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高技术、市场经济背景下中国和谐伦理

　　调查研究的主题界定与调研群体描述

　　认同危机是全球化社会里人们愈来愈亲历的伦理难题。尤其是在高技术网络和市场经济网络极大地改变了传统文化和社群以往所确立的传统认同方式之后，回归共同体或社群似乎变得越来越困难。“社群认同”与“伦理承认”是全球化、高技术、市场经济影响中国伦理关系状况的典型维度。伦理关系是一种建立在主体间承认基础上的认同，表现为各种类型的伦理承认方式。据此定义，个体在一种主体间承认的关系维度确认或遵从的“共同本质”可分为：“自我”、“家庭”、“国家”、“社会”。本调查以伦理关系的自我、家庭、国家、社会四个关系维度为主线进行问卷设计，并于2006年11月一2007年12月以公务员群体、进城务工人员群体和青年大学生群体为取样对象进行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问卷数据全部采用SPS线1.5进行处理。

　　以国家公务员群体为取样对象的统计数据代表了“社群认同”与“伦理承认”在政治精英层面的表现，它从一种政治权力或制度架构的意义上代表了一个社会在“全球化、高技术和市场经济”的伦理能力和质量水准。我们将问卷委托给调研公司分发给江苏昆山、苏州、南京、镇江四地的公务员。共发放问卷538份，两个问卷取样:一个取样(样本一）分发地区是南京、镇江、常州，有效问卷291份;另一个取样（样本二汾发点是江苏省委党校学员班，有效问卷154份。进城务工者群体伦理关系状况的统计数据，代表了“社群认同”与“伦理承认”在民生层面的表现，它从一种消极适应的意义上代表了一个社会应对“全球化、高技术、市场经济”的伦理能力和质量水准。我们把问卷分发给江苏盐城、苏州、南京三个城市的城市务工者。问卷共发放500份，有效回收问卷482份。青年大学生群体伦理关系状况的统计数据，代表了“社群认同”与“伦理承认”在正在成长中的知识精英层面的表现。青年大学生群体尽管因所攻读专业不同而呈现出一定的差异，但这是一个对全球化、高技术和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异常敏感的群体。由于他们总是最先接触到各种新的思想文化潮流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影响，因而他们对个人自由与社群认同的伦理难题有着最为切身的体会。青年大学生群体的伦理关系状况是从一种积极参与的意义上代表了一个社会应对“全球化、高技术、市场经济”的伦理能力和质量水准。我们把问卷分发给江苏苏州、南京两个城市的高校在读的青年大学生。问卷共发放500份，回收有效问卷458份。

　　调查数据

　　1.由“伦理角色认知”的调查透视以自我认同为主的伦理关系状况。

　　全球化、高技术、市场经济对主体自我认同产生影响的一个共同且重要的方面，是其作为一种使经济与文化、私域与公域、自由与认同发生分离的总体化力量。它使得人们遵循的传统自我认同(如作为一个好公民、好劳动者、好父亲、好母亲、好儿女）以及基于此认同为社会的良序运行贡献才智，已经不再是一个足够令人满意的选择甚至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道德指标了。以市场经济为主导构建的理性化公共生活与传统本位主义的个人生活之间经常出现的对立变得让人不堪忍受。高技术及其创新大规模且迅速地进入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领域的直接伦理效应是:它以技术理性的形式促逼着人们进入某种“新”的认同，例如成为网络社区的匿名成员，或是被抽象为某种特定

　　的符码存在。个人生活愈来愈受到来自全球化、高技术和市场社会的文化侵袭，而公共生活领域甚至将科学技术也转化为意识形态。但同时，我们属于某个传统、某种共同记忆和某种存在或文化之固持的自我认同，又总是抵制着企图超越或破坏社会制度的全球化。在此，伦理角色认知成为焦点，通过它我们可以透视全球化、高技术、市场经济影响下的以自我认同为主的伦理关系状况。

