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论成人教育

　　陶行知在他一生的教育活动中，不只极其重视年轻一代的教育，而且对成人教育也十分重视，在这方面同样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对我们今天强调的工作学习化、学习社会化、教育终身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第一节成人教育的地位与目的

　　一、成人教育在提高全民素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成人教育对社会发展和国家强盛的意义，是由于成人是当班人，即他们直接担负着国家各条战线的各种职务所决定的。早在1921年，陶行知就曾明确指出.•“中国成人教育，特别重要。”1922年他在一次演讲中又指出：各级政府，不能只看到少年儿童的教育，而忽视了成人教育。这是因为“中国晓庄内外交困，社会多故，如若候着那班小孩子去改造，非待二三十年后不能奏效。所以欲免除目前的危险，必须兼顾着老幼的教育。”1923年10月10曰，他在致友人信中又说：“中国现在危亡之祸迫在眼前，万万等不及国民小学的学生长大之后，再出现为国家担当责任。我们必定要努力把年富力强的人民赶紧培植起来，使他们个个读书明理，并愿为国家鞠躬尽痒。”显然，国家各个部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条战线的工作，都由成年人担负着，他们工作的效率和素质的高低，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决定着国家的强弱盛衰和发展道路，所以一定要重视对他们进行教育教育再教育、提高提高再提高的培训工作，即是己毕业、已工作的成人，也必须进行再充电、再与时俱进地进行继续教育。

　　1914年，他在《共和精义》中就明确指出，民富国强有赖于教育。在《平民教育概论》中又认为，成年人受了教育，提高了文化知识水平，“对于自己生计最有关系的职业，也可以从书籍报纸上多得些改进的知识和最新的方法。”至于成年人“顺带学些写信、记账的法子，于个人很有莫大的便利，自然是不消说了。”

　　为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这个崇高而神圣的理想和使命，建立名符其实的人民民主共和国，1918年他在《教育研究法》一文中强调指出，我国必须先拥有“至当之领袖”和“健全之公民”。即须先有了—批“先知先觉，楷则蒸黎，导斯民于轨范之中，进社会于缉熙之域，悉其责焉”的领袖人物;同时又有“利害洞悉，时势明了，取鉴先觉，各尽其职”的“多数健全之公民”，然后，民主政治的实施和共和国的建立，方有可靠的“长城”。这样的领袖和公民，既要靠普通教育，又有赖于成人教育，方能培养训练出来。也只有让广大成年人受到必要的教育，他们“对于人类和国家应尽之责任，应享之权利，可以多明白些”,方能建立起民主共和国的国家。而且，成年人受到了教育，“他自己会读书，就明白读书的重要，再也不肯让自己的儿女失学。”这就大大有助于普及义务教育的推行和实现。

　　他从当时中国人民的素质文化水平上进行考察,提出必须推广和发展成人教育事业。1922年，陶行知指出，学龄儿童“一百个人之中，能受教育的只有一个半人”;女子教育更得不到重视，“中国全国,有一千三百余县没有女子高等小学，又有五百余县没有一个女学生”，女子只占学生中的百分之五;乡村教育极不发达，“城里学校林立，乡里一个学校都没有”。接着，他于1924年在《平民教育概论》一文中指出，照中华教育改进社估计，当时除12岁以下接受教育的儿童和12岁以上粗略识字的人以外，全国尚有二亿人即占全国一半的人是未受到任何教育，即其中绝大数是文盲或半文盲的成年人。这些人谈不上什么掌握科学技术以从事各项建设工作，也不可能当好国家的主人。

　　就是在己受过教育的成年人中，他们的教育也未必完善，他们的品德和能力也未必健全。例如，当时出过洋，留过学，获得外国硕士或博士学位的人，回国后多身居要职。但陶行知认为他们多不了解中国国情，不过是拉“洋八股”的“拉车的教员”，有的不过是“媚民政客”。陶行知辛辣讽刺地说，让这些留学生治国是很危险的，这好比“乡下佬，吃大菜，刀儿当做筷。我的妈呀!舌头去了一块”。

