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3-01-12 阅读量:0次 所属栏目:人口生育
Key words: population of Shanghai ; migration of population ; economic element ; population prediction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6)-06-38(7)
1 研究背景
城市人口预测对于城市规划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以人为本”的现代城市规划核心就是服务城市人口发展需求的各类空间布局和功能配套,引导城市人口合理分布并力图构建和谐的城市规模及形态。因此,对城市人口的精准判断成为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
《2040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如火如荼;在规划过程中,人口预测作为专项研究也取得了阶段成果。复旦大学战略专题研究团队的《资源紧约束条件下的城市规模(人口与建设用地)多情景预测与应对策略研究》[1](以下简称《研究报告》)作为上海2040总规的参考依据,从多种角度对上海未来人口发展趋势和规划期末城市总人口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通过对《研究报告》研读并分析,发现该研究拓展了传统城市人口预测的渠道和方法,创新地提出了基于城市经济活力和人口迁移阙值关系和基于大学生就业人数计算人口总量的方法。本文基于复旦大学《研究报告》基础,针对上海2040总体规划的人口规模预测部分的研究观点和方法,从要素选取和模型建立入手进行分析,对其推导过程加以说明并提出优化建议,从而提出立足市场规律的预测城市人口的数学模型建立思路,并对上海市2040人口总量进行预测。
2 人口预测方法概述
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参考与依据,人口预测的发展过程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自20世纪以来,人们对人口预测的关注点不断变化,从人口规模到人口结构再到全部人口因素的演变;预测手段则由简单的数学函数方法发展为统计预测方法,进而出现了人口学的预测方法,现代多采用综合的预测方法。[2]本文对研究方法的描述基于预测手段涉及学科,分为数学预测方法、统计学预测方法和人口学预测方法三类。
2.1 数学预测方法
数学预测方法指狭义的代数方法,初期由于人们主要关注人口规模问题,人口预测方法往往局限于两次人口普查之间或普查后短期的人口总量测算,近代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更复杂的数学方法。由于数学预测方法对数据的数量和质量要求较低,进行单一人口因素预测时具有一定的实用意义。
早期使用的简单数学模型假设总人口的变化规律符合一定的数学公式,通过已知的人口数按公式推出未来人口数,主要选取的数学表达式有线性方程、几何方程、指数增长方程和修正指数方程,一般认为历史数据越多,预测精度越高,通常预测对象为人口总量。
随着应用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人口预测得以通过更复杂的数学模型实现,如模糊数学模型和人工神经元模型。模糊数学模型将人口系统归入模糊数学中的模糊不确定性,建立人口预测的灰色模型,在已知信息和非确知信息并存的情况下展开预测;人工神经元模型通过人工神经网络思想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可借助残缺的数据进行预测,但对数学、计算机技术要求较高,且预测结果可信度存在不足。
2.2 统计学预测方法
统计学作为研究数据采集和数据分析的学科,人口预测主要为推论统计的外推,即从过去测算将来。早期统计预测模型多是直接利用古典的统计回归模型,伴随学科发展,发明了时间序列方法,通过挖掘历史数据信息提高人口预测精度。 参照人口学预测方法的思路,将人口总量变化分解为人口自然增长和人口机械增长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两者分别通过以下思路构建模型:
人口自然增长基于现有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结合人口出生率、死亡率特征、预测目标年份的人口数量。
对于人口机械增长的认识,从长期来看,经济规律的作用应强于控制性政策;同时,人口迁移作为城市这一复杂的巨系统各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选取的数据也应当和经济、社会、文化、政策等各种领域的因素存在关联性,鉴于现有的技术水平,从各个领域选取因素进行综合计算面临着数据间量化关系难以论证、数据不相互独立导致的关联性替代等问题,因此本文将选取具有一定宏观特性的数据作为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结果的体现,以此为参考数据。
关于经济规律对人口机械增长的影响,上海作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城市,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其经济实力的提升是构成人口吸引力的核心要素之一,因此假设上海的人口机械增长率与经济增长速度存在正相关关系,作为驱动力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人口机械增长率变化趋势。从图1可以看出,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增长对人口机械增长的影响并不明显,但伴随着市场化对人们生活与观念的影响的日益加深,人口机械增长的变化趋势与经济增长速度日趋同步,在2004年、2007年、2010年均同步出现峰值。对图像的解读在直观上认识了两者关系,而定量的检验将在下一部分对参数的计算过程中进行。