　　我们看到，越是远离传统社群且与意识形态保持一定距离的群体，例如青年大学生群体，在伦理角色认知中越是容易感受到市场经济伦理诉求与传统伦理诉求之间、西方现代性后现代性伦理与主流意识形态伦理诉求之间的紧张关系。青年大学生对来自市场经济和西方现代性后现代性之新事物和新浪潮的伦理诉求异常敏感且极易受其影响而陷入一种自我认同危机。与青年大学生群体的伦理角色认知有所不同，国家公务员群体是代表主流意识形态伦理认同来面对市场经济伦理、西方现代性伦理和传统伦理之总体化诉求的。国家公务员群体面临的根本伦理对立面是由公域与私域的分化所带来的伦理自我认同之难题。在公务员调查样本二的154名被访的公务员中，关于伦理角色认知调查数据显示，27.3%的公务员选公民角色，24%选公务员角色，188%选“父母、夫妇、子女等”家庭角色，11.7%选择“职业角色”，还有7.1%选择“领导、下属”角色，6.5%选择“个人”角色。在角色期待调查中，43.5%的公务员最希望扮演好父母、夫妇、子女等家庭伦理角色，149%希望扮演好公民角色，123%希望扮演好公务员角色，104%选择职业角色等。对比角色认知调查，接近一半的公务员将角色期待集中在“家庭”上，与家庭角色认知相比上升了247%。

　　公务员角色担当与角色期待的调查表明：

　　(1)公务员主要担当公民角色，而实际他们却期待扮演好家庭角色；（2)公务员伦理角色认知徘徊在“公民”和“劳动者”之间；（3讼务员角色、公民角色都是公务员公共身份的体现，表明公务员自我认同是由意识形态伦理的总体化原理支配的，然而，公务员却把角色期待置于私人领域的家庭身份上，表明其伦理角色认同亦深受传统伦理世界观的影响。

　　进城务工群体是代表了本土、地方和传统伦理之普遍性诉求来面对市场经济伦理、西方现代性伦理和主流意识形态伦理之总体化诉求的。在一定意义上讲，他们非常典型地代表着社会困难阶层在这一新型大背景下的处境和心态。进城务工者面临的根本伦理对立面是全球化与地方、公共生活与个人生活、现代性与传统、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分离。在482名被访者中，把自己看做是中国公民的占363%，把自己看做是劳动者的占36.3%,把自己看做是孩子他爸或妈的占11.5%，把自己看做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占7.1%，把自己看做是消费者的占55%，把自己看做是其他的占22%,把自己看做是兄弟或姐妹的占1.1%。数据对比显示，对进城务工群体而言，不变的是对于“公民”身份的角色担当和角色期待，变化比较明显的是对于“职业”和“家庭”的角色担当和角色期待。对于进城务工群体中的个人而言，他们实际的“公民”角色担当和“公民”角色预期是一致的，他们不存在“公民”角色担当和“家庭”角色预期之间的矛盾。这表明，他们希望能够从“公民”角色中找到“自我”角色的认同和价值。

　　综合调查数据表明：（1)进城务工群体中的个人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居主流位置的伦理角色担当和伦理角色预期是“公民”身份和“劳动者”身份，两者大体相当。这表明中国“公民社会”的悄然来临。（2)进城务工群体在自我伦理角色期待的选项上基本与伦理角色担当的选项持平，即“公民”身份既是他们主要的伦理角色担当，也是他们主要的伦理角色期待。由于进城务工群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社会困难群体的总体状态，因此可以认为，在公民社会的基本社会分域中，家庭领域（私域）与社会领域（公域）已经逐渐形成区分。

　　调查数据表明：（1)不同群体因其在四种伦理规定億识形态、市场经济、西方现代性和传统文化）中所处地位不同，在伦理角色认知上表现出不同取向上的自我认同；（2)由于全球化、高技术、市场经济加速了中国社会的“文化分化（本土与全球化）”和“社会分域（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使得在三大群体的伦理角色认知中表现出“自我认同之分离”的共同趋势：即在多元的自我认同中呈现出两极分离的趋势，其一极为“公民身份”之认同，其二极为“劳动者身份”之认同;(3)由于基本伦理规定在不同群体中的伦理优先性不同决定了其自我认同之殊异，因而造成了我们时代普遍存在的自我认同危机。

