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家庭功能变迁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6-0072-02

　　家庭是农村社会的基本单位，它担负着农村社会的生产经营功能、生活消费功能、生育功能和赡养功能[1]。改革开放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与人口流动加快，计划生育及社会保障等政策的实施等使农村家庭的功能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一、生产经营功能的变迁

　　农村家庭功能的主要特征是农村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由于我国农业生产的要求和农村家庭的特点，我国大部分农村家庭都是农业生产或兼业活动的基本单位[2]。

　　由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家庭的生产和经营也被纳入了市场经济体系之中。但是农村的生产经营功能已经难以应付激烈的市场竞争。正因如此，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我国很多农村地区已经由原来的家庭单独生产经营转变为现在的产业经营及规模经营，即把众多农户联合起来进行生产和经营协作。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许多青壮年农民外出打工，大多数农村家庭已经没有人从事农业生产或只有少数妇女和老人在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因此，农村家庭的生产经营功能已经更多地从农业转移到其他方面[3]。

　　费孝通曾在他的经典之作《江村经济》中提到：1930年的苏南农村，已经出现了农户农业生产不足维持生计，而非农生计来源――蚕丝生产成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因此，在经济社会的转型中出现的农民进城打工、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人口大规模地向城市输出这些现象既是政策制度导向的结果，也是社会转型和变迁的必然结果。在中卫社区，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在从事着非农产业。对于中卫社区徐百户的村民来说，外出打工不仅增长了他们的见识，还使他们赚取更多的钱来补贴家用，盖房子，改善生活水平。外出打工改变了农民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产生活状态。因此农民依靠的生活方式再也不仅仅是务农。家庭经营出现了多样化的形式，以2015年为例，中卫社区共有劳动力2 915人，从事家庭经营的1 341人，从事第一产业的仅404人。外出务工劳动力1 132人，其中常年外出务工劳动力乡外县内872人，县外省内89人，省外15人。①可见，农业劳动力仅占13.9%。非农产业劳动力占比高达71%。农户共计1 586人，纯农户325人，农业兼业户196人，非农业兼业户157人，非农户908人。纯农户仅占20%。因此，中卫社区家庭的生产功能在弱化。

　　二、生活消费功能的变迁

　　原来农村家庭生活消费功能所包含的内容都是关于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最基本的生活消费需要，但现在这个功能也在发生巨大变化。农村家庭的生活消费需要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也日趋多元化。生活消费的功能已经从仅仅解决农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转变为解决基本生活需要及娱乐、休闲、学习等多方面的生活需要。

　　中卫社区家庭生活消费功能在强化。比较明显的一点体现在中卫社区的人情支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变化也发生着变迁。在集体化时代，尤其是合作社以前，同辈结婚的时候，就是送毛主席语录，后来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在改革开放前后，出现了以实物为礼的现象，比如在结婚的时候，大家就送大小不一、价值不同的铁盆、水壶、热水瓶、被单等实物。实物上还写着祝福的词语。到现在，基本都是以现金为主的人情送礼方式。礼尚往来的金额差距也在加大。本文随机选择了三个不同的家庭消费情况来分析中卫社区家庭消费功能的变迁。

　　（一）中上经济收入水平家庭的收入及消费情况

　　三组组长冯明林家2015年的家庭收入是自有房屋租金收入11万元/年；承租、转租的租赁收入20万元；集体分红收入2.1万元；旧村改造前，家庭经营收入主要靠做点生意，年均4万元左右。冯明林1997年结婚，有1.6万左右的订婚礼金等，现在估计要五六万。如果婚礼搞好一点，还要10万多，要买车、旅游、嫁妆等。2015年冯明林的家庭支出：送礼3 000元左右；子女教育支出1万元；看病支出5 000元；日常消费中烟酒糖茶、米油等日常用品36 000元；请客支出1万多元；借款利息支出是1.5万；其他如车辆的交通燃油等支出是2万元；另外，在外面租房住，因为自己的租出去了，房租1.5万。

