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下我国的经济发展

一、引言
    伴随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独特现象是居民消费严重不足，这种“冰火两重天”式的奇特现象被林毅夫形象地称之为“煎焦了的冻鱼”。为什么在中国经济奇迹般的火热增长背后却是居民消费支出如三尺冰冻一般，是否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刚好也是制造消费不足的原因？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推动力之一——FDI，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迅速大量吸收FDI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FDI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导致居民消费不足是部分学者近年来批评“苏州模式”的核心论点之一（时磊，2010），本文试图使用省级面板数据检验这一理论设想是否在全国范围内存在。FDI在这一时期迅速进入中国的原因被文献总结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竞赛，地方政府竞相以低要素成本、税收租金和低环保规制等武器进行的招商引资竞争降低了FDI要素价格成本，“要素导向型”外资企业以加工贸易、接受外包等方式纷纷流入中国。不能否认，FDI大量流入可以通过提高居民就业机会、促进本土企业技术水平、生产率和创新能力提升等方式提高东道国居民收入从而扩展国内消费支出，但扭曲政府支出结构和要素价格环境是否具有十分显著的负面消费效应值得深思。
    本文设想的FDI负面影响居民消费支出的第一个渠道是社会保障支出。相当多文献证实，公共支出结构中社会保障支出份额增加对增加居民消费支出具有十分正面的意义（Hubbard和Skinner，1995）。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社会保障支出份额偏低、经济结构变化迅速导致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多地被归结为消费不足的原因（宋铮等，1999）。中国公共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份额偏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是哪些支出挤占了社会福利支出？用于招商引资的经济建设支出、税收优惠等可能是比较合理的答案。徐琰超、沈拓彬和尹恒（2010）发现，随着吸收FDI规模的增加，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中经济建设支出比重不断上升。West和Wong（1995）实证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往往致力于提供生产性公共产品，而忽视与居民生活有关的生活性公共产品。傅勇、张晏（2007）认为，中国财政分权和基于政绩考核的政府竞争，造就了辖区政府财政支出结构“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明显扭曲。
    本文设想的FDI负面影响居民消费支出的第二个渠道是收入不平等。凯恩斯消费理论认为，穷人边际消费倾向高而富人边际消费倾向低，收入再分配有利于居民消费支出的扩展。诸多实证研究发现，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扩张十分不利于居民消费支出的增加（胡日东、王卓，2002）。那么FDI大量进入东道国是否具有收入不平等扩展效应呢？Aitken、Harrison和Lipsey（1996）通过美国、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实证分析认为，FDI增加了东道国人均工资基尼系数。Feenstra、Hanson和Gordon（1997）实证分析也表明，FDI增长恶化了墨西哥收入分配状况。万广华、陆铭和陈钊（2005）研究表明，国内各地区FDI水平不同导致地区间收入不平等，这成为收入差距扩大的最重要影响因素。何枫、徐桂林（2009）和范言慧、段军山（2003）的分析也表明FDI与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有很显著的相关性。
    综上所述，本文将FDI对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的正面效应总结为收入效应：FDI流入→居民收入→居民消费支出。FDI对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的负面效应总结为两个方面：①社会保障支出效应：FDI流入→公共支出结构→社会保障支出→居民消费支出；②收入不平等效应：FDI流入→收入不平等→居民消费支出。权衡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的FDI对居民消费支出整体效应有待实证数据的检验。FDI影响居民消费支出的正向和负向渠道是否真的存在，其效应是否显著，这是本文关注的问题。本文实证数据表明，FDI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有着十分显著的正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效应，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增加居民人均收入实现。而理论设想的FDI流入扭曲政府公共支出结构，导致收入不平等从而降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机制得不到实证数据的支持。在此基础上我们得出结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居民消费严重不足的“冰火两重天”现象原因可能在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强势政府和要素市场扭曲可能才是问题的根源，FDI流入一定程度上还修正这种制度缺陷。
    二、研究设计
