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权极化与异化：女性体育参与的逻辑的现象分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5）01-0066-05
　　人类由男性和女性构成，为此性别属性就是划分人的种类的一个强有力的指标。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现代化的进程均有助于弱化传统的二元性别固化属性分工，然而，即使在当代有关性别参与不平等问题依旧凸显，比如日本在2011年就出台了《男女共同参与白皮书》，用国家资源鼓励女性更多地参与政治领域、科技领域。但是随着女性日益向社会各领域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女性在各行业问参与过程中问题也比较突出。女性体育参与也不例外，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从最早的被排斥和拒绝发展到弱参与再到现在的强参与。尽管女性参与体育可以表征性别平等和体育健康的发展，但是更多的女性体育参与机会和平台既是其因，也是其果。历史上一方面存在剥夺女性参与体育的权力的事实，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了女性在体育参与过程中的力不从心和尴尬场景。比如，2012年伦敦奥运会女子举重选手在比赛过程中的小便失禁还让人们记忆犹新。那么理想中的女性体育参与是否意味着对女性增权越大越好？为此本文主要通过对女性参与体育的历史进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从体育参与的权力角度来探讨女性体育参与过程中的赋权不足和赋权过多所带来的女性身份焦虑和“身不由己”问题。唯有正确认识女性在参与体育过程中的赋权问题，方可有效化解两性体育参与真正的平等，有助于女性在体育参与过程中真正实现和达到自由、自主和身心健康的统一。
　　1.女性体育参与过程中的赋权不足
　　Empowerment一词最早由美国学者巴巴拉·所罗门提出的“增强权能”概念演变而来。在国内翻译过来兼有赋权和增权所指。它主要是在一系列诸如权力、无权等核心概念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主要指的是为通过外部一些有利因素的干预与帮助来增强个人的能力，借此来减少或消除无权感。
　　1.1女性参与体育禁忌
　　体育活动自诞生起就带有浓烈的性别特征色彩。从体育起源的游戏说、宗教说等都可探寻到相应的痕迹。由于原始人的男女分工不同，女性被排除在狩猎之外。在有关世界范围内人类游戏活动领域的记载可以发现，妇女被排除在玩甚至是看游戏的权力之外。对于原始人而言，玩耍和运动的界限时常难以划清。虽然他们在游戏中娱乐，但是所参与的那些较为有影响力的游戏有时候已经是正式的运动。比如，非洲乌班吉河部落的人们热衷于一种名为“苦卡”的游戏。该游戏以赌博的形式公然在闹市中举行，但该游戏是专属于“雄性”的活动。从人类的教育史也可知，即使在最早的原始教育中，人们也热衷于对男性赋予更多的体育元素，而女性被排斥在外。比如，北美印第安4-5岁的男孩由长者负责学习射箭，而相应阶段的女童被排除在学习射箭之外。甚至连围棋活动都把女性排除在外，据《南史·崔慧景传》，南朝齐明帝时有一位名叫娄逞的女棋手，女扮男装遍游公卿下围棋，最后当了扬州议曹从事，后性别身份暴露而被下旨遣送回乡。女性体育成为社会的禁忌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奥运会。纵观奥运会发展史，古奥运会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宗教色彩，对参赛选手必须是男性做出了明确的要求。古代奥运会规定，除了女性不得参加竞技以外，已婚妇女都不能观看比赛，违反者要被处死。即使是在现代奥运会之初，仍然将女性运动员拒之门外。甚至连现代奥运会的创办人皮埃尔·顾拜旦也一生都旗帜鲜明地反对女性参与奥运会。