　　那些在国内受过教员的成年人，由于他们接受的多是与生产、与社会实际相脱离的教育，所以他们多是不合格的公民和劳动者。他于1922年写道：“且拿现在的师范生做个譬喻：现在师范毕业生只有十分之八可以服务，十分之一可以升学，其余十分之一，却做了高等游民了。再看中学毕业生，也只有三分之一可以服务，三分之一可以升学，也就做了游民了!但是他们虽然不能服务，倒不惯受着清闲的曰子，反做出许多不正当的事业，实在危险啊!”

　　所以，陶行知强调说，有必要对上述各种成年人进行必要的再教育。

　　陶行知高瞻远瞩，早在1918年就提出：“专事征求旧知识，则世界无进化;欲求世界进化，非探觅新知识不为功。”及至30年代，他又强调说：“时代是继续不断的前进，我们必得参加在现代生活里面，与时代倶进，才能做一个长久的现代人。否则，再过几年又要成为时代落伍者了。”又说：“教育最重要的成就在使人养成一种继续不断的共同求进的决心。”他这种“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的主张，把成人教育的地位提高到“终身教育”的高度来认识。他认为只有终身教育，才能不断“取得现代的知识，学会现代的技能，感觉现代的问题，并以现代的方法发挥我们的力量”。

　　由此可见，陶行知从各个方面来说明成人教育的重大意义，认为成人教育应当在我国学制中占有合法的地位，要与青少年的普通教育一视同仁。近来有人作过统计，成人教育投资要比普通教育投资的收效更大。当代成人教育发展的特点表明，它既担负着补习教育、继续教育的职能，而且正向着终身教育的目标发展。

　　1982年国务院批转的《国家教育委员会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指出，成人教育是我国教育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同等重要，“是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可是，社会上至今还有一部分人，对成人教育缺乏足够的认识，这与当年陶行知大力提倡成人教育相比，其眼光和认识是何等短浅。

　　二、成人教育的目的

　　关于成人教育的目的，陶行知认为必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国民和劳动者，只是由于成年人的特点和适应社会需要不同而有所侧重罢了。

　　早在1922年初，陶行知在《中国建设新学制的历史》一文中，论述了补习教育的目的。他指出：“补习教育之目的：一是使缺少普通学识的补足不可少的普通学识，二是使缺少生利能力的补充必不可少的生利能力，三是使己有学问能力的都可得继续增进学识技能的机会。”由于当时的学制中未有成人教育的项目，这里指的补习教育就是指成人教育。陶行知曾同时指出：“这一类的补习教育，似乎有另立系统的必要”。在这里，陶行知从传授“普通学识和生利能力”(即知识和生产技能)方面来说明成人教育的目的，同时指出了缺什么就补什么的成人教育的特点。

　　陶行知还曾论述了平民教育的目的。他于1924年指出：“平民教育的目的，是要叫十二岁以上的人,个个读书做好国民。”及至1927年，他又指出;“学生不应当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做有知识、有实力、有责任心的国民。”可见，陶行知极其强调做人做国民精神的培养。什么是做人做国民的精神呢?根据他于1919年在《新教育》一文中所论述，就是要具有“自主”、“自立”和“自动”的精神。所谓“自主”，就是他在《主人教育》一文中所说的：“做自己的主人，做政府的主人，做机器的主人，做大自然的主人”。“自立”就是“能够自衣自食，不求靠别人。”也就是“要有独立的职业，为的是要生利。生利的人，自然可以得到社会的报酬。”1915年，陶行知曾作了一首白话诗《自立歌》，说人要有独立的职业：“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自动”就是自觉服从，自觉进取，有自主创造精神和自觉幵拓精神。显然，成人教育也应当重视体育。早在1925年,他在题为《学做一个人》的讲演中，指出做一个完整的人的三个要素，其中第一个要素是“要有健康的身体——身体好，我们可以在物质的环境中站个稳固。诸君，要做一个八十岁的青年，可以担负很重要的责任，别做一个十八岁的老翁。”

