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家庭积极关系的实证统计分析

 以往对工作家庭关系的大部分研究集中于工作家庭冲突即二者的消极关系上，而在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转型的社会背景下，由于组织的工作环境和员工的家庭结构都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人力资源管理专家和企业管理者开始重新审视工作家庭关系的内涵，认为工作家庭之间不仅存在消极关系，也存在积极关系，并且后者的关系更值得深究。所谓工作家庭的积极关系，是指工作和家庭之间的相互增益，即工作/家庭为个人提供各种资源，如尊重的提升、收入的增加等，以有助于个体更好地参与其他领域的生活。基于此，我们对工作家庭积极关系的文献从理论基础、发生机制及变量测量等方面进行梳理，加以评述，为今后的进一步理论研究探索方向。
    一、相关概念辨析
    文献回顾发现，描述工作和家庭积极关系的相关概念比较多，一些近似的概念出现了不加辨析的混用状况，概念的不清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因此，为了推进本领域的研究，首先需要对基本概念进行辨析。现有研究中提到的相关概念有“增强(enhancement)”“正向溢出(positive spillover)”“丰富(enrichment)”以及“促进(facilitation)”等。Carlson等(2006)对上述概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指出它们的区别在于：(1)Enhancement是指个体获取的资源和经验有利于其更好地面对生活的挑战，关注的是个人所获取的益处及其对生活领域可能造成的显著影响；(2)Positive spillover指在一个领域中获得的经验如情绪、技能、价值观和行为，会使其他领域以趋同的方式发展，或者说经验从一个领域的向另一个领域转移；(3)在第二个概念的基础上，Enrichment指在一个领域中加强的角色绩效有利于个体在其他领域中的表现，即强调的是绩效从一个领域向其他领域扩散；(4)Facilitation指在一个领域中所产生的益处可以增强其他生活领域的作用。就后两个概念而言，Enrichment关注的是个体层面的角色绩效或生活质量，而Facilitation是从组织系统角度出发，强调整体功能的全面改进。总的来说，研究者们对工作家庭之间相互增益的积极关系的内涵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但是均指出了个体在扮演工作和家庭角色的过程中，所获得的资源和绩效发展能够通过在工作与家庭领域之间的相互转移、吸收和增强，从而实现工作和家庭的绩效能够相互增益的结果。本研究把工作家庭积极关系具体表述为工作家庭增益，其内涵主要包括“丰富(enrichment)”和“促进(facilitation)”两层含义。
    二、工作家庭积极关系的理论溯源
    研究者对工作家庭积极关系产生的原因及其机制从不同角度作出解释，从而概括成三个代表性的理论：角色累积理论(Role Accumulation Theory)、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边界理论(Border Theory)。
    (一)角色累积理论
    Sieber(1974)指出，同一个体扮演着多种角色，而不同的角色体验及其经验累积会带来扩散性增益，即在某个角色上的良性体验会使得个体在另一个角色上获得积极的绩效改善结果。这一观点得到Marks(1977)的认同，并在后者的研究中得以支持和验证。Greenhaus和Powell(2006)则从三个角度总结了个体扮演的不同角色所带来的好处：首先，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中的相关经历均会产生幸福感，个体的多种角色累积都能带来生理和心理上的益处。其次，当个体既扮演工作又扮演家庭角色时，角色的紧张和忧虑会受到缓解，即角色组合的结果能够减轻某一特定角色带给个体的压力和困扰。最后，一种角色的经历能对另一种角色产生积极的启示。
    角色累积理论是建构工作家庭积极关系的重要基础，它有助于我们从新视角审视工作家庭关系，即个人同时参与的多种角色之间是能够实现相互增益的。
    (二)生态系统理论
    工作和家庭都是社会中存在的子系统，因此，可以从系统的角度来理解工作家庭积极关系的产生及其体系。生态系统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个体无论是在工作抑或家庭的子系统中，都具有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倾向，这种倾向使得个体总是会努力获取对自身发展有帮助的资源并加以利用，以增强其参与各个系统活动的总能力。由此，生态系统理论有助于解释积极关系产生的机制及其可能的预测变量。即根据该理论，社会环境中的各种资源是积极关系产生的基础，而个体总是不停地穿梭于不同的子系统中，并通过自身与周围环境的持续相互作用，获得并利用各种资源的优势从而使个体得以成长和发展。
    (三)边界理论
    边界理论是解释工作家庭积极关系的一个较新视角。Nippett-Eng提出，“边界”通过两种形式发挥作用：一是边界设立，即个体在工作和家庭之间设立边界；二是边界跨越，即个体在两个角色之间徘徊。他认为角色关联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一端是角色分割，另一端是角色整合(刘永强等，2008)。当角色边界是灵活的、可渗透的或者两个角色所要求的个人特征相似时，不同的角色之间比较容易得到整合；反之，当角色边界是比较固定的、不可渗透的，且不同角色所要求的特征具有较大差别时，则会出现角色之间的分割。基于此，美国学者Clark指出，可以从新的视角——边界理论——出发来研究工作家庭积极关系。Clark认为边界主要有物理的、世俗的和心理的三种表现形式。物理的边界是指工作和家庭空间上的分割；世俗上的边界是指时间上的分割；而心理上的边界则是描述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分割。边界理论的核心理念是，工作和家庭之间互相增益的过程就是边界跨越的过程，由于跨越边界的主体是人，因此，个体的心理和行为方式改变在边界跨越过程中需要给以高度的重视(刘永强，赵曙明，2006)。
    三、工作家庭积极关系的发生机制
    在工作家庭关系的研究领域中，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工作家庭相互增益关系的由来及其内在机理。目前，有三个成熟的研究模型得到研究者的普遍认同，它们分别从工作对家庭产生积极影响，或者家庭对工作产生积极影响的角度建构二者的积极关系。
    (一)“资源—增益—发展”模型
    Wayne等(2007)从宏观的系统角度，基于积极组织学、生态理论和资源保护理论，首次提出“资源—增益—发展”的整合模型(见图1)，解释了增益发生的原因及其过程机制。模型的出发点是资源，这是一切增益产生的根基，而增益的发生主要来自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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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身成长、发展的本质追求，即个人总是将其在某一领域内成长的经验和所获得的资源用于其他的领域，以获得最大化的个人发展。Wayne等学者的研究就是基于这样的逻辑思考，从而揭示出环境资源对于工作、家庭增益会带来积极的影响，而影响程度会受到个体需求因素的调节。遗憾的是，模型中没有对工作影响家庭，抑或家庭影响工作的角度对增益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个体特征如：积极的情感　自我效能　工作身份
    增益如：工作对家庭的增益
    工作系统的成员对系统功能的评价如：二元关系的质量　工作团队的内聚力　所感知的有效性
    环境资源能量性资源(energy resource如：丰富的工作发展机会　支持性资源(support resource)如：同事和上级的支持　支持性的工作-家庭文化　条件性资源(condition resource)如：有威望的工作　高薪酬的工作
    需求特征如：性别　社会阶层
    家庭系统成员对系统功能的评价如：婚姻质量　父母和孩子的相互作用　家庭幸福感
    
