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学前教育的研究论文（共5篇）

第1篇：中国古代学前教育的研究参考价值

在我国古代学前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有关学前教育思想的论述汗牛充栋，贾谊、颜之推、朱憙等许多教育家和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学前教育的目的、意义、内容和方法，提出了许多具有积极意义的学前教育思想和主张，如强调“早教”注重“熏化啕染”反对溺爱孩子，坚持正面教育，注重培养兴趣，提倡“因材施教”等，这些教育思想不仅对当时社会的学前教育的实施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我们今天的学前教育研究仍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一、强调人的早期教育

“早谕教”是古代学前教育思想中一项非常引人注目的内容。几乎所有的古代教育家都从不同的教育目的出发论述了这一内容。如西汉初期着名的政论家、文学家贾谊（前200—前168)从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观点出发，认为对太子的教育应尽早实施“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贾谊认为，胎教是早期教育之始端，王室之家应当重视对太子实施胎教。

提倡及早施教也是颜之推(531—约595，北齐文学家）家庭教育思想中最为重要的思想。他认为，家庭教育应当及早进行，越早越好。有条件的家庭，可以实行胎教。他认为：“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南宋时期着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朱憙（1130—1200)，专门从事教育活动四十年之久，也特别重视蒙养阶段的基础教育作用。他认为如果儿童在幼时“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同时他从儿童的心理特点和教学的要求出发，指出只有使儿童“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才能使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而无扞格不胜之患也”才能收到理想的教学效果。明末清初的理学家、教育家张履祥（1611—1674)也特别重视幼儿的早期教育，他认为，任何有所作为者，必在幼时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自幼便立有奋发向上之志，他说：“幼稚之时，必见奋起之志，若举动无恒，苟且颓惰，即将事无一济矣。”张履祥认为，幼年是个体道德形成的关键期，也是道德教育的最佳期，他说：“少年血气未定，善者固易流于不善，不善者亦易反而之善。”

“早谕教”是我国古代幼儿教育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并实施胎教的国家。贾谊、颜之推等都对胎教的重要性进行了阐述，有的已经暗合了中医学的原理，特别是他们关于早期教育之独特意义的解释，已经孕育着了关于儿童心理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因此，即使是在今天，古代教育家倡导的早期教育思想对于我们认识婴幼儿教育的价值仍颇具积极的启发意义。

二、注重环境熏陶

古代学前教育家都很重视“熏化啕染”，要求慎择师友和以身作则。贾谊认为，慎选左右是对太子进行早期教育成功的保证。为加强太子的早期教育，应建立保傅教育制度，设置“三公“三少”在太子周围形成良善的教育环境。他说：“习与不正之人居之，不能无正也，犹生长于齐之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之人居之，不能无不正也，犹生长于楚之不能不楚言也。”颜之推继承与发展了古代注重环境教育的思想，强调儿童的品性形成于风化熏染的过程中。“人在少年，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啕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暗化，自然似之。”因此，长辈应为幼童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氛围，为其树立良好德行的榜样，他说：“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墨翟悲于染丝，是之谓矣。”朱憙也十分重视周围的环境对儿童的影响：“习与正则正，习与邪则邪。”朱憙认为除慎择教师外，还应注意培养儿童辨别是非、交游益友的能力。他曾在《与长子受之》这封家书中教育儿子：“交游之间，尤当审择，虽是同学，亦不可无亲疏之变3”“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过者，益友也；其谄谀轻薄，傲慢亵狎，导人为恶者，损友也。”“益友”应近之“损友”则应远之。

贾谊、颜之推等古代学前教育家注重环境熏啕的教育主张符合于现代儿童教育的基本规律。现代儿童心理学认为婴幼儿的思维尚未自觉化、理性化，因此逻辑性的道理说服不宜作为早期教育教学的基本方法。儿童的身心发展更多地实现于自身无意识地与生活环境及人际氛围的互动中，实现于潜移默化的环境啕冶与对他人的模仿中。而且，幼小孩童初入世间，—切周围的人与事都会勾起他的好奇、好动、观察、模仿、探索。古代教育家注重环境熏啕的教育思想给予我们的启示就是：儿童教育，特别是早期教育不应是呆坐的和静听的教育，而须为孩子营造一个优化的环境氛围，并发挥教育者率先垂范的榜样作用。

三、主张慈严结合，反对溺爱

在处理慈爱与严教二者之间的关系时，家庭教育极易出现偏颇。在这个问题上颜之推认为，父母对子女应“威严而有慈”，将慈爱与严教有机地结合起来。他非常反对溺爱孩子，他说I“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诃反笑，至有识别，谓法当尔。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所以“父子之严，不可以狎、“狎则怠慢生焉”。颜之推格外强调成人必须正确地对待孩子的优点和缺点过失，切不可一味张扬其优点，而遮掩或包庇其过错，否则就会失于教义，贻误其一生，甚至招致祸端。在他看来，以体罚教育孩子，是完全必要的，犹如以苦药治其病。同样，对儿童主张严教的还有明代教育家张履祥。他认为，严教与否是贤与不肖子弟产生的关键，他说I“子弟童稚之年，父母师傅严者，异日多贤，宽者多至不肖。”他极端反对父母溺爱子弟，他认为，虽然在家庭的实际教育过程中，严厉并非事事正确，宽容亦不是事事皆非，但是从总体上说，“严则督责笞挞之下，有以柔服其血气，收束其身心，诸凡举动知所顾忌，而不敢肆；宽则姑息放纵，长傲恣情，百端过恶皆从此生也”。因此，在家庭教育中，为父母的“严君之职，不可一日虚矣”。

自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独生子女的数量也日益增多，很多家长对于这棵“独苗”往往施以过多的爱，在这些被称为“中国的小皇帝\“小太阳”的独生子女身上出现了缺乏独立性、一切以自我为中心、抗挫能力差、任性、专横、娇气、怕吃苦等令人担忧的不良心理品质和社会性行为。因此，古代学前教育家慈严结合的教育思想，对我们当代家庭教育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以德育为主，坚持正面教育

