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人口思想与我国五六十年代的计划生育

【内容提要】本文是作者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而撰写的纪念文章。文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长期以来有很大争论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毛泽东的人口思想进行的评价，认为应该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历史地看待毛泽东当时的人口观点，毛泽东的主导思想是在阐述社会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而不是强调人越多越好；第二部分是阐述五十年代以来，特别是“一普”之后，毛泽东人口思想的主基调是提倡节育，主张有计划地生育。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制定了适合当时条件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第三部分是对五十年代批判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评价，认为不能过分夸大“批马”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作用；第四部分是对广泛流传的“错批一人，多增三亿”提法的评价，认为这一提法缺乏科学依据。

　　毛泽东作为20世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无论对中国革命还是建设，都做出了极其伟大的历史贡献。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作为这一思想有机组成部分的人口思想，不仅坚持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基本观点，而且提出新中国建立以后必须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论断，并且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即使在50年代，毛泽东人口思想的主基调是提倡节育，主张有计划地生育。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制定了适合当时条件的、以宣传教育和提倡节制生育、有计划的生育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正是这一时期的政策为我国70年代大规模、卓有成效的计划生育工作准备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我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已经进入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新阶段。当我们在新的世纪重新审视历史的时候，有必要客观地去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人口思想与我国五六十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

一、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历史地看待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的人口观点

　　1949年8月5日，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美国政府发表了《中国与美国的关系》的白皮书，以及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阐述了1844年《望厦条约》以来的中美关系史。在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件中，充满了隐瞒和捏造的事实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污蔑。这些歪曲事实的言论在当时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毛泽东同志从1949年8月14日至9月16日连续发表文章，批驳这些歪曲历史的观点，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其中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这篇文章中，集中阐述了毛泽东当时的人口思想。毛泽东针对艾奇逊把中国革命的发生说成是因为中国人口太多，对土地造成不堪负担的压力，政府不能解决吃饭问题的结果时，指出：“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么？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么？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大多么？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他连美国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华盛顿杰弗逊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人所以举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为俄皇和俄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至今还是土地多过人口很远的。蒙古土地那么广大，人口那么稀少，照艾奇逊的道理是不能设想会发生革命的，但是却早巳发生了。”（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1399页。）在这里毛泽东反复举例说明，革命的发生是由于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必然结果，革命的发生和社会制度的变迁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方式而不是人口过剩。

　　毛泽东还针对艾奇逊由于中国人口过多，没有一个政府能够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的观点，针锋相对的指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1400页。）、“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1399页。）

　　长期以来，毛泽东的上述观点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被一些人认为是毛泽东主张人口越多越好的主要根据之一。

　　认真阅读《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这篇文献，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看待毛泽东的上述观点，可以看出，首先，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关于人口问题的主导思想是阐述社会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批驳艾奇逊宣扬的人口决定论。如前所述，在这篇历史文献中，毛泽东反复举例说明，革命的发生是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必然结果，革命的发生和社会制度的变迁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方式而不是人口过剩。

　　其次，毛泽东在这篇文献中阐述的人口观点是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我们可以设想，在夺取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历史关头，在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散布共产党解决不了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中国没有什么前途的时后，毛泽东（或者其他任何人）能像几十年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那样认识和看待人口问题吗？因为当时中国历史的聚焦点是中国共产党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和军事的最后较量，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因此从政治斗争（而不是从学术）的角度反驳艾奇逊的观点，鼓舞人民的斗志，消除悲观论调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

第三，长期的人民战争和当时解放区的实际情况也没有显示人口过多的压力，相反，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千百万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是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这种长期革命战争的实践，毫无疑问，对毛泽东正确认识革命胜利之后的中国人口问题是有一定影响。但是，我们不能要求在当时那种历史背景下的毛泽东能够对革命胜利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的一切问题（当然包括人口问题）给予百分之百的、没有任何疑义的正确回答。
二、50年代以来，特别“一普”之后，毛泽东人口思想的主基调是提倡节育，主张有计划地生育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没有看到毛泽东关于控制人口和提倡计划生育的论述，国家和政府也没有制定相应的政策。相反，从维护妇女健康的前提出发，卫生部门在1950年4月20日制定和颁布了《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禁止非法打胎。1952年卫生部又制订了面向全国人民的《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尽管《办法》设计的主导思想是保护母亲和子女的身心健康，不是鼓励人口增长，但是在客观上限制了节育，使得当时的生育和人口增长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这一方面是由于革命胜利之后，党和政府当时面临的工作千头万绪，首要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彻底消除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稳定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相比较而言，节育和人口数量控制问题还没有排到党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另一方面，革命胜利之后，人民安居乐业，经济形势欣欣向荣，人口压力的迫切性并没有充分显示。