　　2基于家庭认同为主的伦理关系状况之调查。

　　基于家庭认同的伦理关系，一般由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基本关系构成。今日的中国家庭伦理受到生育或教育政策、传统观念、市场经济和西方现代性四种伦理力量的影响，使得家庭总是在接纳现代技术之渗透和市场经济之陶洗的过程中建构某种与传统形态不同的现代性认同。由于独生子女家庭、空巢家庭、留守家庭、丁克家庭等新型家庭的出现，基于家庭认同的伦理关系也变得日益复杂。我们的调查侧重从伦理关系排序的情况来反观基于家庭认同的伦理关系状况。

　　在公务员调查数据样本一的291名公务员的伦理关系排序调查中，排在首位的是夫妻关系，平均得分1.49父母与子女关系次之，平均得分1.34紧接着是与上下级、同事与组织的关系。与传统相比，五种主要伦理关系基本没有变化，区别在于夫妻关系取代了传统君臣关系的首要地位，而从传统君臣关系中转换出来的上下级、同事和组织关系则居第三位。同时在全球化、高技术、市场经济背景下，“新五伦”更强调“私人领域”的优先性。对以进城务工人员为代表的社会困难群体的调查结果，同样验证了夫妻关系首位、父母子女关系次之的伦理重要性排序。这表明“公私分域”的新五伦正在逐渐取代“公私不分”的传统五伦。对“情与理”伦理情境难题的调查显示，22.8%(总样本数为291例）的公务员表明不会因谋取个人利益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88%(291)的公务员了解相关法律后，看是否可以在不违法的情况下适当照顾一下个人与家庭成员或亲属的利益;约70%(291)的公务员在法理与亲情中徘徊，半数以上的公务员对是否检举犯过错的子女持十分犹豫的态度。而40%(总样本数为482例）的进城务工群体的被调查者则明确表示不会检举或装作不知道。这些都表明家庭伦理关系虽然能兼顾法理与亲情，却更偏重家庭情感。

　　总体来看，调查表明，当代中国家庭伦理关系受全球化、高技术、市场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1)在家庭伦理关系排序中，夫妻居首位，父母子女次之；（2)“公私分域”的新五伦逐渐取代“公私不分”的传统五伦；（3)家庭伦理“兼顾”理性，但呈现情感主导特征。

　　3以“民生关注与民主建设”为基础的国家伦理关系状况的调查。

　　在全球化、高技术、市场经济影响下，意识形态伦理、市场经济伦理、西方现代性伦理与中国传统伦理表现为四种类型的伦理力量。它们对国家伦理关系产生的“作用力”主要集中在“民主与廉政”、“民生关注与国家道德”两个方面。此乃“国家认同”的基本前提。在全球化、高技术、市场经济影响国家认同的问题上，我们经历了两种相反的运动：一是经济全球化使得经济活动不再把技术生产的社会关系与国内市场联系在一起，它把自己转变为一种国际化的市场;二是文化认同被用作意识形态，为国家制度或政治权力进行合法化辩护。前者通过削弱国家认同使经济成为市场，后者通过强化国家认同（通过文化认同）使文化成为意识形态。这两种相反的运动，把以国家认同为基础的伦理承认问题聚焦于政府伦理。

　　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各级政府中存在不少危及其政府伦理的因素，“小团体伦理、集团不道德”就是典型。例如，28.72%(样本二154例）的公务员认为政府是有道德的，政府中的个体却是不道德的;半数公务员承认政府是有道德的伦理实体；15%(154)左右的人认为政府自身就是不道德的伦理实体。公务员最不满意的伦理关系是上下级、同事、组织关系。而根据482名进城务工者问卷调查数据，在经常遇见的生活困难选项中，不公正占28.2%,不平等占232%,其他占1S2%没有娱乐占9.9%得不到尊重占S8%,生计成问题占6.1%,家人不理解占55%。令他们最不安的选项中，官员腐败占47.5%,制度不公占27.1%,不讲诚信占16%。这表明，政府权力运作中的道德状况不容乐观，这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国家认同。

