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维新与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异同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俄罗斯转型是全球瞩目的一件大事，也是当代转型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从研究俄罗斯转型的相关文献来看，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研究动向，是从制度移植的视角来对俄罗斯转型绩效的解析①。总的来看，这些研究都把俄罗斯的转型绩效归因于移入的西方制度与本国国情不相适应，进而强调文化传统、社会价值观、意识形态、社会规则对制度变迁的重要意义，认为制度移植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很可能是不能取得成功的。
    我们认为，这种基于俄罗斯转型实践的研究主要是在狭义转型——即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意义上进行的，由于缺乏丰富的研究样本，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制度移植的进一步认识。为此，我们尝试突破狭义转型视角的局限，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把转型理解为从一个社会成熟状态向另一个社会成熟状态的转变（Бузгарин и Радаев，1995），从而在经济史上寻找与俄罗斯转型类似的重大变革，通过比较来深化对制度移植的理解。我们发现，在广义转型视角下，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有许多相似之处：都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完成了对旧体制的变革，实现向新体制的一步跨越，在这一过程中政治体制和宪法体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野健一，2006）。更主要的是，日本和俄罗斯都是通过政府利用强制力量，移植西方国家的制度，试图通过政治经济体制的西方化促进私有经济的发展，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因此，对日本明治维新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比较研究，有利于充分认识制度移植的多样性，加深对制度移植和制度变迁过程的理解，从而对俄罗斯转型的发生机理、绩效和社会经济后果做出更加辩证而客观的评价。
    本文的目的，是分析为什么同为移植西方制度、推行激进式改革的两个国家，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崛起成为世界强国，而俄罗斯却在实施休克疗法后的十年里走向衰落。更进一步说，是什么决定了制度移植的成败，应当如何进行制度移植。为此，本文第二部分将在罗兰（Roland，2004）的研究基础上提供一个关于制度移植的理论说明，分析快动制度（Fast-Moving Institutions）和慢动制度（Slow-Moving Institutions）在制度变迁和制度移植过程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第三部分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案例，说明在制度移植过程中日本政府是如何对快动制度和慢动制度进行调整，从而取得制度移植成功的。第四部分则重点分析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制度移植为什么没有取得成功，应当如何理解普京对俄罗斯转型所进行的调整。第五部分总结全文。
    二、理论上的说明
    在对制度变迁的理论研究中，一般的思路是基于系统论的观点，把制度视为一个体系，将其解构为不同类型的元制度，进而分析不同类型的元制度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不同表现。显然，这种对制度的划分是基于静态的视角。在这种情况下，对制度变迁的研究只能采取比较静态分析的方法，通过比较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不同状态下，不同类型的元制度的不同表现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来捕捉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罗兰（Roland，2004）提出了一个理解制度变迁的新思路，即直接着眼于制度变迁的动态过程，根据制度变迁的快慢和连续性区分两种类型的制度：一种是快动制度（Fast-Moving Institutions），往往呈现为迅捷的、间断的大幅变化；一种是慢动制度（Slow-Moving Institutions），往往呈现为缓慢的、递增的和持续的变化。罗兰（Roland，2004）对快动制度和慢动制度的区分，旨在强调文化差异对制度变迁产生的影响。但在我们看来，这一思路没有纠结于对制度体系的解构，而是将其作为快动制度与慢动制度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制度均衡，可以更为清晰地阐释制度变迁为什么会发生、怎样发生以及何时发生。我们将借用罗兰（Roland，2004）的分析思路，但与之不同的是，罗兰（Roland，2004）过于强调慢动制度的自发演进特征，因而认为制度移植总是难以取得成功。而在我们看来，慢动制度的演变并非完全不可控，制度移植的成败既取决于移入的快动制度是否与慢动制度相匹配，也取决于能否采取措施推动慢动制度的转化适应，使慢动制度跟上快动制度变化的步伐。
