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信设备与制药产业创新系统比较研究

　　1关于产业创新系统的研究

　　创新研究者在研究不同产业之间的创新时，发现不同产业的技术创新模式存在较大差异。为了对不同产业间创新差异的成因进行更深入的分析，Nelson和Winter(1982)首先引入了技术体系概念，以解释跨产业的不同创新过程，他们将技术体系分为科学型技术体系和累积型技术体系两种。企业技术创新因不同产业的技术机会、创新可能性、市场结构等因素的影响(Breschi等，2000)而呈现出差异性，产业创新模式是技术的某些结构特征的函数，或者说是学习过程特征的函数。Malerba(2004)在牛津创新手册中，对产业创新系统进行了全面分析，并对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他指出，已有文献基于不同维度提出了不同产业在创新中的特征，例如熊彼特I型产业和熊彼特n型产业，前者是具有创造性毁灭特性的产业,企业家和新企业的创新在其中扮演主要作用，后者则具有创造性积累特征，大企业占据主导。另一个产业间创新差异由技术范式(regime)解释。创新来源和专有机制的不同也决定了产业创新的差异，Pavitt(1984)提出了四类产业创新模式，供应商主导产业、规模密集型产业、专业化供应商产业、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的产业。Malerba(2004)一从知识和技术领域、行为者和网络、制度三个维度对产业创新系统进行了解构。

Breschi等(2000)从产业角度研究了技术体系，认为一个产业组织技术创新活动的特定方式可以解释为是受技术性质决定的不同技术体系影响的结果，并进一步从后发国家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的角度将技术体系定义为四个要素的组合，分别是技术机会、创新的独占性、技术进步的累积性以及知识基础的特征。Park&Lee(2006)M在以上四要素的基础上,补充了对后发国家技术追赶非常重要的四个新要素，分别为外部知识的可获得性、技术轨迹的不确定性(或流动性)、知识的初始存量以及技术生命周期。

研究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的学者很快就将技术体系用于考察发展中国家后发企业技术追赶将后发企业的技术追赶分为三种模式，路径跟随型追赶、阶段跃进型追赶和路径创造型追赶，他们认为路径跟随型追赶更可能出现在技术体系特征为低频度创新和发展轨迹稳定型技术;路径创造型追赶则更可能出现在技术体系属于更不确定、高风险型技术。Park&Lee(2006)进一步研究了技术体系和技术追赶的发生、技术追赶速度的关系，认为技术体系的不同要素对技术追赶和技术能力构建产生不同作用，Fulvio等为技术体系和创新的关系提供进一步的证据。

　　产业创新系统以创新系统和演化理论为基础。Malerba和SunilMani(2009,P.5)M指出了产业创新系统的构成要素：1)产业中的企业,2)企业之外的其他行为人，3)网络,4)需求,5)制度,6)知识,7)互动过程与演化等。因此关注的边界和重点不同，区别于国家创新系统、区域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等。国内学者中，唐春晖、唐要家(2006)^分析了我国的汽车、家电、半导体、计算机、通讯和机械工具六个典型产业技术模式特征,认为我国技术追赶也要根据技术体系差异进行差别化的模式选择。

　　1.2分析框架

　　综合已有文献资料，我们以Malerba(2004)M和Malerba和SunilMani(2009)M的概括为分析框架，以产业创新系统的三个维度及主要指标分析中国通信和医药产业创新系统，寻找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创新绩效差异的根源。2中国通信设备产业和医药产业创新系统的比较分析。

　　2.1知识和技术领域

　　通信设备产业技术复杂程度高，具有累积性特征。生产通信设备产品需要涉及大量的专利发明技术，因而大部分单个通信技术专利在通信设备产品生产中所起的作用相对医药技术中的医药专利而言没有那么突出，这种累积性、高度碎片化、编码化的知识为企业的技术学习提供了便利。虽然早期中国在通信设备产业的知识基础并不雄厚，但是随着1990年代计算机和通信专业在大学、社会上的热门化，大量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开展相关的研究和学习，促进了相关的知识基础积累，为通信设备产业发展打下基础。