　　陶行知更从宏观上论述了成人教育的目的，认为它在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提高社会生产力，谋求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上意义重大。如1932年，他在上海创办工学团的成人教育，其目的在使整个中华民国变成“人人生产，人人长进，人人平等互助，人人自卫卫人”的“庄严的一个国家”。又如1946年，他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其办学宗旨规定为：“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首先要明白人民的大德。人民的大德有匹一是觉悟，二是联合，三是解放(争取六大解放，即头脑、双手、眼睛、嘴、空间、时间之解放)，四是创造(创造新自己，创造新中国和新世界)。其次,“要亲近老百姓”。再次，“要为人民造幸福”。

　　由此可见，陶行知关于成人教育目的的论述是极其全面的，充分体现了成人教育为使人的个性得到全面发展，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并使国家强盛发达而服务的社会职能。

　　第二节成人教育的内容与方法―、成人教育的内容

　　早在1919年，陶行知认为，成人教育的内容主要应从社会需要和受教育的个人特点来决定。从社会方面讲，要问这门课程是否合乎世界潮流，是否合乎共和精神;学了这门课之后，能否在中国社会做一个有力的国民。从个人特点方面讲：“谁的事教谁，小孩的事教小孩子，农人的事去教农人，方才能够适合。”“总要从社会全体着想，有否其他有用的东西，未列在课程里?或有用不着的东西，还列在课程里呢?照这样去取舍才行。”这就是今天强调的，办学的专业课程，必须要与市场需求进行“量身定制”地设置与开发。

　　及至1945年，他又着重指出.•“现在人民所以大部分在贫穷中过生活，因为贫富不均，所以了解社会是很重要的。另外科学不发达，不能造福，所以应该有科学的生产，科学的劳动。”至于“课程组织”，“应敷成多轨，即普及与提高并重，使老百姓都能受教育，并且有特殊才干也能发挥。”

　　可以看出，他对成人教育内容，着重于政治知识、社会科学知识和生产劳动的业务技术两大方面。同时重视因人而异，主张缺是什么学什么，少什么补什么，适合成人的特点。教学内容要兼顾到不同对象的实践需要，使之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陶行知于1924年在《新学制与师范教育》一文中也曾较为具体地谈论过，他说：“教育界各种人才要什么，就该教他什么;要多少时候教得了，就该教他多少时候。如果因为种种情形一时教不了，就该把那必不可少的先教他，以后再找机会继续的教他;到了困难渐渐的解除之后，还缺多少就教他多少;时期的长短都依这种情形酌量伸缩。”陶行知上述这段话是指师范学校培养各种人才而言，显然，他这个意见对成人教育培养各行各业的人才，同样是适用的。由于这些人的学习时间较少，精力无多，故只能以提高本职工作能力为学习的重点。为此，有关工作人员必须事先加以一番研究和分析，选择他们最急需的优先教给他们。如果笼统地、主观地规定开设几门课，指定看几本参考书，是无济于事，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为了落实教育内容，必须认真做好成人教育的各类教材的编写工作。陶行知于20年代推行平民教育运动时，就编有《平民千字课》。1919年，陶行知在《新教育》一文中，就认为编写教材要符合时代精神，注意知识更新，并结合地方实际来写。及至1931年，他又主张“我们要以生活为中心的教学做指导，不要以文字为中心的教科书”。