　　调查显示，“民主与廉政”是政府伦理或制度伦理建设的重点，是从政府权力运作层面争取认同的前提。当面临不道德的同事时，公务员保持沉默与检举揭发分别约占40%左右，检举揭发稍多出4%。这表明廉政的制度供给还不利于政府伦理在国家认同层面获得承认。当公务员与他的直接上级领导就某件事情的处理出现意见分歧时，77.3%的公务员选择与上级进行充分交流，如果不能说服上级，便保留意见，遵照上级的指示行事。“服从”观念占主流。约8(0%(154)的领导会选择与下属商量，倾听其意见，但“也只是做做样子”。这表明，“民主”或“平等”还只是停留在一种西方现代性话语层面，并没有从中国政治权力的“本土”中成长壮大，然而政治民主推进国家认同却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大趋势。

　　调查显示，“民生关注”是国家伦理建设的重点。据482名进城务工者问卷调查数据，对党和政府信任度的变化情况的调查结果如下:与过去相比没什么变化，信任度一直较低的占32.4%;与过去相比，近年来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提高了的占31.8%；降低了的占237%;与过去相比没什么变化，信任度一直较高的占12.1%。值得注意的是,进城务工者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是与生活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增长成正比的。进城务工者喜欢和需要的是能够为老百姓讲实话、办实事的政府和官员。他们最痛恨政府官员的行为选项中，以权谋私占37%,“违法乱纪，，占20%,“瞒上欺下”占20%,“收受贿赂”占12%,“包二奶”占9%,其他不端行为占2%。

　　显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日益迅猛，市场经济网络和高技术网络的进步与发展愈来愈削弱人们的国家认同和伦理承认的现时代，“改善民生”和“完善民主”是从根本上推进国家认同的两个方面，唯有如此“文化认同”才是一种强化国家意识形态的力量。

　　4以“社会认同”为基础的社会伦理关系状况的调查。

　　中国传统伦理在认同原理上以家国一体和人情主义为主轴，个体和社会域市民社会）之认同明显偏弱。经过近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展开，全球化、高技术、市场经济已然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建设的三大显型现代性因素。如果我们从和谐伦理作为一种承认理论所遵循的总体化原理或认同原理的角度看，个人自我认同、家庭认同、国家认同和社会认同作为四种伦理承认形式是密不可分的，虽然每一种认同或承认有不同的伦理普遍性诉求，但社会认同显然是这四种认同或承认的综合形式。

　　在对公务员群体与进城务工者群体的问卷调查中，样本二中的154名被调查的公务员有61.7%的公务员选择将伦理关系的重点放在“社会”，16.2%的公务员选择了“政府”，9.1%的公务员选择了“家庭”，84%的公务员选择了“个人”。公务员判断与他人交往时遵循的基本伦理原则，552%的公务员选择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原则。在伦理关系难题上，30%以上的公务员认为是人情与法理的矛盾，19%认为是“个人利益、集团利益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冲突，17%选择了“敬业与尽孝”的矛盾，13%认为是遵循潜规则与遵守规则之间的矛盾，约8%是权力与道义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对进城务工者与城里人交往过程中“感受”的调查数据表明，认为城里人对乡下人有歧视或敌意占388%,认为城里人富裕时尚占3Q9%,认为城里人有文明礼貌占303%。他们要融入对他们而言相对陌生的“社会”比其他社会群体更困难。对拖欠工资、延长劳动时间、违反劳动合同的相关调查表明，当前我国的进城务工人员所代表的社会质量还不高、社会参与程度还偏低。

　　数据表明：（1)公务员中的主流，将伦理关系的难点视为“人情与法理”将伦理关系的重点视为“社会”与“个人”而非“家庭”与“国家”。进城务工人员所代表的社会困难群体中的大多数被调查者，同样也将伦理关系的重点视为“社会”难点则是“认同感”和“归宿感”的建立。（2)仑理关系的难点与重点表明，公务员感受到一种伦理关系在人情与法理、个人与社会之张力上的道义要求。伦理公共感的确立以及一种新型交往伦理关系的构建，对公务员而言，是个人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困难群体同样也意识到公共伦理空间的重要性，它将为“交流”与“理解”、“社会共享”与“社会团结”提供可能。

