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GE剥离金融业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启示

　　通用电气公司曾经是公认的将产业和金融结合得最好的公司，其产业与金融结合的发展模式，不仅为其利益相关者创造了最大价值，而且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的成功典范，然而它最终却退出了产融结合模式。论文在介绍产融结合的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通用电气公司剥离金融业的必要性，并对我国工业经济的企业的战略实施提出参考性建议。

 

　　1产融结合相关理论研究

 

　　1.1金融资本理论

 

　　广义的产融结合是指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通过股权融合及业务合作等各种形式的结合与互动。狭义上或真正意义上的产融资本是指企业通过涉足产业与金融领域实现产融互动，最大限度地提升企业价值的过程和活动。

 

　　奥地利经济学家鲁道夫·希法亭对于资本主义金融资本和产融结合问题进行了系统化并富有成果的研究，他于1910年出版的《金融资本一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一书，明确地提出了“金融资本”这一理论范畴。在有关金融资本的形成及其影响方面，希法亭首先根据股份公司在促进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相互渗透中的作用，提出了资本二重化的观点，即资本的虚拟化和创业利润的形成。

 

　　1.2协同效应理论

 

　　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通过收购与兼并，会产生巨大的协同效应，即经营协同效应与财务协同效应。由于竞争的加剧，企业也要谋求进行跨行业经营，以充分利用其资本等各种资源，节约管理费用，达到规模效益。

 

　　1.3金融机构控制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股东进一步法人化和机构化的趋势使得发达国家股东高度分散化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由于机构投资者如退休基金、保险基金等迅速兴起，公司的股权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机构投资者所占股份达到了80%以上。这一变化使得机构投资者无法“用脚投票”来漠视公司的经营状况，而是开始用手投票，而这种趋势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形成有效的控制，从而迫使企业的决策迎合其偏好。这种理论以贝恩·明兹和米切尔于1985年的著作《美国企业的权利结构》中提出了“金融霸权”论为代表。

 

　　2 GE剥离非相关金融业务的必要性

 

　　2.1分红与回购压力引发的能力退化

 

　　GE 是一家从事技术、媒体、金融服务等多元化经营的全球性公司，发展至今已经成为全球产融结合的经典案例。GE Capital Service不仅为其利益相关者创造了最大价值，而且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的典范。然而2015年4月， GE宣布将“改弦易辙”，剥离大部分金融业务，转型为一家“更简单、更有价值的公司”。

 

　　究其根本，金融机构控制论及“股东价值最大化”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突出原因，它所导致的分红与回购压力不断增大，从图1可以看出，GE 20年的分红与回购支出呈波动上升趋势，即便是在07年金融危机之时，该项支出占比仍高达1.14，这意味着GE以负债为基础进行利润分红与股票回购。而这种以高负债为基础的金融资本的扩张，一方面，不仅无益于企业利润的提升，反而增加了金融风险，加重了企业的费用负担，降低了企业利润;另一方面，这使GE对能力维持与升级的投资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从而导致了能力退化;而为了重启能力建设、尤其是应对先进制造业与工业互联网的挑战，GE必须剥离那些超出系统集成范围的、高风险的非相关金融业务。

 

　　2.2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险

 

　　次贷危机期间，GE 未能保持住良好的经营业绩。总体来看，GE 集团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在次贷危机后明显下降，其中总营业利润从 2007 年的 268 亿美元降至 2009 年的179 亿美元。在 GE的五个业务模块中，除了能源基础设施模块的营业利润在每年增长外，其他四个模块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GECS 的降幅最为明显，其 2007 至 2009 年的营业利润下降了108亿美元。金融模块GECS的利润变化上下震荡极其不稳定，这对要求获得稳定的利润增长的GE产融结合模式来说非常不利。

 

　　1996—2007 年，GECS的利润贡献度基本维持在40%以上，而次贷危机后，润贡献度陡然下降，2009 年仅占总收益的13%，2010 年回升至 25%，但仍远低于2007 年之前的利润贡献水平。

 

　　此外，次贷危机引发的客户违约情况，导致GECS利润严重萎缩。 2007-2009年，拖期90天以上的无收益应收账款占比从1.4%激增到3.8%;消费信贷部门(以非相关金融业务为主)的坏账比例和贷款损失准备金水平更是远高于工业信贷部门，金融资本的获利能力在次贷危机的冲击下显得极其脆弱，变成了实质意义上的金融拖累。

 

　　3启示

 

　　在经济全球化、中国加入WTO和实施“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越来越引起我国企业界和理论界的重视，GE剥离金融业并不意味着普遍意义上的产融结合模式的失败，但是如何采用抑或是否采用产融结合模式是我国工业企业应该思考的问题。

 

　　3.1开展相关多元化的金融业务

 

　　增加研发支出，企业若没有好的工业产品，就没有好的工业服务。在此基础上，开展相关多元化的金融业务，即开拓与公司现在的业务在价值链上拥有竞争性的，有价值的“战略匹配关系”的新业务，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集团内部的有效整合，提高集团的核心竞争能力，创造持续的竞争优势。

 

　　3.2合理分配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规模比例

 

　　郎咸平教授的研究发现，GE金融业的营业收入所占比例在20年间由1%增加到50%，但其利润贡献却只有25%。制造业的营业收入所占比例由85%下降到50%，却创造出整个集团75%的利润。“制造业才是韦尔奇上台以前的GE核心竞争力。”既然企业是以产业资本为中心开展金融业务，那么就应当以产业资本为主，避免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侵蚀。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规模比例应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应从数量上减少金融资本的份额，控制金融资本的无限扩展，降低金融风险，减少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负面影响。

 

　　3.3适度淡化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意识形态

 

　　解决结构性问题可能需要危机(包括战争)介入，但是这并不是宿命论。在史蒂夫·乔布斯时期苹果公司坚持不分红的战略，他认为将现金返还给投资者，意味着公司已丧失了想象力。搜索引擎巨头谷歌也一直是分红的反对者，股价交易保持在645美元左右，仍然在向资产负债表增加现金。这些公司在保持高盈利能力的同时分红与回购几乎为零，避免了利润分红与股票回购的压力，保证企业具有足够的现金流与研发支出，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适度淡化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意识形态的合理性。

 

　　作者：张苗 来源：科教导刊·电子版 2016年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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