以品德为先不仅是数千年封建社会教育的主旨，而且也成为学前家庭教育的“纲领”。汉时王修曾教育自己的儿子I“未必读书，并学作人。”南宋教育家朱憙亦说：“自小便教之以德，教之以尚德不尚力之事。”在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时，古代的教育家们一贯重视和提倡以正面教育为主，贾谊和颜之推都非常重视保傅、父母以及其他成年人的榜样作用，朱憙也曾说I“尝谓学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义之不足以悦其心，夫理义之不足以悦其心，而区区于法制之未以防之……亦必不胜矣。”尤其是对儿童教育他更为强调多积极诱导，少消极限制，因此在他编写的《小学》一书中，他非常重视榜样的作用，收录了大量古今圣贤的“嘉言懿行”，供儿童模仿学习，力求使儿童能从中“学到做人的样子”。根据正面教育为主的原则，朱憙还对教师提出指导、示范和适时启发的要求，他说：“指引者，师之功也。”又说：“师友之功，但能示之于始，而正之于终尔。”

德国教育学家赫尔巴特说过I“道德普遍地认为是人类的最高目的，因此，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我们党和国家的几代领导人，对教育问题都极为重视，其中，“德育为首”是他们一以贯之的重要教育思想。因此，要真正贯彻落实我国的教育方针，就必须借鉴古代教育家以道德教育为主，坚持进行正面行为指导的思想，把德育工作放在教育工作的首要位置，克服重智育、轻德育，重升学、轻素质，重结果、轻过程的思想，切实加强学生的德育工作，改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现状，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五、顺导性情，因材施教

王守仁等古代教育家主张根据儿童生理、心理特点，从积极方面入手，顺导儿童性情，促其自然发展。他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王守仁认为，顺导儿童性情进行教育，最重要的就是要激发儿童学习的兴趣。他说I“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他强调，教育者必须根据儿童这种“精气日足，筋力日强，聪明日开”的成长过程循序渐进地进行教育。他说：“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同时，他认为，教育者对儿童施教，不仅要考虑儿童认识发展水平的共性特征，而且还要注意个体水平的差异，针对每个人的个性差异，因材施教，就像良医治病，对症下药，他说：“圣人教人，不是个束缚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得?”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倡导实施素质教育。素质教育重视学生全面而和谐的发展，而不是只注重个别优等生、尖子生的英才教育，也不是平均主义、“1刀切”式的教育。素质教育强调个人积极性、自觉性、主动性的调动，重视学生潜在能力的发挥，而不是压抑这种能力。素质教育重视学生个性的发展，而不是抹杀个性。王守仁等古代教育家在顺导儿童性情，鼓舞儿童兴趣，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等方面的教育思想对传统教育抹杀儿童个性，以一个模式培养儿童的教育方法可以说是一个有力的批判，在我们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仍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学前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础教育的基础，对巩固义务教育的成果，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和提高国民素质具有重要意义。在“十二五”期间，我国教育将重点发展学前教育，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全面提升师资队伍综合素质和教育教学质量，大胆创新和变革教育发展模式。在此形势下重新审视我国古代教育家对于儿童教育问题的种种见解，对今天的儿童教育改革与发展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符建峰(洛阳幼儿师范学校，河南洛阳471002)

第2篇：中国古代学前教育的阐述研究

1904年1月13日晚清政府颁布了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会同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亦称为{〈癸卯学制》。《学制制》从纵向看分为三段七节，其中在第一段里专门为学前教育制定了《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这是我国近代学前教育的第一个法规。它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我国学前教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古代的家庭式学前教育逐渐步入近代的学校式学前教育。而学前教育的主要元素之一——学前教育者，在此阶段也逐渐发生变化，由原来的家庭妇女逐渐过渡到经过正规培训的教育者。但是，此时的学前教育者成分较为复杂，既有专业的幼儿教育者，如来华的欧美传教士和聘请的日本教育者，以及我国的师范毕业生；也有半路出家的，如育婴堂的乳媪和敬节堂的节妇；还有未经培训的家庭妇女。她们既是中国近代学前教育的开创者，也是中国近代学前教育的奠基者。在这些学前教育师资中，有的蕴含资本主义的近代性，有的包含浓厚的传统性，有的还存在强烈的宗教性和殖民性。

现今，介绍清末学前教育师资情况的论文专着较少，相对而言，唐淑、钟昭华着的《中国学前教育史》载有相关一些情况，但不够完整。因此，本篇文章旨在探讨清末中国学前教育转变时期的师资情况。由于学前教育的特殊性及中国学前教育的传统，妇女在学前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在这里所要讨论的学前教育师资主要是妇女。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学前教育是在家庭中进行的。鸦片战争打破了这种传统模式，学前教育开始进入社会。在19世纪中后期，外国传教士通过不平等条约率先在中国土地上建立了学前社会教育机构，随后在20世纪初，中国人才建立了自己的学前社会教育机构，即蒙养院或幼稚园，中国社会也就相应出现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学前教育者。当时，中国的学前教育者主要有三类：一为传统的家庭妇女，二为经过一定培训的节妇、乳媪和本国师范学堂的毕业生，三为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和聘请的日本学前教育者。

