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人生的历史概述与审美追寻

　　就世界电影的发展轨迹来看，传记片乃是一种较早成熟的电影类型，成熟的传记片创作在美学探寻和变革传统的叙事理念等方面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而在奥斯卡奖的屡获殊荣更是彰显了其探索上的诸多成功。迄今为止，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80部影片中有16部便是传记片，获奖比例高达20％。本文以1929年以来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传记片作为研究对象，归纳共有16部影片，散见于奖项设立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
　　电影在满足观众的“白日梦”、给予观众现实慰藉的同时。常常也会唤醒观众关心他们所处的社会。若将历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放在一条历史长河上考察，可以发现它们总是敏锐地反映出当时的政治趋势与历史、文化心理，为观众适时地提供某种主流意识导向或者心灵寄托。这些获奖影片并不一定都是当年获提名影片中艺术表现上的最佳之作，但必定与当时的社会氛围及观众所关心的话题最为贴近，成为电影人藉奥斯卡评奖活动表达其社会关怀及人文意识的一种方式，因而能在众多影片的角逐中脱颖而出。
　　获得最佳影片奖的传记片亦是如此，这些影片不仅以极其精妙独到的视角刻画传主个性，诠释当时的社会环境及时代风貌，更是以古喻今、不约而同地迎合了当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无论是关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还是对于人道主义的关注，影片的价值取向往往与获奖时期的社会主流话语、观众审美心理和流行文化密切相关。这成为其优秀作品源源不断的深层动力。在美国电影发展史上，传记片似乎在每个时期都没有销声匿迹过，一直以来受到电影人和普通观众的广泛关注，更由于奥斯卡的加冕而大放异彩。这些紧密贴近时代的奥斯卡传记片，在美学上亦呈现出其独特的特点。以下将从审美和叙事的角度对奥斯卡最佳传记片进行一些分析和研究。
　　
　　一　游戏审美与经典缔造
　　
　　传记片的题材特征使得影片必然追求缔造经典，在主题意义、精神传达、人性探讨等方面都努力发掘深层意义上的表达，力图启发人们在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哲学反思及审美思考。不过，这些符合奥斯卡审美规范的影片，无论倾向于何种历史观念和主题表述，在叙事方式上，多数还是会采取较为通俗化的、不拘一格的自由表达方式，普遍倾向于介于精英和大众之间的美学立场。考察奥斯卡最佳传记片的成功，无法不关注其对主题严肃性和审美娱乐性的平衡把握。这些影片将关注现实的美学精神与浪漫主义的表达方式相结合，在轻松自由的表述方式中对历史上的经典人生作出了严肃和深入的审美探寻。
　　经典的人生往往总是悲剧和沉重相伴，但观众在想要体验这份凝重、理解伟大的同时，并不会降低对电影艺术的娱乐性要求。电影艺术的产生本来就是和大众的娱乐心理密切相关的，人们的观影行为事实上属于人类游戏的一种。“传记影片的制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游戏的审美本质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游戏者通常处于两个圈子里——假定的和真实的。这与人们欣赏传记影片的心理是完全一样的。传记片里所探讨的虚构与真实就蕴藏在这个简单的游戏规则中。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经典的传记影片拍摄中，导演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在经典人生中游戏审美的美学路径。”