　　所以纵观人类的游戏活动、教育中的体育元素、古代和现代奥运会，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显性的对女性参与体育的社会禁忌。体育活动烙上了严重的性别属性，女性在参与体育活动中存在严重的赋权不足和被排斥。
　　1.2边缘化的弱参与
　　伴随着女性在体育活动中的被排斥，女性体育活动也逐渐开始呈现边缘化的弱参与。尽管对女性运动经历的详细资料记载和表述极其罕见，但是从罕见的体育史和体育传记中可以发现，女性参与体育活动更多的是被动的和不自由的。
　　从古埃及的绘画和浮雕中可以看到女性做“桥”的动作、三人组成的塔形以及翻筋斗等难度较高的技巧性身体活动。该类活动主要出现于贵族的待客礼仪中，主要目的就是让客人娱乐。随着该需求的增大，古埃及甚至出现了专门培养舞女的寺庙和学校。体育史还记载了古印度宫女游泳的情形。据记载，游泳是古印度人十分喜欢的项目，但是仅仅局限于王公贵族，宫女在陪同国王游泳的前提下方能下水。中国的《全唐诗》记载了女性的驴鞠活动。“自教宫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虽然描述了女性在击鞠过程中的动态美，但是女性所骑乘的是驴而不是马。这与传统的男性主流击鞠形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国的唐代开始有女性参与蹴鞠的白打形式，主要以踢花样为和提高为主，后来到了元朝和明朝妇女踢球逐渐演变为一种艺妓素材和形式。
　　从性别属性对奥运会的参与过程来看，更加凸显了弱化女性参与体育的程度。据记载，打破古奥运会女性参与体育禁忌的女性寥寥无几，但在第96届古代奥运会上却出现了妇女女扮男装，以教练员的身份混入会场观看儿子的拳击比赛。儿子获胜后，她情不自禁，暴露了女性身份，最后由于自己家庭出了多名拳击冠军才免于处死。女性在古奥运会参与比赛的只有未婚女子斯巴达国王的妹妹契亚斯卡以及第128届和129届奥运会的两名女性的战车赛。当时规定，女性不可以自己亲自上场比赛，但是允许自己所拥有的马匹由男骑手代驾参赛。1900年的第二届现代奥运会虽然女性首次有机会参加比赛，但比赛成绩直到1912年才正式得到组委会的认可。2.女性体育参与过程中的增权
　　从历史上看，正如传统的人类其它活动领域都是由男性主宰的一样，体育的历史、传记主角均是男性。女性参与体育的从无到有的历程就是女性不断与男性的主战场抗争的过程。这一过程由同男性在同一平台的抗争和建构女性自己的平台两部分构成。
　　2.1在男性平台上集体抗争
　　女性参与体育的抗争最初较为隐蔽的形式是女扮男装。据体育史记载的有南朝齐明帝时的女棋手娄逞，采用女扮男装遍下围棋。无独有偶，古奥运会上以教练员的身份采用女扮男装的卡里法塔利以及斯巴达王阿格希洛斯的妹妹茜妮丝卡。古代如此，现代也有女扮男装的选手参赛记载，19 67年，Kathrine Switzer在波士顿马拉松赛中采用了女扮男装。她们均采用女扮男装的身份蒙混人男人主导的体育平台，或观看或参赛。如果说女扮男装的抗争比较柔和的话，也有女性直接采用公然对抗的形式。关于女子马拉松跑列入奥运会更是与女性的直接斗争密不可分。例如，1984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上希腊的一位名叫Melpomene的女性在赛事组织者拒绝了她参加奥运会马拉松比赛的要求后，依然不放弃。她偷偷地进行热身和参赛，比赛即将结束她却被禁止跑人体育场，最后她绕着体育场的外围跑了最后一圈，完成了比赛。KathrineSwitzerl967年女扮男装参加了波士顿马拉松比赛。在参赛中先后遭遇了赛事主管和工作人员的驱赶甚至撕下她的号码布，经过顽强的抵抗最终完成了比赛。正是经过了女性的偷赛和女扮男装的不断抗争，最终在1972年女性才首次被正式允许参加波士顿的马拉松比赛。随后Kathrine Switzer采用了举行组织女性选手参加马拉松比赛的形式进行抗争并最终于1981年使国际奥委会通过了关于女子可以参加奥运会马拉松比赛的决议。众所周知的女子拳击进入奥运会可谓是颇费周折，耗时最长。女子拳击在经过了地方、国家、乃至女子拳击协会的组建和抗争后终于在2012伦敦奥运会获得了合法的认可。