4.2 影响因子选取及定量关系
人口自然增长方面,借鉴《研究报告》中计算方法,基于六普人口数量、性别、年龄结构和出生率、死亡率特征,通过队列要素法进行自然人口增长的预测。
人口机械增长方面,根据对《研究报告》的解读分析和自身研究,模型选取的影响因子应当从时间、人口以及其他因素多角度进行相对全面的考虑,以提高预测结果的参考价值。
本次研究构建的人口预测模型中,时间是最基本的自变量,考虑到研究的时间跨度,将年作为基本的时间单位,必要时以五年为周期以便于计算。
对于人口方面的因素,在上文零迁入迁出极限模型的基础上,重点是预测上海市未来净迁入人口,因此净迁入人口将作为一个基本的参考数据。本课题以上海市统计年鉴中的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差值作为外来人口数量的估算值,并以其年变化作为人口净迁入的估算值。由于外来人口的生育、死亡也会导致外来人口数量的变化,即获取的“人口净迁入”数据是人口生育、死亡带来的人口变化影响之后的结果,所以在下文中弱化这两者的影响,近似地认为新增外来人口的生育、死亡情况已经被纳入净迁入人口的范畴,不作单独计算[5]。同时考虑到人口的增长具有较强的惯性特征,因此人口基数也应当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
对于时间、人口以外的其他因素,通过对生产总值、产业结构、职工收入、职工人数、经济增长等多个与经济、社会相关的要素与人口变化的比照,选取其中呈现一定稳定趋势的数据关系。最终选取取经济增长速度,与上文的数据构成人口迁入―经济增长弹性系数作为人口估算的依据。
4.3 参数取值与论证
由于总人口与净迁入人口、经济总量增长与经济总量在有一定发展基础的地区为真包含关系,其比值均体现变化率意义,在进行时间长度修正后的两者相除得到的Et具有弹性系数的特征,能反映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的敏感性。相比于研究报告中基于经济水平分析建立的数学模型,弹性系数是基于变化率的再处理,受到的限制较小,很难出现理论取值区间限制实际取值区间的状况;并且相比于变化率对结果的影响更为间接,符合社会趋势、政策引导对人口迁移产生潜移默化的长期作用的特性。
对1991年以来的每一年相比于上一年的“人口迁入-经济增长”弹性系数进行计算,得到下图所示变化趋势,可以认为排除突变性因素,Et的变化近似地趋近于0.2。对于曲线的波动分各阶段进行理解:Et作为人口迁移对经济发展的敏感性衡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主要有两个原因,从经济角度,改革开放后经济对人们的影响力提升,经济因素作为价值选择的驱动力的地位日益凸显,上海由于经济实力的优势而产生的人口吸引力也得以体现;从政策角度,上海的户籍管理制度松动,据不完全统计,从1993年至1998年专门针对外来流动人口的管理政策和法规达20项,人口迁入的成本趋于降低。1999年上海取消了外地大学生进沪数量的限制,2000年上海市人事局会同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推出《引进人才工作证》制度,其影响体现为2001年的一个Et峰值。2009年,上海市市长韩正在两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上海将出台人才居住证与户籍衔接办法,为人才流动提供高效便捷服务,而2010年即将举行的世博会也使人们有了上海提升城市影响力的预期,与之对应的是2009年人口的Et峰值。在两个峰值之后,Et均在一至两年内回落至0.2以下。由于本文不提倡通过政策对人口进行强制性干预或强刺激,排除这类政策带来的突变性因素之后,人口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反馈趋于稳定,本课题研究认为上海市在目前发展阶段下的Et趋于0.2,并以此作为数据预测计算的基础。[6] (图2)
5 人口规模预测与反思
5.1 自然增长人口规模预测
对自然增长的人口规模预测参考研究报告,预测结果如表1。
受限于目前掌握的数据,基本接受这部分在零迁入迁出情况下对2040年人口的理论预测,并作为下文对人口净迁入数量的基准。
5.2 人口总量预测
由于本方法对人口的预测基于弹性系数和经济增长速度两个参考变量,这两者的变化趋势将会直接影响人口变化趋势,因此根据对这两个变量的预测,给出对2040年上海市常住人口总量的乐观预测值和稳健预测值。
5.2.1 乐观预测
对于2011-2015年的地区生产总值,根据统计年鉴数据进行估算可以得到年均增长率约为7.5%,伴随着上海市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建设,经济发展会迎来新一轮的繁荣。通常情况下经济总量的不断提升会带来经济增长速度相对值趋于降低,但由于金融行业的收益率受总量提升带来的发展速度降低效应影响相对较小,结合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升对作为人民币结算、清算中心的上海的国际金融城市发展具有巨大的刺激作用,因此预计未来上海市经济发展速度降低将十分有限,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由2016-2020年的7%逐渐降低至2036-2040年的6.5%;另一方面,基于经济活力的良好保持,经济优势对人口吸引体现出的影响力也在源源不断地吸引着外来人口,预计到2040年Et仍能保持在0.2的水平。以此预测到2040年的人口迁入水平及常住人口规模(每5年一个阶段),如表2。
计算得到上海市2040年人口预测值为3069.00万人,并且到期末为止,上海市人口净迁入的速度仍在缓慢增长。以六普数据20-59周岁外来人口占上海市外来人口总数82%计算,到2040年劳动力年龄人口占比约62.6%。
5.2.2 稳健预测