    借用罗兰（Roland，2004）的分析思路，我们将快动制度界定为能够快速变革的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等。快动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可以保持相当的稳定，但一旦变化可以发生的非常迅速——甚至可以在一夜之间彻底改变。我们将慢动制度定义为缓慢变革的制度，包括文化传统、社会价值观、意识形态、社会规则等。慢动制度的变化往往缓慢而不间断，一些慢动制度——比如宗教的基本规范——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中都甚少变化。一个社会的快动制度和慢动制度应该是协调的，此时会形成制度均衡。而当一个社会的快动制度与慢动制度出现不协调时，制度均衡就被打破，制度变迁随之发生，直到快动制度与慢动制度再次协调、形成新的制度均衡时，制度变迁才会停止。
    
    如图1所示，当社会处于成熟状态a时，快动制度和慢动制度是协调的。应当注意的是，慢动制度虽然演变的速率较慢，却一直处于变动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社会规则、价值观念等慢动制度开始发生变化，发展到图中的“慢动1”位置时，原有的政治制度、法律规则等快动制度已经无法完全适应慢动制度的变化，两者之间开始出现不协调，此时开始出现对快动制度进行变革的呼声。如果这种呼声是自下而上的，使统治者做出被动的调整，很容易会引发社会革命；如果这种呼声是自上而下的，统治者主动进行调整，这就是改革。无论如何，当快动制度调整到“快动1”时，快动制度和慢动制度重新协调，形成了一个新的制度均衡。但是应当说明的是，这种通过制度的自发调整所形成的制度均衡并不一定必然带来效率的改进，此时的社会效率很可能会低于初始状态a。换句话说，自发演进式的制度变迁并不一定表现为某种制度改进，也有可能是制度倒退。
    与自发演进式的制度变迁相比，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强调的是从一个社会成熟状态向另一个社会成熟状态的改变，显然，成功的转型一定会带来效率的改进。因此，只有制度变迁后所形成的制度均衡状态下的社会效率高于初始状态时，这种改进式的制度变迁才能称之为转型。在 图1中，我们把快动4与慢动4相协调所形成的制度均衡状态标为社会成熟状态b，显然，只有当社会成熟状态b的效率高于社会成熟状态a时，社会成熟状态b才构成转型的目标。概言之，当一个社会能够确定作为转型目标的社会成熟状态b，并主动通过对政治制度、法律规则等快动制度的变革向社会成熟状态b调整时，才会发生真正意义上的转型。对这个转型目标的确定，既可以来自于对自身原有社会状态的不满，也可以来自于对其他先进国家社会状态的模仿甚至赶超。
    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更加关注通过移植其他国家的制度来进行转型的情况。如图2所示，一个社会学习其他先进国家的经验，将成熟状态b设定为转型的目标后，可以将快动制度迅速调整到“快动4”的位置。罗兰（Roland，2004）认为，在先进国家中，“快动4”需要“慢动4”与之相匹配，但是制度移植将“快动4”强加给一个具有完全不同历史和文化背景的社会，变革后的快动制度与原来的慢动制度之间就会出现不协调的情况，这决定了“最优”制度总是无法移植成功。但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快动制度与慢动制度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罗兰（Roland，2004）过于强调慢动制度对快动制度的演变的影响，认为快动制度只有适应慢动制度，才能够实现制度变迁。而事实上，快动制度同样会对慢动制度的变迁产生影响。因此，当快动制度与慢动制度之间出现冲突以后，重新实现制度均衡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如罗兰（Roland，2004）所描述的那样，使快动制度逐渐离开快动4向慢动制度靠拢，与其相适应，从而使制度变迁在达到社会成熟状态b之前就停止；另一种是使慢动制度跟上快动制度的步伐，使制度变迁达到社会成熟状态b。借用日本学者前川启治（1994）所提出来的概念，我们把制度移植后快动制度与慢动制度之间从冲突到重新协调的过程称为“转化适应”。我们将在下面的分析中说明，同样是移植西方的制度，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实现转化适应的方式不同。日本通过一系列举措使慢动制度跟上了快动制度的步伐，而俄罗斯则是通过对快动制度的再次调整来实现快动制度与慢动制度的协调。
    
    三、日本明治维新：制度移植的成功案例
    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在幕府的统治下长期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虽然其社会经济在这种相对稳定的环境下一直在向前发展，但还是没能赶上西方文明前进的步伐。当欧美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日本的国门之后，人们逐渐意识到，为了避免欧美的殖民统治，保持国家独立，必须进行一场激进的社会变革，以改变日本在科学、技术和工业方面的落后状况，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因此，在德川庆喜同意“奉还大政”之后，日本明治天皇于1868年颁布诏书，宣布“王政复古”，开始维新改革。