　　陶行知上述中肯见解，对我们今天成人教育的教学计划的制订和有关教学用书的编写，仍大有参考价值。

　　二、成人教育的实施方法

　　在陶行知生活的时代，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广大人民群众处于“三座大山”压迫之下，整个神州大地，经济极不发达，文化极其落后。老百姓虽想受教育，但多被拒于学校门外;不少人处于麻木不仁状态，认为受教育与否反正与己关系不大。所以在那时开展成人教育实非易事。但陶行知深信教育改造社会与人之力量，克服重重困难，想尽办法让人民群众得到文化知识，希冀通过教育改造社会国家，让人民过富裕幸福生活。有关他开展成人教育的方法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把握：

　　(―)要切合成人教育的物质利益，以调动自主学习力的积极性

　　陶行知认为，把人民群众受教育与其切身利益联系起来，是调动他们学习积极性的有效办法。早在1924年，他在《全面平民教育之现状》一文中总结平民教育运动的经验时写道;“现在读书的人可找饭吃，不读书的人的也可找饭吃，所以大家就以读书不读书为无关紧要的事。要解决平民教育这个问题，非使饭碗与读书发生关系不可。”他对当时安徽省教育厅和南昌商务印书馆颁布任何人无识字文凭均不得在该单位任职的规定，认为这样的办法“对推行平民教育，有很重大的价值”。

　　及至1929年，他又强调说，识字读书，固是人生教育的一部分，但如只是单纯地劝人读书识字，不顾及家人的生活需要，则不易取得良好的效果。他指出.•“大多数的成人教育，都要从经济及娱乐两个方面下工夫，读书识字只好附带在这里面去干。倘若一定要从读书认字出发，怕是多数人不能接受，那么，对于改造社会的影响，便是很有限了。”可见，只有设法使成人教育与群众的经济、娱乐等日常生活需要紧密地联系起来，才能更好调动群众的自主学习力的积极性，从而把成人教育事业办活、办好。

　　陶行知当年关于成人教育的重大意义、成人教育目的，以及使读书与其自身的物质教育利益联系起来的见解，对今天仍有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国家教委在《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中提出：“为了推动和鼓励广大从业人员努力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要制订和改革相应的劳动人事制度和政策。要逐步建立在职人员考核制度。凡取得岗位合格证书的，表明已具备任职或继续任职的资格，今后要首先在关键岗位实行必须取得考试合格证书才能走上工作岗位的制度。科技、管理人员通过继续教育达到中级、高级专门职务水平的，应确认其相应的职务资格。在工人中定期进行各种技术等级考核，合格者发给相应的技术等级证书。”这就把陶行知当年所强调要求的使饭碗和读书联系起来的主张予以制度化了。毋庸置疑，这将有力地推动成人教育事业的向前发展。

　　(二)采用适合成人教育特点的教学方法

　　各类成人教育学校必须在教学教育过程中，采用适合成人特点的方法，才能事半功倍，取得较优的教学效果。特将陶行知在这方面的见解概述如下。

　　1、注重启发式教学，培养创造能力

　　陶行知办学，既不采用脱离实际的“填鸭式灌输”法，也不采用过多的考试来压学生死记硬背书本知识的传统方法，而是倡导启发法，以调动学生自动性，学得真本领，培养创造能力。早在1919年,陶行知就强调要采用“新教育的方法”，要“注重启发”。他认为孔子说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要更进一步，而使学生“不得不愤”，“不得不悱”。同时，陶行知认为，教学过程中“设法引起学生的兴味，是很要紧的”。因为“学生有了兴味，就肯用全副精神去做事体，所以‘学’和‘乐’是不可分离的。”他又说：“盖治学以兴趣为主。兴趣愈多，则从事弥力,从事弥力，则成效愈著。”显然，这种乐学的方法是符合现代心理学原理的。

　　及至1945年，他又指出：“民主的教育方法，要使学生自动，而且要启发学生使能自觉。”“让学生自动的时候，不是让他们乱动，而是要他们走上创造之路，手脑并用，劳力上劳心。这需要六大解放(即解放眼睛;解放双手;解放头脑;解放嘴•，解放空间;解放实间)。”

