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斯基电影的悲剧意识

　　悲剧意识在西方有着深刻的哲学与艺术根源，从古典到现代，从现代到后现代，无论文学与艺术的表现形式发生怎样的变化，悲剧意识始终是贯穿于其中的主线。在这些丰富的悲剧意识内涵里，有生命理论从不回避的对灾难痛苦的关注，也有复杂的宗教思想的影响，现实的悲剧性体验是形成悲剧意识的坚实基础，悲剧意识里的超越和抗争显示出感性生命的丰富与复杂。[1]作为第六艺术的电影亦是如此。电影以视听语言反映现实生活，揭示生命本质，以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去表达和唤醒人的主体性。但凡优秀的电影，无不如此。

　　被电影界誉为“罪恶大师”[2]的著名导演波兰斯基，其电影作品有着极为鲜明的个人特色。虽然在半个多世纪的导演生涯中，波兰斯基的电影题材涉猎广泛，风格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但其影片中浓郁的哥特元素、人与环境之间的剧烈冲突，血腥与诗意并存，以暴力、死亡对人性本质的呈现和探索等，始终是其影片不变的审美特质。从本质上说，这些审美特质反映了波兰斯基电影中厚重而深沉的悲剧意识。本文从悲剧意识的表现、悲剧精神以及悲剧意识的来源三方面，分析波兰斯基电影中的悲剧意识。

　　一、波兰斯基电影中悲剧意识的表现

　　西方文艺作品中的悲剧意识由来已久。这一美学范畴建立在人对自然和现实生活的认识之上。当人意识到现实力量的强大，人性的弱点无法消除，人总是无法战胜这些横亘于生命之中，令个体永远也无法实现真正自由的障碍时，悲剧意识由此产生。在波兰斯基的众多电影中，如，《罗斯玛丽的婴儿》《苔丝》《钢琴师》等，这种悲剧意识表现得极为鲜明与深刻。

　　首先，现实世界对个体的残酷倾轧在波兰斯基的电影中俯拾皆是。人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向环境征求。然而这种征求是如此艰难。波兰斯基的电影揭示了人与现实之间关系极度的不对等性。这种不对等性导致了求生的艰难和生命尊严的剥落。电影《钢琴师》以战争为大背景，讲述了钢琴师斯皮尔曼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可怕经历。亲人被送去集中营，被留下的人只能苟且偷生，忍受敌人的辱骂与鞭打。普通的个体面对战争这一最极端的环境是无力抗争的，只能想方设法地活下去，直到黑暗结束的那一天。《苔丝》中，不谙世事的女孩失贞后，想要依靠自己的双手去获得生存的权力和尊严，却每每得到失败的结局，最终不得不以死亡进行抗争。在波兰斯基的电影中，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极度失衡的，因而人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和对抗是惨烈悲壮的。这种关系的设定，总是令影片充满了情感张力，充满了震撼人心的悲剧气息。

　　其次，人性自身的弱点也是波兰斯基影片所着力表现的内容。这是其悲剧意识的又一鲜明表征。由于贪婪、虚荣、自私、怯懦等人性弱点的固有性，使得人们无论怎样努力地去摆脱它们，但总是注定失败。正是因此，人无法掌控命运，也就丧失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主体性。《水中刀》里安德烈因嫉妒杀害了无辜的搭车青年；《荒岛惊魂》中乔治面对暴力的怯懦和迷失；《苔丝》里的安吉尔因为道德偏见背叛爱情，抛弃爱人，等等。这些人性的弱点使主人公在保全自己的同时，也毁灭了自己。这是生命的悖论，也是人活着的悲哀。波兰斯基善于用触目惊心的暴力和死亡，以隐喻的方式揭示这一生存的悲剧。如，《罗斯玛丽的婴儿》以隐喻的手法，暗示了人作为神性与魔性、善与恶、虚伪与真实的矛盾体的悲哀。虔诚的天主教徒生下撒旦的儿子，表明了恶作为人体固有的一部分存在，人无法摆脱命运的悲哀。又如，电影《第九道门》中，男主角科索受巴尔坎之托寻找关于玄秘书籍《第九道门》三部传世版本孰真孰假的线索。在探寻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命案，如莉娅娜?特尔弗丈夫的上吊自杀、科索的书商朋友伯尼被谋杀，以及巴尔坎最终的自焚等。科索虽然本质上并不坏，但他在寻找书中插图线索的过程中，一步步走入了恶魔的圈套。其人性中的自私、贪婪以及色欲等堕落的一面被逐渐放大，最终九张图一一应验，而科索也走进了第九扇门，成为恶魔的伙伴。