(一)中国传统的学前教育者——家庭妇女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踏入近代社会，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大工业生产开始出现，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但是清末的中国，自然经济和封建思想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尤其是广大的内陆地区，自给自足的状况使妇女很难且没必要走出家庭从事社会工作。妇女作为家庭重要成员之一，担负着“相夫教子”的责任，教育子女是妇女的重要职责之一。《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规定，“蒙养家教合一之宗旨，在于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以家庭教育包括女学。”即要求建立近代学前社会教育机构但同时家庭教育仍要进行二者的关系是学前社会教育辅助家庭教育，尤其是女学就只能在家庭中进行。可见，家庭教育在学前教育中仍占主导地位，家庭妇女的“教子”角色仍在继续，不过此时对妇女的家庭教育的要求更高。《章程》规定“各省学堂将《孝经》《四书》《烈女传>《女诫》《女训》及《教女遗规》等书，择其最切要而极明显者，分别依次浅深，明白解说，编成一书，并附以图，至多不得过两卷。每家散给一本。并选取外国家庭教育之书，择其平正简易，与中国妇道妇职不相悖者（若日本下田歌子所着《家政学》之类)，广为译书刊布”，要求“妇人之识字者即可布前的1901年，清廷就曾诏谕‘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要求各地设立蒙养院或幼稚园。“多设蒙养学堂”，需要大量的师资力量，但《章程)规定，各国幼稚园的师资都是由“女师范生为保姆以教之”，而中国女禁未开，“若设女学，其间流弊甚多，断不相宜”，导致师资缺乏。对此，《章程》要求“凡各省府厅州县以及极大市镇，现在均有育婴堂及敬节堂（即恤嫠堂）兹即于育婴敬节二堂内附设蒙养院”，将蒙养院或幼稚园设置在育婴堂和敬节堂内，利用两堂的乳媪和节妇以及谋生之贫妇，经过培训和考核，合格者发给凭单，权充蒙养院的师资。“两堂开办一年以后，由各该堂员董考察其讲授之乳媪、节妇……其在育婴、敬节两堂学保姆者，无论院内院外，均发给蒙养院学过保姆凭单，听其自营生业；讲习无成效者，不给凭单”，“各省贫家妇人，愿为乳媪及抱儿之保姆女佣资以糊口者甚多，此事学成不过一年，领有凭单，展转传授，雇值必可加丰，实为补益贫民生计之一大端1通过这一方法来填补学前社会教育师资缺乏的弊端。因师资不足而成为近代学前教育者的节妇和乳媪，她们承袭了以往学前教育者的传统特性，传播统治者规定的传统思想和道德，因为：（1)育婴堂是收养弃婴和孤儿的场所，乳媪的职责就是喂养和照料这些孤儿，并教授他们基本常识——忠君孝亲的传统道德观念，这也是乳媪能够知道的基本常识。（2)敬节堂是收留寡妇的场所，封建的三从四德迫使这些妇女为亡夫守节，从一而终，故冠之以“节妇”，设堂收养以示敬意。节妇中虽不乏识字者，但她们大多深受传统道德思想的束缚和毒害，对传统道德礼仪的理解认识也比普通的妇女深刻得多。3)鉴于节妇和乳媪多为文盲，晚清政府又在两堂内附设保姆学堂，让节妇乳媪自相传习充满传统思想的官编女教科书和家庭教育书籍，“有官将后开保育要旨条目，并将后开之官编女教科书，家庭教育书刊印多本，发给该堂。因此在育婴堂和敬节堂中接受乳媪节妇教育的儿童，耳濡目染的都是传统的道德思想。正如《章程》中所讲到的乳媪和节妇‘所学虽然较浅，然其中紧要理法己得大要，己远胜于寻常之女佣”。这里所强调的“紧要理法”也就是传统的道德思想，这些“理法”也正是乳媪或节妇向学前儿童所要传授的基本的东西。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经过培训的乳媪和节妇，在育儿方面也己具有一定的知识、方法和技能，暂时缓解师资缺乏的弊端，开创了近代学前社会教育，并积累了大量学前社会教育的经验，在近代学前教育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三）经过正规师范学校教育的本国师范毕业生

清末，随着《癸卯学制》的颁布与实施，中国教育开始走向近代化，学前教育得到迅速发展，并促使中国女子教育解禁^1907年3月8日清政府制定并颁布《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进一步促进女学发展，为学前社会教育的发展培养了师资力量，促进学前教育进一步发展。在《章程》立学总义章第一节中规定：女子师范学堂，以养成女子小学堂教习、并讲习保育幼儿方法，期于裨补家计、有益家庭教育为宗旨。可见，女子师范学堂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培养学前教育的师资力量。因此，在学科设置上就相应有了女师范生未来所从事学前教育工作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如“教育”科，规定：其要旨在使理会女子小学堂教育、蒙养院保育及家庭教育之旨趣法则，并修养为教育者之精神。其教课程度，先教以教育原理，使知心理学之大要及男性女性之别，并使明解德育、智育、体育之理；次教以家庭教育之法；次教蒙养院保育之法……次使于附属女子小学堂及蒙养院实地练习教授生徒及保育幼儿之法则女子师范生毕业后还必须履行政府规定的义务，“自领毕业文照之日起，三年以内有充当女子小学堂或蒙养院保姆之义务”。

从(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可以看出，女子师范毕业生在从事学前教育前经过较为严格、正规的近代教育和培训，其学前教育知识和技能都大大超过节妇和乳媪。他们的出现和发展逐渐取代了新政早期的节妇和乳媪进一步促进和推动我国学前社会教育的发展。但是在晚清教育体制下，接受教育的女子师范生并没有摆脱传统思想束缚。在女子师范学堂教育总要中规定，“一、中国女德，历代崇重。凡为女、为妇、为母之道，征诸经典史册，先儒着述，历历可据。今教女子师范生，首宜注重于此，务时勉以贞静、顺良、慈淑、端俭诸美德。总期不背中国向来之礼教，与懿谓之风俗。可见，晚清政府把“贞静、顺良、慈淑、端俭诸美德”教育作为女学的首要规定，以便不违背“中国向来之礼教”。因此，经过一定程度传统教育的女师范生在对学前儿童进行教育时必然会自觉不自觉地向儿童灌输传统道德思想。

(四）来华的传教士

中国近代最早的学前社会教育机构不是本国自办的，而是来自于外国教会所办的幼稚园，而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则成为中国最早的学前社会教育机构的教育者。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紧随着西方的洋枪大炮和不平等条约踏上中国的土地。他们在进行政治、军事、经济侵略的同时，也进行文化教育活动，意在传播宗教和培植代理人。由于中国人对西教的排斥，他们的活动困难重重，于是便把重点移到孩子身上，把西方学前教育机构——幼稚园（也称小孩察物学堂）引入中国，认为通过幼稚园进行宗教宣传是需费最省，收效最捷者。19世纪80年代，外国教会己经在中国沿海地区，如福州、宁波等创办了幼儿教育机构。根据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撰写的《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一书所载，传教士在中国最初办的学前教育机构叫小孩察物学堂，此书统计当时耶稣教各会办“有小孩察务学堂六所，学生一百九十四人（男女各半)，其中较为着名的有美国金振声女士所创立的慕家花园幼稚园。在教会所办的学前教育机构中担任教育责任的主要是传教士。对于传教士来说，使中国人皈依上帝，用基督教征服这个东方大国是最根本的目标，但他们来华后却从事教育事业，这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除中国对西方宗教的排斥迫使他们曲线传教外，还与西方教育传统有关。在欧洲中世纪早期，古希腊一罗马文化遭到破坏并逐渐为世人所遗忘，西欧文化教育水准一下子降到最低点，教会成了保存古籍经典的唯一场所，他们把传道活动与教育活动结合在一起，教士成了有学问、有文化的唯一群体。一些教派组织、宗教团体明文规定：从事教育是自己的特殊使命；要求会员不但是教士，还要是教师。这一规定甚至被写进会章。在近代，传教士入华之前，差会（各教会派别或团体）对他们所进行的培训往往就包括各种知识的灌输和训练。如第一位入华传教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1805年接到赴东方传教的任务后，立即来到伦敦，学习天文学、医学和中文。差会还提示他可以找到一个机会担任数学教师的职务，对数学各个分门进行讲授，也可以教英语。并且，作教师工作对于传教士来说本来就不陌生，很多传教士入华前就是教师。如着名的传教士、教育家狄考文大学毕业前主动到宾夕法尼亚一所破旧不堪的比弗中学工作。

