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远古神话传说探源“中国式”管理思想

摘要:神话传说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在中国五千年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通过研究中国远古时期神话传说所隐含的管理学寓意，可以探寻“中国式”管理思想的由来。
关键词:中国;远古神话;管理思想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在五千年的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其中充满幻想瑰丽的神话传说，是初民艺术想象力的杰作，它开启了古文明的先河，历代相传，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给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以深刻的影响。神话传说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古老的艺术奇葩，是不可多的的宝贵精神文化遗产。它不仅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对社会和自然现象的美妙解释和奇特想象，同时通过人们的世代相传，在潜意识里还反映了后世人们对社会的看法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长期以来，在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许多学者从历史学、文学的角度对中国远古时期神话传说做过多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在管理学领域尚属空白。本文希望通过对中国远古时期神话传说所隐含的深刻寓意的研究，及其在流传中的发展演变，结合中国古代的历史发展，能够解读“中国式”管理思想的起源。
一、女娲造人———等级制度思想
女娲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是中国史前文明和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代表，也是已经开展的中国史前文明探源的重要研究对象。在很多古籍中，如《楚辞·天问》、《礼记》、《史记》、《山海经·大荒西经》、《淮南子·览冥训》等史料都有关于女娲的记载。内容包括诸如:女娲造人、女娲补天、替人类建立了婚姻制度，使青年男女相互婚配，繁衍后代等。关于女娲造人的神话传说最早记载于东汉学者应劭(约153年—196年)所著的《风俗通义》(简称《风俗通》)中，但因年代久远，遗失众多，现存仅十卷(原书二十三卷)。无从考据，但从北宋李昉(925年—996年)编撰的《太平御览》引载中可见端倪:“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绝絙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絙人也。”［1］大意是说:开天辟地的时候没有人，女娲用黄土捏成人，捏了一段时间后觉得这样太累，于是用绳子蘸泥水甩出泥点，变成人。所以后来有富贵的人是捏出来的黄土人，贫贱一般的人是用绳子蘸泥甩出来的人。女娲是中国远古神话中的创世女神。传说她用泥土仿照自己创造了人，从而创造了人类社会。从传说来看，女娲所造之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富贵者，一类是贫贱者。女娲又称女阴，众多传说中都是女性的形象，据此推算女娲神话应该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那时正处于原始社会，社会普遍实行财产“公有制”，没有“私有制”更谈不上私有财产，同时也不可能有阶级和剥削，当然也不会有富贵贫贱之分了。因此，可以肯定地说用黄土捏成富贵之人，用绳子蘸泥水甩出贫贱之人，这种所谓“富贵贫贱说”实属后人杜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秦朝灭亡之后，西汉成为继秦之后强大统一的封建王朝。汉武帝(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为了更好地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中以等级为基础的治国制度确立起来，这让东汉学者应劭在两百多年后叙述女娲造人神话时自觉不自觉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建立在等级秩序基础上的社会要维持下去，必然要找到某种理论上的依据。［2］神话传说影响深远，传播广泛，依靠神话传说来强化等级制度的统治，借助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来维持封建统治关系，也许更有说服力。
客观来说，这种讲究“尊卑”、“等级”各安其份的儒家思想也有它积极的一面，对于维持统一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保持社会稳定，以实现长治久安，其作用不可低估。即使到了现代社会，很多中国人依然对等级制度的设计情有独钟，秉持“官本位”等级观念的人仍然大行其道，可见等级制度影响之深远，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式”管理思想一贯注重等级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盘古开天地———强调“首创精神”
关于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在中国可以说是广为人知的。这个故事最早见于三国时吴国人徐整所著《三五历记》，可惜此书早已亡佚，现在仅部分段落存于大型类书如《太平御览》、《艺文类聚》之中。已知的盘古开天辟地在《艺文类聚》中有描述:“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3］大意是说:在人类世界开辟以前，天和地混混沌沌地成一团，象个鸡蛋一样，盘古就生在这当中。过了一万八千年，天地分开了，轻而清的阳气上升为天，重而浊的阴气下沉为地。盘古在天地中间，一天中有多次的变化，他的智慧比天还要高超，他的能力比地还要强大。天每日升高一丈，地每日增厚一丈，盘古也每日长大一丈。这样又过了一万八千年，天升得非常高，地沉得非常深，盘古也长得非常高大。天地开辟了以后，才出现了世间的三皇。关于盘古的原型，实际上有很多的版本，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中国神话中开天辟地的创世之神，他的丰功伟绩，留给后人无尽的想象空间，特别是他的首创精神，一直为后人所传颂。《艺文类聚》是唐代开国初年由高祖李渊下令编修，编撰者欧阳询(557一641年)等人都为大唐的开国功臣，作为封建盛世的唐王朝，以盘古神话寓意破旧立新也在情理之中。更何况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来不缺乏创新精神，仓颉造字、神农尝百草、燧人氏取火等等远古神话，那一个不是我们的祖先在与自然抗争的过程中，逐步脱离愚昧走向文明的探索过程的反映。江泽民同志说“创新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我想，作为中华民族整体发展历史，虽然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统治，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封建传统思想观念的禁锢，封闭、保守、僵化曾经成为它的基本特征，使得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发展缓慢。但是，这只是历史发展的一个方面。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下层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来也没有停止，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层出不穷，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我们常常为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而自豪，甚至连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也曾总结出“中国一百个世界第一”。也正是因为中华民族有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才让我们虽然历经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王朝更替，经历漫长的封建社会，甚至遭受资本—帝国主义的长期侵略，而没有被灭亡、被瓜分，依然能够前仆后继，百折不挠，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并且不断地创造出中国奇迹的原因吧。
