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受教育权宪法平等保护问题

　　俗话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国家兴盛，教育为先，人们都在思考这句话的含金量，而我们所看到的是“为了孩子能进名校，家长托关系、找门路，不惜举家迁移，不惜付高额‘赞助费’；孩子们也疲于参加补习班，学‘奥数’，练英语，考证书……‘择校热’高温不退，已成为教育公平问题在义务教育阶段的突出表现”，这不得不思考公平在哪？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在受教育权上的平等问题？笔者认为，受教育权公平是指男女、种族、民族、区域上的平等以及对残疾人的特殊人文关怀，是每个公民在享受公共教育资源时应当受到平等和公正的待遇，不仅应享受教育机会公平、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质量公平，而且在教育结果上也要一定的公平。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公平既是一个原则，又是一个理想，同时也是一个过程。

　　一、受教育权平等保护的比较研究

　　（一）国际法方面的规定

　　受教育权宪法平等的内容在国际公约和国际性文件中都有具体的规定，比如《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取缔教育歧视公约》、《世界全民教育宣言》、《儿童权利宣言》等。《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3条第1款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 《世界全民教育宣言》宣告：“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并且规定“教育是我们世界的全体男女老幼和各个民族的基本权利”。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教育论坛上通过了《达喀尔行动纲领》，明确把全面扩大和改进幼儿、尤其是最易受到伤害和处境最不利儿童的保育和教育工作；确保2015年使所有儿童，尤其是女孩、处境困难的儿童和少数民族儿童都能接受并完成良好和免费的初等义务教育；确保通过平等取得学习必要知识和生活技能机会的方案满足所有青年和成人的学习需求；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确保人人都能学好，使所有受教育者都能取得公认的、可衡量的学习成果，尤其是在读、写、算、基本生活技能等方面作为教育目标。以上规定表明，受教育权的平等保护是这些国际法上规定的重要内容，世界各国都在为争取平等的受教育权而努力奋斗着。它的存在直接关系到我们每个人能否有尊严的生活，能否实现其他相关的基本权利。因此，平等地保护受教育权是联合国各成员国和国际人权公约缔约国义不容辞的国际责任，是一项国家义务。

　　（二）区域性的有关规定

　　姚云将美国高等教育法治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1492年-1861年的“移植模仿时期”，1862年-1957年的“特色创建时期”，1958年到现在的“逐步完善时期”。虽然这只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一个历史阶段划分，但是它可以说明美国的教育在逐步完善，而且把教育看成是保障“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途径。我们国家每年的雅思和托福考试就是一例，有着相当多数的人不惜一切通过教育去实现他们的“美国梦”。受教育权的平等问题在美国主要体现在判例中，诸如“布朗诉堪萨斯州托皮卡地方教育委员会”、“斯威特诉培恩特判决案”、“麦克劳林诉俄克拉荷马判决案”、“普莱赛诉弗格逊判决案”等典型案例，向人们昭示“隔离但平等”的理论违反宪法和法律上的平等原则，公民不仅要实现政治上的平等，更要实现社会权上的平等，这种社会权上的平等其中一方面就体现在受教育权上应该平等。巴西联邦共和国1988年的宪法规定了教育是每个人都享有的权利，是国家和家庭的责任，是靠社会合作来促进的。教育的目的是要充分发展人，培养个人履行公民职责并使人们能胜任工作。墨西哥1998年修订的《宪法》第3款规定：“公民拥有受教育的权利。”第4款规定：“国家提供免费教育”。埃及1923年把教育机会均等写入宪法。1971年埃及公布的宪法中保留了此原则，并且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机会均等的原则以及国家的义务。”印度1950年的宪法规定了在未来10年，国家对义务教育的责任。联邦政府在初等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体现在：作为协调机构，对欠发达的邦提供财政援助。同时，在宪法中规定了作为公民，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能成为取消公民进入任何国立教育机构的权利，或从国家基金中获取资助的权利，以及国家应特别关心并促进低弱阶层的教育经济利益。事实上，我国历来也非常重视教育工作，比如“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宪法第46条第1款做了明确规定；2006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对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进行了修订等。此外，我国政府还积极承担国际义务，将致力于发展和促进人权状况的努力置于国际人权的舞台上进行合作和交流。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1年批准了1997年签署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国际公约》，2001年6月27日，该《公约》正式生效。这意味着保障公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不仅是政府的国内法义务，而且成为国际法上的一项国家义务。