　　从女性在男性主导的体育活动平台抗争中可见，历经由女扮男装的隐性抗争到以女性真实身份的显性抗争；从抗争获取的权力看，获得了由观看体育活动到参与体育活动的权力和从边缘化到平等对待。
　　2.2向自己的平台独立演进——分离主义
　　古奥运会禁止女性参加，绝大多数古希腊妇女甚至连观看的权力也没有，但古希腊妇女却有她们自己的赫拉运动会。该运动会的参赛者必须是年轻女性，专门是为了纪念妇女的保护神——赫拉。现在有关赫拉运动会的真正起源和权威记载很少，但是可以推测，在整个古希腊都禁止女性参与甚至是观看男性主导的奥利匹亚运动会来说，赫拉运动会就是女性群体独立开发的赛会平台。进入现代奥运会后，据体育运动全史记载，从1922年到1934年之间共出现了4届妇女世界运动会，也称男女平权运动会。男女平权运动会组织一改以往的女性柔弱姿态，采用以攻代守的态势向国际奥委会提出在奥运会项目中取消女子的比赛。其主要逻辑依据为既然奥委会歧视女性参与体育，那么妇女世界运动会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专门负责女性体育参与的组织，而奥运会从此不得负责女性的体育之事。正是通过女性组织的集体抗争，才最终迫使奥运会、世界杯以及欧洲锦标赛最终一个个接纳了女性体育运动。
　　伴随女性主义的激进派，北美诞生了一批女子学校和开设具有剧烈活动特点的体育课。该理念旨在为女性创造一个有别于以男性为主导的、独立的教育环境。体育课上开设了以前从未对女学生开放的篮球、曲棍球等项目。除此之外，她们也积极倡导发展女性自己的联赛。正是在该理念下，促发了女子内衣橄榄球联赛（Lingerie Football Legaue）和女子内衣篮球联赛（Lingerie Basketball Legaue）。前者最早是由2004年的超级杯中场休息的串场付费节目逐渐演变为2008年的正式联盟。该联盟主要就是不满足依附于阳刚的NFL，于是集体抗争成立自己的比赛联盟和NFL来抢收视率。而后者的出现也正是缘于前者的抗争所取得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女性在体育参与权力的抗争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与当时候世界范围内的女性主义运动密不可分。女性体育参与过程中的赋权更多的是依靠大量女性自身的抗争行为，组建了女性特有的体育平台而最终与传统决裂。
　　3.女性体育参与增权异化
　　伴随女性参与体育的历史，其实增权异化从一开始就内嵌于妇女体育活动。她们在体育活动中始终存在着工具性的征用以及自我身份的困惑。
　　3.1工具性展演
　　即使在原始体育中存在零星的女性参与体育事实，也是以现实生存和工具展演而出现的。比如原始体育中的古代亚欧草原游牧民族中的妇女儿童尽管可以参加骑马射箭等活动，这也与不定居的草原游牧生活方式息息相关。从稀疏的原始女性体育活动记载中可以发现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女性体育活动多以舞蹈为主。而女性参与舞蹈形式表征或隐喻了男性的娱乐权力。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女性参与狩猎活动发生在古罗马帝国的狩猎活动中。据记载，当时的女性作为骑手，全副武装。从古印度宫女游泳的记载中也可以发现，宫女游泳主要是以国王或贵族娱乐为目的。历史上尽管有女性从事蹴鞠、下桥等充满体育元素的动作，但是这些体育活动形式都不是以胜负竞争为目的，而是以舞蹈表演、技巧、“白打”的形式以供上层社会的人娱乐为主。斯巴达女性似乎充分享受到了参与体育的权力，然而她们也只是充当了国家的优质生育机器和控制奴隶主的工具。斯巴达的女性在18岁以前，会在国家专属的体育馆里进行专门的身体训练，以完成控制奴隶、守城的繁重任务和保障本族人在繁殖过程中的优生体质需求。赫拉运动会的起源传说有两个版本。