    按照前面构建的理论模型，日本的维新变革是从快动制度的变革开始的。明治维新的目标非常明确，即日本应通过制度移植尽快西洋化、近代化，使国家富强并增强军事实力（富国强兵）。为此，明治政府制定了以下三个目标：经济近代化（产业振兴）、政治近代化（制定宪法和设置议会）、军事近代化（对外扩张）。
    明治时期的政治法律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西方制度的移植。比如，在明治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改革文件中，《政体书》主要参考了《联邦志略》、《西洋情况》、《令义解》和美国宪法，开头的“五条誓文”是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其中所提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求知识于世界”。1871年，当日本新政权通过“废藩置县”实现大一统的时候，为了更好地建设日本，右大臣岩仓具视率领几乎当时日本新政权的所有主要成员，走访了欧美等12个国家，寻找可供日本学习的样本。1889年颁布的《明治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就是以1850年的《普鲁士宪法》和德意志各邦宪法为蓝本，在德国顾问的协助下完成的。
    在经济方面的改革中，日本也积极引进西方的先进经济体制。比如，在货币体制方面，日本当时所实行的是银本位制，而松方大藏大臣提出，日本若想成为一级强国，就必须采用国际标准，尽早引进金本位制。于是他力排众议，于1897年将日本改为金本位制。在企业制度方面，日本较早地引进了以有限责任为核心的现代公司制度。在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的构筑方面，也借鉴了西方国家的经验。另外，日本还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工艺和管理制度，引进了纺织、缫丝等机器设备，扶植采矿业、交通运输业、军事工业等产业的发展。大野健一认为，当时引进西方技术主要采取的办法有：第一，聘用外国人。明治初期的许多工厂和基础设施都是在外籍技师和管理者的帮助下建设而成的。外国人的工资非常高，甚至有些人超过了总理大臣。第二，派遣日本留学生去欧美的一流大学深造，促进日本技师的“进口替代”。第三，仿制生产、许可证生产以及签订技术协作合同。在“殖产兴业”，扶植本国产业发展的同时，日本开始推行面向海外的“贸易立国”政策，千方百计打入国际市场。1881年，日本新设了农商务省，并在其中设立商务局，专门负责“监督、奖励全国商业，扩大内外贸易，以期振兴商业权力，并同欧美各国并驰”（米庆余，1988：158）。
    通过上述举措，日本的明治维新使快动制度迅速调整到图3中的“快动4”。快动制度的突变必然会引发快动制度与慢动制度之间的不协调，这表现为，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移植后，国民对改革政策的不理解，改革政策推行的不顺利和缺乏改革人才等等。为此，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诱导慢动制度的变迁，使慢动制度跟上快动制度的步伐：
    第一，示范。为了引导社会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变革，倡导接受来自西方的事物，日本天皇现身说法，为改革做示范。那些采用了欧美机器和技术人员的新型工厂也给日本经济带来了强烈的示范效果（大野健一，2006）。到了19世纪70年代，西方化开始成为时尚，西方思想和西方物品已大为流行。吃牛肉、穿长裤、携带雨伞、炫耀手表和钻石戒指等现象开始风靡一时。1878年创作的一首叫做“文明球歌”的儿歌是这种观念的最好说明，创作它的目的是要使青年人深深感到西方文化的优 越性。拍球时，他们通过背诵被认为最值得采纳的10种东西的名字即气灯、蒸汽机、马车、照相机、电报、避雷针、报纸、学校、信箱和轮船来计算球弹跳的次数（斯塔夫里阿诺斯，2001）。
    第二，学习。为了学习西方文化，日本大量引进西方论著，成立专门调查和研究机构，调查西方新出的书籍，新创立的学说，政府组织力量翻译，引进再经加工，将其变为国民教材（渡边与五郎、李素桢、田育诚、田刚，2008）。这种对西方文化的全方位吸收无疑会引领社会价值观、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的变革。另外，日本还开展了大规模的留学教育，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和严格的选拔派遣制度，大量留学生被选派到英、美、德、法等欧美强国，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法律法规和政治制度等内容，这一方面有助于吸收西方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也为改革准备了大量的革新人才。大量留学人才的回国，成为支持维新、引领社会变革的一股重要力量。张环（2009）认为，西学的传入对日本社会尤其是武士阶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他们深受民主思想和富国强兵主张的影响，改变了思维模式，比较容易接受新制度的运行模式和规律，这些不仅为以后维新的开展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而且有助于新制度的顺利运行。在学习西方文化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岩仓使节团的出访。岩仓使节团几乎出动了当时日本新政权的所有主要成员，包括大藏、工部、外务、文部、司法和宫内省的官员51人。他们在这次出访中获得了前所未闻、前所未见的知识，欧美各国的现实对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因而，这次出访可以被视为对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进行了一次有效的“洗脑”，使他们成为支持改革的重要力量。
