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论述的逻辑蕴涵

　　[摘要]自2012年以来，习近平同志先后七次就政治经济学发表了重要论述，特别提出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凝练成“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点燃了其研究新热潮，形成了其中国化的时代“新起点”。系列论述呈现“不过时且是必修课”的必要性、“学好用好”的重要性、“上升为系统化学说”的系统性、“坚持重大原则”的原则性、“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之中国味的逻辑递进；同时意蕴了新时代时期，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为谁干、干什么、怎么干”的辩证唯物史观逻辑内涵。“新起点”的实践中必须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科学遵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化解社会主要矛盾”“转型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立场、问题导向与阶段任务，全面革新生产力和完善生产关系。构建系统化中国经济学说，需要“回历史、回中国”，也需要体现学术学科包容性。

　　[关键词]系统化；经济学说；生产力；生产关系；“以人民为中心”

　　[中图分类号]F0-0；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274（2020）05—0005—06

　　[作者简介]张锦文，男，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何风隽，男，宁夏大学中卫校区党委书记，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理论基本原理最深刻、最全面地运用”[1]，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其是“必修课”[2]，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对其的“学习、研究、运用”[3]。70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成果颇丰，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重大理论[4]，十八大以来，新时代实践中又理论创新出以五大新理念为内核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与前两大理论成果既一脉相承，又有阶段性特征区别（王立胜，2018）[5]。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时代实践的有机统一体，同时也是习近平同志亲身学习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统一体。在陕北插队期间，“习近平就反复通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6]；在闽浙工作期间，在《经济学动态》《求是》等期刊发表了多篇相关文章；十八大以来，又发表了一系列讲话，特别是2015年11月23日，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把其中国化的实践与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其当代中国化的“新境界”[7]。自此后，学界迅速掀起研究热潮。俨然，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系统化”并开拓“新境界”的重要讲话，已经成为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时代新起点，正如顾海良（2019）所讲：“开拓新境界的讲话，如似中国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是推动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理论‘导言’。”[8]由此，解读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时代“新起点”，有必要全面梳理习近平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系列讲话内容，厘清其重要论述产生的逻辑及其蕴涵。

　　一、习近平关于政治经济学重要论述的逻辑递进

　　这里我们通过统计描述，来厘清习近平关于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论述的产生逻辑。2012年以来，他先后七次发表了相关重要讲话，时间和场合依次是：在2012年6月19日视察中国人民大学的《资本论》教学与研究中心时；在2014年7月8日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2015年11月2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召开的集体学习会议上；在2015年12月2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在2016年7月8日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在2018年5月4日举办的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上述系列讲话内容凸显了五个层面的逻辑递进：一是强调其重要性，要求把政治经济学“学好用好”；二是提出其系统性，要求开拓新境界，将中国实践经验“提炼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三是突出其原则性，第一次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术语，提出要坚持其“重大原则”；四是正名其必要性，驳斥“过时论”，为其时代价值正名，强调其是“必修课”；五是体现其中国味，指出以“马”为魂的同时，要充分体现其中国“特色、风格、气派”。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代价值的正名：习近平驳斥“过时论”

　　新中国70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成功、理论界拷问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弊端引发的后危机时代《资本论》研究回归以及上文所提“新起点”的学界回响，都是驳斥“过时论”的充分证据。但是，仍有不少人只知一鳞半爪，甚至全然不知，就肆意扩散“过时论”的错误论调；加之西方新自由主义学说的广泛浸透，使经济学教学和科研工作“西化”严重，使得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9]。所以，正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价值尤为必要，在2016年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有针对性地做出了正本清源的回答：“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说法是武断的”“过去的历史和当今现实都证明它一直是科学的理论，始终有着强健的生命力”[10]。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我们认识和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和基本原理

　　《资本论》所秉承的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认识论等方法论始终是我们认知现实、解决矛盾的科学方法体系；习近平（2016）也提到认识论，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人类认识自然与社会并探寻其规律，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与方法论。[11]

　　在德文版《资本论》第一卷序言里，马克思就交代“本书的目的就是揭示经济规律”[12]如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价值规律与市场经济、货币职能与货币流通规律、资本循环阶段与资本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等基本立场和观点都具有商品经济社会的“一般性”，不仅是资本主义的规律，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适用。特别是当前，全球经济持续低迷、逆全球化与贸易摩擦日趋严重；国内经济处在“新常态”，改革进入“深水區”，在这般极其复杂的形势面前，认知新变化仍然需要“各级政府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13]，解决新矛盾仍然需要学习其原理与方法，它“有助于我们提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更好地回答中国经济实践中的问题。”[14]

　　（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说经受住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恩格斯曾评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上的“科学的、独立的”经济学，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丰富的中国历史与实践检验了它的科学性，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往的70年，特别是40多年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都为其正名奠定了重要的实践溯源，正如，2012年6月19日，在视察中国人民大学的《资本论》研究中心时，习近平总书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科学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经受住了历史实践的检验”[15]；2015年11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第28次学习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许多扣应当代中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理论成果，这些成果，有力指导了中国经济实践。[16]

