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泛道德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人们言行受到道德价值严格地制约和影响，道德标准成为衡量事物以及人们言行的标准，道德价值也就成为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核心。

　　一、中国古代伦理道德思想的演变和发展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泛道德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的言行严格地受到道德价值的制约和与牵制，历代统治者都十分强调以道德为标准来衡量事物和行为的好坏，因此，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留下了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遗产。这些伦理道德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中国伦理道德思想的历史发展大致经历了从先秦时期的孕育发展，到汉唐时期的抽象发展，再到宋元明清的辩证综合阶段，它是在儒、道、佛、玄、理等各种思想文化之间长期接触、冲撞、交流、认同与融合的过程中，逐渐整合而成的。

　　1、先秦时期

　　中国伦理道德思想孕育发展于先秦时期。从上古的神话和《周易》中，我们从中就发现中国古代伦理道德思想的某些基因。中国古神话极其丰富，从中传达出的伦理道德思想也极其丰富，概括出来有：崇尚道德而不崇尚武力；惩恶扬善，善恶报应；重天命而轻命运。而《周易》则构建了中国伦理道德的基本框架：“天人合一”的宇宙论体系；“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善恶报应的信念等。这是中国伦理道德思想的源头，给后世的中国伦理道德思想的发展以深刻而永恒的影响。西周时期，为适应氏族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转换的需要，确立了一个适合其转换需要的伦理秩序和意识形态——周礼，这为日后中国社会建立了伦理生活范式。西周以后，开始了春秋战国社会大变动时期以及思想意识形态的百家争鸣，以此为契机，中国伦理道德思想孕育、发展起来，它吸收了儒、道、墨、法等各家思想，其中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是中国古代伦理道德思想发展的主流。

　　面对诸侯争霸、礼崩乐坏、社会动荡的现实，孔子力图恢复社会的政治、伦理秩序，他在总结以往的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创造了以礼、仁、中庸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系，成功地对中国社会的生活秩序进行了伦理化、道德化的提升，为中国的伦理道德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仁”是孔子对中国伦理道德思想最为突出的贡献，是中国伦理精神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标志。“仁者爱人”，因此,“仁”以爱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为基础，其出发点是以“孝悌”为核心的未未之情，“仁者，人也。未未为大”；由此通过“忠恕”的环节推己及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扩展为整个社会的伦理原理和道德情感。“仁”是一切德性的生命根源和发端，又是最高层次的品德和德性的最高境界，同时还是道德行为的推动力。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伦理道德思想，并将其系统化，他提出的父子、夫妇、兄弟、君臣、朋友五伦说，性善论、修养论、以及仁、义、礼、智、信的价值体系，成为整个伦理道德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内容，为中国伦理道德思想的发展打下了基本的框架。

　　2、汉唐时期

　　先秦时期，中国伦理道德思想的基本内容已经形成，但并没有占据主导和统治地位，到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伦理道德成为正统的思想。董仲舒改造孔孟的伦理道德思想，提出了适合大一统封建社会需要的“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五常的封建伦理思想，至此，影响中国长达几百年的封建伦理体系初步形成。董仲舒抓住了五伦中的君臣、父子、夫妇“三伦”，以此最为人性的根本，这抓住了中国封建社会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君主专制政治体制的最本质的方面。在先秦时期的“五伦”关系中，虽然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有可能被歪曲而片面强调单方面的忠、孝和敬爱，但从表面上看，是相互的，具有道德价值的相对性，特别是它强调了君臣、父子等的互惠互动和在上的率先垂范作用，颇据人情味，而董仲舒的“三纲”，强调的是单向的以人身依附和服从为原则的绝对关系，是双向的人伦关系蜕变为一方绝对服从或遵守另一方的分位和特权，绝对履行一方对另一方的道德义务，并在父子、夫妇关系之上，冠以君臣分位，君成为凌驾于诸伦之首的最高道德权威，全体臣民都要无条件地向君履行道德义务--尽忠。这样一来，中国伦理关系和道德价值就开始被凝固化、教条化、绝对化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之中，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受到冲击，在儒道伦理道德思想的相互激荡中，产生了玄学伦理，它企图将道家的“自然”价值观和儒家道德价值观相结合，以克服人的精神和伦理生活的矛盾，但由于它片面地吸收道家的思想，以至于形成了苟且偷安、纵欲混世的人生态度。隋唐时期，特别是唐朝，中国封建社会处于稳定发展时期，与这种社会环境相适应，中国伦理道德思想又出现了新的精神形态：隋唐佛学。隋唐佛学以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虚幻的形式克服了传统伦理中“德”和“得”、道德和命运的内在矛盾，在基本精神取向上与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向契合，特别是禅宗的顿悟、体验的修行方式与儒家修身养性理论实践有相通之处，因此，它又成为向儒家伦理回归的中间环节。

