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经济本体论”与我国道德教育的危机

　[摘要]经济本体论将经济与伦理的辩证矛盾关系理解为简单的决定关系，经济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宰，伦理、道德和道德教育作为被经济基础“自然”决定的上层建筑，在当前的社会发展战略中被消解。经济本体论是导致我国道德教育危机的重要原因。伦理和道德教育对于建构合理的社会秩序，维护人类社会的绵延，以及确立个体内在的生命秩序，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经济本体论；伦理；道德教育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社会发展发生重大战略转移，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但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这种发展战略的失误与教训是忽略了精神文明建设，认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不能一手软，一手硬，两手都要硬。实际上，这种“一手软，一手硬”的现象依然存在，这是经济本体论思想在作祟。这种思想认为“人类的思想形态和道德生活乃物质环境的反映和为物质条件所决定。只要生产方式、物质条件一经现代化了，则思想道德即如影随形，立即不成问题地随物质条件之现代化而现代化了。”按此逻辑，解决道德教育难题的唯一途径是发展生产力。只要生产力水平提高，不断满足人的物质欲望，社会和个体的道德水平将直接而“自然”地获得提升。这种思想对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影响深远，它是当前我国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它不仅不是解决道德教育问题的有效方法，相反却引发了道德教育的危机。
　　
　　一、“经济本体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经济与伦理的关系可以用哲学本体论方法对伦理予以根源上的探究和揭示。从哲学层面上说，伦理在最终的根源意义上说是由经济所决定的，经济构成伦理的本体，这是伦理的本体属性。但对伦理“真”的揭示，其真理性仅限于哲学本体论层面。从实践层面上说，这种对伦理根源的揭示和探究有助于伦理的健康发展。以

二、享乐主义与信仰危机
　　
　　在经验层面上我们也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经济本体论的危害。对此，我们将参照丹尼尔·贝尔对美国上世纪60年代起其文化领域出现的问题，论述我国当前社会生活中的诸多现象，进一步揭示经济本体论对我国当前社会的深刻影响。
　　
　　1，享乐主义与美国社会的信仰危机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也曾上演了一段由“经济”主宰一切的历史。对此，丹尼尔·贝尔说，“由于资本主义精神中相互制约的两个基因只剩下了一个，即‘经济冲动力’。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等享乐主义观念又彻底粉碎了它所代表的道德伦理基础。”所以，整个社会都深 深地陷入了本能的泥沼中不能自拔。随着传统宗教的退隐，资本主义文化领域中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文艺思潮，它们试图对人生的意义进行重新解说，以此来替代宗教对于社会的凝聚功能，填补宗教冲动力耗散之后遗留下来的巨大精神空白。但是这些文艺思潮实际上并不能完成宗教的使命，并不能够为人们提供终极意义，因为它不是超越现实而是媚俗、与商品生产合流。丹尼尔·贝尔揭示说，文化领域为流行时尚的庸俗所统治，“中产阶级的享乐主义盛行，民众对色情的追求十分普遍。时尚本身的这种性质，已使文化日趋粗鄙无聊。”不难看出，这种思潮无法为个体提供救赎和解放的作用。
　　宗教作为人类所创造的超越有限的意义世界，作为一种稳定的象征系统，能够为人们提供诸如死亡、爱情、痛苦与悲剧等方面的人文关怀，使人获得精神慰藉。在宗教信仰被消解后，社会无法为个体提供终极意义，无法指导个体恰当地安顿自身的生命秩序。
　　在享乐主义盛行的时代，虚无主义像瘟疫一样蔓延，公众情绪中普遍存在着迷惘感和沮丧感，人们感到极度疯狂与恐慌。自我满足、个性表达只会瓦解人们共同分享的道德秩序。社会失序，个体无法获得解放，只得在欲望中饮鸩止渴。
　　实际上，愈是世俗化的时代和地方，愈发需要精神文化的引领和慰藉，快速发展的经济更加需要价值的引领和护佑。在丹尼尔·贝尔所描述的1960年代之前，美国社会中的工业化与宗教信仰还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贺麟先生曾在1947年撰文说，以前在美国登临一座小城之小山，发现烟囱和教堂的塔顶是这座城中最为触目的东西。前者是工业化的象征，后者是精神文明的象征。如果一个城市里只有烟囱而没有教堂，那就是变态。贺麟先生认为，在一个工业发达的繁盛都市里面，因生活的烦嚣紧张，又或常遭受失业疾病等等的威胁，在这种环境里面生活着的人，如果没有宗教的情感上的慰安，则简直很容易流于疯狂，故愈工业发达的区域，实愈需要宗教。在历史上，基督教主张禁欲主义，但17世纪新教伦理赋予财富以价值的合理性，勤俭致富是上帝所嘉许的获救路径。因此，新教为资本主义初期的发展和工业化时期的人们提供了巨大帮助。
　　那么，丧失了宗教慰藉的人们走向了疯狂，丧失了宗教护航的经济也走向了人类的反面，成为奴役自身的工具。所以，丹尼尔·贝尔在美国建国两百年之际，在美国已经站在当代西方文明的巅峰和前列之际，大声疾呼，呼吁重建意义世界，回归宗教。他强调文化传统的意义，“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告诉人们先人们是如何处理同样的生存困境的。”传统应该成为迷惘者必要的向导。
　　
　　2，伦理退隐与

