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障高中生感戴与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的效果

摘要 目的：探讨社会支持在听障高中生感戴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为听障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感戴问卷及主观幸福感量表对318名在校听障高中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相关分析发现，感戴与社会支持、积极情感存在显著正相关，与消极情感存在显著负相关；社会  []支持与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存在显著正相关，与消极情感存在显著负相关；路径分析表明，社会支持在感戴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多组结构方程分析发现，男生中感戴对社会支持的预测作用显著大于女生。结论：社会支持是听障感戴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中介变量。这些结果对于听障高中生心理健康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听障高中生 感戴 社会支持 主观幸福感
　　分类号 G762
　　1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发展，感戴（gratitude）已逐渐成为心理学的研究热点。感戴，又称感戴倾向，是指个体能够识别他人在其积极体验过程中所给予的恩惠或提供的帮助，并且能够带着感激之情对此作出反应的一种普遍化倾向。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特质，感戴有利于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以往研究表明，感戴倾向强的个体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并伴有较多的积极情感体验以及较少的消极情感体验。
　　前人的研究尽管考察了感戴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但这些研究存在着一些不足。一方面，感戴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多集中在正常群体的研究，对于特殊群体，如听障高中生的研究相当缺乏。所谓听障学生是指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听力严重受损或丧失，以致听不清或听不到声音，难以通过自然声音符号进行交流和沟通的在校学生。处在这一时期的听障学生会经历一些较大的生理和心理变化，他们担负着繁重的学习任务，因而常伴有较多的负性情绪体验和心理冲突。重要的是，听障高中生存在听觉和言语表达障碍，他们比正常学生面临更多的困难，因而也会有独特的心理特征。另一方面，前人的研究仅仅在一定程度上考察了感戴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忽视了感戴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心理机制。根据感戴的拓展建构理论，感戴作为一种积极的情绪特质，有其进化目的和适应性，它可以拓宽个体的思想行为脚本，比如扩大注意范围、增强认知灵活性、改善行动模式等，进而帮助个体建立各种资源，包括生理资源、认知资源、以及社会资源（包括社会支持等）。因此，我们推测感戴可以通过社会支持这一中介变量来影响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是指来自家庭、同事、朋友等社会诸方面所给个体的精神和物质上的帮助，它反映了一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密切程度。鉴于此，本研究将探讨社会支持是否是感戴对幸福感的中介机制，从而找到感戴影响听障学生幸福感的发生机制。
　　先前的研究也探讨了感戴影响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的性别差异。Froh等人采用感戴、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量表对154名中学生进行调查发现，性别并没有调节中学生感戴与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但是，性别调节了中学生感戴与社会支持，特别是家庭支持的关系。具体而言，在男中学生中感戴倾向与社会支持呈正相关；在女生中感戴倾向与社会支持没有显著相关。但是，目前鲜有研究探讨在听障群体中感戴影响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的性别差异。基于前人的研究，我们推测性别也可能调节听障学生感戴与社会支持的关系。
　　总之，本研究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量表法对听障高中生的社会支持、感戴和主观幸福感进行测量，通过路径分析的方法考察社会支持在感戴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作用机制，能为切实提高听障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提供理论指导。
　　2 方法
　　2.1被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从甘肃、贵州、山东、广西等地特殊教育学校抽取400名高中生进行问卷测查，回收有效问卷318份，平均年龄为18.66岁，标准差为1.88。男生146人，所占比例为45.9%，女生为172人，比例为54.1%，其中高一聋生112人，高二聋生93人，高三聋生113人。