传说之一，伯罗斯在战胜伊利斯国王后举行了竞技会献给宙斯进行庆祝，而他的妻子希波达弥娅仿效丈夫的做法，为宙斯妻子举办赫拉运动会。传说二是古希腊妇女们为了向神祈求和平和庆祝丰收等举行的跑步活动。无论是哪种起源传说，都凸显了女性参与体育活动的工具展演性质。　进入现代，随着女子内衣橄榄球赛和女子内衣篮球赛联盟的出现，在女性被赋予了更多的体育参与权力的同时，也出现了女性被体育“物化”的异化倾向。此时，女性的球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性感的身材和姣好的面容。总之女性体育活动的增权一开始就暗合了担任娱乐的工具、战争的工具和生育的工具。
　　3.2身份焦虑
　　“认识你自己”，“我是谁”、“我想要什么”等在对人的追问中诞生了身份（identity）一词。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人类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存在“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儿？”等认同困惑。阿兰·德波顿认为由于个体对自己在世界中的所处地位担忧才导致身份焦虑的出现。女性在获得体育参与赋权过程中不得不承担多重身份角色，在这多重身份角色的变换过程中难逃身份焦虑的厄运。纵观女性参与体育的历史，她们为了获得同男子具有平等的观看或参赛权力不得不女扮男装借用男人的身份；最早的马 拉松女性选手为了能同男性同台竞技最终以偷偷热身、冲撞比赛的“局外人”身份来抗争；斯巴达女性兼具国家优质的生育机器、压制自己所管辖的奴隶、守城的士兵等多重身份。那些全副武装陪伴国王狩猎的女骑手，一方面是充当了具有阳刚之气的男性护卫身份，另一方面又是现实中自己的真实女性性别属性。这二者纠结在一起难免会造成女性的身份焦虑，会发出：“我究竟是谁”的角色困惑。中国古代的步打球经唐朝改编后成为了唐代特色的舞蹈“打球乐”，到了宋元之后，女性参与的该舞蹈更是兼具了表演和情色的特征。女子内衣橄榄球赛和女子内衣篮球赛中的选手既有运动员的身份也有女性的身份更承担着性感元素的载体，以至于会发生球迷欣赏的不是女选手球技的好坏而是性感元素的强弱。女性在参与体育活动过程中会体验到男性与女性身份冲突的焦虑、表演角色和自己真实的内心体验冲突。在这些身份的矛盾和不确定中导致了女性的观念、行为和焦虑体验。
　　4.女性参与体育权力变迁的实质
　　4.1固化的性别偏见与角色期许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存在有浓厚的男权色彩。《旧约全书》更是旗帜鲜明地强调世界以男性为原则和中心。男性对世界的主宰和统治，自然形成了男性对女性偏见的刻板印象。为此，男性设置了排斥女性参与体育活动的种种障碍。从古奥运会排斥女性的理由中方可见到一些端倪。据说古希腊人以竞技赛会的形式来纪念他们最崇拜的英雄Herakles，而Herakles对女性存在偏见，为了讨好他们最崇拜的英雄，拒绝女性参加奥运会就一直沿袭下来。拒绝女性参与奥运会的理由还包括对女性柔弱的体质偏见。即使在现代奥运会，顾拜旦和一些医学上所谓的学者都极力反对女性参与剧烈的、高强度对抗的体育运动项目。传统认为，体育领域最能表现男性的诸如力量、速度等男子化气概。奥运会的口号“更快，更高，更强”也隐喻了男性气质的特征。
　　固化的性别偏见一方面源于男权中心，另一方面也归于男女的社会分工不同。在教育领域，北美印第安人4-5岁的女童只能学习家事，而同年龄段的男孩则学习射箭。确实人类最早的社会分工依据是两性属性，男性负责打猎，女性负责采集和家务。探险者莱德（）在对非洲乌班吉河部落的一种命名为“苦卡”的专属于男人的游戏考察时所说：“妇女不玩它，因为妇女们没有时间。”妇女们不让参加奥运会的理由和没有时间玩“苦卡”诠释了人们对女性的性别认知偏见以及在不同的社会分工所造成的性别角色期许不同。
　　4.2女性话语的缺失