　　因此，这种启发自动自觉地学习，调动学习兴趣，培养创造力的方法是一种普遍的方法，它尤其适合成年人的年龄特征，因为成年人的生理、心理都比较成熟，社会实践经验多，自学和理解能力较强，故对他们采用启发式教学更有利于达到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和出好人才的目的。

　　2、要重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早在1919年，陶行知强调说：“智育，注重自学”，即启发学生自动地学。他把自学能力比作是点石成金的指头。后又在《教学合一》一文中着重指出：“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这是“因为先生不能一生一世跟着学生。热心的先生，固想将他所有传给学生，然而世界上新理无穷，先生安能尽把天地间的奥妙为学生一齐发明?既然不能与学生一齐发明，那他所能给学生的,也是有限的。其余还是要学生自己去找出来的。况且事事要先生传授，既有先生，又何必要学生呢?所以专拿现成的材料来教学生，总归还是不妥当的。”所以，陶行知强调说：“活的人才教育，不是灌输知识，而是将开发文化宝库的琐匙，尽我们知道的交给学生。”

　　陶行知上述的教改主张，与后来在世界上影响巨大的苏联的赞科夫的教学论和美国的布鲁纳的发现法，有着许多共同之处，都主张不只使学生“学会”，更重要的是要做到“会学”。“会学”比“学会”更具有增值的智力价值，因此，学会学习，是21世纪的生存概念。

　　再从成人教育是以坚持业余学习为主的特点看,为使学员能更好地边工作边学习，要妥善解决工学矛盾和坚持长期学习的恒心，故此教给他们以自学的方法和使他们养成自学习惯是尤其必要的。

　　为加强成人自学能力的培养，陶行知当年在育才学校提出和实施了“十字诀”和“五字诀”的学习方法，很值得参考。其“十字诀”是：一个大脑;二只壮手;三圈连环;四把钥匙;五路探讨;六组学习;七(集)体创造;八位顾问•，九九难关;十(誓)必克服。其“五字诀”是：一(“专一”的一);集(“搜集”的集>钻(钻进去，深入其意);剖(“解剖”的剖，分析之意)•，韧(坚韧，做学问的坚韧战斗精神)。

　　3、倡导“教学做合一”，实施“在劳力上劳心”

　　“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的校训。陶行知认为：“‘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亦即教育法。”他特别强调“做”，认为“做是学的中心，也就是教的中心。”但“只有手到心到才是真正的做”即是“在劳力上劳心的人”才算是真正的人，也只有“头脑能指挥手指行动的人”、“手脑并用”的人才有可能是世界上最有贡献的人。

　　陶行知上述主张对成人教育尤其适用的，因为成人既有过去的经验，而且正在边学边做的过程中。应当教育学员在行动中追求真理，应用真理，努力创造和发明。如果教而不做，学而不做，必将导致理论与实际相脱离，增加学与工的矛盾。

　　第三节成人教育的办学原则与形式众所周知，成人教育的覆盖面大，学习时间长,学习对象复杂而众多。为此，必须调动广大群众和社会各单位的积极性，多方投资，群策群力。在这方面，陶行知又很多精辟的见解和宝贵的经验，足资我们借鉴和学习。

　　(一)要提倡勤俭办学、重视经济效益

　　我国是个穷国，穷国能否大办教育?如何办教

　　育?他早在20年代于全国推行平民教育时，认为“我们要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银钱，去教一般人民读好书，做好人。”1935年，他在《普及教育方案商讨》一文中指出：“认定中国是个穷国，必得用穷的方法去普及穷人所需要的粗茶淡饭的教育，不要浪费的方法去普及穷人所不需要的少爷、小姐、书呆子教育。”1945年，他在《民主教育》中指出.•“承认中国是从农业文明开始渡到工业文明，经济是极端贫穷。文明必须发现穷办法，看重穷办法，运用穷办法，以办成丰富的教育”。1946年，他又指出：“穷不是没有办法。最怕穷而不想办法。中国普及教育只能用这样办法。”