　　1953年，新中国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中国人口已经不是通常估计的4.5亿，而是超过6亿，仅大陆地区的人口就已达到5.9亿。庞大的人口数量与我国当时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目标的矛盾开始显现，也引起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高度关注。周恩来总理在普查3个月后的一次报告中指出：“我们大致算了一下，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1千万，那么10年就是1万万。中国农民对生儿育女的事情是很高兴的，喜欢多生几个孩子。但是，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确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注：周恩来：《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载于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133页。）当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对卫生部限制节育的政策提出了批评，多次指示卫生部予以改正。在邓小平的干预下，卫生部于1954年11月发出通知，规定“避孕节育一律不加限制”，“凡请求避孕节育者，医疗卫生机关应予以正确的节育指导”，“一切避孕用具和药品均可以在市场上销售，不加限制。”（注：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纪事》，红旗出版社，1987年。）同年12月，刘少奇代表中央主持了节育工作座谈会，在会上明确宣布“党是赞成节育的”，（注：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史》，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0年。）中国不要搞母亲英雄，中国应提倡节育。（注：转引自翟振武：《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口政策的回顾与再评价》，见《中国人口科学》2000年1期。）在中央的号召下，卫生部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对过去限制节育的政策和作法进行了检讨，进一步明确了落实中央精神的措施。中央在卫生部的报告上批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节制生育的。各地党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注：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

　　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提出“卫生部门应该协助有关方面对节育问题适当宣传，并且采取有效措施”。（注：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在同年公布的《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提出“除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注：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这意味着当时就已经把计划生育的政策扩展到了广大农村地区。

　　毛泽东在这一段时间（1957年），对人口与计划生育也给予了高度关注。

　　1957年1月25日，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可。”

　　1957年2月14日在接见全国学联委员时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多也好也坏，中国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北京现在有360万人口，将来要有3600万人口，北京市市长如何得了。你们将来当了市长怎么办？要安排工作，安排小孩子，解决交通运输问题，那时逛公园也要排队。”

　　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在这里我想提一下我国的人口问题。我国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大约要增加1200万至1500万，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近来社会上谈这个问题的人多起来了。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研究有计划地生育的办法。”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因为要解决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有经费，要想办法，要宣传。”

　　1957年3月20日，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两省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我们这个国家好处就是人多，缺点也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

　　1957年10月9日在八大三次会议讲话时指出：“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471页。）

　　1957年10月13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计划生育也有希望做好。这件事也要经过大辩论，要几年试点，几年推广，几年普及。”（注：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没有提出和制定节制生育和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但是也没有明确鼓励生育和增加人口的政策和主张。50年代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毛泽东本人的人口思想的主基调是提倡节育，主张有计划地生育。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提出和制定了适合当时条件的、以宣传和教育为主的人口和计划生育的政策。应该说这是我国70年代以来大规模、强有力、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一个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是我国70年代以来卓有成效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基本前提。

三、不能过分夸大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作用

　　众所周知，马寅初作为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从1954年开始，他利用外出考察之机，先后到浙江、上海等地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在调查中，他看到了土地改革以后农村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喜悦，也发现了出生率特别高，农村儿童特别多的现实（他自己的侄子就有大大小小9个孩子）。对此，他喜忧参半，“人口这样发展下去，势必会冲破经济，冲破一切。”（注：转引自韩文宁：《〈新人口论〉与“批马运动”始末》，《世纪采风》1997年7期。）根据调查取得的第一手资料，通过认真分析芯浚砝嫌?955年写了一份题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稿，准备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发言。为慎重起见，他先将发言稿交给浙江人大代表小组征求意见。但是，除少数代表表示赞同以外，多数人表示反对或不置可否。一些人认为他的主张是宣扬马尔萨斯主义。马老从当时的不同意见中看出，当时的环境还不宜讨论这个问题，便主动把提交大会的发言稿撤了回去。1956年马寅初再次去上海、浙江等地视察，就人口与生产的关系在10个县市、约2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一个渔业合作社进行了详细的、深入的调查，并且把调查材料整理成发言稿，于当年6月21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了发言。在党的“八大”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提出“卫生部门应该协助有关方面对节育问题适当宣传，并且采取有效措施”和《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公布之后，马寅初认为党和国家开始重视人口问题，感到非常高兴，认为解决人口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1957年3月1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就“人口控制”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肯定并支持了马寅初的观点，指出：“人口控制在6亿，一个也不多啦？这是一种假设。……现在我国人口每年增长1000多万。你要他不增长，很难，因为现在是无政府状态，必然王国还没有变成自由王国。在这方面，人类还完全不自觉，没有想出办法来。我们可以研究也应该研究这个问题。政府应该设立一个部门或一个委员会，人民团体可以广泛地研究这个问题，是可以想出办法来的。总而言之，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使他能停顿一下，有时候减少一点，波浪式前进，实现有计划生育。这一条马（寅初）老今天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没有放出来，有人反对，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政府应该设机关，还要有一些办法。人民有没有这个要求？农民要求节育，人口太多的家庭要求节育，城市、农村都有这个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适当的。”（注：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