　　医药制造产业技术与通信设备产业有鲜明的差异,单个医药产品的生产一般只涉及个别的专利技术，而且受到非常严格的专利保护，已有调查研究中发现,专利对于医药创新成果保护相对其他产业而言其重要性最突出。此外，虽然医药知识编码程度较高，但是医药创新需要更多基于科学，需要更大的依赖大量的新实验、统计、观察等,经验积累也十分重要。另外，医药创新需要经历多个阶段，耗时更长，成本很高。

　　从产业内企业的研发投入角度看，首先，在研发人员投入上,1998年之后通信设备制造业超过医药制造业。2008年，医药制造业R&D活动人员折合全时当量为40192人年，通信设备制造业为92972人年;医药制造业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为59711人,通信设备制造业则有110118人。其次,在经费投入上，通信设备产业与医药制造产业在产出上的差异迥然，中国医药制造企业R&D经费及新产品开发经费投不及通信设备制造的1/2,中国医药制造企业的研发强度上，也只有通信设备制造企业的1/2左右。2008年，医药制造业新产品开发经费87.2亿元,通信设备制造业新产品开发投入经费228亿元;医药制造业R&D内部支出经费79亿元，通信设备制造业R&D内部支出经费202亿元(如图3所示)。在技术引进、技术改造、消化吸收经费上，通信设备制造业技术引进经费历年高于医药制造业，而医药制造业的技术改造经费支出高于通信设备制造业在研发上的投入直接体现在研发成果上。2008年，医药制造业和通信设备制造业专利申请量分别为3917和16159件;发明专利拥有量分别为3170和10222件。WIPO公布的PCT专利申请也表明通信设备产业的专利申请增长率明显高于医药产业。从产业内企业角度看，通信设备产业与医药制造产业的企业规模差异逐渐加大，前者企业平均规模明显扩大，而后者却几乎没有扩大。前者的部分企业收入和利润率较高，并通过维持高研发投入而形成良性发展态势，后者则规模有限并难以提高利润率，无法维持医药创新所需的高研发投入,无法进入“高研发投入-高收益”模式。

　　从市场需求角度看，通信设备产业与医药制造产业在我国均有巨大的市场空间，需求增长很快。数据表明，1995年中国只有移动用户362万,2004年3.3亿,2006年4.61亿,2009年全行业手机用户数共达到7.26亿户;1995年固定电话用户数量4071万,2006年是3.67亿。本土固定电话交换机在1995年只有7204万门，2006年是5.02亿，无线交换机容量在1995年为797万门,2006年达到6.1亿门。中国医药市场规模占全球的10%以上，且增长迅速。在1995年至2001年之间，医药制造总产值增长率甚至不到通信设备制造总产值增长率的一半,但是在2002年之后，医药产业总产值增长率开始高于通信设备制造业，达到20%以上。这表明在市场需求规模上两个行业的差异已经变小，医药制造业的快速增长期相对通信设备制造业来的较晚。