　　陶行知一生创办晓庄、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多是以新武训精神“化缘兴学”，用穷办法办起来的，而且办得各有特色，卓有成效，培养了大量人才。他的办学原则是把教育经费用在最需要的地方，珍惜人民的血汗钱，不能枉加浪费。他在《一文钱》中写道：“公家一文钱，百姓一身汗。将汗来化钱，化钱容易流汗难!”他极其注重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即花钱少、办事多、办好事。早在1919年，他在《新教育》一文中，把“责成效率”看作是“新教育方法”之一。他写道“凡做一事，要用最简单、最省力、最省时的法子，去收最大的效果。”1922年，他又在《办公原则》一文中提出工作效率的问题。认为“效率视所费时间、精力、财力与结果价值之比而定。所费多而成功少，则效率小，反之则大。”他这里提出了教育的经济效益问题，即人们在办学过程中，所耗费的人力财力与办学成果(培育人才的数量与质量)之比较的标准问题，提出了有应该重视教育效益。

　　同时，陶行知曾批评过一些认为听天由命无所作为的悲观论者。对那些认为中国“这样穷的国家，教育怎能普及”的人，陶行知批评说：“只要存在这样一个念头，教育就永远不会普及。”这对于人们对教育的认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办好普及教育，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

　　(二)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办学陶行知一生在血雨腥风的旧中国办学，虽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但是他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却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在长期艰苦办学中，他认识了一个真理：“不运用社会的力量便是无能的教育。”正如陆定一在《悼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一文中所指出：“他主张人民自己为自己办的教育，才是理想的教育。他为了这个主张，孜孜不倦，干了一生。”也正如他自己于1936年在《大众教育与民族解放运动》一文中所说的：“大众教育是大众自己的教育，是大众自己办的教育，是为大众谋福利除痛苦的教育。”这就是陶行知依靠群众办学的经验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坚决实行国家办学和社会力量办学并举的方针，即公办名办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格局，这对于促进我国成人教育的大力发展，而借鉴方面，陶行知提倡的依靠社会力量和群众办学的经验，是很有开拓性价值的。

　　二、成人教育的办学形式

　　(一)要提倡多规格多层次多形式办学

　　成人教育，顾名思义，它的对象应包括所有在职干部和职工及社会成员。它的层次应包括扫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还有“继续教育”,这是一个机器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陶行知当年办学，能依据国情，因时因地制宜，办出了各种类型、层次的教育机关团体。这也正是他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思想的具体体现。他反对不顾中国国情，“一动手就圈他几千亩地皮，花他几百万块钱，盖它几座皇宫式的学院”的办校方式。他说：“一提到普及教育，大家就联想到开学校：圈校址，造洋房，请教员，买家具，招学生，考学生，收学费，行开学礼。这样的一个东西是不易普及，即使普及也是害多益少。这种办法，一起手便是蚀本生意。并且把所有的学龄儿童和失学成年人都关在学校里去，只有叫农人卖老牛，给洋人发财。”指出单靠学校教育形式，是不能提高教育效能的正能量。