　　此后，马寅初先后在不同场合发表了他的观点。1957年4月，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公开发表关于人口问题的演讲，以大量具体的调查数据和生动鲜明的事例，阐述他在人口问题上的见解。6月，马寅初将报告稿加工整理，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7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这就是著名的《新人口论》。

　　正当马寅初就人口问题不断发表演讲，当《新人口论》逐步形成和发表的时候，也是反右斗争刚刚开始的时候。这时就有人传出要批马寅初，报刊上有些文章已不点名地对他进行批判，更有甚者主张把马寅初定为“右派”。当时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明确指出不能划为“右派”。

　　1958年5月，反右斗争基本结束。5月4日，在北大60周年校庆大会上，陈伯达突然点了马寅初的名，要马老作检讨。7月1日，号称“理论权威”的康生到北大作报告，他阴阳怪气地讲：“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呢，还是马尔萨斯的马呢？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此后，声势浩大的批判开始了。但是，直到1959年下半年，对马寅初的批判基本上还是在学术范围内。马老也在不同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反驳文章。1959年12月，马寅初写了《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要求在《新建设》1960年1月号上发表。但是文章还没有发表，就传到了康生手里。康生直接插手，亲自部署批马运动。康生对北大当时的领导人讲，马寅初最近很猖狂，给《新建设》写了《重申我的请求》，猖狂进攻，他的问题已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要对他进行彻底揭发批判，把大字报一直贴到马寅初的门上去。他的校长是不能做了。（注：参见韩文宁：《〈新人口论〉与“批马运动”始末》，《世纪采风》1997年7期。）在康生的直接插手和布置下，北京大学掀起了全校规模的批判马寅初高潮，把学术问题推到了政治舞台上，给马老扣上了“假学术之名，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历史上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等一顶顶污蔑不实的大帽子，直到马老被迫辞去北大校长之职。

　　毫无疑问，对《新人口论》和马寅初的批判，是对真理的践踏，是对一个坚持真理的知识分子的政治迫害，它对我国人口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是，对马寅初的批判，对我国的人口政策和实际计生工作的影响即使有的话，也不会太大。这是因为：

　　第一，反右运动和批判马寅初的相当一段时间（1957-1958年），有关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的宣传活动并没有停止，1958年国家还出版了大量宣传书籍，如《节制生育宣传手册》、《有计划地生育子女》、《避孕常识》等。卫生部的宣传要点通知中，仍然强调“应加强节制生育的宣传”。（注：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纪事》，红旗出版社，1987年。）这就是说，在这段时期里，国家关于计划生育的宣传政策并没有受到影响。

　　第二，从1959-1961年间，未看到或者是停止了对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的宣传和推广，但是主要原因是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人为灾难导致国家的一切正常活动的停止。同时，我们没有看到任何鼓励生育和检讨关于“提倡节制生育、推广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错误的文件和说明。因此不能说对《新人口论》和马寅初的批判，导致这一时期错误的人口政策的产生。

　　第三，从1962-1966年，随着国民经济形势的好转，中央加大了节育的宣传，并且首次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文件的形式下发表《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把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即定的政策”予以确认。（注：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这个文件是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党和政府已经把计划生育工作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从计划生育工作的实践来看，60年代，是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取得重要突破的时期。这表现在：

　　首先，这一时期，自上而下建立了专门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各省市区也建立了相应的工作结构，这为计划生育工作的全面开展提供了组织保证。

　　其次，从不同层次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政策目标和规划，例如，周恩来提出要在20世纪内把我国的人口增长率降到1%以下，各省市也制定了相应的人口出生率和增长率的近期和远期目标。生育政策上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和“少、稀、晚”的口号，这实际上是我国70年代以来实行的人口政策的雏形。