    第三，教育。如果说倡导学习是使日本的社会精英接受西方文化从而支持改革的话，那么发展教育则是更多地让日本的平民阶层适应快动制度的变化。明治维新以来，教育被作为国家之“大本”。来自彦根藩藩士大东义彻的《有关教育的建议》中指出，作为国家的“大体、大略”，应“先教其人民”，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教化治国，大体大略并立，才贤满期，国光可辉，陆海军可以更张，人民可和，风俗可易，商利可兴，且与美俄英法并立矣”（米庆余，1988）。明治政府大力提倡学习西方教育传统，仿效西方大学、中学和小学的设置，分区在全国开设了8所大学，每所大学下设32所中学，每所中学下设1280所小学。发达的教育保证了日本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引进、消化和吸收，使其仅用四十多年就完成了欧美国家花费将近二百年才完成的近代化任务。并且，日本明确规定，教育的目的是促进国家利益，而不是发展个人，其重点在于进行思想灌输，使之服务于“富国强兵”的国是。有关资料表明，明治时期教育发展的重点首先是小学教育，在小学教育得到稳定发展后，才扩充和加强中、高等教育。其“国民皆学”的平等教育原则、强调“实学”的功利主义目的、“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普教方针（薛进文，2010），加之教育一直处于政府的严密监管之下，使得日本的教育具有很强的“教化”功能，在这种新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对于日本的改革道路表现出更多的理解和拥护，使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向着有利于改革的方向转变。可以说，对教育的重视是推动日本的慢动制度变革，使之与快动制度相适应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举措②。
    从理论上来说，慢动制度并非永远不动，而是始终处于缓慢的演进之中，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表明，教育、示范、学习乃至奖惩等方式在诱导慢动制度变革方面是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这样，在图3中，当“快动4”与慢动制度之间出现不协调时，既存在着慢动制度对“快动4”的“拉力”，要求对移入的制度加以转化，以和慢动制度相匹配；也存在着“快动4”对慢动制度的“拉力”，要求慢动制度及时跟进，与快动制度相适应。如果转型方案选择得当，慢动制度是能够逐渐变化到“慢动1”、“慢动2”、“慢动3”、“慢动4”，最终跟上快动制度的步伐的。
    综上，明治维新使日本的政治经济制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通过移植西方国家的先进体制，日本建立了“三权分立”式的君主立宪政体，市场经济初步形成，纺织业、交通运输业和军事工业迅速发展，产生了几大财力雄厚、延续至今的财阀。而这种制度移植的成功，得益于日本政府采取思想灌输、利益诱导和示范效应等方式对慢动制度的引领，从而使慢动制度跟上了快动制度的步伐。“西服流行的同时，和服被当做最华丽的礼服保留了下来；酒吧多起来了，茶室依然是人们的精神净地；西洋歌剧开始唱响，能剧和歌舞伎在走向极致；当油画开始绚丽夺目时，浮世绘也成为世界绘画的一大流派”（张环，2009），这可以看作是快动制度与慢动制度完美结合，形成新的制度均衡的一个写照。
    
    四、重新审视俄罗斯的制度移植
    日本的明治维新发生在幕府倒台之后，与此相类似，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也伴随着政权的更迭，发生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之所以要移植西方制度，实行激进改革，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苏联所建立的斯大林式的中央集权体制是明显区别于西方的，在历史上，苏共领导人如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以及戈尔巴乔夫，曾经几次对斯大林式的中央集权体制进行改革，但是改革的效果都差强人意，人们逐渐丧失了对传统体制的信心，越来越要求采取一种不同以往的改革路线，将原来拟定分阶段做的事情一次性完成。而移植西方制度有利于对传统体制进行更为彻底的改革。第二，当时的俄罗斯经济形势极其严峻，因宏观经济比例失调而引发的通货膨胀危机、因黄金外汇储备短缺和贷款能力下降所引发的支付危机、因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丧失资源配置调节能力所引发的体制危机同时并发，使得能否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援助成为渡过危机、进行改革的先决条件，而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就必须按照其所推行的“华盛顿共识”来进行体制的改革和转型。“华盛顿共识”是基于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所形成的以“经济自由化、产权私有化、宏观经济稳定化”为主要支柱的一整套发展理念，接受 “华盛顿共识”也就意味着要通过移植西方的制度来进行改革，向西方体制转型。