　　调查表明：（1)全球化、高技术、市场经济影响中国社会伦理的重点是中国社会之重建；（2)“人情与法理”的矛盾是社会伦理关系的最大难点；（3)由于传统伦理的影响仍然强大，意识形态伦理是社会伦理的主流，由全球化、高技术、市场经济的影响所要求的社会承认方式面临着社会质量域社会参与程度）方面的难题。

　　5以青年大学生群体为例对高技术、全球化、市场经济影响中国社会伦理的调查。

　　青年大学生是接触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代表的受高技术影响最多最大的人群。调查表明，他们中的半数以上经常参与网上交流，对网络安全持肯定态度。虽然有近二成的被调查者对网络对人际关系和伦理风尚的影响说不清，但有三成左右的人认为它使人更自由，另有三成左右的人认为没有实质的影响。学生们普遍认为网络公共平台的合理使用对于推进人们的社会参与、社会信息的公开化、民主政治和社群构成等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将极大地提高中国社会的质量，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只有635%的被访学生认为网络对社会公正有“不利”的影响。

　　我们问:您认为麦当劳、家乐福、宜家等国外连锁店在中国运行的成功对中国人衡量“好”生活有何种意义？在四个备选项中，选“一种有益的文化挑战和价值渗透”的占3515%;选“一种不利的文化殖民和价值强加”的占1987%；选“对中国人的道德生活观念没有多大影响”的占1223%；选“有所影响但非决定性的”的占32.75%。我们问：当您所生活的城市为了“现代化”而克隆欧美风情街区或社区，拆除悠久的古建筑，您是否认为这个“现代化”是一种历史文化意义上使自己失去了伦理根基的行为？回答“是”的占6849%(458)回答“否”的占20.35%,回答“不知道”的占11.16%。以上数据表明：青年大学生群体对全球化的态度是矛盾的，基本上是三成肯定、三成排斥、三成摇摆;然而大多数青年大学生（6成以上)仍然依恋着传统和乡情，不愿意看到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使历史或传统之根基丧失的情况出现。

　　在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价值观、人生幸福观影响较大的思潮的10个选项中,从高到低的排序是:功利主义（3231%)个人主义（29.45%),人道主义（27.47%)传统儒家（2L76%)拜金主义（20%)享乐主义（20%)马克思主义(15.16%)利己主义（1253%)道义论(1.87%)其他（264%)。以上数据表明，青年大学生认为市场经济对中国社会伦理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其一，市场经济对当代中国社会伦理状况的影响表现为以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传统儒家为代表的价值多元主义取向;其二，市场经济的社会伦理效应是:使人自私，但社会将更公平，人们将更懂得遵守规则。

　　现状分析

　　1.目前我国伦理道德建设，受到四种伦理普遍性规定億识形态、市场经济、西方现代性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产生出“认同危机”和“自由危机”。这是全球化、高技术、市场经济背景下中国伦理关系经历结构转型的重要表征。

　　全球化、高技术、市场经济在当代中国社会产生的伦理效应，表现在技术、市场世界与文化世界的分离，以及工具主义的理性与集体记忆的分离之中。这使得伦理关系和道德话语受全球化、高技术、市场经济之影响，在总体形态上表现为现代性道德分化与伦理对立面和解的精神运动。这是我们的全部问卷数据和访谈素材在不同年龄、性别、职业、职位、地区等背景要素的关联中呈现出来的共同特征。一方面，传统伦理以及传统道德话语的影响还比较大，相当一部分人对传统伦理秩序有依恋;另一方面，从当代中国政治精英群体和正在成长中的知识精英群体获得的信息来看，他们经历的变化着的伦理关系呈现出明显的现代特质，伦理关系的重点不再是传统形态中的“家”和“国”，而是受市场经济、高技术和全球化影响较大的“社会”和“个人”。市场经济伦理、意识形态伦理和西方现代性伦理构成了对传统伦理普遍性规定的侵蚀，且意识形态伦理在“国家认同”上也明显受到全球化、高技术和市场经济的影响。在市场经济网络和高技术网络的进步与发展愈来愈削弱人们的国家认同和伦理承认的现时代，“改善民生”和“完善民主”是从根本上推进国家认同的两个有效措施，也是使意识形态伦理得以重构的关键。