　　（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资本积累与危机理论，对于认识当今资本主义问题，不仅不过时而且理论优势凸显

　　在经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和经济金融化三大特征叠加下，当今发达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逻辑已经不完全是缘起生产的货币资本运动，资本的主要形态已经跳出“生产逻辑”的货币资本扑向“虚拟逻辑”的金融资本，逐渐导致金融资本成为资本的主要价值形态，主导资本积累，“金融及其衍生品的发展使金融资本，对生产实现了全时空的、不间断的有效控制，从而完成了资本的增殖，实现资本积累。”[17]

　　跳出生产逻辑的金融化“食利型”积累的后果，以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输出全球危机而点爆，时至今日西方仍然深处危机的阴霾之下，新自由主义受到空前质疑，曾经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率先在欧洲再现“马克思归来”，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展开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困境解析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由反思资本主义的弊端，马克思的经济学在西方空前的备受关注[18]，海尔布龙纳、托马斯·皮凯蒂、戴维·斯托克曼、高田太久吉等众多国外学者都在著作中认为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过度金融化，是造成此轮资本主义危机的本质原因。异化的金融化积累加剧了社会阶层固化与阶级对立，近年西方爆发的“占领纽约”等游行事件就是事实。习近平总书记（2016）指出，金融危机后，西方资本主义固有的劳资矛盾更加凸显、贫富分化继续加剧、经济低迷持续不减[19]。从根源上，这些矛盾与危机是内生于自由主义积累体制内，故而自由主义经济学无所适从，这再次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也彰显了其在新时代的价值。

　　《资本论》第二卷深刻地揭示了资本积累异化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牵制。经济过度的金融化就是资本积累异化，就是虚拟化。与实际的产业资本相比，这种虚拟化的金融资本具有食利性、寄生性和投机性的本质特征，利用一系列所谓的金融创新工具掠夺大量剩余价值，造成一种“钱能生钱”的假象。“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G…G'，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做媒介而赚到钱”[20]“再造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并在公司创立、股票发行和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或欺诈活动”[21]，显然，在马克思那里，就早已经预见了虚拟资本过分膨胀终究引致金融危机的必然性。

　　三、新时代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辩证唯物史观逻辑内涵

　　习近平在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系列重要论述中，强调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要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22]的原则，如何践行这一原则？核心要坚持根本立场、关键要坚持问题导向、最重要的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要担当时代阶段任务。系列重要论述强调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根本立场，突出了“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为问题导向，明确了“以研究高质量发展的经济转型”为新时代阶段任务，形成了在新时代时期，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为谁干、干什么、怎么干”的辩证唯物史观逻辑内涵。

　　（一）“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是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根本立场

　　自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人民中心论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实践和中国学说“为什么人的问题”。[23]2015年11月23日，中央政治局第28次学习时，习近平特别提到人民的主体性地位，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要坚持依靠人民为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4]。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仍要一以贯之地抓好民生保障、公平正义，同时，要凸显成果共享。要共享改革成果，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走向共同富裕作为制定经济发展政策与目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5]；习近平（2018）再次强调保民生、促公平，要求在更广群体中、更高需求水平上实现民生福祉，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和人人共同富裕，让国家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成果与红利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26]

　　“以人民为中心”彰显了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27]，二者根本立场和价值导向是一致的，就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28]；新时代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层观照。

　　（二）化解社会主要矛盾是新时代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导向

　　“秉承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29]，马克思曾说，问题就是表达精神状态的最真切呼声[30]。也如习近平所言，想要探寻发展规律，寻求理論创新，就“必须握住历史脉络，回应时代呼唤，解决重大又紧迫的问题”[31]。

　　某一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就是要解决这个阶段的“时代呼唤”，化解社会主要矛盾就是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问题导向。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32]。诱致这一转化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跃进与其新时代的不足表现。历经40多年的开放发展市场经济，中国早已经不是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贫困温饱”生存型物质文化需求的落后生产力水平。但是，新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仍然处在初级阶段，仍然凸显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还不能完全满足各地域广大人民群众物质、文化、民主、法治、安全、环境等方面的全面升级的“美好生活需要”[33]。妨碍“美好生活需要”的“不平衡不充分”，从中观产业上，低端、低质、高能耗非绿色供给产能过剩；从微观居民消费上，个性化、多样化、发展型消费供给不足；从空间上，东西南北区域及省域间发展不平衡、城乡整体发展不平衡；从结构上，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及高级化也不平衡；从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在自主知识产权高技术生产领域的生产力仍然落后；同时，不平衡不充分也表现在生产关系内部，特别在收入分配上，我们的城乡、地区及行业间的差距仍比较大，利益关系仍然凸显不平衡。这些“不平衡不充分”表明了我们必须干什么，就是新时代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导向。