　　三组会计冯蓉一家的消费除了衣食住行外，还用于学习、拍照、外出旅游。她平时每周都参加老年大学学习，之前在玉溪市老年大学，现在是在红塔区老年大学。学费每科每年80元，一个学期共有18节课。老年大学主要学习上网、学习智能手机，还学习月琴、中医、太极拳、二胡等，冯容最近正在学习葫芦丝。玉溪市老年大学人数比较多，每年都有8 000多人。由于冯蓉是1967年2月14日（大年初六）结婚，2月14是现代年轻人流行过的情人节。冯蓉的女儿经常说爸爸妈妈结婚很会选时间，并主动带爸爸妈妈新拍了一套婚纱照，照片摆放在客厅的中央及四周，这种补拍婚纱照的确是城里人流行的做法。现在条件好了，冯蓉的小儿子在玉溪山水家园购买了一套住房，还买了一个140平方米的铺面，每年出租8万元。现在每年小组里组织老年人去全国到处旅游，她去过厦门、广州、海南、桂林、北京、上海、杭州、青岛、大连、内蒙古等许多地方。玉村基本上每年都有一批人出去游玩，去年有30多人，今年肯定也还要组织外出旅游。

　　（二）普通农户家庭的收入及消费情况

　　杨天保的家庭经济收入主要有：租房80平方米，6层楼，除了自己居住的两层，其余的四层均为出租，过去一般房租收入是4-5万元一年，儿媳妇打工每个月2 000多元钱，儿子打零工或者用摩托车拉人每个月收入2 000多元钱。儿子2017年开始在二楼三楼开麻将室，每桌每次40元钱，周末晚上有人来玩，一个月的收入一般在2 000元左右。集体分红2015年每人6 700元，一共33 500元钱。去年是最高的一年，往年一般是4 000-5 000元钱。去年分红多的原因是一组的堂客一二楼出租，每年租金90多万元，集体收入有所增加。杨天保家的家庭支出包括生活花费，孙子读书，每年需要1-2万元。另外两个老人生病住院花费比较大，去年杨天保就住院了两次，报账顶多就是50%，年前肺部感染，住院了10多天，花费了1.2万元，妻子去年住院了40多天，花费了1.4万元。平时还得要吃药，基本上每人每个月要400-500元。杨天保一共有五个子女，儿子是老四，其余的均为女儿，都已经出嫁成家。大女儿在妇幼保健院，小女儿在商业银行，她们还是常常给老人生活费。 　　三、生育功能的变迁

　　生儿育女是人类社会延续的条件和保证。生育功能是农村家庭的基本职能之一[1]。并且到现在为止，生育功能仍是农村家庭最为重要的职能之一。

　　20世纪70年代初，为使人口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中国政府开始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1978年，我国宪法首次写入计划生育的内容，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1982年计划生育政策被确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并公布施行。国家计划生育的强制执行和经济社会的转型，使中卫社区农民传统的生育观念也发生了改变。

　　1963年开始，中卫大队把计划生育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并开展宣传工作。1968年、1969年，计划生育小分队深入到育龄妇女家中，宣传计划生育、发放避孕药具等，动员开展“三术”工作。1981-1983年，中卫大队有68人进行了综合节育。1989年8月26日，成立中卫办事处计划生育协会，有常务理事、理事17人。组织学习政策、文件，开展孕期保健、新婚知识、生殖疾病防治讲座，建立产后访视制度，编演文艺节目宣传等。1993年9月20日，结合实际制定《中卫办事处计划生育管理补充规定》，经村民代表大会通过执行1994年与州城镇政府签订19项指标管理责任书和评比、奖励、考评办法。建立“生育率”“三术率”的一卡（计划生育卡）二账（台账）三单（初婚、怀孕、生育、三术单）四册（育龄妇女登记册）五版面（宣传版面）和生育证、流动人口计生管理等制度。2003年，有新生婴儿47人，计划生育率100%，综合节育率89.6%，“三为主”巩固率100%，“三术”率86%。

　　截至2003年，共发证645本，其中：生一孩497本，生二孩148本。持证生育率达100%。1992年10月，中卫办事处根据玉溪市人民政府有关独生子女和双女结扎户保险条例的规定，对符合条件的74户74人办理育龄夫妇双女户、独生子女养老保险，每人保险金800元，共计8.92万元。2002年9月，中卫居委会对领取独生证、自愿放弃生育二胎的66户66名独生子女的农业人口夫妇进行奖励，发放一次性奖金每人500-1000元，共计5.04万元[2]。调查中也发现，大多数中卫的农民的生育观都发生了改变，有的认为生一子一女最好，有的就只想生一个。可见，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制执行及对独生子女的奖励政策，使中卫社区的农民接受了“少生、优生”的观念。并且农村传统的“重男轻女”的观念也有所改变。雷洁琼在20世纪90年代初主持的一项对中国农村婚姻家庭的研究表明，农村家庭生育功能的变迁程度与农村社会工业化导致的社会变迁程度之间存在着大致对应的关系：即工业化程度与生育意愿成反比，也就是工业化程度越高，生育意愿越弱。从这个方面看，中卫社区高度发达的商业也是其村民生育意愿转弱的一个主要原因。