　经济本体论遮蔽了道德教育的人性基础。道德教育的重要理论前提是对人性的理解和认同。在道德教育看来，个体自在地分享人的类本质，即道德和自然被设定为潜在的和谐，虽然两者在个体身上是现实地分离的，但道德教育相信人能够克服异化完成向实体的回归。这是道德教育作为一种人文精神对人性的基本信念，是道德教育的基础。但是，经济本体论遮蔽了道德教育的基本前提，它将人理解为纯粹的自然存在，个体内部不再有自然与道德的潜在统一和现实的对立。既然没有这种个体与实体的分离，那么也就没有统一和转化的必要，道德教育亦不必存在。生来就没有内在矛盾和冲突的人只能是自然人，是与动物一样的存在。在这种生存状态中，没有伦理、道德对人自然本性的束缚与引导，只有自

然本能的任性而为。因此，经济本体论实际上在最根本的层面上误读了人，以自然作为绝对本质的人只是现象学意义上的人，丧失了人的本质规定性，换言之，被幽禁于本体世界的人已沦为动物。
　　既然将人囿于本体世界而设定为自然的存在即动物，就是否定和消解了人的道德责任。人的道德是由其物质条件决定的，随物质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因而人不仅是被自身欲望所主宰的本体性存在，而且是被外在的物质条件所决定的存在，个体从根本上说没有意志自由，因此也不负有任何道德责任。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这种对人的自然属性和主观任性的纵容，使得物质决定论成为道德丑恶现象的天然庇护者，这更加重了社会丑恶现象的泛滥与道德沦丧的速度与广度，加重了道德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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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本体论消解了伦理。历史证明，伦理是人类凸现自身类本质，将与其对峙的自然统一设定为自身内容，所建构起来的意义世界。它使人类整体的生存区别于动物世界的无序状态，建构起合理的社会秩序。它是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伦理对经济的价值优先性维护了人性的尊严与价值，避免人类向动物界的堕落。道德教育作为绵延至今的人类独有的行为，它饱含着人类祖先对后代个体深沉的爱与期待，是一种深邃的人文智慧。道德教育就是对个体的提升和解放。伦理和道德教育对于建构合理的社会秩序，维护人类社会的绵延，以及确立个体内在的生命秩序，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它们作为人文精神的重要构成，是历经漫长历史凝练而成的智慧结晶。
　　经济本体论对伦理的驱逐引发了沉重的社会危机。这种社会危机的本质就是精神危机，人类如何克服这种困境而获得拯救，成为极其紧迫的社会问题。对此丹尼尔·贝尔曾经指出：“假如世俗的意义系统已被证明是虚幻，那么人依靠什么来把握现实呢?我在此提出一个冒险的答案——即西方社会将重新向着某种宗教观念回归。”即寻求超越性的意义和价值，将人类从物欲泛滥的本体世界中拯救出来，为人提供安身立命的价值归宿，人因此而成为真正自由的人。同样，我国解决道德危机和精神危机的关键在于，重新赋予伦理、道德对经济的价值监护权，恢复道德教育应有的地位，发挥其对人性的培育和对人的类本质的守护作用，以此来拯救人和社会。
　　经济本体论直接引发伦理、道德和道德教育的虚无，从本质上说是对人性的反动。从黑格尔的法哲学意义上说，没有了对个体进行类本质传递的道德教育，个体就永远无法获得实体性的自由，因为伦理普遍性无法自足地从个体中生长出来，只能够通过伦理教化来获得类的普遍性即本质，成为真正自由的人。换言之，道德教育是一种社会行为，仰赖于社会的倡导和推进。但是，在经济本体论主宰的社会中，社会不再提供对个体的价值引导或人性培育，而未经伦理教化的个体只能滞留在“抽象法”和“道德”阶段，无法获得伦理普遍性以建构自身的生命秩序，进人自由的世界。这不能不说是对人性的摧残与扼杀。作为唯一能够担当起持久系统地保持文化记忆使命的社会，应该不负使命，通过道德教育，使个体获得伦理的教化，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同时，接受教育与教化，理解生命和自身的类本质，获得自由和解放，也是个体最基本的权利。
　　英国哲学家贝特兰·罗素说：“人能够具有的幸福必须借助于智慧来赢得，如果人们没有得到这种幸福，那么将不是因为才智超群，而恰恰是因为他在那最具有人类特色的品性方面的欠缺。”换言之，人类的最高智慧是人文智慧，它是人类调整自身与外部自然界、自身的生物本性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命智慧，它确立了人的精神家园和生命秩序，一切设计都是人类自由本性的体现。倘若人类在现实生活中陷入了危机，必定是其迷失了自我，误入歧途，舍弃了人文智慧的结果。经济决定论所引发的道德教育的虚无与道德沦丧，以否定的方式确证了罗素的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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