　　1935年，陶行知在《中国普及教育方案商讨》一文中，从生活教育原理出发，总结他的办学经验，认为办学应从“抓住现成的集团生活，如家庭、店铺、工厂、机关、寺庙、民团、军队及现有学校做下层之教育场所”入手，注重“现成设备之利用”，“如祠堂、庙宇、公馆、公所、散学后之学校，以及其他空闲房屋都运用来做教育场所”，指出进行“流动式的教育”，使“车站上的展览，码头上的壁报，电影院的新知识的插片，茶馆里说书的革新，戏院里小丑说白的讽刺，市集上的公共演讲表演”、流动图书馆、修学旅行等等都成为生动活泼、具体可行的成人教育的形式。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陶行知在四十年前提倡的社会大学运动，把工作单位、公共场所、家庭社区变成“学习型组织”。当时，他明确指出：“我们应该在全国展开社会大学运动，在各大都市建立夜大学和早晨大学，来应济这广大的需要。”他根据1943年鉴统计，得出全国失学青年每年有十万人，由16岁至40岁这二十多年中，失学青年每年“就该有二百万人”，再加上社会上还有二百万“能听讲而又能笔记”的自学青年的结论，指出：“这么多人要受高等教育，但正规大学数量不多，无法容纳，且大多数都无力进正规大学，因此，解决他们的教育问题，的却是件大事。国家应对他们负责，社会也应他们负起责任来。”并明确提出了开展社会大学运动的三大任务：其一“是要把有形的社会大学普及出去，并且要给无形的社会大学一个正式承认”;其二是要“普及与发展夜大学、早晨大学”;其三是把函授大学、电播大学、旅行大学、新闻大学这几种事业有效的办起来。他说上述计划己经考虑了十多年,并预言新中国将是电化教育的社会，那时社会大学“遍地都会办起来的”。

　　1946年，陶行知和李公朴、方与严等人经过商量筹划，开展了成立校董会、募集经费、聘请教授、借用校舍以及办理招生等一系列筹备工作，创办了一座崭新的社会大学。1946年1月15日，社会大学在山城重庆管家巷举行了开学典礼。它设有文学、政治、经济、新闻、教育、民间艺术五个系，学生近二百余人(多为重庆在职男女青年)。陶行知任校长、李公朴任副校长兼教务长，冯玉祥任董事长。教授有邓初民、翦伯赞、华岗、章汉夫、张友渔、宣缔之、何其芳、曹靖华、潘菽、侯外庐、罗克汀、章乃器、许涤新等数十位学者专家。

　　重庆社会大学是一所崭新的成人教育性质的业余大学。这所文科夜大学以四个月为一学期，八个学期(即二年八个月)毕业，不放寒暑假，毕业后再实习一个学期。学校经费主要由陶行知校长和学生自筹。社会大学在办学宗旨、教育方针、学制课程、学习方法等方面充分体现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1946年底该校总校迁至上海，史良任校长，马侣贤任重庆分校校长。1947年3月2日横遭国民党政府査封。

　　四十多年前陶行知关于在全国办好社会大学的见解及其亲自创办社会大学的实践经验，对我们今天进一步发展成人高等教育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必须充分发挥和利用现有学校的办学力量

　　陶行知很重视发挥和利用现有学校的力量，协助办好成人教育事业。他主张“社会即学校”，认为‘应当将校门打开，运用社会的力量，使学校进步，动员学校的力量，帮助社会进步。”他的“普及教育方案”办法之一，就是进行“全国学校总改造”，使各级各类学校，都为社会开门，面向社会，以谋教育之普及。1928年，陶行知于一个月内在南京创办了五所小学，提出“小学里还要办成人教育，使成人也能懂得道理”，并以此作为办小学的目的之一。此外，他创办的晓庄师范、育才学校，他的学生主持的浙江肖山湘湖师范、广东大埔百侯中学和普宁梅峰公学，都面向社会，直接推动了成人教育事业的发展。陶行知

　　在这方面的经验也是很有参考意义和借鉴价值的。它对于我们今天加强成人教育与普通学校之间的横向联系和协作，构建多种形式的联合办学“立交桥”，开展继续教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学习具有中国特色的陶行知的成人教育思想，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发展成人教育事业中，我们首先要联系当前我国的成人教育实际，加强对成人教育在提高全民素质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更要学习陶行知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艰苦奋斗、勤俭办学的精神，以及依靠社会力量和群众力量，实行多种形式办学的精神，努力克服和解决成人教育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缺点,坚持公办、民办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以达到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