    本文将采用宏观层面的人均消费支出影响因素计量模型，检验FDI和居民人均收入、社会保障支出份额、收入差距等渠道对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这个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解释变量中，首先关注FDI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整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直接综合影响。如前文述，FDI影响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正向渠道是提高居民就业机会、增加企业盈利能力从而增加居民收入，而FDI影响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负向渠道可能是扭曲当地政府公共支出结构和增加当地人均收入不平等（本文用城乡收入不平等来测度），那么整体综合FDI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效应是如何的，还需要实证数据的测度。其次，我们试图验证居民人均收入（Income）渠道假设。我们的设想是，如果控制居民人均收入变量后，FIDI对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效应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则说明FDI通过居民人均收入渠道影响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效应不显著，反之则反是。此后，我们试图加入居民人均收入与FDI交互项，进一步考察居民人均收入与FDI交互效应对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再次，本文试图验证负面效应中社会保障支出份额效应（Social），基本假设是类似的，如果回归方程控制社会保障支出份额效应后FDI人均消费支出效应没有发生显著正向变动，则表明可能不存在负向社会保障支出渠道，反之则反是。这里也进一步加入交互项考察交互效应对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影响。最后，本文试图验证收入不平等效应（Inequality），由于很难得到中国较为详细的收入不平等测度指标，依据文献引入城乡收入差距（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比值），利用与前文类似检验思路考察FDI通过收入不平等渠道对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影响效应。
    本文使用数据整理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这一数据可以表述为1990-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主要的变量有各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 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人均GDP、公共支出中预算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和一般预算支出。本文数据包括31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由于1997年之前重庆数据被加总在四川数据中，为了尽可能增加样本同时避免统计口径不一致，我们删除了1997年之前的四川样本，而保留所有的重庆样本。同时依据研究惯例，我们在样本中删除西藏样本，各收入和支出变量利用各省价格指数进行了平减。本文计量处理过程所有的收入支出变量都采用对数处理，故回归系数可以方便地解释为弹性。
    三、计量结果与解释
    1.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影响因素计量结果与解释
    （1）FDI因素
    表1报告了采用异方差稳健固定效应方法对计量模型（1）的回归结果，我们考虑了可能出现的多重共线和模型设定问题，至于可能出现违背经典假设的内生性问题在稳健性检验部分进行处理。回归结果显示：①在不作任何控制情况下，FDI对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都显现出稳健的、正向的影响，这一结果似乎与认为FDI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导致居民消费支出不足的观点有一些出入。回归结果表明，FDI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效应要大于农村居民。②在控制居民人均收入的情况下，FDI对无论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都显现出稳健的统计上不显著的影响，不同的是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效应的符号是正向的，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符号是负向的。这一结果表明，在控制FDI增加居民收入从而增加居民消费支出的渠道后，FDI并不显著地影响居民消费支出，虽然在城镇符号是正向的。FDI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效应要大于农村居民，这可能是由于农村地区缺乏足够的社会保障支出所致。③在只控制社会保障支出份额情况下，FDI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又都显现出稳健的正向影响。但相较于不控制状况FDI影响系数显然有所下降，这可能不符合前文设想FDI通过社会保障支出具有负向的居民消费支出效应，控制了负向效应之后原有效应应该有所加强而不是减弱。这种结果可能说明，FDI消费支出效应在抵消了FDI的负向公共支出结构效应之后，又通过FDI流入增加当地政府税收从而增加当地政府社会保障支出份额①进而增加居民消费支出。④同时在控制居民人均收入和社会保障支出份额的情况下，FDI无论是对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都显现出稳健的统计上不显著的影响，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效应的符号为正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效应符号为负。同时控制状况下社会保障支出效应消失说明前文猜测可能是准确的，FDI增加当地居民收入有利于社会保障支出份额的增加。
    
    （2）控制因素