传记片的表现对象是真实的人生和历史，但是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毕竟不是对现实生活的再现，银幕上所展现的是已经被观念化了的影像所反映的历史，而不是历史本身。传记片展现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这一过程，等于是一种对历史本原的模拟性再现，与人类的游戏行为中模仿性的特征是极为相似的。这种相似性决定了传记片创作应该引导观众在一种自由的状态中去接受影片，不能因为题材的严肃性或者意蕴的庄严性而放弃对观众游戏心理的把握。在这种理解基础上，奥斯卡传记片采用了种种极富技巧的表述方式，以游戏的审美方式进入观众内心并激发其认知世界、阐释人生和追寻理想的审美思考。 本毕业论文搜集整理于毕业论文网
　　这些普遍有着票房佳绩的传记片都有着极大的观赏性，影片以极为巧妙的方式带领观众回到人物生活的特定历史年代，同主人公一起感受其人生爱恨悲欢。以《恋爱中的莎士比亚》为例，影片以想象和虚构的方式进入到莎士比亚的爱情世界，并向观众展示了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社会风貌：文艺娱乐盛行、世风轻浮、功利主义盛行，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艺术创作的自由度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莎翁最终在爱情中找到了创作灵感。影片透过莎士比亚的爱情与创作，在游戏化的表述方式中实现了对艺术家经典人生与特定时期历史风貌的诠释。
　　在叙述方式上，不少影片还采用了时空交错式的叙述方式，《末代皇帝》在新、旧社会的不断转换中，将一幅幅看似散乱的生活画面、一块块对比强烈的色彩衔接起来，使观众产生一种新的审美愉悦。例如：影片一开始溥仪双手用刀割破浸泡在洗漱池里，水逐渐被浸红，此时镜头突然转换为紫禁城朱红色的大门，而后，城门被徐徐拉开。两个环境用一种颜色衔接在一起，暗示着末代皇帝的鲜血，是这封闭森严的皇宫输送和滋养的，这就点出了其性格形成及命运走向的渊源。影片精确选择时间与空间的最佳转换点，不仅把溥仪从皇帝变为平民的复杂心理交替式地呈现给观众，还充分调动了观众的审美再创造，在感知的时间和空间画面之外，想象出应该有或可能有的生活图景，使观众有足够的空间去品味、咀嚼影片的深层含义。
　　这些影片还极为重视细节的游戏审美化追求，注重结合多种叙事技巧的丰富运用。几乎每一部影片中，都有着精彩的瞬间，或者感人至深、或者让观众会心一笑。《巴顿将军》中大量艺术化的细节突出了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如敌机轰炸时巴顿居然跑到外面对着飞机射击，这个细节把他骁勇善战的军人品格和享受战争乐趣的嗜战个性充分表现出来，同时还透出一点幽默效果。即便是严格遵守历史原貌的《甘地传》，也有一些生动、感人、寓意深刻的细节时不时地闪现在影片貌似波澜不惊的叙事中：如甘地坐火车时遭到种族歧视被驱出头等车厢从而激发其民族自尊心的写意化抒写，甘地的信徒和挚友尼赫鲁跪在地上流着眼泪请他进食的感人情节，因为烧毁通行证遭到英国士兵的毒打，但甘地继续挣扎着用颤抖的手拿起一张通行证投入火中的抒情化细节……这些都体现了影片在客观化叙事的同时极力贴近电影游戏审美本性的自觉追求。此外，《辛德勒名单》在描述辛德勒营救犹太妇女这段情节中明显采用了“最后一分钟营救”的叙事手法，《末代皇帝》中也有一些虚构和写意化的情节……这些都是对视听语言娴熟运用基础上自觉的艺术表现。
　　由此可见，奥斯卡传记片自由多样的表达方式与人对游戏审美的本能追求相契合，两种美学方式的有机结合共同缔造了阐释历史人物的银幕经典。
　　
　　二　多样化的叙事策略
　　
　　奥斯卡传记片包含了不同形态的历史和人生，这决定了其叙事方式的多种多样。针对不同类型的传主，必然要灵活运用恰当的叙事模式，多样化的尝试共同构建了传记片叙事的经典范例。
　　在通常对于传记片的界定和分类中，狭义上，传记片仅指人物类传记片；广义上，传记片则包括人物类传记片和史诗类传记片。人物类传记片和史诗类传记片有着共同的本质特征：以真实人物的生平事迹为依据、以塑造人物性格为中心、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历史环境和时代面貌。不同的是，较之于人物类传记片，史诗类传记片往往更加注重在环境烘托中营造史诗规模。