西方传教士来自于近代文明的起源地，深受到西方文明的洗礼，具有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博爱、平等、自由的思想精神，同时作为教育者，他们又具有渊博的知识和先进的教育技巧和方法，他们所办的学前教育，既不同于中国传统家庭式的学前教育，也不同于中国近代仿制日本的学校式的学前教育，而充分体现了西方学前教育的特征。如《妇女杂志》第3卷第3号记载了美国金振声女士所创立的慕家花园幼稚园的两节课。一节为手工课，一节为游戏课。手工课上，儿童围坐在长方矮桌四周，保姆亦杂坐其间，率儿童制作，或折纸、或剪纸。还令儿童复习己授之各种细工，一任其心之所好者，随意为之。引导儿童自己动脑动手制作，教育者并不为之规定。保姆杂坐儿童中，与儿童共同制作。围坐矮桌，不取学校内桌椅排列之制，也是免于拘束儿童身心。游戏课上，儿童做游戏，不由教师主之，纯由儿童自择。先由保姆问诸儿，今日将作何种游戏，一儿先举手表示其意见，诸儿群起拍手和之，欢欣雀跃，但秩序不紊，保姆在旁，不过视看助兴而己。这样的教育过程，儿童是天真烂漫的，他们与和蔼可亲的保姆在一起，关系融洽。通过这一例子可以展现外国传教士所办的幼稚园引入了近代课程以及保姆在课堂上的引导作用，充分发挥了儿童的主动性。当然，教育作为西方传教士用来征服中国人精神和灵魂的一种手段，必然带有浓厚的侵略性和宗教色彩。如在课程设置时加入宗教课程，每天早、中、晚进行祷告等。

(五）聘请的日本学前教育者

在中国近代，就来华的外国学前教育者来说，日本教育者要晚于西方的传教士，但清末中国学前教育近代化的楷模选择的是日本，而不是西方英美。明治三十二年（900年）日养院、湖南蒙养院等，主持人由日本聘请而来，院内的保育教导计划也由日本管理人员和保姆制定。清政府之所以聘请日本女子作为蒙养院的教师或保姆，其一是因为中国学前教育师资力量的薄弱，其二是因为中国学前教育制度借鉴于日本，其教育内容、方法和宗旨也仿照于日本。清末学前教育的主要课程为游戏、歌谣、谈话、手技，而这四项基本来自日本的《幼稚园保育设备规程》。有的蒙养院如天津严氏蒙养院的主要设备也购自日本，甚至教材也从日本照搬过来。教学方法上采用严肃主义，教师高坐在上面，孩子们端端正正坐在下面。教师教一样，学生学一样，全部活动不脱教师的示范，儿童不能自主活动。在教育宗旨上，晚清政府与日本一样以国家主义和“皇权至上”为基本准则，以道德教育为教育的最高目标。因此，聘请的日本女教师可以轻车熟路，同时又不违背中国统治者的意愿和精神。

清末聘请的日本学前教育者为中国带来了近代学前社会教育的模式，为中国的学前社会教育培养了师资力量，对中国的学前教育近代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作为帝国主义的日本允许其国内的教育者到中国从事教育有着深刻的原因，即通过教育对中国的改革施加影响，从而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因此，日本对华文教的传播具有浓厚的侵略性。

清末，外国来华的学前教育者，或在中国创立幼稚园或蒙养院，或直接从事学前教育，或参与制定学前教育的各种规章制度，为中国近代学前教育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摹本，推动了中国学前教育的近代化，为中国的学前教育由传统的家庭教育向社会教育的转化奠定了基础。但是，他们的侵略性、宗教性等不利影响仍表现得非常强烈。同时，由于国内学前教育者本身的传统性和落后性，加之晚清政府的倡导，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学前教育的发展方向。直到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学前教育者的不断努力下，经过长期的探索，逐渐排斥内外的不利影响，使中国学前教育出现了改革的高潮，中国的近代学前教育开始朝着中国化的道路前进。

作者：屈军(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旅游学院四川成都610068)

第3篇：中国古代蒙学教材对学前教育的启示

一、蒙学教材概念的界定

所谓蒙学是指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时期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取自于《易经?蒙卦》中的“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义；注云：“童蒙之来求我，欲火所或也”，这是中国古代最早关于蒙学的论述，也为后人对蒙学概念的论述提供了清晰的根据。时至今日对蒙学定义的描述也存在着各自不同的观点。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做了如下叙述：蒙学也称“蒙馆”，是中国古代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始于夏商，教育内容主要是识字、习字、作文及封建道典》，为“中国封建时代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教育的内容主要是识字、写字和封建道德教育……没有固定的年限，采用个别的教学，注重背诵、练习”。徐梓先生认为“蒙学是一个特定层次的教育，是特指对儿童所进行的启蒙教育，包括教育的目的、教育的内容、教学的方法等多方面内容”。陈汉才先生认为“我国古代教育家将幼儿从识字开始到15岁入大学之前这一阶段称为蒙学阶段，所谓蒙学教育即指这一阶段幼童和少年的教育，包括了幼儿学前教育和部分小学教育。它是连接小学与学前教育之间的启蒙教育”。李良品先生则认为“蒙学是我国古代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它一般只招收8—15岁的儿童入学，大多属于私学性质”。本文中对蒙学概念的理解皆以李良品先生的论述为依据。

蒙学教材则是中国古代专为蒙学幼童编写或选编的，在诸多蒙学场所中进行启蒙教育的读本，又称蒙养书、小儿书。中国古代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蒙学教材为西周时期的《史籀篇》，之后的两千多年蒙学发展历史中出现各种各样、版本繁多的教材。据张志公先生在其所编的《蒙学书目稿》一书中所做的统计，共有二十一目次580多种。徐梓先生在《中国传统蒙学数目（初稿）》中又做了补充，认为蒙学教材数量达到1300余种。对于中国古代的蒙学教材，周谷城在其《传统蒙学丛书》中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产生和流传于封建社会的蒙学书，同样属于封建文化的范围，其局限性和落后性自不能免，但无论如何，他们绝不比庙堂之文、大雅之作更加局限和落后。有的蒙学书能够长久流行，为社会长期接受。在传授基本知识、进行道德教育，采取易于上□、易于记忆的形式等方面，确实有其长处和优势，是不能也不应一笔抹杀的。仅仅在这—点上，即自有其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价值”。今天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的蒙学教材也做了详细、全面的论述。按照蒙学教材内容类型的不同将其普遍分为六大类，即综合类、伦理道德类、历史知识类、诗歌类、名物常识类、工具书类等。也有一些教育家将蒙学教材分为五大类，或分为七大类。由此可见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种类齐全，具有较强的连续性、稳定性，有着其存在的实用价值。