    ①居民人均收入。居民人均收入无论是对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都具有十分稳健的、正向效应，居民收入几乎可以吸收所有其他解释变量的解释能力。结果也显示出城镇居民的消费收入弹性要大于农村居民，这可能是由于城镇居民有着更加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所致。②居民人均收入与FDI交互项。居民人均收入与FDI交互项呈现出统计上不稳健或不显著影响，但其符号是十分有趣的，在城镇地区居民人均收入越高FDI进入具有负向效应，在农村地区居民人均收入越高FDI进入具有正向效应。这种结果可能说明高收入城镇地区FDI效应要弱于低收入城镇地区，招商选资已变得十分必要。而高收入农村地区FDI效应要强于低收入农村地区，可能是由于低收入农村地区缺乏必要的配套设施。③社会保障支出份额。在不控制居民人均收入的情况下，社会保障支出份额具有统计上显著的、稳健的、正向的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效应。但在控制居民人均收入之后，社会保障支出份额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效应仍然是正的，但在统计上变得稳健不显著了。这可能说明社会保障支出份额在一定程度上与居民人均收入同向变化，居民人均收入高的地区政府有更大的动力和能力更多地支付社会保障支出。④社会保障支出份额与FDI交互项。社会保障支出份额与FDI交互项对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具有统计上不稳健或不显著的影响，但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影响符号竟然是一致的。社会保障支出份额与FDI交互项对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负向影响表明，在社会保障支出份额较高的地区，FDI流入不利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这可以证实本文前面的理论推测中“FDI流入→公共支出结构→社会保障支出→居民消费支出”这一逻辑是存在的，只是效果被正向效应抵消而已。
    2.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Ⅰ
    上述变量间关系是否是逆向因果导致的，这是内生性处理需要考虑的问题。原因可能是：FDI投入某一省份是因为该省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水平较高、市场广大，故若不处理内生性问题，这里相关关系具有极大的误导性。我们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与一阶差分GMM估计基础的Hausman检验显示，无法从统计上拒绝FDI具有内生性特征的假设，为了处理内生性问题同时考虑到消费的时序影响特征，我们采用动态面板方法处理这一问题。常用的“大N小T”型面板数据动态面板方法有两种，即一阶差分GMM方法和系统GMM方法，当被解释变量表现出强序列相关特征或个体波动效应大于干扰项效应时后一种方法更有效。由于两种方法选择可能存在主观因素，我们在稳健性检验中分别报告了两种方法回归的结果，为了更加有效，我们使用的是两阶段系统GMM估计结果。Arellano和Bond（1991）在使用一阶差分GMM方法时建议采用一阶段估计结果进行系数显著性的统计推断，采用两阶段估计给出的Sargan统计量进行模型筛选，这里予以采用。根据二阶检验统计量和Sargan统计量检验将控制变量在不同状况设置为外生变量、先决变量和内生变量，为进一步减小误差我们采用交互项控制变量的滞后1期值，文中不一一细述，结果放在表2中。
    处理完内生性问题后，几乎全部有关FDI因素的结论都没有受到挑战，差异只是效应的强度和显著性，一个小小的例外是控制了居民人均收入因素后FDI仍然对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且FDI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效应符号也是正的。即使控制FDI增加居民人均收入效应，FDI对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仍然具有正向的效应，这显然与“冰火两重天”式假设不同。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控制居民人均收入与不控制居民人均收入相比，城镇居民FDI人均消费支出效应的变动要比农村居民剧烈得多，这说明在城镇地区FDI主要是通过增加居民人均收入扩展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 控制变量在处理完内生性问题后结论的变动也不是很剧烈。农村地区居民人均收入与FDI交互项对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影响也变为负向的，这可能说明即使在收入较高的农村地区FDI过度流入可能也正在削减当地居民的消费支出，这也许正是“苏州模式”的一个写照。社保支出份额符号都是符合预期的，问题是在农村地区统计上是不显著的，这可能意味着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具有十分明显的城市偏向。为了验证变量设置对结果的稳健性，在表2模型（4）、（8）中我们使用人均GDP替代城镇或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结果显示出相当的稳健性，符号和显著性并没有大的变动，但系数数值明显有所减小。
    
    3.稳健性检验Ⅱ：整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上文证实的FDI促进了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增加，甚至在控制居民人均收入因素后结果依然如此，这一结果是否会随着将城镇和农村居民进行加总而有所改变？这一部分我们使用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为权重，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进行加权平均，同时引入城乡收入差距因素来进一步考察上文结论的稳健性。依据现有文献，城乡收入差距可以解释相当部分的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为简便起见这里加入这一变量来考察前文设想的收入不平等负向渠道。这里使用的方法是同时处理内生性、异方差和序列相关因素的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为了更加有效，我们使用的是两阶段系统GMM估计结果，回归结果放在表3中。