　　通过国际公约和国际性的文件以及区域性的规定，笔者认为：一是受教育平等权应该根据国际公约和国际性的文件，在现有的法律中或者未来立法中得到落实和贯彻；二是作为发展中的国家，在经济上虽然还比较贫穷，但是在教育上“穷不能穷孩子”，为了发展经济，教育作为后盾，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在宪法中已明确规定了受教育平等权。特别是针对义务教育阶段，政府要保障每一个适龄儿童和青少年都能平等的接受免费教育，政府不惜一切代价为他们提供条件，甚至把接受教育作为一种义务进行强制性规定。那么，我国也是发展中国家，我国《宪法》中第19条、23条、24条、33条、46条和48条对受教育权都进行了或详或略的规定，但是对于受教育平等权却没有进行规定，我们只能从这些现有规定中推定，但是，这种推定的效力如何呢？不言自明，一旦发生受教育权这方面的纠纷我们很难在宪法上得到救济。如果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的受教育侵权就能够在宪法上找到依据；三是应该在宪法上对弱势群体和区域、城乡受教育平等权进行规定；四是对受教育权的平等观念、教育经费、违宪责任在宪法上予以规定；五是对受教育权侵害的，能够在宪法上赋予请求权，并且使这种请求权能够通过宪法进修救济。 　　二、我国在受教育权问题上存在的问题

　　2003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工作的决定》，指出“要在已有助学办法的基础上，建立和健全扶持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接受义务教育的助学制度。到2007年争取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能享受到‘两免一补’，努力做到不让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这些政策都是针对实践中的一些西部孩童的受教育问题而及时制定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教育不公平现象仍存在，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一）区域、城乡受教育的不平等

　　当前，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受教育者享有的教育权益差距明显存在，并有拉大趋势。在教育年限、教育投入、教育水平、教育设施等许多方面都存在较大的不平等。城乡之间的不平等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扩大，教育政策中长期存在的“城市取向”仍然在发挥惯性作用。笔者来自农村，深深的体会了农村和城市、西部和东部以及西部发展较快的城市之间的不平等，不管是农村的师资力量还是教育经济补助都没有城市的雄厚。近年来，社会反映强烈的不同省市学生、城乡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平等，就是教育的地区不平等和城乡不平等的突出表现。据相关数据显示：现在，城市人口拥有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的人数分别是农村人口的3.5倍、16.5倍、55.5倍、281.5倍、323倍。如果继续循环下去，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将会继续涌向大城市。相关资料显示：城乡分割办学制度使农村儿童一开始就处于劣势，从而使80?左右的农村适龄人口无缘高考。

　　（二）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教育的不平等

　　弱势群体主要由贫困农民、下岗失业以及进城务工民工组成。他们的子女常因交不起课本费、学杂费而辍学。城市里的学校要收取跨区费、营养费以及各种各样的费用。这些都决定了弱势群体的子女不可能与城市里的学生站在平等的起跑线上。除此之外，正常儿童与特殊儿童教育上也不平等，正常儿童基本上普及了义务教育，而特殊儿童很多不能上学，即使有的能够上学，也往往受到一些人的歧视，这些不完善的地方都需要我们在宪法和法律上明文规定。