    按照前面构建的理论模型，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也是从快动制度的变革开始的。在叶利钦的领导下，俄罗斯在政治上确立了三权分立式的制度框架。在1993年经全民投票通过的宪法中规定：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由俄罗斯联邦总统、联邦会议（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俄罗斯联邦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法院行使，确认了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以及主权在民、多党制的基本原则，为俄罗斯的新型政治运行奠定了基础。在经济上，为了与政治体制相适应，叶利钦选择了亲西方派的盖达尔主持改革，试图建立起美国式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第一，在财产制度方面，将大部分国有资产私有化，形成了私营企业占主体，其他非国有经济并存的所有制格局，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条件。第二，一次性全面放开价格，使价格不再受政府管制，而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第三，取消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并实行卢布的可自由兑换。另外，俄罗斯还大量移植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建立保障市场竞争的法律与制度环境。
    通过上述举措，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使快动制度迅速移动至图4中的“快动4”。快动制度的突变同样引发了快动制度与慢动制度之间的冲突。已经有许多学者把俄罗斯休克疗法后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混乱、经济严重滑坡归结为移入的西方式的自由和民主制度与俄罗斯的传统和国情的不适应。比如，田春生（2007）就指出，俄罗斯历史上的村社集体主义和集体农庄制度、俄罗斯的散居特点、非商品意识和非民主传统、俄罗斯的集权统治和高度集中体制、俄罗斯的大国意识和斯拉夫主义的俄罗斯情结等，这些与西方式的自由和民主都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以“移植资本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转型，是俄罗斯过去10年经济危机和衰退的根源之一。基尔金娜（Кирдина，2000）甚至认为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组织形式可以归结为X和Y两种理想类型，二者在其核心制度上有着根本的不同，其中，X型制度模式在俄罗斯和亚洲、拉丁美洲国家占主导，Y型制度模式则在多数西欧国家和美国占主导。可以将俄罗斯自彼得大帝时期的历史理解为一系列试图应用Y型要素的失败的改革尝试，19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只是最近的一个例子。
    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不同，当快动制度与慢动制度出现冲突时，俄罗斯的转化适应不是通过诱导慢动制度跟上快动制度的步伐，而是进一步对快动制度进行调整以实现快动制度与慢动制度的协调。这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继盖达尔下台之后出任俄罗斯总理的切尔诺梅尔金开始对休克疗法加以调整，强调要使经济政策“更符合实际”（郭连成，2005）。1996年2月28日，切尔诺梅尔金对法国记者说，俄罗斯有自己的特点，因此既不能模仿法国和德国，也不能模仿美国和日本（关雪凌，2000）。在此之后，俄罗斯开始逐渐加强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干预和控制，经济体制也日益从原来的主张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向主张国家干预和调节的混合经济体制转变。对于普利马科夫时期的经济政策，还出现了“名义上的新自由主义，实质上的平民主义”的评价（冯绍雷，2007）。我们把这一过程描述成图4中的“快动4”被调整到“快动3”。第二个阶段，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系统阐述了其治国理念，强调要将市场经济和民主的普遍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探索自己的改革道路和寻找自己的改革目标。在此基础上，他采取措施打击寡头，强化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通过建立“可管理的市场”和“可控制的民主”进一步使快动制度向俄罗斯本土价值回归。我们把这一过程描述成图4中的“快动3”被调整到“快动2”。经过两次调整之后的快动制度终于实现了与慢动制度的协调③，使俄罗斯走上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之路。
    