　　在调查中，我们从中国社会最具活力的青年大学生那里发现，中国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接受或拥抱高技术及其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虽然以计算机、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带来了许多新的伦理难题和道德问题，但技术进步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也为中国社会伦理的重建提供了契机。中国社会未来的知识精英对互联网的态度是矛盾的，但总体上倾向于肯定互联网对社会正义、个人自由和社群认同的正面影响，他们倾向于以一种审慎的态度看待由西方现代性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目前有三个需要我们重视的趋势在青年一代大学生群体中逐渐蔓延:一是传统文化被改写成某种家园认同；二是全球化在中国显示出导致文化失落的症候;三是市场经济开始成为一种具有建构性或规范性的伦理力量并在社会认同中产生其伦理效应。

　　调查表明，目前我国伦理关系的现状是：（1)传统伦理关系不再是主流，它隐匿在一种现代性的伦理普遍性建构之中，并且正在经历一种现代性的转化，作为主导性的、主流的现代性伦理关系正在形成之中，其总的结构形态受四种主要的伦理类型或伦理规定的影响，体现为一种不稳定的结构形态。（2)在自我、家庭、国家、社会这四种主要的伦理承认和社群认同中，由于伦理普遍性诉求体现为个人取向，公共性普遍认同只能诉诸意识形态话语，因而与个人取向上的认同相契合尚需时日，伦理关系表现为一种“认同危机”。(3)由于当前中国社会的伦理承认和社群认同在自我、家庭、国家和社会四个方面都受到相互对立的伦理力量的制约，伦理普遍性诉求在德性教化或培育方面呈现出转型期所特有的失序状态。

　　2在全球化、高技术、市场经济影响下的中国伦理关系经历的结构转型中，呈现出一种主导性的、主流的发展趋势：公私分域的伦理关系之建构；“新五伦”及其德性的培育。

　　调查表明，以“公民身份”为主的伦理角色担当，以“核心家庭”为主的家庭伦理关系建构，以“民主”、“平等”、“公正”和“民生”为基本理念的国家伦理憧憬，以“社会”、“个人”为重点、“人情一法理”为难点的社会伦理难题之应对，是当前全球化、高技术、市场经济影响我国伦理关系发展的主导趋势。从国家公务员到进城务工人员来看，他们都试图在一个正在成长的公民社会中寻找到自我实际的伦理角色之担当，对“家”的重视属于个人情感领域。“顾家”的情感，伦理角色期待的“家”之回归，是中国传统“家伦理”之根的延续。它从一个侧面表明，私人领域正在被“情感化”体现为对爱情、亲情、友情的需要。而对法律的遵守认情与法理成为首要的伦理难点）、对社会的重视、对个人权利的维护、对公正平等和自由权利的要求，则是全球化时代高技术网络世界和市场交换网络世界中社会公共理性开始成熟的表现。

　　应该看到，目前我国伦理关系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公私分域的趋势，但也存在大量的因公私不分而导致的亲情腐败和官员腐败。因此，从总的发展趋势看，公私分域的伦理关系之建构是一种体现时代精神要求的伦理关系之建构，是四种主要伦理类型或伦理规定（意识形态、市场经济、西方现代性和传统文化）中呈现出来的主流。它代表了时代精神的要求。

　　调查表明，在全球化、高技术、市场经济愈来愈进入当代中国社会认同之构建的时代背景下，新时期公务员主要的五种伦理关系的排序是：(1决妻；（2)父母子女；（3)上下级及同事；（4)兄弟姐妹；（5)朋友。这五种伦理关系在进城务工人员的调查中也得到确认。这五种主要的伦理关系与历史上孟子总结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相比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在排序上“夫妻关系”跃居首位，而由“君臣”关系转化而来的“上下级及同事关系”居第三。这意味着，在一种公私分域的伦理关系建构中，传统伦理关系及其基本德性价值正在获得新的生命。