　　
　　(一)史诗类传记片：史诗化叙事与世俗表达
　　一个民族在经历了重大历史事件后，必然要在哲学和文化层次上对其作出反思，这时，在历史事件中凸现出来的杰出人物很容易成为被关注和表现的对象，借此来表达电影人关于社会、历史和人生的思考，这在客观上催生了史诗类传记片的出现。这类史诗类传记片在对过去某一时代某一事件长篇画卷式的描绘中展现史实，往往有着宏大的叙事规模，众多的人物，恢宏的场景。本文中所指的奥斯卡史诗类传记片包括《宾虚》、《勇敢的心》、《角斗士》。
　　1、史诗化叙事
　　史诗类传记片倾向于明显的史诗化叙事风格既有史的宏大规模、又有诗的精神气质。
　　这些史诗传记片首先以其不同凡响的鸿篇巨制实现了史的宏大规模，如1959年出品的《宾虚》就是一部片长217分钟、耗资1500万美元的史诗巨片。该片包括300多个场景和365个有台词的角色，仅11分钟的四马双轮战车竞赛场面，共动用了15000名临时演员，费时三个月才完成。恢宏的场面中有数以万计的人员参与，不仅体现出整个民族被动员起来的外在规模，对观众也有着惊心动魄的情感冲击力。《勇敢的心》同样有着长达近三个小时的史诗规模，该片将公元十三世纪的苏格兰人民大起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搬上银幕，在影片中我们看到远古时代苏格兰的山脉、森林和村庄，看到苏格兰人民在压迫中的呼喊和反抗，感受到了真实的生活和历史。《角斗士》取材于公元二世纪古罗马的一段充满着阴谋和斗争的政权更迭史，影片历时两年、耗资一亿多美元才得以完成，冷兵器时代刀刃与肉体搏杀的血腥场面、古罗马竞技场万众欢腾的盛大场景在数字技术下完美地再现，给人一种回归历史的真实震撼。英雄的群体，磅礴的气势，宏伟的结构，恢宏的场面，史诗类传记片在无可比拟的宏大叙事中展现了一幅幅气势磅礴的历史画卷。
　　这些传记片的史诗化叙事不仅仅体现在它的鸿篇巨制，更在于其所打造的情节张力以及结合历史背景传达出的思想深度。影片以历史人物为叙事中心，以历史事件为纽带组织起叙事冲突，将英雄非凡的精神、行为与特定年代的历史风貌结合起来，体现出博大的历史胸怀。把人物放到历史环境中展示，对历史事件作史诗般整体，宏大的把握，不仅使得影片主题与特定年代的总体精神遥相呼应，同时也促发了观众对社会历史的批判、对人自身力量的反思以及哲学层面上的深层思考。影片《宾虚》以宾虚对梅彻拉的复仇作为主要情节，不仅展现了犹太人对抗罗马强权的一段历史，也传达出耶稣对犹太人传教的精神，这种宗教精神是穿越时空，经久不息的，影片不仅具备了深厚的史诗特质，更体现出超越时空的哲学深度。
　　历史叙事是传记片的生命本质，而主题精神的传达更是突出了叙事的情感张力，真实的历史和诗意的象征统一在宏观的历史视野里，共同打造了史诗类传记片历史叙事的巨大冲击力。
　　2、世俗表达
　　除了追求史诗风格和视觉冲击，这类传记片更加注重视听语言的娴熟运用以及对恰当叙事模式的探求。认真研究影片可以发现，这些具有严肃历史主题的传记片，却不约而同选择了世俗的表达方式。影片尊重了观众与生俱来听故事的习惯，更倾向于以一种接近大众的方式叙事，于是经典好莱坞叙事的戏剧性结构成为这些影片叙事的首选。“经典好莱坞电影总是表现有明确心理动机的个人，他们顽强斗争去解决一个明显的问题或达到特定的目的。在斗争的过程中，反映人物之间的冲突或人物与外部环境的冲突。故事总是以决定性的胜利或失败结束：解决问题、达到目的、或者相反。”这类影片不同程度地延续了经典好莱坞叙事传统，如精细缜密的因果结构下贯穿影片始终的复仇主题、主人公顽强不屈与敌对势力斗争的主要情节、某些类型化的人物形象、自然流畅的连续性剪辑，线性的叙事模式……并结合丰富的技巧运用：陷阱、误解、人为的灾难、复仇、偶然性等，给观众展现一个个传奇般的历史故事。