    许多学者对俄罗斯在普京时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赞誉有加，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虽然普京时期的俄罗斯实现快动制度与慢动制度的协调，但这种协调主要是通过快动制度向慢动制度回归实现的。即使这种回归所达到的“快动2”与“慢动2”相协调的制度均衡状态是有效率的，俄罗斯也走了很大的弯路，付出了过多的代价。而事实上，目前俄罗斯所处的“快动2”与“慢动2”相协调的制度均衡状态很可能并不是一个社会成熟状态。无论是从“梅—普”组合的双权力结构来看，还是从以寡头垄断为特征的市场结构来看，抑或是从俄罗斯资源依赖型的出口结构来看，俄罗斯都远远没有建立起保证经济长期繁荣和发展的制度结构。因此，如果把转型看作是从一个社会成熟状态向另一个社会成熟状态转变的话，那么“普京之治”只是表明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在制度变迁方面所作努力的失败，此时的俄罗斯不是处在转型的终点，而是重新回到了起点。而世界金融危机后俄罗斯所提出的“全面现代化”战略，则可以看作是俄罗斯再次启动制度变迁过程的开始。
    作为一个制度变迁过程而言，它一定是通过快动制度和慢动制度的交替前进实现的。慢动制度不变而仅仅是使快动制度与其相适应只能称之为制度调整，而不是制度变迁。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表明，对慢动制度的诱导是制度变迁成功的关键。显然，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制度变迁完全忽视了对慢动制度的诱导，而普京时期的俄罗斯则过于强调慢动制度对快动制度的制约作用，可以预见，如果俄罗斯的“全面现代化”战略依然没有做到正确诱导慢动制度的变革，那么俄罗斯的制度变迁仍然无法达致一个社会成熟状态。
    五、小结
    制度移植是转型方式的一种类型。在当代，对制度移植的深入研究主要来自于对俄罗斯等转型国家所实行的“休克疗法”的观察，因而主要是在狭义转型——即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意义上进行的。我们认为，狭义转型视角下的制度移植研究仅仅把俄罗斯等转型国家案例视为研究对象，相关研究总是基于下述两个原因裹足不前：第一，由于缺乏丰富的研究对象，对制度移植的研究更多的是在与中国式的渐进改革的比较中得以深化的，这使得对制度移植的认识有绝对化的倾向，认为制度 移植从普遍的意义上来说必然导致失败。第二，由于俄罗斯等转型国家制度变迁的长期效果尚未充分显现，对制度移植的讨论往往缺乏充分的经验事实作为支撑，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容易引发争议。在本文中，我们尝试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把转型理解为从一个社会成熟状态向另一个社会成熟状态的转变，从而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比较研究深化对制度移植的认识。
    我们认为，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制度变迁过程是由快动制度的变革和慢动制度的变革两部分组成。自发演进的制度变迁往往是慢动制度先变，进而带动快动制度变革；制度移植则往往是快动制度先变，进而带动慢动制度变革。当前对制度移植的研究过于强调慢动制度对快动制度的拉动作用，认为移植的快动制度如果不能适应慢动制度，制度变迁就一定是失败的。但是我们的研究认为，成功的制度移植必须诱导慢动制度跟上快动制度的步伐，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表明，教育、示范、学习乃至奖惩等方式在诱导慢动制度变革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从而为制度移植的成功提供保障。而俄罗斯休克疗法没有成功实现制度移植的主要问题则在于忽视了对慢动制度的诱导。在叶利钦之后，尤其是普京时期的俄罗斯依然是采取调整快动制度来适应慢动制度的办法来实现快动制度和慢动制度的协调的，这只是一个制度调整过程，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变迁。因此，俄罗斯的转型并没有终结，而是处在制度变迁的起点。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并不否认制度移植的目标选取很重要。有许多研究认为，日本制度移植的成功缘于其选择的制度移植目标更能够与本国的文化传统和国情相契合。但我们更强调的是，制度移植后的转化适应过程更为重要，因为没有慢动制度变革的制度变迁是不存在的，如何引导慢动制度的变革，使其跟上快动制度的步伐，是决定制度变迁能否达致一个新的社会成熟状态的关键。显然，一个强政府可以对社会文化意识、价值观念等方面施加更大的影响。或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上成功的革新——无论是采取激进的方式还是渐进的方式——总是由一个强政府来实现的。
    *南开大学经济学系吴茵同学对此文亦有贡献，特此表示感谢！
    注释：
    ①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文献有Полтерович（1999），关雪凌（2000），田春生（2007），李新、刘军梅（2009）。
    ②当然，日本既重视教育在提高国民学力、培养技术人才方面的作用，同时，又重视教育在“国民教化”方面的作用——向国民灌输“忠君爱国”的思想和封建伦理观念。这种对军国主义观念的灌输，成为日本近代教育的致命痈疽，它使日本教育的近代化过程延长了近半个世纪，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参见薛进文（2010）。
    ③由于慢动制度总是处于演进之中，因而不妨设此时慢动制度已经处于“慢动2”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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