　　（三）研究高质量发展的经济转型是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新时代阶段任务

　　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时代”阶段，基本特征就是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转型[34]。这一转向是坚持人民立场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必然选择。转型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绿色可持续的必然要求[35]，这个必然要求也点明了，“新时代”后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要以质量经济研究为核心任务。

　　高质量转型就是“提效、增质”，是把社会经济形态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36]。转型的必要性应因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要求，不然就如马克思所言两者间的矛盾就必然发生了冲突[37]，当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内部及其之间就存在经济质量提升的种种掣肘。比如，自然资源过度依赖与资源供给约束趋紧、生产力形态普遍非绿色与资源生态环境约束加大、劳动力人口红利锐减与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制造业整体水平中低端与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缺乏等，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的重大问题，就是发展生产力[38]，并指出，这也是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39]。比如，基本经济制度，过去其内涵仅强调所有制层面，而马克思谈分配关系时，认为分配反作用于生产，而最能促进生产的是释放一切劳动力劳动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40]，在2015年中央政治局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元理论与方法的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调整分配格局，提出随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提高，要同步推动居民劳动报酬和收入增长[41]；就经济体制，强调坚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坚持经济市场化方向，要求把两方面优势协调发挥好。[42]当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分配制度与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43]，这个内涵新界定，是加快完善新时代生产关系，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应对。

　　四、新时代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科学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新时代里，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新起点”的实践中，紧扣“根本立场—问题导向—阶段任务”的“为谁干、干什么、怎么干”，就必须全面革新生产力和完善生产关系，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正是其科学遵循。这五大新理念是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生态观、世界市场概念及其分配理论的新时代创新，以创新培育生产力，促使发展动能转换；以协调统筹生产力，促使发展布局平衡；以绿色约束生产力，促使发展形态健康；以开放开拓生产力，促使发展内外联动；以共享凝聚生产力，促使发展依赖并分享于人民。在2015年中央政治局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元理论与方法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成果要惠及广大群众，要通过优化制度安排，使人民共享同富，要统筹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有序推进经济更高层次的开放[44]。“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充满“开放、共享”新理念解决世界发展的中国方案。同时也必须促进生产关系普遍“协调、共享”，完善所有制制度，“协调”公与非“共享”市场，在要素使用、市场参与、法律保护等方面共享主体地位；完善分配制度，“协调”各方“共享”利益，既要合理拉开差距、调动生产、协调效率，各要素按效率取酬，同时再分配要突出公平“共享”，要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的“普照的光”遏制“资本主义”那样的阶层固化和社会矛盾出现的可能，让不同地域、行业、阶层群体的人民群众共享共富；完善经济运行体制，“协调”厘清市场与政府边界，政府有度有序有效宏观调控，促使“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相得益彰。正如十九大报告里习近平所讲，观念、体制机制里的弊端与藩篱，必须坚决破除；要不断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使其彰显科学有效的制度优越性。[45]

　　五、结语

　　构建系统化的中国经济学说，应体现学术学科包容性。当前，特别需要正视，中国经济学科建设中存在西方经济学说与马克思主义学说对立的现象。一方面，西方经济学长期占据高校经济学科主体体系，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虽然当前学界广受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鼓舞，但是多年来形成的我国经济学学科的教育格局一时难有明显的改观”[46]，故此，构建中国“系统经济学说”必须强化重视政治经济学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学科研开展；另一方面，2008年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发生以来，马克思《资本论》经典回归，也出现将自由主义经济学一棒打死的个别狭隘声音。其实，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共同源自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可以兼容互鉴的，这点，习近平（2016）辩证指出，“发展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有必要借鉴西方有益的市场经济思想，但仍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指导”[47]。同时，包容性也要体现在方法论上，既要坚持主导范式，也要博采众长。丢弃主导方法而剑走偏锋是偏激的，仅某一种方法归统学科研究范式也是狭隘的。當前存在迷恋数量计量方法与坚守历史唯物辩证法的相互抵触现象，其实，习近平（2016）已经为我们明确了方法论原则，就是“对有益的方法，要分析借鉴运用，同时强调也不能忘了老祖宗的唯物辩证法”[48]。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序言里就指出，“运用原理要以历史条件为转移”[49]。恩格斯也指出，“不能把唯物主义方法当成可以剪裁各种历史的公式”[50]。习近平（2018）强调，“当代中国变革的成就，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套用，不是其他国外的再版翻版，没有现成的教科书”[51]。诚然，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论不是“现成的公式”，更不能教条的简单重复，而是随历史实践而发展的科学指南。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论述，剑指“边缘化”、批判“过时论”，要求构建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系统化的中国经济学说，就是秉承了发展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指明了中国经济学需要“回历史、回中国”，为我们在新时代继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铺筑了“新起点”，并且意蕴了“新起点”实践中，必须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科学遵循，紧扣“以人民为中心”“化解社会主要矛盾”“转型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立场、问题导向与阶段任务，全面革新生产力和完善生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