二、古代蒙学教材的特点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先贤都十分注重蒙学教育及其教材的编撰，因此有众多教育家、文学家，如李斯、司马相如、杨雄、朱憙等都加入到蒙学教材的编写队伍中，这就使得中国古代蒙学教材质量得到保证。而从第一本蒙学教材——西周时期的《史籀篇》问世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期，在二千多年的蒙学教材编写过程中，出现的蒙学教材数量已经超过一千多种。纵览众多的蒙学教材，其特点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1.内容丰富多样

古人在编写蒙学教材的时候，并未将蒙学教材的内容局限在识字或道德教育方面，而是在一本教材中融汇了多方面的内容。例如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上乘之作——《幼学琼林》所包含的内容就广博深远，涉及到天文、地理、历史人物、典章制度、人伦日用、饮食起居、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而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蒙学教材——《龙文鞭影》则嚢括了政治、军事、德行、文艺、儒林、方术等方面。西汉时期的蒙学教材《急就篇》全文也仅有2144字，但其汇总了100多个姓氏、400多种器物、100多种动植物名字、70多种疾病药物名称、60多种人体器官名称，此外还包含了当时的官名、地理与法律常识。由此可见古代蒙学教材内容具有丰富多样的特点，而这一特点恰恰有利于提高儿童的学习兴趣，增强儿童的学习效率，最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编写方式通俗易懂

古人所使用的蒙学教材不仅内容上丰富多样，而且在语言的组织使用上能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三字经》、《弟子规》皆以三字为一句，句短音

谐，和仄押韵，便于儿童的记忆；《千字文》则四字一句，两句一组，共125组，每组双句押韵，诵读起来朗朗上口；《蒙养诗教》、《小学诗礼》则是以诗歌的形式使得幼童在欢声笑语中受到道德教育，从而达到潜移默化、树立志向的目的。因此古代蒙学教材这种通俗易懂的编写方式特点不仅易于幼小儿童诵读，更便于儿童欣然接受日常教育、从而达到蒙学教育的目的。

3.功能实用性

古人所使用的蒙学教材不仅在内容上丰富多样，而且还具备功能实用、多样的特点。蒙学的教学目的有三个：识字、了解日常生活的基本知识和懂得传统的封建道德，这三种目的在传统的蒙学教材中得到了很好地结合。例如常见的蒙学教材——《三字经》，其内容包括了教育和学习的重要性，古代的礼教规范，古代的数目、四时、五行、六谷、六畜和历史朝代的更迭及众多榜样、先贤的示范作用，具备了识字和掌握知识的双重功能。蒙学教材所具备的功能往往又具有极强的实用性，与古代人民的日常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使得在中下层社会人群中更为广泛地流传。例如在《五行杂字》中有着“开冻先出粪，制下镢和锨，扁担槐木解，朱筐草绳栓”的记载，这些都与当时人们生活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

4.影响时间久、范围广

由于古人所编撰的蒙学教材具备内容丰富多样、编写方式通俗易懂和功能实用的特点，也使得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更为广远。比如今天我们所常见的蒙学教材——《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都产生于一千年前的宋元时期，时至今日还被人们口口相传。同样由于其具备鲜明的特点，许多教材在其产生不久，就已经传播到中国周边地区，如朝鲜、日本等。可见中国古代所撰写的蒙学教材不论在时间的长久性，还是在影响范围的广阔性上都产生了超过其自身价值的效果。

三、古代蒙学教材对现代幼儿教育的启示

《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今天的儿童是21世纪的主人，对儿童的自下而上的保护和发展是提高人口素质的基础，是人类发展的先决条件。儿童的健康成长关系到祖国的前途命运，提高全民族素质，从儿童抓起，”并提出“在2000年要使90%幼童教育者不同程度地掌握保育、教育儿童的知识”。这种观念的提出明确了教育者身上的责任，也为21世纪人才素质的内容给出了明确的具体要求，即良好的思想意识、高尚的道德情操、健全的心理素质、积极与他人合作的精神、较强的应变能力、吃苦耐劳的精神。若使幼童具备这样的高素质，幼童教育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幼童教育已经成为制约民族命运发展的关键因素。

在两千年的蒙学教育发展史中，古人得到的最根本启示为：蒙学教育最根本的实质是养正教育或品德教育。因此为了系统地对儿童进行蒙学教育，古人从西周时期就十分重视蒙学教材的编写工作，到目前为止被定义为蒙学教材的数量达到一千多种。在今天的学术界，据不完全统计，1990——2012年期间以蒙学和蒙学教育为关键词的研究论文达到182篇，学位论文也有17篇，可见今天的学者们对蒙学及相关问题已有了较为细致的论述。笔者冀希望通过对蒙学教材特点的分析，继而为今天的幼儿教育提供几点启示。

1.从理想目标出发，引领幼童早日成才

传统蒙学教育的目的就是帮助幼童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和远大的理想目标，增强幼童道德意识，培养幼童的道德情感，发展幼童的道德智慧，从而让每

个幼童都具备完善的道德人格。因此在古代蒙学材《三字经》中出现了“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彼既老，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的励志名句。在其他蒙学教材中，如《幼学琼林》、《龙文鞭影》中同样存在引用诸多先前典故来讲述古人坚韧不拔、立志成才的经历。蒙学教材中出现的励志典故和名句都在告诫幼童从小就要立大志、树目标，否则将会空悲切。然而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物质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富有，幼童从小就受到社会各种不良现象的影响，如物质主义、金钱至上等，使得广大幼童缺乏独立自主、树立目标的意识。同时不少幼童整日过着养尊处优、衣食无忧的生活，幼童家长在日常教育中也只注重在物质层面上满足幼童的要求，忽视幼童精神方面的培养，从而使得这部分幼童缺少正确的理想教育，未能从小养成正确的道德价值观。

这些因素导致了今天幼童教育缺少适宜的社会环境，使得幼童教育的过程中，一方面幼童教育者希望他们的努力让幼童成才了；而另一方面现存的社会环境却不利于幼童成长。一些不良的社会现象对幼童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使得他们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和爱，进而导致幼童心理出现了畸形的发展，丧失了对幼童最基础的启迪价值，从而为现代幼童教育带来诸多困难。

