法院判决或裁定后，可以直接通过信息交换平台抄送法律文书至社区矫正相关人员居住地的公安机关、基层司法行政机关等，确保信息交换无障碍，社区矫正机关相关人员不致进入脱管阶段。

　　但是现实情况中，信息交换平台的建立还有莫大阻碍。比如各部门的内外网连接，信息保密问题，技术条件不成熟等原因，全国范围内信息交换平台的建立尚有较长时间来筹建。但是要意识要这个平台建立的重要性，各部门要加强协作，共同努力，尽早完成该平台的建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