　　3、宋元明清时期

　　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单一的儒家伦理与儒道释相结合的伦理道德思想已经不能适应封建社会的需要，于是，一种融合了孔孟儒学、董仲舒官方儒学以及玄学、道家思想、佛学伦理的“新儒学”伦理--宋明理学伦理诞生了。

　　新儒学伦理以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最据代表性。程朱理学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天理”是以伦理纲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本体。“人伦者，天理也”，(二程《外书》）“理者，五常而已”，(朱熹《庵文集》）这就说，人伦五常即天理，这是“天道”与“人道”的统一。这样一来，人间的伦常之理便上升到天道的法则，纲常名教不仅具有本然的根据，而且具有了神圣性与永恒性。程朱理学伦理把这种“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即灭尽人欲之私利，方可恢复和光大天理，完全把所谓的道德、正义与功利对立起来，以抽象的道德原则抹杀人们对物质利益的需要与追求。在这种重义轻利的道德价值观的影响下，人们的正当需要被漠视，社会的本质被扭曲，国家的贫困被保护，造成一种越远离物质利益，品德就越高尚的虚假道德形象。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其负面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而这种伦理道德思想在与封建政治相结合而沦为道德专制主义，则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

　　陆王心学则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即“理”不在“心”外，而在“心”或“良知”中，社会的伦理规范与主观的道德观念都根源于人心，只要自识本心，存心明性，也就是经过“破心中贼”的“致良知”的道德修养的功夫，就可以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宋明理学伦理在沦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工具之后，就失去了存在的必然性，被新的伦理道德所取代是历史的必然。

　　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范畴

　　1、道德范畴

　　在中国传统道德的发展中出现了许多的道德范畴，概括起来主要的道德范畴有：仁、义、礼、智、信、诚、孝、悌、忠、廉、耻、勇、德、谦、和、勤、温、良、恭、检、让、宽、敏、惠、直、中庸等等。现在择其要者加以说明。

　　“仁”是古代儒家的一种含义极其广泛的道德范畴。据统计仅在《论语》中，孔子讲到“仁”就有109次，基本的含义“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者爱人”。“仁”是人的本性，人之为人就是在于有一颗真诚的爱人之心；“仁”包括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内容；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则是实行的方法。

　　义，《礼记.中庸》讲：“义者，宜也”，韩愈在《原道》中指出：“行而宜之之谓义”，义的内涵是适宜，指思想行为符合一定的标准。主要用来区分和处理公与私、付出与获取、权力和义务之间的关系。儒家强调义，而轻视或否认“利”，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就是强调义，孟子更是主张舍生而取义。而墨家则认为义与利是统一的，即“义者，利也”，王夫之、颜元等也主张义利并重，颜元更是提出提出“正其谊（义）以其利，明其道以计其功”的主张。