　　《宾虚》在史实基础上精心构造故事情节，把犹太人对抗罗马人的历史和耶稣基督传道的宗教精神趣味盎然地传达给观众。影片开篇即展现了犹太人宾虚和罗马人梅彻拉由童年好友变成了民族斗争敌对势力的矛盾变化，采用了经典好莱坞叙事的一贯手段，从一开始就设下引人入胜的悬念，从而使影片充满了戏剧张力。随着两个人的冲突愈演愈烈，情节的发展也抑扬顿挫，一波三折，在结尾处，母女俩神奇般地痊愈，宾虚也因此顿悟宗教的宽恕精神，都充分借鉴了经典好莱坞戏剧性的叙事技巧。不过影片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条隐在的情感线索，即宗教的救赎精神才是根本的救世之道，这使影片上升到了一定的哲学高度，挣脱了普通情节剧的拘囿。《角斗士》也一样延续了经典好莱坞叙事模式：正义勇敢的人物形象，有着显在因果关系的复仇主题，再加上曲折离奇的情节、感人的爱情亲情，使影片具备了丰富的故事感和巨大的情感张力，其精巧娴熟的叙事模式至今仍被视作是不可多得的经典。《勇敢的心》以宫廷和战争两条线索展开叙事，梅尔·吉布森将经典好莱坞的叙事技巧娴熟运用，将血性的复仇、凄美的爱情、恢宏的战争场面、美丽的苏格兰风光等元素糅合在一起，不仅情节引人入胜，表达的精神意义也深入人心。影片具备了好莱坞主流电影的各种基本特征：大投资、大明星、经典的情节模式、传统却被娴熟驾驭的电影语言、典型的好莱坞价值观念等，共同成就了一部标准的好莱坞银幕史诗。
　　这类影片将主题表达不露痕迹地缝合在精巧的叙事中，既有极强的观赏性，又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深刻的主题含义，这一叙事手段的成功运用有赖于其成熟的类型经验与个人化叙事风格的完美融合。麦茨认为：“电影叙事形式通过无数部影片的程式和重复运用而稳定下来，逐渐具有比较固定的形态……虽然叙事影片的大组合段可能有变化，但是，任何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改变它。……富于创造性的艺术家的独创性在于绕过常规，或者巧妙地利用常规，而不是违背或破坏常规。”可见创新不等于摒弃常规，叙事模式创新的基点就在于那些貌似老套的规则与惯例之中，只有深刻把握同类题材成功之作最基本的原则和要素并加以娴熟运用，并在此基础上糅合独特的个人化叙事风格，才有可能做到在谙熟其有的基础上创生其无。《宾虚》、《勇敢的心》、《角斗士》有着明显的相似性，都是在复仇主题下主人公与反面人物展开一场殊死的争斗，从而树立起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人物形象，尽管如此，几位主人公的形象并没有流于类型化，这有赖于其在细节翻新中以独特的视角对主人公性格作全面细致的揭示，从而塑造出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这一个”英雄。此外，模仿经典并不等于对经典的复写，经典好莱坞叙事往往在最终的结局彰显善恶各有报应的基本道德规范，但在《勇敢的心》中，并没有炮制一个大团圆的惯用结局模式来迎合惩恶扬善的理念规范，而是采用了发人深思的结局：忍受酷刑、临死前仍在大呼自由的华莱士不仅使影片保持了强烈的悲剧品格，并暗示自由精神会长存下去、后来人必将继续争取自由这一伟大的事业，在视觉和心理冲击力上都给人以全新的震撼。

　　(二)人物类传记片：探索传记片新的叙事革命
　　1、政治人物类：散文化的叙事风格
　　关于政治人物类的传记片，常常涉及到某些历史时期的重大政治事件，在主题表达上包括战争与和平、民族独立、种族主义等严肃话题，影片创作必然要站在较为严肃的立场对其进行批判和反思。此时，传统戏剧性结构的叙事模式远远不能承载其精英化叙事的深刻内涵，这就要求影片在表现形式和叙事手法上要有新的突破。
　　传统的戏剧性情节结构，以悬念、矛盾、意外和偶然性等元素构造波澜起伏的故事，而反情节的现代电影使我们从对故事的迷恋中跳出来，去关注现实背后所隐含的东西。这些政治人物类传记片尽管没有像一些先锋电影一样以明显的反情节性颠覆经典好莱坞叙事传统，但还是在极大程度上淡化了戏剧性，普遍倾向于较为散文化的叙事方式。
　　这类影片在叙事上对人为的编造与戏剧兴奋点并不感兴趣，而是随着个体生命生活流程的自然展开，把注意点更多地集中在对人物本身的关切上，通过传主的个人视角去揭示历史环境。这样观众在欣赏影片时的关注重心由故事变成被讲述者的人生状态及历史环境，读解影片的过程好似在人生旅途中不断深入的状态，观众在潜移默化、水到渠成的情绪积累中完成对生命复杂性和整个人类生存状态的思考，从而使影片的现实意义得以实现。这样的叙事乍看平淡，但它在对人物和事件的细致刻画中结合社会现实问题的暗线处理，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含蕴。这种散文化的叙事风格极为适合对严肃政治人物形象的塑造：《甘地传》择取甘地一生的主要政治事件和生活片断，以形散而神不散的形式，缓慢而细致地逐渐展现人物的奋斗、抗争及命运变化过程，并竭力使其叙事贴近生活的本来面貌《阿拉伯的劳伦斯》打破了传统的情节模式，以倒叙的手法开篇首先交代了劳伦斯的意外丧生，从一开始就奠定了整部影片的悲剧品格，然后随着生活流的自然展开，在对劳伦斯沙漠经历的描述中，使一个另类的沙漠英雄形象渐渐在观众心目中清晰起来。