　　从行为人网络角度看，首先，医药业的产学研联盟也不及通信业。产学研联盟是医药企业成功的关键，比通信设备产业可能更加重要。但是，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缺乏有效的与跨国公司的互动学习(柳卸林,2008,103)M。大学和研究机构与企业之间缺乏足够的联系，研究成果转化成产品的能力较弱，也缺乏足够的风险投资，在新企业的融资中，投资者投资企业但不投资创新(柳卸林。2008,106)M。而美国的经验表明美国垄断世界生物制药产业的主要因素有：美国政府对生物领域基础研究的长期支持，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丰富的风险投资，学术界与产业界之间的紧密联系等(Pisano,2002128;柳卸林,2008,91M)。其次，政府在通信设备和医药制造产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柳卸林(2008,67)M在总结通信设备产业发展中指出，政府在产业发展早期通过有效的产学研合作,一定的市场份额保证，帮助企业积累了技术能力。虽然在通信设备产业政府作用明显，但是创新仍以企业为主体，而且日益明显。但是我国医药产业创新体系的政府特色明显，而且企业的主体作用没有显著体现，企业研发投入不足，大学和科研机构为医药创新主体(沈阳药科大学、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中国药科大学等)，但其创新成果的商业化缺乏充分支持对产业创新体系发挥显著作用的制度是知识产权制度。改革开放早期我国较弱的知识产权体系对通信设备和医药制造业创新产生的作用不同。弱知识产权体系促进了医药新技术扩散但阻碍了创新(柳卸林,008,105)16,医药企业倾向于选择仿制药物。对于通信设备产业，较弱的知识产权体系促进了新技术扩散，加之通信设备的技术特征,促进了通信设备的创新投入和产出，所以通信设备产业的创新没有受到大的阻碍。

　　在制药业中，国家卫生系统和规制在影响技术方向的变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阻碍或延缓了创新(法格博格等,2009)M。我国的医药市场竞争并不充分，药品定价通过政府定价和市场调节方式，药品招标是省级政府主导的网上集中采购，基本药物目录和医保目录的制定由政府主导(医药行业各种管制如我国的基本药物制度、医保体制改革、公立医院改革、药价、招标和药监政策等)，非市场化竞争导致医药行业对重大创新的重视程度不够或是信心不足，许多医药企业甚至‘‘非常厌恶行业里的一些作风，但是又不得不跟着做”。而通信设备业虽然是受到政府严格管制的行业，但相对医药业的市场化程度要好很多。

　　结论与启示

　　为什么中国通信产业比医药产业更创新?两个产业在创新系统中的差异能够提供解释。通信设备产业发展的更好，实现比较有效的技术追赶，原因在于:我国通信设备产业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快速的增长速度，为本土企业提供了大量市场机会，产业内也存在一定的技术机会,本土企业及研究机构则在政府支持及自身大量研发投入基础上逐步形成技术能力，从较低端市场逐渐进入并发展到较高端层次，部分企业实力不断增强,并通过进一步的研发投入，实现了从追随式追赶向蛙跳式追赶的转变,整个产业形成了良性的循环，使得产业在国际上具备较强的竞争力。反观我国医药产业虽然也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但是国内医药企业规模偏小，难以支撑医药原始创新的时间和财务成本，偏向于相对容易的仿制药物的研制生产，医药市场的非市场化竞争特征也降低了企业创新动机，国际医药公司高利润率高研发投入的良性循环使得国内医药企业的差距更加明显，国内医药企业因利润率相对较低等在研发投入上的不足使得国内他们只能坚持在缺乏原始创新、维持仿制从而继续保持利润率水平较低、继续维持较低的研发投入的劣势轨道上运行。虽然医药领域最新的生物医药分支中因技术特征的不同，技术机会较多，我国企业具备一定的技术追赶机会,但是我国医药企业在传统医药领域的被动局面必须经过更长的时间才能实现根本改变。

　　结论与启示

　　我国通信设备产业较医药产业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无论是企业竞争力还是企业创新成果都从最初的毫无国际影响发展到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但是医药产业中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创新能力都与国际领先企业存在很大的差距。本文运用产业创新系统框架，对两个产业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认为，产业知识基础(如技术机会)、行为人和网络(如市场需求、研发合作、政府支持等)和制度基础(如知识产权制度)三个方面能够一定程度的说明两个产业创新能力产生差异的原因。

　　通过上述研究，我们认为，中国医药企业提高创新能力需要持续的研发投入，积极吸收外部知识,加强研发合作，通过工艺创新不断提升“低成本、高质量”制造能力，提高利润率水平，从而进一步增大研发强度,最终实现药物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