　　2.2研究工具
　　2.2.1感戴问卷（Gratitude Questionnaire，简称GQ-6）
　　该量表由MeCullough编制，是用以测量感戴人格倾向的量表。GQ-6由6个项目组成。该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68。对感戴问卷在聋人高中生中的适用性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各项目在其所属维度的载荷在0.28-0.64之间，说明整个问卷具有较好的项目结构效度。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拟合良好，x2/df=2.98，GFI=0.95，CFI=0.94，RMSEA=0.07。
　　2.2.2领悟社会支持量表（Multi-Dimensional Sca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简称MSPSS）
　　该量表由Zimet等编制。该量表共12个条目，通过因素分析将这些量表分为3个维度，即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各因素之间存在中等相关，而各因素与量表总分的相关存在较高相关，因而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8。对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在聋人高中生中的适用性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各项目在其所属维度的载荷在0.35-0.74之间，说明整个问卷具有较好的项目结构效度。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拟合良好，x2/df=2.89，GFI=0.96，CFI=0.95，RMSEA=0.05。
　　2.2.3生活满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简称SWLS）
　　该量表包括5个条目，问卷要求被试对每个项目做1到7的评定，因素分析发现，该量表由单一因素构成，表明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本研究中使用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8。对生活满意度量表在聋人高中生中的适用性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各项目在其所属维度的载荷在0.44-0.76之间，说明整个问卷具有较好的项目结构效度。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拟合良好，x2/df=2.25，GFI=0.98，CFI=0.98，RMSEA=0.04。　　2.2.4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Positive and Negative Af- fect Schedule，简称PANAS）
　　两个分量表分别包括10个项目，每个项目从1到5计分，因素分析发现，该量表由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个因素构成，表明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4。对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量表在聋人高中生中的适用性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各项目在 其所属维度的载荷在0.31-0.78之间，说明整个问卷具有较好的项目结构效度。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拟合良好，x2/df=3.18，GFI=0.96，CFI=0.96，RMSEA=0.06。
　　2.3研究程序
　　采用整体施测，在任课老师的协助下由同一主试进行，在课堂上向同学发放问卷，并要求其认真填写。在量表施测的同时获得被试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如年龄，性别等。全部数据采用SPSS18.0软件包进行统计处理与分析。
　　3 结果
　　3.1感戴、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感戴与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情感呈显著负相关（见表1），即听障高中生感戴倾向越强，其生活满意度越高，并伴有较多的积极情感和较少的消极情感。感戴与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即听障高中生感戴倾向越强，其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情感呈显著负相关，即听障高中生感知到的社会支持越多，其生活满意度越高，并伴有较多的积极情感和较少的消极情感。
　　3.2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分析
　　运用AMOS17.0对社会支持在感戴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进行路径分析。基于先前的研究结果，首先构建以感戴为自变量，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社会支持为中介变量，同时社会支持指向主观幸福感的部分中介模型Ma。表2列出了部分中介模型的模型拟合指数。尽管模型拟合指数良好，但是，感戴到主观幸福感三个指标间的路径系数不显著，因此将感戴到主观幸福感各个的路径系数限制为0，构建完全中介模型Mb。与模型Ma相比，尽管两者的△x2（3，N=318）=2.47，p>0.05，但是，模型Mb有更小的AIC以及ECVI，表明模型Mb拟合更好，各路径系数都达到显著水平。见图1。