三、唐尧治国———责任分工的开始
据史书记载:尧为帝喾次妃陈锋氏女庆都所生，祁姓，名放勋，号陶唐，谥曰尧，因曾为陶唐氏首领，故史称唐尧。传说中，尧是部落联盟首领，他推广水井，促进农耕，设立谤木，实行禅让，开启了中国最古老的政治文明。尧是《尚书》开篇首载的仁君，被炎黄子孙尊称为“三皇五帝”之一。［4］后世史书记载尧舜时期，政治组织更严密，分工更具体，论功行赏，还有考核制度。据刘安(公元前179—公元前122)所著《淮南子·齐俗训》记载:“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稷为大田师，奚仲为工，其导万民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地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泽皋织网，陵坂耕田，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是故离叛者寡，而听从者众。”［5］可见在尧治理国家之时，辅助尧的五个人已经有了明确的分工，任命舜为司徒，主管教化;任命契为司马，主管军务;任命禹为司空，主管工程建筑;任命稷为大田师，主管农业;任命奚仲为工，掌管百工。各司其职，各就其位，每个官员分管不同的部门，同时又仅对自己职权范围的事务负责任。有了分工，同等数量的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更多的工作量，同时可以提高效率，完善责任制度。首先，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其次，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再次，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最后，分工使得每个人的权责更加明确，便于考核奖惩。正是基于以上原因使得分工的产生意味着社会发展步入新的阶段。从这里不难看出，唐尧对后世责任分工制度的影响功不可没。
四、大禹治水———疏胜于堵的理念
大禹治水传说最早见于《山海经》:“洪水滔天，鲧窃帝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6］故事情节简单，仅介绍天帝杀鲧，鲧生禹，禹定九州，并没有详细介绍大禹治水的过程。到了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公元前145—公元前87年)撰写《史记》，广收篇章，博采众说，才丰富了这个治水过程。“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琻。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觽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觽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7］尧舜时，九河不治，洪水泛滥。尧用鲧治水，鲧用雍堵之法，九年而无功。后舜用禹治水，禹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疏通河道，因势利导，十三年终克水患。为什么鲧治水失败，而禹成功呢?《史记》中有精彩的分析:“夫水，柔物也，围之，则泛;堵之，则溢，此其性也。鲧不谙其性，围追堵截，急之于刚猛，固难成功!至禹，察父之败，反其道行之，不围不堵，挖渠疏道，导之以流，使小入于大，大通于海。终能变害为利，成其大功!”［7］可见大禹治水成功原因在于疏而非堵，围追堵截则水患越重，因势利导反而变害为利。司马迁的分析的确一语中的，给后世历代君王治国留下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左传》中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精彩论述，由治水到治国，治水与治国均同此理，《左传》大概在《山海经》之后，在《史记》之前，这种思想上的一脉相承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治理国家就要施行仁政，安抚民心，广开言路，合理选才。正如给老百姓唯一出人头地的希望的选才制度一样，秦朝以前选才是世袭制，到了汉朝采用察举制、征辟制，魏文帝时用九品中正制，到了隋朝出现了科举制度，从此“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普天之下读书人的共同理想，“学而优则仕”制度彻底打破了权贵门第之分，建立了稳定而庞大的文官队伍。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形成和完善，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稳定的原因之一，是有道理的。回顾科举制度在中国历经1300多年的漫长历史，又有谁能够否认，在它的背后隐藏着“疏胜于堵”这个管理学的重要原理呢?
五、龙的传人———文化整合与包容
我们经常自称“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其实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龙是一种非常神秘的动物。相传伏羲氏率领的部落先后征服了以雄鹿、鳄鱼、猛虎、苍鹰、巨蜥、红鲤、白鲨、长须鲸为图腾的八大部落，并取各部落图腾的蟒身、鳄头、鹿角、虎眼、鲤鳞、蜥脚、鹰爪、鲨尾、鲸须组成一个新的图腾。(现在，关于龙文化的研究已经对龙的形象得出了大致一致的结论)。这个图腾体现了华夏九州的大融合，被伏羲氏命名为“龙”。［4］很显然，龙的形象是融合的，龙形象地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精髓———融合包容、兼收并蓄。从历史角度看，中华民族经历了几次大融合:传说时期炎、黄二帝的民族融合;先秦时期的民族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辽宋夏金元时期的民族融合;清代民族融合等等。每一次民族融合都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与联合，加强了各民族的凝聚力。从文化角度看，中国历代思想家都主张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即便是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其实也仅指统治思想方面主张用儒术，而从学者层面说，他是不排斥其他学派的。可见，在多种文化的碰撞中，相互吸纳，相互补充，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动力所在。当然，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是以其强大的同化力为前提的。它用这种强大的同化力去影响和改造外来文化，使之具有中国的特色。我想也正是这种文化上的包容性和同化力，才使得我们今天的很多管理活动有着明显的“中国式”的痕迹。中国特色管理文化也正是神话传说中龙的形象的最好诠释。中国远古神话传说内容丰富，题材多样，本文仅举几例典型作为代表，意在说明神话传说不仅具有丰富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而且由于它与远古社会生活和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是研究人类早期社会的思想起源的重要资料。中国作为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其思想文化与历史发展进程是一脉相承的，其管理思想也源远流长。本文希望通过对远古神话传说所蕴含管理思想的梳理探究，探寻中国管理思想的源头和历史，使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线索更加清晰、完整，对整个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的研究也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2006.2版．
［2］朱超威，李君兰．从女娲与普罗米修斯造人神话看东西方文化差异［J］．惠州学院学报，2005，25(5):56．
［3］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4］王忠伟，费素斌．中国远古管理思想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5］刘安．淮南子［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6］山海经［M］．方韬，注译．北京:中华书局，2009．
［7］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