2.从日常行为出发，引领幼童养成正确的情感意识

在古代的蒙学教材中，有着众多关于幼童情感教育的名句。例如《三字经》中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弟子规》中则有“泛爱众，而亲仁”等等。这些名句都反映孝亲是我国古代蒙学教材所一直提倡的美德，子女孝敬父母是幼童良好情感形成的基础。在物质利益占据主导地位的现代社会中，社会道德底线日益沦丧，诸多不为世人所理解的不道德行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世人眼中。而学前幼童又具备较强的模仿能力，易受到周边事例的感染，也容易学习周围好与坏的榜样。一旦幼童没有养成良好的品德情感，那么他的一生也将受到极大地负面影响。进入21世纪后，随着幼童数量的减少，幼童教育者对幼童教育的重要性显得更加突出。许多幼童教育者把幼童教育的中心放到幼童的智力发展和学业成绩上，甚至出现了重知识轻品德的倾向。他们在日常的幼童教育中，不惜血本，花大力气对幼童进行知识教育和智力开发，却忽略了非智力因素，尤其是品德的早期培养和良好行为的早期训练。这就使得在现今的幼童教育过程中忽视了孩子的劳动能力培养，使得幼童缺少应有的生活自理能力和独立能力；忽视了幼童的性格情感培养，使得幼童缺乏应有的道德情操。因此在今天的幼童教育中很有必要重新将古代蒙学教材作为他们的诵读课本，注重幼童良好情感的培养，使得他们学会关爱父母、关爱他人、关爱国家，培养他们具有关爱之心、敬爱之心、友爱之心和独立自理之能，从而推动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

3.从学生身心出发，引领正确的幼童教育方式

由于幼童各个方面的发展都未达到完善状态，因此在古代蒙学教材的编写过程中，都十分兼顾幼童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一系列符合幼童身心发展的教材。《龙文鞭影》作为古代众多蒙学教材较为重要的一部，首先介绍了大量古代英雄人物的实际，使幼童对历史事实有了初步地了解，完成了知识教育的目的；其次介绍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和价值取向，完成了它的道德教育目的；最后《龙文鞭影》在古代蒙学教材实施过程中上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下连《四书》、《五经》，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反观现今的幼童教育，往往只注重语文的工具性，却忽视了它的人文性，进而使得教育的目的无法得到全面实现。同时古代蒙学教材中的部分教材，如《三字经》、《千字文》都采取歌谣的方式进行编写，这样的编写方式使得幼童读起来十分方便，也便于幼童记忆。

4.促进幼童全面发展

幼童教育者往往关注的是幼童的智力，而不关注幼童行为习惯的培养；对幼童身体健康的关注多于心理健康；重视为幼童创造优越的物质条件，而忽视了幼童心理榜样的树立。因此许多幼童教育者在幼童教育的过程中带有极大的盲目性、随意性和主观性。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幼童教育者不习惯把幼童作为一个能动的、有独立意识的个体来对待，幼童所有的事情都被幼童教育者所代办，逐渐使得幼童丧失了自身的学习能力。所以在幼童教育过程中要早做到该放手时就放手，给幼童更多的实践机会，让幼童多出去经历风雨、多见世面、多经受挫折，让幼童逐步具备主动探索新事物的能力。在今天的幼童教育中还存在这样的错误做法：幼童教育者往往提前向幼童传授超出他们年龄段的知识，使得幼童无法正常、有效地掌握相关知识，进而导致幼童丧失学习的兴趣。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优育政策的实施，今天的幼童智力较之前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他们的心理特征还没有达到成熟，仍需一步步地向前发展，理解能力也要一步步地提高，这就决定了今天的幼童教育者在幼童教育过程中要循循渐进、按部就班的进行。具体来说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就是让幼童拥有好的身体，这就必须让幼童加强锻炼，形成好的生活习惯和养成较好的文化素养；第二为丰富幼童的感性知识，从而为之后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三是培养幼童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行为规范。这些不恰当的幼童教育方式严重影响了今天我们幼童教育质量，而古代蒙学教育的发展为我们今天的幼童教育提供了重要启示：在幼童教育中要将诵读、故事会、看电影、表演等形式结合起来，使教育方式更加具有趣味性、生动性、教育性，让幼童在寓教于乐中提高自身的学习欲望。

四、结语

蒙学教材是学前幼童教育的重要载体，而蒙学教材中众多典型人物为学前幼童养成良好的习惯、树立远大理想、形成良好的品德都起到培养示范作用，这对现代幼童教育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启示与借鉴。因此现代幼童教育的发展须提炼古代蒙学教育的精华，借鉴蒙学教材有价值的营养，从而促进幼童教育能够快速、高效地发展，为中华民族最终腾飞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朱红(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招生就业处，陕西西安710100)

第4篇：中国古代学前教育的回顾与展望

近百年来，中国农村学前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历了“艰难探索——起伏徘徊——全面发展”的曲折发展历程。回眸近百年发展历程，探索农村学前教育发展规律，借鉴有益启示，对当代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一、民国时期农村学前教育的发轫

中国素来以农立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李大钊号召“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当时的乡村教育鄙陋重重，严重脱离实际。如何改进乡村教育逐渐成为教育界热议的话题。如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等认为教育救国其根本在于农村，对乡村教育进行了全方位的定位和设计，提出了独特的乡村教育思想并在江苏、河北、山东等地开创乡村教育实验区，试图通过乡村教育运动改变当时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

中国农村学前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啕行知提出改革对策，建设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幼稚园。啕行知认为“幼稚园之新大陆即工厂与农村”。他—方面确立创办乡村幼稚园的目标、原则和方法，身体力行亲自创办乡村幼稚园；另一方面建议政府用行政手段去推广乡村幼稚园。1927年11月11日，啕行知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乡村幼稚园——南京燕子矶幼稚园，这标志着中国农村学前教育的发轫。随后，他又领导孙铭勋、戴自俺等相继创办了晓庄、和平门等乡村幼稚园，开创了中国第一批乡村幼稚园，为中国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成功的借鉴范式。