　　正是在社会分工和性别角色期许的压制下导致了女性的话语权缺失。福柯认为话语和权力往往纠缠在一起，话语既是施展权力的工具，又是掌握权力的关键。而女性体育活动赋权不足的地位，主要在于性别话语失衡以及女性在强话语场域中的夹缝中苦苦拓展空间。第96届古代奥运会上勇敢的母亲卡莉帕捷莉娅女扮男装以教练员的身份混入奥运会，尽管身份暴露后幸免于难，但由于对女性参与奥运话语的缺失，最终导致了古代奥运会的规则做出了修订。修订后的规则要求教练员在进入场地之前也要像裸体竞技的运动员一样，必须脱光衣服。从此，那些想凭借女扮男装的女性连“混入”古代奥运会的机会都将不复存在了。女性话语有时候在与强大的国家话语对话时也会失语。古代斯巴达女性由于自己的城邦统治的军事组织需要、优秀的种族体质需求，在这些城邦的强话语下，她们不得不从出生就开始及接受残酷的优存劣亡体检形式。在城邦利益为主的权威话语下，一方面女性进行了类似男性的身体训练，另一方面在体质上力争成为最理想的生育女性。所以她们既是理想的潜在母亲又是战争的骁勇斗士。一旦形成国家话语，个人话语就显得很乏力。比如郎平在激情岁月的回忆录中所描述的当时五连冠后自己打球的状态。“那时候打球已经完全不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事情、个人的行为、而是国家大事，我自己都不属于自己。”综上所述，女性体育参与赋权不足主要是被处于主流、强势话语的男权中心、国家、组织中心所压制。为此女性应该激活自己的潜力，既要争取体育参与的机会更要占有体育组织领导的一席之地，成立自己的女性组织并制定规则，最终享有真正强大的体育话语权力。
　　4.3女性体育参与互构中的权力建构和解构
　　既然话语与社会权力关系相互纠缠在一起，那么女性体育参与也一定与权力的建构和解构程度密不可分。
　　体育活动权力的建构。纵观古今中外，体育活动最早被视为一种阶级特权，不同社会阶层拥有不同的体育活动形式，比如古埃及只有法老才具有猎杀大象等大型动物的权力而其他阶层只能捕杀小型动物。后来由于狩猎和部落纠纷以及军事战争等现实需要体育活动逐渐成为男性特有的社会分工。在中国古代习武活动最早被视为贵族特权之一。女性体育活动也不例外，无论是陪伴国王狩猎的女骑手、女性在王公贵族面前所展演的集体舞蹈，还是陪贵族游泳的宫女，她们所进行的体育活动都是社会阶层或男性权力的一种隐喻。社会阶层权力和男性权力不是天生固有的，而是社会所建构的。女性体育活动正是伴随着社会建构的阶层、男性特权而出现。历史上曾出现过的斯巴达国王的妹妹契亚斯卡参赛和古埃上层社会妇女的游泳特权，从那些打破女性参与运动的社会禁忌案例中可以看出，正是阶层和地位等级特权才赋予了女性冲破体育性别排斥的能力。
　　体育活动权力的解构。既然权力是由社会建构的，那么斗争就成为女性参与体育权力的重要路径依赖。女性体育参与的增权是女性在自我意识的觉醒下同社会建构的性别权力失衡之间进行抗争和博弈的结果。其实，纵观体育史，女性参与体育的历程就是女性不断抗争的过程，女性通过斗争最终获得了参与体育活动的权力。值得警醒的是，女性在斗争中要注意权力的异化，避免在女性权力极化的体育活动中再次遭受隐性的权力符号控制。
　　5.结语
　　马克思认为男女性别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最自然的关系。男女性别关系的性质可以揭示人和社会的整个文明程度。体育是社会建构的一个权力风向标。由于社会阶层和集团的出现，权力对体育的介入必然导致性别与体育参与失衡现象的出现。女性与体育参与的 关系，历经女性体育禁忌、打破禁忌以及赋权不足和赋权异化。在这些节点的转变过程中，凸显了赋权的社会建构特性、赋权的权力参透和女性体育参与权力的抗争。女性在体育与权力、男权主义与女权运动、赋权不足与赋权异化的夹缝中拓展空间，她们时而被迫选择体育参与，时而顽强抗争打破禁忌。女性在推崇男性气概的体育运动争斗中出现了身份焦虑和女性话语的缺失。赋权不足和异化都有可能使女性参与体育沦为展演的工具。虽然显性的性别歧视在体育运动参与中成了历史背景，但男性化身规则和权力的符号继续在前台操控展演的女性体育。唯有女性真正掌握体育参与的话语和通过女性自身赋权，使女性在体育参与的斗争互构过程中化解冲突，才能最终实现体育领域性别的真正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