　　传记片着重描述的对象是个体生命，而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对内心的刻画往往比简单描述人物本身的经历更有意义。这些传记片刻意保持现实生活的松散结构，将历史事件以貌似散乱的方式加以拼接，这样就从过于情节化的结构模式中解脱出来，转而侧重于对人物心灵变化的深入探讨、开掘人的微观世界的复杂性，从而使影片的深层叙事目的得以实现。《辛德勒名单》中的多个场景，尤其是表现犹太人苦难的各个片断之间没有必要的逻辑和联系，更谈不上戏剧冲突，而是以纪录片式的手法真实再现了犹太人所受的苦难。创作者以普通人的正常情感和心理来把握辛德勒的心路历程，从而形成了巨大的情感张力。当他作为一个投机商人、嗜酒好色之徒被表现的时候，人们将之作为人性中可以理解的一方面来接受，当他目睹屠杀而心生悲悯之情时，观众也感到其心理变化有迹可寻，之后随着影片展示犹太人的苦难越来越深重时，观众盼望其被解救的心情越来越强烈，于是当他们看到辛德勒不顾一切解救犹太人时被深深打动。影片在看似散漫的叙事中运用了紧紧追随观众的心理蒙太奇，使得一个真实可信、立体饱满的人物形象得以确立，这远远比在二元冲突的戏剧化叙事中塑造的完美英雄形象更加成功。
　　2、其他人物类：类型的杂糅与融合
　　大多数平庸的影片都拘囿于同类型的艺术惯例和规范，往往形态特征相似，难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类型常规、叙事风格较为突出的影片则常常成为经典之作。传记片《公民凯恩》之所以常常被后人引为经典，除了运用深焦镜头等摄影技巧的进步，还在于其新颖丰富的类型技法：它“采取了新闻报道类型片的程式”，“苏珊的戏也用了歌舞片的表现手法……更广义上讲，还运用了侦探片的手法……几乎同等程度的使用了几种类型片的程式”。可见，影片叙事要在吸取原有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努力打破不同类型的界限与成规，进行类型的杂糅与模仿，并结合多种艺术表现手法以适应观众不断增长的审美需求，才有可能获得新的生命力，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杰出作品。
　　奥斯卡最佳传记片中，较之于政治人物类，以科学艺术家等人物为传主的影片在表述方式上更加灵活，大大突破了形式上的局限，在类型的缝合、嫁接以及某种特殊的风格化诉求等多方面做出不少全新的艺术探索，对后来的传记片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参照。在这些传记片中，可以明显看到对不同类型叙事元素和技巧的借鉴与运用。如《左拉传》中大量的法庭辩论场景堪称经典，具有不少法庭片的特点，大大增强了影片的现实感和观赏性。《莫扎特》则是典型的音乐传记片，影片将莫扎特的音乐创作同其生活经历有机结合，大量的音乐不仅仅作为背景，更是作为一种渲染氛围、构造情节的重要元素自始至终贯穿在影片中，使人在对其作品的深刻理解中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新世纪以来，对于其他影片类型的借鉴在传记片创作中更是蔚然成风。2001年的《美丽心灵》打破了传记片的叙事常规，尝试运用梦幻、幻想等手法进入到人物的内心。以悬疑片的方式表现纳什的幻想世界，同观众造成了间离的效果。影片中客观现实与主观想象交错出现，在观众与主人公之间垒起了一道墙，观众在真实与虚构间质疑，同时被紧张的情节深深吸引。约翰·马登执导的《恋爱中的莎士比亚》融合了喜剧片的因素，将莎士比亚的艺术创作同曲折的爱情故事、滑稽的插科打诨结合起来，在揭示人物内心隐秘的同时，也展现了维多利亚时代自由放荡的世俗风情。以拳击手作为表现对象的《百万美元宝贝》则大量糅合了体育片的表现手法，其中精彩的拳击场面极大地满足了观众的观赏性需求。可以看出，这些影片无一例外地对其他类型进行了大胆借鉴，使历史描述和艺术创新交相辉映，超越了一般传记片的叙事格局而独辟蹊径。