此外，20世纪30至40年代，张雪门在北京郊区开展实验，创办平民幼稚园数所，陈鹤琴在上海市郊和江苏金坛等地也开办了多所农村幼稚园。这些农村幼儿园的创办，对促进当地农村学前教育发展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作用。当时燕子矶幼稚园的课程设置，以本土化、科学化课程探索实践为主。在啕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指导下，燕子矶幼稚园凸显出生活化的特色，由张宗麟主持课程实验，有选择性地借鉴陈鹤琴的单元教学法组织教学。与鼓楼幼稚园相比其课程呈现两个明显特点：一是以“生活进程”作为幼稚园课程；二是从儿童的乡村生活实际出发，来编订试验生活进程和幼稚园课程[]，从而形成了具有乡村本土化特色的学前教育课程。针对当时幼儿师资短缺问题，啕行知认为“至少需要教师150万人，……”为此，他提出培养幼儿师资的两种途径：一方面是“艺友制”，结合中国实际用穷办法来解决“师荒”问题；另一方面改造旧的师范，创办新型师范教育。近20年的发展，幼儿师范教育有了长足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优质师资。如1922年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幼稚师范的徐世璧和王荆璞女士，成为当时第一批下乡女教师。

二、新中国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

(一）改革开放前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

1.事业发展

1949一1952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农村学前教育逐渐起步发展。1951年教育部制定《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和《幼儿园暂行教学纲要（草案）》，并于1952年颁行，文件在吸收老解放区学前教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前苏联学前教育理论而拟定，明确了幼儿园的任务和方针，强调了目的性和计划性，为促进社会主义学前教育的改革和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当时农村学前教育形式多样，主要有：临时托儿组、换工看娃、亲邻互帮、个别寄托等。1956年2月，教育部等部门发出《关于托儿所、幼儿园几个问题的联合通知》，提出“合理规划，加强领导”和“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发展方针，提倡农村农业合作社办园，托幼机构办理仍可采用多种多样的办法。在依据“两条腿”走路和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针指引下，调动了社会各方面的办园力量，使得农村幼儿园数量和在园幼儿数量迅速增长。

1958—1960年，全国处于大跃进时期，农村学前教育坚持以事业大发展和寄宿制为主的办园方针，办园热情盲目高涨、泛滥失控，过早地实现社会化和全托化，农村幼儿园从1957年的8000多所飙升至1958年的68万多所。

1961年1月，国家提出相应的调整方针，幼儿教育根据经济和师资等实际条件采取了保留、撤销和充实等调整手段，以巩固和提高为目标使其逐步恢复正常发展。经过两年的调整，到1964年全展奠定了基础。

2.课程改革

新中国成立初，学前教育课程经历了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逐步过渡到以借鉴为主向全面系统学习前苏联分科课程的过程。1952年3月，教育部颁布《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指出幼儿教育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规定学前教育课程包括体育、语言等共六个方面。同年7月教育部颁布《幼儿园暂行教学纲要》，在六个方面课程内容的基础上，指出各科教学纲要，包括目标、教材大纲、教学要点等方面。以上两个纲领性的文件强调了幼儿教育的目的性、计划性和教学的系统性、科学性，标志着中国学前教育分科课程体系的建立，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前教育课程发展奠定了基础，对我国学前教育课程的发展影响深远。

3.师资培养

1952年，教育部颁布《师范学校暂行规程（草案）》，规定培养幼教师资是师范院校的任务之一，各地区应独立设置幼儿师范学校或在师范学校内附设师范科。同时，教育部规定在高等师范院校设置学前教育专业，规定培养方案，确保高质量幼教工作者的培养。1956年，教育部先后颁布发出了《幼儿师范学校教学计划》、《教育部关于大力培养小学教师和幼儿园教养员的指示》，提出在“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下，及时培养师资的任务，指出应有多种政策配合幼儿园师资的培养。以上文件的颁布，为幼儿园师资培养提供了法律法规保证，规范了幼儿师范学校的办学，也为其提高学质量提供了保障。1962年，《教育部党组关于全国师范教育会议的报告》使“大跃进”后幼教师资的发展重新受到重视。

三、启示

(一）高度重视是关键

民国时期，中国农村学前教育的发轫，只是依靠啕行知等教育家的自发实验办园，规模极小，发展极其有限。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得到社会各方尤其是政府的重视，没有组织监管，更没有必要的经费保障，使其举步维艰难成大器。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学前教育也曾有徘徊不前、发展滑坡等现象的出现，其主要原因也是各个方面没有充分重视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农村学前教育的全面发展，需要社会各方特别是政府给予高度的重视。发展农村学前教育，不仅有利于农村幼儿的身心健全发展，而且对于完善国民教育体系，提高义务教育质量，促进农村家庭幸福、促使农村社会和谐发展，丰富国家的人力资源储备和富国强民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二）有力政策是保障

在由政府主导的新中国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政策和规章为农村学前教育发展和师资培养等提供了有力保障。审视我国当前的学前教育政策，作为政府实现学前教育目标和计划的行动依据，直接作用并影响着政府的行为，保障着我国学前教育的健康发展。如《关于农村幼儿教育的几点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办好幼儿学前班的意见》促进了农村学前教育长期快速发展；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和《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的贯彻落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纷纷采取了一定措施，大力发展学前教育，使2010年成为近年来我国学前教育发展最快的一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增至56.6%。政府是社会的主导和管理部门，利用财政经费支持、引导、规范和管理农村学前教育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众所周知，我国农村学前教育长期处于国民教育体系的边缘，国家公共教育经费中仅有1.3%用于学前教育发展，并主要用于城市和县镇公办幼儿园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基本不属于国家财政支持资助的范畴。鉴于这种现实状况，政府出台相关政策进行干预将对农村学前教育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长远规划是前提

审视新中国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1956—1963年，出现跌宕起伏、大起大落的现象，主要是因为当时政治局势的不稳定和没有科学系统的长远发展规划。国家规划必须以教育法律法规条文的形式来明确学前教育的目标，规定学前教育机构的职责任务和权利范围，规范其教学内容，以保障农村学前教育在快速发展的前提下，全面优质地发展。

(四）理论与实践并重是举措

教育理论能够为教育实践改革提供先进的理念，引导教育实践向前发展；教育实践则为理论的验证与完善提供了实验证实。在我国农村学前教育发展历程中，凡是取得成功的改革探索，无一不是将先进理论与教育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的结晶。民国时期，啕行知、张雪门、陈鹤琴等教育家在科学高深的学术造诣和丰硕的理论建树的基础上进行农村学前教育实验，对中国农村学前教育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只有理论与实践紧密有机结合，才能探索出符合我国农村学前教育发展的改革方案。

