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书籍辨伪与档案材料辨伪的关系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14--01

　　一、伪书概述

　　（一）伪书的成因

　　在对伪书进行鉴别时，首先要认识到伪书出现的原因，才可对症下药。伪书之所以会出现，主要原因有：古代知识分子追崇古代，“贱近贵远”；投机者制造伪书，牟取利益；“文人相轻”；封建士大夫借伪书来攻击对方；误提作者，考证错误等。

　　（二）伪书的鉴别

　　伪书的鉴别在先秦时期变已经出现，如孔子的“无征不信”，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等，在之后的漫长历史中，对于古书的辨伪认识、伪书的鉴别方法等成果很多，这里着重介绍胡应麟的辨伪思想。

　　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提到了辨伪八法：

　　1.“核之《七略》，以观其源；”这是说，碰上一本可疑的古书，先查看《汉书?艺文志》里曾否著录过。

　　2.“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接着便是检查历代《经籍志》或《艺文志》。如果此书《汉志》已著录，那它是什么时期佚失的。如果未著录，它又是什么时期出现的。这样，此书的流传，大体就可以清理出个头绪。

　　3.“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要是各《志》均未记载，就得翻阅与此书同时代的其他著述，看看有无引用的。

　　4.“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再考查一下此书出现以后的各种著述，看看是否有引用抑或发挥此书中某种观点的。

　　5.“核之文，以观其体；”把此书所使用的语言、文体和同时代、同类的其他著述比对，看其有无差异之处？

　　6.“核之事，以观其时；”它所阐述的一些事件，和当时的历史实际是否相符合。

　　7.“核之撰者，以观其托；”如果以上六点的答案均为否定的，则此书必伪无疑。但是，还得注意两点：一为作者是谁，是古人还是今人，由此可以考查出作伪者的用心。

　　8.“核之传者，以观其人。”二为传者是谁，这是和第一点联系着的。有的书，传者就是作伪者，查出了传者，对认清作伪者也会有所帮助。

　　结合胡应麟的辨伪八法以及其后一些学者的著述，我们可以把辨伪的基本方法归纳如下：以古代目录书的记载来辨别；考察古书的来源与流传的过程；根据该书的内容来考证，例如典章制度、地名、人名、物品等，内容与作者观点的一致性，内容与历史事实是否相同。

　　二、书籍的辨伪与档案文献编纂

　　档案文献是指刊载档案原文或以揭示、报道、摘编及综述档案信息为基本内容的各种出版物。档案信息存在于档案之中，对档案进行收集、筛选、审核的工作就不可避免地要解决档案材料的真实性问题。

　　我个人认为书籍的辨伪与档案材料的辨伪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同时两者又不能完全等同，而是“相交”的情形。

　　（一）书籍的辨伪与档案材料辨伪的联系

　　1.在起源上，书籍的辨伪与档案材料的辨伪是相互融合的。由于我国最早的文献的内容大多为文书、档案材料，例如《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以及后来的《尚书》等，这些典籍的汇编成书依赖档案文献编纂，自然需要那个时代的人们考订辨伪这些档案材料，因此或多或少出现了档案材料辨伪的方法和见解。此时期书籍的辨伪与档案材料的辨伪是相互融合的，并没有各自分化出来。

　　2.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由于文化的兴盛和思想的发展，档案文献编纂逐渐成为为文学与历史学服务的工具，对文书、档案以及档案文献编纂自身的研究少之又少，使它们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或学科分类，因此对档案材料的考订辨伪也萎缩成了书籍辨伪中的一部分。

　　对档案材料的考订辨伪萎缩成书籍辨伪中的一部分的观点，个人认为有几个方面导致：

　　（1）由于档案是封建统治的重要工具，也是秘不可宣的政治机密，因此能够接触到档案的人很少，况且档案记录反映了统治阶级利益，甚至是皇帝本人的意愿，是被统治着所不容置疑的。

　　（2）由于档案本身是历史的原始记录，是第一手的史料，因此，即使人们对档案中记载的内容存有疑惑，也往往无法进行考证。

　　3、虽然书籍辨伪与档案材料的辨伪的辨伪对象不同，但它们同是对文字信息的一种辨识，伪造信息的成因也相近，所以在很多方面，档案材料的辨伪可以借鉴书籍辨伪的丰硕成果。例如对他人伪造的档案、他人假托的档案、假冒的原件、为人纂改的档案等，都可以借鉴伪书鉴定的方法进行辨伪。

　　（二）书籍的辨伪与档案材料辨伪的区别

　　虽然在历史上，档案材料的辨伪的理论成果很少，存在于书籍辨伪的理论中，但并不能抹煞档案材料辨伪与书籍辨伪的区别。

　　1、辨伪的对象不同：

　　书籍的辨伪主要针对的是书籍、文献，而档案文献编纂中的辨伪主要针对的是档案材料。而档案区别于书籍与文献的关键就在于档案是直接形成的历史的原始记录，是“一次信息”，是书籍与文献信息的重要来源。这就要求在对档案材料进行辨伪时，除了综合运用书籍辨伪中已经成熟的方法，还应当对档案材料的直接性、原始性等进行考订。

　　2、对编纂者的要求不同：

　　对编纂者的要求的不同集中体现在如何处理“述而不作”。书籍大多是知识分子传播自己学术的工具，对书籍的编纂考订辨伪中，或体现了考订辨伪者的个人思想倾向，或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统治哲学和思想。而对档案的辨伪中，因为编纂的目的是想把分散、混乱的档案材料组成有机整体，方便流传以及研究利用，因此就要求注重史实性、可信性，而应排除个人因素的影响。《论语》中记载了孔子“述而不作”、“勿意、勿必、勿固、勿我”的编纂思想，然而孔子本人在《春秋》中也遵循了 “必也正名乎”，“寓褒贬，别善恶”的原则，鲁国国君四人被弑（隐公、闵公、子般、子恶），一人自戕于外（桓公），《春秋》均未予以记载。虽然档案文献编撰也要重视政治性，但是不能把政治性等同于个人的世界观、忌讳和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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