　　礼，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既是一个政治概念，又是一个伦理范畴，泛指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贵族等级制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孔子说“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礼记.仲尼燕居》）由此可见，礼的内涵是理，理是内在的根据，节是言行的限度。君子无理则不敢妄动，无节则不敢妄为。“不学礼，无以立”，是孔子的一句名言，一个人如果不懂得礼，言行没有节制，是不能被社会所接纳的，也就无法立身成业。孔子认为，在社会生活中，恭、慎、勇、直固然是非常需要的，但仅仅有了这些还是不够的，“恭而无礼则劳（即劳烦），慎而无礼则葸（即畏惧、怯懦），勇而无礼则乱（即闯祸），直而无礼则绞（即尖刻）”(《论语.泰伯》）。礼又是要保持国家的稳定与安宁、家庭的和睦的主要手段，所谓“礼之用，和为贵”、“礼之所先，莫大乎敬”、“安国家，莫先于礼”等等都是这个意思。

　　智的内涵是思维，其外在形态是知识，其最高的能力是智慧。孔子认为，智对于人是非常重要的，“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一个智能很低的人，不可承受重大的责任。因为力不从心会毁了他，不能驾驭局势就会祸国殃民。在这个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中，智与德是紧密相连的，智的内涵是思维，但并非所有的思维都能成为智慧，有的产生奸诈，有的产生虚伪，能否产生智慧，取决于品德，为国为民，必生智慧，损人利己，必生罪恶，而品德源于心灵。心正自然生慧，心邪自然生奸。所以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无忧，勇者无惧”。

　　信，是威信，是信用，是人格，是人心。所以，信用是人格的证明书，是社会的通行证，是权威的分水岭，是人心的试金石。孔子看到信用对个人、对国家的作用。对个人而言，信是人格，言而无信的人是没有什么人格可谈的，所以他要求人们能：“言必信，行必果”对一个社会而言，社会的秩序的维系靠权力，权力的行使在于威，权威的树立在于信。事实上，德者生信，信者生威，威自信出，信自威行。

　　廉的涵义是公正廉洁，廉是是一种政治伦理。明代的洪应明说：“唯公则生明，唯廉则生由此可见公正与廉洁之间的关系及其对社会控制的功能。廉是“吏德”，“居官廉，百姓福；居官贪，百姓害”，因此，“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廉事关政权的兴衰，“廉者，政之本也”，公生明，廉生威，廉才能“政通人和”、事业兴旺，天下太平，而“大臣不廉，无以率下，则小臣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败”，“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则祸败敌亡亦无所不至”，灾祸、失败、动乱、亡国，就在眼前了。

　　耻，是耻辱，“耻，辱也”。耻是一种道德意识。耻辱，是对人的行为的一种社会评价，是对那些不履行社会义务、违背社会公德、违反国家法律等错误行为的否定。孔子讲：“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即在国家兴旺是，自己贫贱，说明你没有为国家尽力，而引以为耻；相反，在国家危难时期，你个人却发国难财而富起来，更是可耻。耻辱还是个人对自身行为社会评价的一种自我意识，一种悟性，一个人有羞耻之心，才能保持自尊和人格，才能弃恶从善。

　　三、中华民族十大传统美德

　　中国古代伦理道德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内容及其丰富，这些思想当然并不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有一些包含封建糟柏的东西，对于至今仍然有正面影响的传统美德我们应加以发扬光大，而对于糟柏则应抛弃。根据有关专家学者的概括，中华民族有十大传统美德：

　　1、仁爱孝悌。这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最具特色的部分。“仁”的核心是爱人，即尊重人、关心人、同情人。“仁”的根本是孝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形成了一种浓厚的家族亲情，对家庭关系，从而也对中国社会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家庭内部的孝悌之情扩展到社会就有所谓的忠恕之道。忠恕之德的基本要求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此基础上，中国人形成了“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的情怀和安老怀少的社会风尚，形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社会生活中浓烈的人情味和生活情趣。