　　再次，开展了较大规模的节育技术指导，明确了计划生育经费的开支渠道；加强了避孕宣传，改善了避孕药具的供应，为计生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技术条件，

因此，我们认为，五六十年代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和计划生育工作并没有受到对马寅初《新人口论》批判的多大影响，相反，50年代的节育宣传和60年代的计划生育工作实践是我国整个计划生育工作的必经阶段，是在复杂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开创计划生育工作的新尝试。对计划生育政策和工作影响最大的是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政治动乱，而这两次灾难影响的不仅仅是计划生育，它使我国所有的正常工作都处于瘫痪。

四、“错批一人，多增三亿”的提法缺乏科学依据

　　在中国人口学界，有一种观点甚为流行，他们认为中国人口之所以迅速增长，其原因是50年代没有能够采纳马寅初先生提出的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合理建议，反而把马老的正确主张当成“新马尔萨斯主义”进行批判，从而导致人口膨胀。这种观点广为流传，以至被人概括为“错批一人，多增三亿”，成为一段时期对五六十年代我国计生政策和计生工作占主导地位的评价。而这种观点的潜意识是对我国五六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和工作的全盘否定，对毛泽东人口思想的巨大谴责。

　　那么，是不是真的是“错批一人，多增三亿”呢？

　　首先，上文已经指出，对马寅初的批判始于1957年底，批判高潮是在1959年底。对马寅初以及他的《新人口论》的公开平反是在1979年6月，“错批一人，多增三亿”观点的出笼是在1979年8月。1957年，我国的人口总数为6.46亿，而到1979年，我国的人口总数为9.75亿。22年间，总共增加3.29亿。如果真是“错批一人，多增三亿”，那么，意味着这22年间，如果我们不批判马寅初，或者采纳马老提出的主张，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就只会增加2900万，几乎是“零”增长。稍有人口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即使我国在马老提出控制人口的当时就采取最为严厉的措施，把全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立即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人口增长的巨大惯性，也不可能使这段时期的人口就达到“零”增长。因此，“错批一人，多增三亿”，实属违背人口学基本常识的最大笑话。

　　其次，众所周知，中国的前两次人口增长高峰分别发生在1952-1957年，1962-1968年。这两次人口增长高峰恰恰与批判马寅初在时间上风马牛不相及。而对马寅初批判的高潮和批判之后，中国的人口不仅没有出现大的增长，相反，1960-1961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人口负增长时期。1960年比1959年减少1000万人，人口增长率为负14.88‰；1961年比1960年减少348万，下降5.26‰。因此，把中国人口增长的原因归结为对马寅初的批判，既“错批一人”，在时间序列上也找不到任何根据。

　　第三，影响人口增长的直接因素主要有社会经济条件、人口政策、传统文化和意识，政治因素和人口理论是通过社会经济条件和人口政策间接地影响人口增长。从我国人口增长的实践以及世界各国人口增长的规律来看，社会经济条件是起基础性作用的，它直接导致人口按照一定规律变化；人口政策对一定时期的人口变化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人口的增长速度、规模和结构变化；传统文化和意识对人口增长也有重要的影响。对马寅初的批判主要是在学术领域，后来在陈伯达、康生的直接插手下，也发展成为政治迫害，但是对人口政策的直接影响并不突出。五六十年代所实行的人口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与马寅初的主张是一致的。与此同时，批判马寅初所造成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当时社会的上层和一部分社会精英及知识分子中，对于普通市民和广大农民来说，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和自身的局限，批判马寅初不可能对他们的生育行为产生多大影响，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在生儿育女。因此，“错批一人，多增三亿”，在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

　　总之，毛泽东的人口思想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人口思想的主基调是提倡节育，主张有计划地生育。客观地看待历史，说毛泽东主张人口越多越好、鼓励生育和人口增长，是没有科学根据的。毛泽东人口思想的主基调——即提倡节育，主张有计划地生育，是我国人口政策的重要依据。把对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的批判说成是我国人口增长的根本原因，甚至概括为“错批一人，多增三亿”，是荒谬的。

　　在中国历史上可能有许多难以解开的谜，对马寅初的批判有许多细节至今仍然难以确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材料是至少毛泽东在1957年3月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肯定和支持了马寅初的人口主张。因此，把对马寅初的批判归结为毛泽东个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作者注：1956-1966年），“一切成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

　　中国人口众多，对社会经济以及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是今天人们的共识。而中国人口的巨大增长，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新的世纪，当我们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在新的起点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候，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我们不能忘记毛泽东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五六十年代，为我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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