(五）本土化发展是路径

发展农村学前教育，理应关注我国农村文化传统和现实发展及资源情况，从实际出发，以尊重农村本土文化的方式和利用农村丰富的资源进行改革探索。民国时期，啕行知、张宗麟等人利用农村资源探索以“生活进程”作为幼稚园课程和从乡村生活实际出发试验编订幼稚园课程；啕行知提出师资建设以“艺友制”解决“师荒”问题和改造旧师范创建新型师范教育等，为促进我国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成功的典范，历史经验值得借鉴。可以说，本土化探索才是我国农村学前教育蓬勃发展、走向先进的基本途径。

作者：王小英、张鸿宇、孙贺群2(1.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吉林长春130024；2.沈阳师范大学学前与初等教育学院，辽宁沈阳110034)

第5篇：对中国古代学前教育产业的政策建议

一、引言

俗话说：“子不教，父子过”，现在的家长为了孩子能尽早接受教育可谓是费尽心思。在南京，为了给孩子在幼儿园报个名，家长提前三、四天到报名地点排队等候；在北京、上海家长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让孩子上个好的幼儿园，不惜花重金"择园〃这些现象不仅让我们感慨，现在送孩子进幼儿园真是个大难题。学前教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我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学前教育模式解决中国日益严重的学前教育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二、中国学前教育行业的现状和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放开教育领域，民办学前教育产业开始复苏。但是从2000年开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以单位、集体办园为主，公益性和福利特点明显的学前教育体制被打破，很多幼儿园纷纷从原有的单位剥离出来，被关、停、并、转，使得全国的幼儿园数量急剧下降。据教育部资料显示，全国企事业、机关办幼儿园从2000年的1.6万所减少到2007年的5000所，由此造成城市幼儿园总体数量从2000年的3.7万所减少到2007年的3.3万所。这就造成了城市幼儿园的供不应求；另外，由于前几年国家对城市幼儿园的大规模治理，关闭了一大批办学质量差、不合格幼儿园，使得城市幼儿园的数目更少，入园难的问题更加突出。

对于大量的民办幼儿园来说，其办学费用绝大部分依赖与对家长收费。随着办学成本的增加，幼儿园的收费也开始增加，导致更少的家长愿意选择民办幼儿园，幼儿园的规模逐渐变小，而对于已经选择的家长来说付的钱比原来多了，但是幼儿教育的质量反而低了，民办幼儿园就陷入了这样一种困境。由于没有外来资金的支持，民办幼儿园发展经费严重不足，办园条件难以得到改善，事业发展缓慢以至下降。学前教育的问题是关系民生的重要问题，我们要解决学前教育的问题，就需要多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从他们学前教育的模式中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学前教育模式。

三、国外学前教育产业供给模式分析

对于学前教育的属性，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理解，我们通过世界各国大量的研究和实施的学前教育政策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国家认为学前教育具有补偿性、公益性。学前教育具有国民素质教育的属性，似乎其他各种各类教育无法替代、不可逾越的奠基性阶段。美国的研究表明，在幼儿教育中社会收益占70%，个人收益占30%。这些特征决定着政府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将学前教育定位为一项社会公共事业。

(一）将学前教育视为公共服务

模式一、公共产品国家供给。这种模式将学前教育当作公共服务，所有的学前教育服务有国家提供，这些提供的机构也大多数由国家开办并提供资金支持。教育所需的相关费用由国家或地方政府支付，资金的来源主要是税收、博彩收入、企业捐献等。家长只需要在孩子到了适应的年龄时将其送到相关的幼儿机构就可以了，并不需要为孩子的学前教育支付额外的费用。如捷克。

模式二、虽然将学前教育视为公共服务，但是以外包形式由私人机构供给，政府只需要出来购买这种服务就可以，这就是所谓的公共服务的私人供给。这种模式下，国家并不建立相关的学前教育机构，只需要提供根据一定的标准向私人机构购买即可。国家对于这种私人机构提供的服务的购买形式主要有两种形式：1.直接购买。国家向私人机构提供资金，购买它向每个儿童提供的服务以及日常开支。2.间接购买。政府向家长提供一定数额的补贴或教育券，由家长自己选择学校支付学费，从而促进学校的发展。

(二）将学前教育视为私人产品

还有极少数的国家是将学前教育视为是一种私人产品，可能是因为历史或经济的原因，国家在学前教育方面缺位，国家并不提供学前教育服务。对于学前教育的需求完全由私人机构满足，国家在这方面也不提供资金支持，或是仅有很少的资金投入。因为这种教育服务主要由私人学校提供，学前教育完全市场化，那么学前教育费用全部由家长支付。这种教育服务的花费不同的机构不同，具体费用由家长选择的机构来决定，收入高的家庭的选择让孩子进入好的幼儿园支付就高。实施这种模式的国家有印度、韩国。

四、对中国学前教育产业的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们对儿童教育越来越关注，儿童教育问题关系到家长的劳动效率，关系到以后的人才培养。更好的开展我国的学前教育事业，是我们现在需要思考和研究的问题。通过分析和概括世界上部分国家的学前教育模式，我们可以看多，学前教育被大多数的国家视为公共服务，但作为公共服务，它的提供机构没有限制，所有提供学前教育服务的机构都可以得到国家的资金支持。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政府在学前教育的改革中所应发挥的作用和职能，以下根据中国现在学前教育的现实情况提出几点建议：

1、合理分配教育资源，增加对民办教育行业资金支持力度。.政府要打破以往的"公私不的教育资源或资金投入方式，使教育资源合理分配和使用、尽可能地体现现代教育的公平性原则。使民办学前教育事业发挥作用，真正成为促进我国学前教育事业整体质量提升的重要力量。政府要向民办幼儿园提供资金支持，淡化公办、民办学前教育机构之间界限。

2、调动民间资本，发展学前教育产业。"入园难、入园贵丨"的问题如今如此突出，近期国家的教育规划明确指出不将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中，因此国家现在应该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的积极性、整合和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为学前教育发展服务。因此作为吸收民间闲散教育资源，弥补国家财政投入的不足、保障公共教育体系的运转的民办教育，应该得到政府相应的支持。

3、加强学期教育产业指导和监管。政府要加强对学前教育事业的整体规范指导，规范幼儿园等级评定审批制度，改革评价办法，建立公众参与的评价监督机制积只极探索由社会中介组织评价的办法，以保证等级评估的公平、公正和公开，促进政府职能和社会职能分开。制定幼儿园评价标准，以规范办学行为和明确办园方向，引导幼教实现低投入、高效益的"平民化"发展。另外教育部门要办好一批示范幼儿园，乡要办好中心园，明确示范园的多种社会职责，提高投资的有效性。

作者：田晶晶（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江苏南京21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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