对于2011-2015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近似取7.5%,2016-2020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估算值为7%,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发展模式转变以及经济总量基数提升带来的增长速度降低,参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对上海经济增长的预测,上海经济增长速度到2036-2040年预计降低至5%。同时兼顾发展模式的转变,人口迁移相对于经济增长的敏感性降低,导致城市整体竞争力对经济发展依赖度也有所降低,而转为创新能力、宜居程度等方面的综合提升,所以到2036-2040年尽管经济增长速度仅有2011-2015年的2/3,但Et水平将略高于0.20的2/3,约为0.15。以此预测到2040年的人口迁入水平及常住人口规模(每5年一个阶段):
计算得到上海市2040年人口预测值为2820.67万人,在2011-2040年期间人口净迁入速度趋于降低,人口数量在2035年左右达到峰值,之后常住人口呈现负增长。以六普数据20-59周岁外来人口占上海市外来人口总数82%计算,到2040年劳动力年龄人口占比约60.9%。
因此,上海市2040年人口总量预测值应为2800-3100万人。
5.3 模型假设基础与反思
以上对于上海2040年常住人口总量预测的数据应当基于一定的假设,即:
(1)不考虑战争、瘟疫等巨大灾难为上海人口带来冲击;
(2)到2040年为止医疗技术尚未发展到普及化地根治所有绝症、大幅度延长人类平均寿命等对各年龄段人口死亡率有巨大影响的突破;
(3)主流生育观念未发生根本性转变,如多数妇女终身不生育,或多胎生育占多数;
(4)世界经济运作仍基于信用货币体系。
由于目前掌握的数据以及基础论证的有限,本文的预测模型和数据存在进行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1)对生育率、死亡率的估算有待讨论,其中生育率问题出于维持人口代际平衡以及对上海本土文化保护,需通过政策引导提升生育率,这一问题需要从社会、人口、文化等角度进行深入探讨。关于死亡率问题,平稳发展前提下各年龄段人口死亡率到2040年应有一定的降低,其推动因素可能来自生活水平的提升,技术进步带来的事故发生率降低,人口素质提升带来的恶性事件减少,医学、生物学等学科进步带来的治疗和养生水平提升等,考虑其因素众多而需要从多个学科进行综合探讨。
(2)将外来人口作为直接迁入迁出、生育、死亡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而在外来人口直接迁入迁出的数量及性别―年龄结构基础上对每一周期的各年龄段依据生育、死亡情况进行调整。
(4)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论证可进一步深入,并以此为基础探讨Et取值的变化趋势。
(4)对人口规模的预测计算周期从五年精确至一年,同时对现有性别―年龄结构的年龄分组精确至一周岁,可以有效提升模型数据精度,尤其是减少对出生婴儿人数预测的误差。
6 结论及应对策略
本文从六普数据出发得出上海现有人口的自然变化规律,再由经济规律角度预计未来上海的人口净迁入情况,获得两个预测数据。对于乐观预测,上海市常住人口直到2040年一直保持增长,至2040年末总人口增长至3069.0万人,其中青少年、劳动年龄人口、老龄人口占比分别约为10.5%,62.6%,26.9%;对于稳健预测,上海市人口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至2040年末总人口增长至2820.7万人,其中青少年、劳动年龄人口、老龄人口占比分别约为10.1%,60.9%,29.0%。
总体来说,相对于2013年常住人口2425.68万人,2040年上海常住人口数量有所上升,但劳动力年龄人口比重从当前的71.5%降低至约六成(60.9%-62.6%)。从数据结论角度考量,与全球发达城市人口发展预期基本符合,从侧面论证上海劳动力发展水平与世界城市目标需求相一致。 同时,未来上海的人口情况还将面临其他一些问题:
男女性别比显著提高,呈现性别失衡趋势:六普显示2010年上海市常住人口男女性别比106.2,其中户籍人口性别比99.3,外来人口性别比118.7,外来人口显著拉高了上海市的常住人口性别比[7],而伴随着上海人口净迁入的持续,常住人口性别比将趋近于外来人口性别比,由此将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如适龄男性择偶困难,男女婚姻年龄差距可能进一步提高等等,也有悖于男女平等的社会理念发展趋势。为此,可以通过政策引导增加对创造性人才的引入,而适当减少从事体力劳动的外来人员的引入,借助不同行业自身特性缓解外来人口性别失衡问题。
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使得上海的犯罪问题日趋严重,社会治安和市民的安全感有所退步。据闵行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一个课题组调查显示,1997年至2000年间,上海市外来人口犯罪基本稳定在每年600人内, 2001年至2002年猛增至697人,增长率高达18.29%,到2004年外来人口犯罪人数突破1000人,2006年更是达到了1971人,是10年前外来人口犯罪人数的4倍。在外来人口集聚区域犯罪的增长形势空前严峻。其中又以初中文化程度以下低学历者以及无业人员为主。对此问题,更要求通过政策引导外来人口结构向高素质人员偏移,通过提高人员素质显著降低暴力犯罪发生比例。
纯正的本土文化的延续与发展面临困境,伴随着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各地区的文化与观念也被带进了上海。在不断包容和接纳外来文化的同时,海派文化也面临着本土特征和原真性缺失的威胁,对此需要积极培养上海本土文化传承的主体,营造具有自身特色与魅力的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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