　　应对策略

　　现代社会是一个“公私分域”愈加清晰、道德话语效应日益凸显的社会。领域的区分使道德共识和伦理承认难于达成。这是全球化、高技术、市场经济影响下中国人道德生活和伦理世界中经历的现代转型。一方面，各种社群、阶层、阶级和社会群体都从自身极为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背景出发形成特定的伦理关系分布以及“重点”或“难点”的认知旨趣，导致认同危机;另一方面，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关系都自行设置自己的道德话语以应付纷繁复杂的生活境况，使得个人自由得以可能的规范体系难于确立，导致自由危机。马克思主义伦理关系和道德话语是一个开放系统，在保持适度敏感的底线边界下，能够起到引领伦理关系发展的主导趋势、同化或吸收日常生活道德话语的优秀成分、建立一个绝大多数民众认同共享的先进伦理关系体系和道德话语系统、克服道德观的混乱和伦理秩序的失范的作用。有鉴于此，我们建议，从“提升德性'“完善规范”两个方面着手，以应对全球化、高技术、市场经济背景下和谐伦理建设出现的自由难题和认同危机。具体对策建议如下：

　　1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新型伦理关系建构及其德性培育中的指导作用。

　　新型伦理关系建构的趋势是：“公私分域”的伦理秩序与“新五伦”的德性培育。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新型伦理关系建构中的指导作用，意味着在公共生活领域倡导守法、公正、平等与互助的社群认同理念和德性培育，提高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社会质量”同时在私人生活领域倡导“爱”与“关怀”的伦理承认理念和德性培育。具体建议是：（1)普及公民权利与义务教育，通过良好的社会政策杠杆鼓励和提高公民参与国家政治和社会治理的热情，提升中国社会的“社会认同度”这有利于明晰“公私分域”的伦理关系和伦理德性建设；（2)传统儒家思想不足以担负起中国公共领域的伦理关系建构和德性培育的重任，应使其回归私人领域；（3)马克思主义信念和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所标举的基本价值是中国现代性的出路所在，是中国公共事业和公共领域能够保障私人领域和个人权利的指导性的核心价值。这意味着在道德话语权建设和伦理关系建构方面要将马克思主义信念和社会主义理想通过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各方面的政策效应体现出来，使之真正具备伦理承认、社群认同和德性培育的功能。

　　2由民生道德建设和民生道德关注支持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提升公民道德素养，优化社会公德生态。

　　国家道德通过民生关注得以体现。民生问题的解决要求国家在制定社会政策时，充分体现民生道德的两个基本目标诉求:其一是民生道德关怀的自上而下的落实；其二是民生道德建设的自下而上的展开。根据调查，我们建议:将民生道德作为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或组织制订社会政策的指导原则。通过社会政策的杠杆，其一，使“自上而下”的“民生道德关怀”落实为具体有效的政府行为，改善国家道德形象，推进公民的国家认同和社会认同，提升公民道德素养;其二，使“自下而上”的民生道德建设成为提高中国社会质量的有效途径，优化中国公民的公德素养。

　　3完善以行业规范、市场规范、制度规范、行为规范为主的规范体系，提供道德规范所必需的制度性支援。

　　以规则意识或规范体系为主的道德文明建设任重而道远。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将“公私分域”列为领导干部和党政机关的首要的伦理行为规范。其次要大力加强各行各业的行业伦理规范建设。我们建议从行业规范的道德信用档案之设置与完善开始，架构相关的制度框架，将市场规范体系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性支援背景上。三是由学者、民众代表、党政代表组成各级伦理委员会，对党政领导、政府机关和各类社会组织在处理各种伦理关系时体现出来的公共伦理素质进行评定。私人领域的伦理关系要求爱与关怀，公共领域的伦理关系要求理性、公正与规范。这两者的建设要想落到实处，避免成为空洞的道德说教，就必须迈出决定性的第一步:成立伦理委员会并赋予其实际的道德话语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