　　三、我国受教育平等权的完善

　　（一）国际公约以及国际性文件中的规定应在我国立法中体现

　　德沃金指出：“平等的关切是政治社会至上的美德，没有这种美德的政府，只能是专制的政府，所以，当一国的财富分配像甚至非常繁荣的国家目前的财富状况那样极为不平等时，它的平等关切就是值得怀疑的。”之所以把平等关切视为一个国家政府的美德，是因为公民宪法基本权利实现的义务主体是国家政府。1966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肯定人人受教育权的同时，其第13条规定了政府有能力承担的保障受教育权的法律责任。政府对公民的义务教育承担绝对法律责任，是受教育权的核心内容，而义务教育之外的其他教育形式，政府只是有条件地承担相关的法律义务。但是，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的国情，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和完善，出现了许多弱势群体以及一些残疾人，我们也应该在立法中进行规定，使他们能够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权。我们的政府不仅仅是要关注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平等问题，还要关注义务教育阶段之外的教育收费问题。

　　（二）教育平等权需通过宪法诉讼与宪法救济加以实现

　　有人从受教育权的属性上分析受教育平等权的宪法诉讼和宪法救济。他们认为受教育权作为宪法基本权利，在自由权的层面及形式平等方面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可以作为审判规范进入诉讼程序，其理由在于自由权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具有可诉性。一国所有公民，至少是同一地区所有公民，在受教育权的享有和行使方面应保证形式上的平等，它是宪法规定的平等原则对受教育权的必然要求。考察美国实践中的表现，美国法院就经常利用其《宪法》第14条的平等保护条款，审判种族歧视等各种侵犯受教育平等权的教育纠纷案件。如果作为社会权，则不具有可诉性，其理由在于它是作为一种方针条款而存在的，具有太强的政策性。但是笔者认为任何问题都不能太绝对化，应该辩证地看待。宪法也是法律，法律上的权利义务要求在宪法上更应该体现。受教育平等权问题是一个宪法问题，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借助宪法诉讼与宪法救济来实现。我国现行《宪法》没有任何一个条款明示或者暗示它不得进入诉讼，相反在我国宪法序言中以及《宪法》第5条等都规定了宪法是可以进入诉讼的。比如“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必须”一词就表示着如果侵犯了宪法的基本权利就需要追究其责任，受教育平等权就包含在其中。古老的法彦“有权利必有救济”则告诉我们“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没有救济的权利就不是权利。”所以，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等一些判例法国家的经验，把权力诉讼与救济纳入到宪法上来，从根本上废除各种形式的非平等保护的措施、政策与相关的法律、法规，从宪法权利与宪法救济的角度来实现受教育不平等的问题。

　　（三）国家需要修正分配平等的理论与政策

　　从本质上来说，平等问题是一个分配的问题，它不会自动发生在自由和公正上，我们前面的所述都渗透着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平等保护只能依靠政府与政府的资源平等分配才可能实现。如果国家政府对城市中小学分配了太多的教育资源，而对农村的中小学分配很少的教育资源，

　　那么不平等的问题将会永远得不到改变。德沃金指出：“分配平等主要是两种，第一种平等是福利平等，其要求是在人们中间分配或者转移资源，直到再也无法使他们在福利方面更平等，如此就做到平等待人；第二种平等是资源平等。宪法规定的权利其实就是一种资源，即权利资源，在资源分配上必须体现平等，这种权利平等就体现于资源分配平等上，它要求国家在分配平等政策上做到福利平等与资源平等。”因此，国家需要修正对农民工的分配平等政策，一视同仁地关怀与保护受教育者的权利。

　　四、结语

　　受教育平等权对每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种永恒的追求，它既是国际公约和国际性文件确认和保障的一项重要的基本权利，也是宪法中规定的宪法权利。因此，我们就不得不认真对待这项权利。作为我们的一种权利，我们将不会放弃；作为一种美德和义务，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借鉴国际公约和国际性文件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对我们受教育的平等权在立法和一些具体的法律上进行明确规定，也许这样，受教育不平等在宪法上才能得到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