　　四、赡养功能的变迁

　　赡养功能是我国农村家庭的一项重要功能。我国农村家庭赡养功能的一个特点是农村家庭赡养老人的功能主要由男嗣来承担，因为在农村家庭中只有儿子能继承父母的财产，因此儿子就必须承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这也是农村重男轻女现象的主要原因。但由于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农民夫妻进城务工，农村家庭的赡养功能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农民在观念上已经不再把赡养老人作为是必须在家庭内部完成的功能。农村家庭的赡养功能也无法像原来一样在家庭内部完成。

　　中卫社区家庭的赡养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及社会的转型发生了变迁。中卫片区的大部分老人有经济方面的赡养但是缺乏精神方面的赡养。因为中卫片区的老人在每年有上万元的年底分红收入，加之有一定的其他补贴，以及有一系列的医疗和教育等保障。如果收入较高的子女再给予一些日常的补贴，家庭生活就比较滋润，家庭财富也可以有一定的积累。老人也可以拿出经费组织每周的家庭聚会，有的上着老年大学，有的年年外出旅游，可以悠闲地享受晚年的幸福生活。但由于子女大多都外出打工或是经营生意，或是结婚后就搬出去住，中卫片区的老人也成为留守老人。相比之下徐百户片区的老人在经济和精神上都缺乏赡养。由于经济条件相比中卫片区较差，一些老年人还不得不经营着那几分菜地，还得弯着腰，提着菜篮艰难地走着，或者在烈日下，苦苦等待买主的到来。有的老人甚至连吃饭都得轮流到子女家里。有的甚至什么时候死的，儿女都不知道。

　　中卫家庭传统的赡养义务甚至是通过居委会的相关制度来监督的。自从中卫社区农转城后，居委会制定了子女赡养父母的相关制度。规定对那些丧失劳动能力、没有固定收入的老人，其子女必须尽赡养义务。每位老人一年不少于400元生活费；还应承担老人生病就医时和平常衣着的一切开支，已经有新房的居民户，老人有权利迁入新房居住。老人有权利选择愿意跟哪个子女生活，子女和其他家庭成员不得反对，且要保证老人的居住条件、生活水平与子女相同。逢节及老人的生日，其子女必须携带礼物（金）探视老人，不准打骂老人。违者，有居民小组或居委会批评教育，并限期改正，限期不改正的，按相关法律法?处罚。并将本人所分配的福利待遇，由集体直接转给老人享受。

　　从1998年中卫社区旧村改造后兴起一种养老方式：老人轮流在子女家住，一家住一年。以6组的李开友老人为例，老人是1941年生的，今年75岁，有2个儿子1个女儿，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在6组，小女儿嫁到5组，目前是在大小儿子家轮流住，一家住一年。旧村改造前，都是一大家子人住在一院房子里，旧村改造时每家按规定是几个儿子几套房，只有姑娘的家庭，不管多少个都只能有一套房。李大爷家两个儿子就盖了两套房。旧村改造的政策中还规定，每个儿子盖新房都必须留出两间房子给老人，因此也就从那时候起老人就轮流住，一家住一年。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社会变迁的影响下，中卫农村家庭的生产经营、生活消费、生育和赡养功能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由于社会封闭，自给自足的家庭小生产占主体地位，且发展平稳，维持着农村家庭的稳定。而在近30多年的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治理方式的转变等，为适应社会这些剧烈变化的影响，农村家庭的功能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农村家庭的生产经营功能将更多地从农业转移到其他方面，生活消费的功能已经从仅仅解决基本生活需要转变为解决基本生活需要及娱乐、休闲、学习等多方面的需要，农村的家庭的生育功能及赡养功能均呈现弱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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