　　2、谦和好礼。注重礼义是中国人处世的重要美德。所谓“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作为伦理制度的“礼教”在历史上曾起过消极作用，但作为道德修养和文明的象征，礼貌、礼让、礼节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体现。通过礼，节制人们的行为，培养“文质彬彬”的君子人格，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讲礼貌，守礼节的传统美德。礼之运作，包含有“谦和”的美德。所谓“谦”，即谦虚、谦让，其集中体现就是在荣誉、利益面前谦让不争，以及人际关系中的互相尊重；所谓“和”就是和气、和睦、和谐，其集中体现就是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强调和睦相处，因此，“致中和”成为人们追求的最高的道德境界，“和”被认为是君子的重要品质。

　　3、诚信知报。中国传统美德由于性善的信念一直占主导地位，因此其道德理念中特别重视“诚”与“信”的品德。诚”的基本含义是诚于己，诚于自己的本性，“所谓诚者，毋自欺也”(《大学》）“诚”既是天道的本然，也是道德的根本，“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以“诚”为基础，中国人形成了许多相关的美德，为人的“诚实”，待人的“诚恳”，对事业的“忠诚”，追求内心的光明真诚。“信”与“诚”是相通的，诚实不欺，谓之“信”，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信”的基本要求是言行相符，“言必信，行必果”，朋友有信，历来是中国人交友的基本准则。“报”即知恩思报，这是中国人道德良知和道德良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又一传统美德，所谓“投之木瓜，报之桃李”，“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都表达了这种思想，父母养育之恩、长辈提携之恩、朋友知遇之恩、国家培养之恩，不能忘，应当知恩思报。

　　4、精忠爱国。中华民族在长期的民族生存与发展中，逐步凝结巩固起了对祖国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形成了精忠爱国的浩然正气和民族气节。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和观念，中国人总是把自己的国家称作“祖国，不仅是衣食之源，而且是情感之源，对其具有强烈的依恋意识；同时它又是爱家爱亲情感的升华，形成一种捍卫民族尊严、维护祖国利益的崇高品德。在中国道德中，爱国历来被看作是一种“大节”。虽然在封建社会中它与忠君是联系在一起的，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这种观念被提升为精忠报国爱国主义精神后，在国家遭受外族入侵时，这种精神成为反抗侵略，保卫国家的重要精神力量。这一道德价值取向，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它对于中华民族重气节、尚情操的风尚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岳飞、文天祥、于谦等民族英雄正是在这价值取向的影响下，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成仁成义”的正气歌。

　　5、克己奉公。中华民族由于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和礼教文化的传统，熏陶了一种群体本位的精神。国家利益至上，是重视群体价值的体现。在大一统的观念的支配下，国人都以国家统一为乐，维护国家统一是民族之大义，为了维护国家统一这个最大的群体利益，人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人们以江山分裂为忧，以分裂祖国为耻，凡是卖国求荣、分裂祖国的，都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簿上。家族为本位的集体主义，是传统道德重视群体价值的又一体现。在宗法制下，家族是个人实现其个人价值的保证，因此只有维护家族的利益，才能实现个人的利益。群体拥有支配的权利，个体则只有服从的义务，个人只有克制身心，服从群体，才能与世俗融洽相处。在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上，传统道德认为，个人在实现自我价值同时，也应当尊重他人自我实现的意愿。孔子就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这就是说自我是整个行为的出发点，立人达人，首先以立已达已为前提，同时，主体在立已、达已时，又应推已及人，由立已、达已而推展到立人、达人。把立已与立人联系起来，也就意味着人体的自我实现超越一已之域，而导向群体的认同，群体的认同在社会成员的交往过程中，便表现为“群而不党”的原则。

　　重视国家、群体的利益，以家族为本位的集体主义，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来源之一，它形成了国人顾大体、识大局、以他人为重、以集体为怀的情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天下为公、克己奉公的美德。这种美德，培育的是对社会、民族的义务感、历史感、责任感、使命感。历来为中国人所推崇的“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显然是这种道德观念的反映。