回归结果与前文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别回归具有很多结构上的相似性，本文的主要结论“FDI通过增加居民人均收入和提高社会保障支出份额渠道促进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扩展”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挑战。整体居民人均收入对整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也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社会保障支出份额相关变量的符号与前文验证也是一致的，只是统计上不稳健或者不显著而已。城乡收入差距对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不均有统计上显著的影响，其符号显示，城乡收入差距增加可能导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反而有所增加，这可能是由于城镇居民享受较好的社会保障，消费倾向反而比农村居民要高，故前文所推测的“FDI流入→收入不平等→居民消费支出”这一逻辑是不存在的；城乡收入差距与FDI的交互项也是如此，但其符号是不稳健的。
    
    综上所述，使用1990-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表明，FDI在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提高了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其影响的主要渠道可能是增加当地居民收入和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份额。文章设想的FDI负向影响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社会保障支出份额效应逻辑“FDI流入→公共支出结构→社会保障支出→居民消费支出”虽然有迹象表明是存在的，但其效应被“FDI流入→地方政府收入→社会保障支出→居民消费支出”所抵消，整体上FDI通过政府公共支出结构视角的效应反而是正向的。文章设想的FDI负向影响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收入不平等效应逻辑“FDI流入→收入不平等→居民消费支出”则被证实是不存在的，在不考虑显著性意义上，收入不平等的增加反而会扩展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由此，FDI可能并不是本文开始描述的“冰火两重天”式中国现象的答案，那么这一问题的答案究竟是什么样的？
    毫无疑问，将中国经济呈现出的问题归咎于外来因素的理论假设具有相当的逻辑吸引力，但外来因素过度进入可能正折射出中国经济体系内在问题，如黄亚生（2005）指出的，中国大量引入FDI是经济存在某些本质弱点的标志。将中国经济当前出现的某些奇特现象归咎于外资外贸等外来因素显然不利于对于问题的深入反思，本文认为，中国居民消费“冰冻”现象根源可能还需要更多地面对国内因素。秦晖（2009）将中国居民消费支出严重不足的原因归结为“低福利、低人权”：相较于欧美发达国家和拉美“福利赶超”国家，甚至与经济发展处于同阶段、同地区的国家相比，我们的社会福利支出比重偏低不利于化解居民面临的经济社会风险；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公众无法从要素市场扭曲中获取收入，导致过多资源通过强势政府和要素市场扭曲疏导到低效投资领域，产生严重的产能过剩同时导致消费严重不足（张杰等，2011）。FDI大量流入可能只是强势政府和要素市场扭曲等国内问题的一个表象，FDI流入相较于低效投资可能还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居民消费支出。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随着中国经济深入发展，居民消费严重不足与产能严重过剩这一对矛盾渐渐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因素。FDI过度进入在一些地区可能确实造成了挤压当地企业，导致居民收入增长受到影响（刘志彪、张晔，2005），但在整个国家层面上将居民消费不足归咎于FDI过度进入可能是不合时宜的。本文实证研究表明，FDI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有着十分显著的正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效应，这种影响主要通过增加居民人均收入实现；而理论设想的FDI流入扭曲政府公共支出结构，导致收入不平等从而降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机制得不到实证数据的支持。这一结论与现实观察也是一致的，根据笔者在江苏省昆山市的调查，昆山居民消费支出能力远高于周边地区，这主要得益于当地居民人均收入较高。FDI大量进入导致当地政府社会保障支出能力十分强大，而由于政府公共支出这一地区收入不平等反而并不显著。
    FDI不是“冰火两重天”式奇特现象的答案，那问题的答案可能是什么呢？我们可将这一问题解释为经济高速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不足，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居民并没有从中获取分享式的收入。经济增长过程附加值偏低、社会收入分配倾向于政府、国有企业和资本所有者，这应该可以作为当前中国经济“冰火两重天”式奇特现象的备选答案之一。而支撑这一备选答案的背后机制则是要素市场扭曲和强势政府，政府可以为了经济增长的目的利用非市场化的政策工具损害社会利益，虽然短期可能具有正面意义，但长期必然会对经济产生不良的后果。因此，本文认为，加快要素市场改革，一定程度上建立约束地方政府的机制“例如行政问责制”可能有利于经济增长中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有利于这种火与冰的奇特现象的消失。
    *感谢扬州大学区域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毛梁瑶的助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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