    图1　“资源—增益—发展”模型(Wayne et al，2007)
    (二)系统模型
    Grzywacz等(2007)认为工作家庭增益的积极关系是一个多层面的过程，既包括个体层面也包括系统层面的增益。个体参与工作或家庭活动的过程，会影响到其所掌握的资源，即个体会获得资源，也会消耗资源，也可能增强资源的效能。基于角色累积理论，个体参与多种角色可以获得益处，即资源获取；基于资源稀缺假说理论，个体扮演不同角色会投入时间，消耗精力，即发生资源耗竭；而基于角色扩张假设，个体扮演不同角色则会产生成就感、增加知识技能等，即资源增强。该模型(见图2)认为，这些资源的改变会使得发生于某一领域的益处积极地改变另一领域的相关特征。
    在工作/家庭中的参与　资源获取　资源耗竭　资源增强　系统层面　系统催化　个体催化　个体层面　改变扩大　社会系统增益：家庭/工作
    
    图2　工作家庭积极关系的系统模型(Grzywacz et al，2007)
    (三)双路径模型
    Greenhaus和Powell(2006)从工具和情感两个角度出发，提出了双路径模型(见图3)，该模型的核心是工作家庭增益通过工具路径和情感路径两条路径得以实现。模型中的角色A和B可以分别理解为参与工作角色和参与家庭角色。在角色A中获得的资源不仅促进了角色A的高绩效，而且还促进角色B的高绩效。在促进角色B高绩效的过程中受到工具路径的调节变量的影响。从角色A中获得的积极情感与角色B的高绩效受到情感路径的调节作用。
    工具路径的调和变量　角色B的显著性　感知到的与角色B的相关资源　资源与角色B的需求和规则的一致性
    在角色A中产生的资源：技能和观点　心理和生理资源　社会资本资源　灵活性　物质资源
    角色A的高绩效　角色A的积极情感
    角色B的高绩效　角色B的积极情感
    情感路径的缓冲变量：角色B的显著性
    
    图3　工作家庭积极关系的双路径模型(Greenhaus and Powell，2006)
    四、测量工具的发展
    工作家庭积极关系的实证研究发展比较缓慢，其主要原因是测量工作发展的滞后。尽管Siber在1974年就提出个体对多种角色的参与是有益的，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测量工作家庭积极关系的量表开发并未成为研究重点，因而相关的实证研究相当缺乏。测量工作发展的落后主要由于对工作家庭积极关系的概念未能形成一致的看法，在分析层面上存在个人层面和系统层面的区别，因此难以形成对工作家庭积极关系的统一和有效测量。目前，针对前面提及的工作家庭积极关系的几个主要解释概念，已经开发出测量“正向溢出”“丰富”和“促进”的量表，其中，对工作家庭正向溢出这一概念的量表开发相对比较成熟。而Carlson等(2006)对过去30多篇有关工作家庭增益维度研究的文献进行了回顾，用两个实证研究测试和纠正了以往的一些测量量表，构建了个体层面的工作家庭积极关系的六维模型量表，即工作对家庭增益的三个资源维度：发展性资源、情感性资源、物质性资源；以及家庭对工作增益的三个资源维度：发展性资源、情感性资源、效能性资源。
    五、未来研究建议
    工作家庭积极关系作为工作家庭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我们认为未来需要关注以下几方面的研究：(1)现有的关于工作家庭积极关系的测量工具的开发，只侧重于个体层面上，缺乏系统层面上的测量。而且目前的测量工具开发主要是基于西方文化背景。由此可见，未来的研究需要从更广泛和综合的层面以及不同的文化情境下理解工作家庭增益的过程。(2)对工作家庭之间相互增益的积极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工作对家庭的增益，忽略了家庭对工作的增益。而在工作家庭双向的互益过程中，家庭同样为个体提供了促进其在家庭和工作中获得良好表现的资源。未来应该从家庭影响工作角度进行更多研究，如家庭为个体提供积极的情感，与孩子相处的经验对工作角色产生的积极影响等。(3)目前的实证研究大多都只是探讨影响工作家庭积极关系的某一方面，而缺少同时包括个体、家庭、组织三方面在内的整合研究。从整合角度进行的研究才能真正揭示工作家庭关系的全貌，并对增益的程度进行可靠的衡量，对增益发生的机制进行科学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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