　　6、修己慎独。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强调人性本善，同时又认为如果没有一番修身慎独的功夫，本性的善端是无法转化为现实的善。要实现这种转化，首先必须做到律己修身。孔子认为，修身是根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这样的修养功夫，强调自主自律、自我超越以维护人伦关系和整体秩序，其基本精神是“求诸己，也就是对自身厚责，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即“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而“求诸己”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慎独，“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这就是说，慎独就是在自我独处时要严于律己，戒慎恐惧，“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经过这样的修养锤炼，人们就可以成为品质高尚、节操坚定的正人君子。

　　7、见利思义。义指体现社会公利的道德标准，利则泛指个人利益、功效。孔子主张“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贷》），他要人们努力去追求义，即社会公利，为社会多做贡献，用社会公利限制、约束个人私利。中国传统道德并不否定利，对于合“义”之私利是承认的，“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即使圣人，也不能完全不讲利，“圣人于利，不能全不较论”（《二程集》第365页）。不过，利固然不可一般排斥，但利的追求必须始终处于义的制约之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子贡向孔子请教“完人”的条件，孔子说了三条，其中第一条是“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很明显孔子否定的是不义之利。孔子还要求人们“欲而不贪，正确地对待利益的“得，而对待利益的“失，要做到没有怨悔。但是传传统道德对于合义之私利，并不加以提倡，有时对于私利是轻视的，并把追逐利的人称之为“小人”，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但整个传统价值观的基调和主流是先义后利、见利思义。这种义利观注重社会公利，引导人们为国家和百姓作贡献，这是一种积极的社会本位的义利观。这种义利观造就了中华民族积极向上、追求完善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素质，也培育了一批为国家、民族的利益勇于献身的民族英雄、爱国志士，如岳飞、文天祥、于谦等，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成仁取义的理论，给后世留下了气壮山河的英雄伟绩。

　　8、勤检廉正。中国人民历来以勤劳节检、廉明正直著称于世。孔子提出“温良恭俭让”为重要的道德要求，老子提出人生有“三宝”--慈爱、勤俭、谦让，墨子提出了“节用”，反对浪费。中国古代道德还十分重视清正廉洁，儒家就非常推崇尧、舜、禹的廉洁勤政品质，“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丨”（《论语.泰伯》舜禹是多么高尚啊丨身为一国君主管理着天下，整天为老百姓操劳，却一点也不为自己着想。儒家主张“非其道”、“非其义”不取（《孟子.告子上》），反对官吏贪污受贿，那些“不辨礼义而受之”的贪官污吏，是“失去本心”（同上）的人。儒家廉洁勤政的思想，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取向，形成了中国人共有的道德。

　　9、笃实宽厚。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国家，长期的农耕生活，形成了中华民族质朴的品格和务实的精神。在此基础上，中国传统道德形成了许多以“实”为价值标准的规范和美德，如老实、求实、诚实、忠实、踏实、实在等，形成了崇尚实干、反对空谈的实事求是精神。在待人上，中华民族一向以宽厚为美德，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推己及人，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就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中国人以“将心比心”，“以心换心”为原则，在互助中达到人伦的和谐和人格的实现。中国人常以宽厚的道德人格感动别人，达到人我的沟通，宽厚大度、宽宏大量、忠厚长者等道德评价，都是中华民族重视宽厚品德的体现。笃实宽厚的美德形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崇实性和和包容性，使得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能够和睦相处，形成连绵不绝的民族历史和民族活力。

　　10、勇毅力行。这是中华民族在践履道德方面所具有的德性和德行。勇，是孔子强调的“三德”--知、仁、勇之一，孟子则把勇分为三种：凭力气的血气之勇，凭意志的意气之勇，理直气壮、恪守坚定的道德信念的“大勇”，孟子强调的是第三种勇，他认为，“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就是一种“大勇”。毅，则是指在艰难困苦中坚持下去的毅力，以及在遵循道德标准方面的毅力，毅的美德的突出体现就是养气守节，固守高尚的情操。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也是以毅为基础和前提的。要坚持成圣成仁的目标，就必须坚持“力行”，所谓“力行近乎仁”、“君子纳于言而敏于行”，就是强调“力行”对道德修养的作用。正是这种勇毅力行的美德，使中华民族得以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