　　
　　三　结语：启迪与借鉴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见，奥斯卡最佳传记片是极富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影片类型，它显然兼具了艺术和商业的双重成功，代表了电影艺术和工业双重本性的完美统一。奥斯卡最佳传记片不仅为我们考察艺术性和商业性兼具的优秀影片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视角，也对于我国的传记片创作提供了诸多可供参照和借鉴的艺术经验。
　　由于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意识形态、文化心理结构以及价值取向等各方面的巨大差异，我国传记片创作在主题表达、叙事方式、审美特征等各方面同奥斯卡最佳传记片存在着很多不同。我国传记片创作尽管积累了一些优秀经验，但多数作品教化特征明显、叙事形态单一、人物形象模式化且票房低迷，整体创作面貌还没有形成一种成熟的规模和气势。反观我国本土传记片创作，如何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奥斯卡优秀传记片的精神内核与创作技巧，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今天，模式化的创作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审美期待，人们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艺术家们，希望传记片创作能取得新的突破。近年来，在我国涌现出了大量优秀的传记电影，像《焦裕禄》、《孔繁森》、《相伴永远》、《嘎达梅林》、《邓小平》、《任长霞》、《吴清源》等一大批作品不断问世等等，这些影片使教化、审美、娱乐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相结合，较以往更为成熟。但这些影片的艺术成就同奥斯卡最佳传记片相比，还有一定差距。纵览奥斯卡最佳传记片，富有更多的艺术魅力：或写实、或写意，或朴素、或华美，或凝重、或清新，或激情洋溢、或深邃绵远，种种富于想象力和历史感的画面、语言、音乐、情境，将观众带人了充满魅力的电影世界，使人徜徉其间、感同身受。
　　保持中国电影的优秀叙事传统，如某种诗化风格等，形成与西方传记片迥异其趣的叙事风格和美学品质并与之抗衡，也是我国传记片的一条独特道路。我国有一些传记片采用与中国文化意境相符的散文式风格，以诗的意境营造影片氛围，还比较独具特色。如郑洞天执导的《故园秋色》。在突出东方文化特色的同时，我国本土传记片创作要努力创新和寻求多样化的叙事途径，使制作更加精巧化，主题更具人性内涵，使影片更加符合观众的思想、心理、情感状态及电影市场的热点、共性、主流趋向。这可能是一个艰难的艺术探索过程。近年来的一部传记片《吴清源》也代表了我国传记影片某种新的探索。《吴清源》将主人公在变幻动荡的时代传奇丰富的人生际遇以一种云淡风轻的风格展示给观众。影片几乎去掉故事的逻辑顺序和传奇色彩，去掉叙事的戏剧性，而是大刀阔斧地截取其人生的一些横截面，专注于人物的情感和内心世界，拍出了自己独特的味道。这和奥斯卡传记片创作上的一些优点是不谋而合的。
　　从对奥斯卡传记片的研究转入对我国本土创作的现实思考，可以发现，我国传记片创作尚未形成自己的独有风貌，尽管近年来也有不少的创作者努力借鉴国外优秀传记片的优秀经验，但往往都是一些浅层的照搬，没有真正将其丰富多样的表现手法和技巧运用自如，这有待于我国传记片创作理论的不断丰富和艺术实践的不断提高。我国传记片只有在继承本民族美学精髓的基础上，广泛吸取奥斯卡传记片等同类优秀作品的创作经验，才有可能创造出穿透历史、超越现实、真正打动人心的作品，从而为中国观众打开一扇通向历史伟人情感世界的大门，奏响一曲有民族特色的生命交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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