　　根据Kong、Zhao和You的研究，采用Bootstrap法来进行间接效应的显著性检验。首先在原始数据（N=318）中，随机抽取2000个Bootstrap样本。然后，在AMOS中用模型Mb来拟合这些数据，保存下2000次运行中各条路径的路径系数。最后计算中介效应的平均路径系数。如果这些平均路径系数95%的置信区间（CI）没有包括0，那就表明其效应是显著的。结果发现，正如表3所示，感戴到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效应大小的95%的置信区间没有包括0，说明其中介效应显著。因此，感戴是完全通过社会支持来影响主观幸福感的。
　　3.3多组中介效应分析
　　为揭示感戴、社会支持对听障高中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我们进行多组结构方程建模（SEM）。我们比较了两个模型，即模型1和模型2。模型1中允许不同性别中中介模型各路径系数自由估计的模型，而模型2限定不同性别中变量间路径系数相同的模型。结果发现，两个模型存在显著的差异，△x2（2，318）：6.46（p>0.05）。为了进一步看到底哪条路径存在差异，我们计算了critical ratios of differences（CRD），如果CRD<1.96，就代表这配对的两条路径之间的路径系数差异不显著（p>0.05）。分析结果发现，感戴对社会支持的影响路径的CRD=2.23，表明这条路径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在听障高中男生中，感戴对社会支持影响的路径系数为0.63（p<0.01），在听障高中女生中，其路径系数为0.40（p<0.01）。
　　4 讨论
　　4.1听障高中生感戴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本研究的结果发现，感戴可以显著预测听障高中生的主观幸福感。听障高中生的感戴水平越高，他们越能用感激认知、情感和行为了解或回应因他人的恩惠或帮助而使自己获得积极经验或结果，从而提升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这能通过感戴的拓展建构理论来解释。该理论认为，感戴体验及其激发的行为，建构了生理的、心理的和社会的资源，并鼓励人们去关注从他人那里得到的恩惠，从而体验到他人的爱和关心，提升自己的幸福感。
　　4.2社会支持在听障高中生感戴与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作用
　　在证实了感戴对听障高中生主观幸福感的显著预测作用后，本研究引入社会支持这一中介变量，对感戴起作用的具体过程或机制进行了初步探讨。路径分析发现，听障高中生感戴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完全是通过社会支持这一中介变量实现的。一方面，听障高中生感戴水平越高，就越容易获得较高的社会支持。这与感戴的拓展建构理论是一致的。感戴倾向强的个体在面临负性情境时，可以其扩大注意范围、增强认知灵活性、改善行动模式等。这种认知的拓展还可以帮助个体建立良好的社会资源，如社会网络等，获得较多的同学支持和教师支持，因此提高了其社会支持水平。另一方面，社会支持的提高又能促进听障高中生主观幸福感的增强。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帮助听障高中生感知到更好的人际关系，从而增强主观幸福感。而具有较少社会支持的听障高中生倾向于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待自己，这不利于他们从他人那里获得鼓励和支持，降低主观幸福感。因此，社会支持、感戴对听障高中生主观幸福感有着重要意义。
　　4.3听障高中生性别的调节作用
　　感戴对社会支持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具体来说，感戴对听障高中男生社会支持的正向预测作用要显著大于对听障高中女生的正向预测作用。这一结果表明，对于有感戴倾向的听障高中男生而言，社会支持是一个更  []重要的社会资源。这一结果与Froh等人（2009）的研究基本一致。他们发现，性别调节了中学生感戴对社会支持，特别是家庭支持的正向影响。相对于女中学生而言，拥有更高感戴倾向的男中学生拥有更高的社会支持水平。双性化假设可以有效解释这一结果。该理论认为，相对于男性化和女性化个体而言，双性化个体是最佳健康的个体，他们同时拥有男性化和女性化两种特质。在一定程度上，男性将感戴作为女性化特质，因此，他们可以从感戴的体验和表达获得更多的益处。
　　4.4本研究的意义及其未来方向
　　本研究对我国青少年感戴教育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当前，在国外，感戴教育受到了心理学家和教育实践工作者的广泛关注，良好的感戴教育可促进儿童青少年的积极发展，同时感戴干预也是国家青少年积极发展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国内感戴的心理学研究和干预实践还处于起步阶段。本研究发现，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感戴可通过增强听障高中生的社会支持而强有力地促进其主观幸福感，减少其消极情绪的出现。因此，基于感戴对主观幸福感的内在作用机制，可以尝试在特殊教育学校和机构中开展感戴教育，增进听障高中生与周围人的联结，从而促进其学校适应，提升幸福感。另外，感戴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否还存在其他中介变量，以及这些中介变量之间如何相互作用，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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