　　最后，残酷的现实与人性的弱点，导致生命的悲剧。这是人肉体上流浪，精神上孤独的根本。在《苔丝》中，波兰斯基不断重复地去表现一条“路”。苔丝遇见安吉尔；为养家出门打工，身心遭受巨创后回家，与安吉尔结婚，同安吉尔分手等情节中无一例外地出现路的影像。导演让观众看到路的一年四季，看到人世间的时过境迁。这条路象征着苔丝由希冀到失望、由幸福到不幸、由生到死的流浪历程。与苔丝一样，生活的艰难、情感的无所归依、社会身份的丧失等所带来的孤独和绝望是波兰斯基电影主人公的共同困境。波兰斯基总是将片中主人公置身于如此极端的环境之下，逼迫他们走上流浪的道路，承受肉体的折磨和精神的煎熬。这些主人公体现了导演深切的悲剧意识。

　　二、波兰斯基电影中的悲剧精神

　　如上所述，波兰斯基影片中对人与环境、人与自身剧烈矛盾冲突的刻画，展现出导演深沉与厚重的悲剧意识。虽然这些影像中充满了暴力、背叛与死亡等黑色元素，但影片中的主人公却并不都是任凭命运摆布的“沉默的羔羊”。虽然，人们难以挣脱命运的悲剧性、难以改变生存的环境，无法摆脱人性的弱点，但他们并不绝望，而是表现出坚韧的生命力和精神意志。也正因如此，影片从浓重的悲剧意识中，投射出崇高与悲壮的悲剧精神。特别是波兰斯基后期的几部电影，观众能够清晰地看到主人公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抗争精神。这些主人公最终都穿过了重重险境，走出命运的黑暗地带。《钢琴师》《雾都孤儿》与《影子写手》等，都是这类影片的典型。

　　首先，波兰斯基善于展现人性的复杂，从而使影片更真实，人物形象也更血肉丰满。其电影通过主人公所传达的悲剧精神，也更耐人寻味。《苔丝》中，苔丝被亚雷玷污后，并没有毅然拒绝他，而是忍受了一段无爱的感情后才回到老家。导演没有将她塑造成一个完全脱离现实的纯粹的圣女形象，而是表现出她内心脆弱与坚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峙与对抗，这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和真实。《影子写手》中替人捉刀代笔的男主人公伊万不幸被卷入到一场政治旋涡当中。一个平凡的小人物，从未想过会经历如此扑朔迷离与危险的境遇。但令他真正陷入困境的还是对事业和金钱的急功近利。伊万在出发之前，已经对这一写作任务充满了疑惑，却经受不住欲望的诱惑上了飞机。在发现这场政治阴谋之后，伊万又以自己的方式发起了对权威的挑战。波兰斯基以开放式结尾，激起观众诸多遐想，透射出鲜明的悲剧精神。 　　其次，波兰斯基的电影中虽然常常充斥着死亡、暴力和背叛等黑色元素，其影片架构也多有悬念。但其电影又始终保持着一种内敛与从容的气魄。无论是充满神秘色彩的《第九道门》《罗斯玛丽的婴儿》，还是以真实历史为题材的《钢琴师》，都保持着一种纪录影像风格。如，《钢琴师》中，影片一开始就在钢琴声中以黑白影像的形式，向观众展示了1939年的波兰首都华沙。此时的华沙并未受到战火的侵袭，波兰斯基以长镜头的方式，描摹出熙熙攘攘的人群以及一派祥和的气氛，观众会误以为看到的是纪录片。《钢琴师》大部分时间通过主人公的有限视角展开叙事。观众与主人公一起审视现实世界，一起经历未知的命运。这使得其影片总是具有一种朴素的力量。这增强了影片的真实感，观众与主人公也容易获得情感的同一性。也正因如此，影片中所透射出的悲剧精神才更令观众感同身受，更能打动人心。在展示钢琴师斯皮尔曼的逃亡之路时，有限视角则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斯皮尔曼躲藏的住所被坦克轰炸后，他躲过了纳粹的步枪，并隐藏在一栋公寓楼里直到天黑。斯皮尔曼不敢贸然走出公寓，他打开了门上的猫眼，并向外窥视。在有限视角中，街上的境况被圈在环形视野中，而观众也通过斯皮尔曼的视角，看到了街上的尸体，他内心的恐惧令观众感同身受。

　　三、悲剧意识的来源

　　对于波兰斯基来说，其电影中蕴含的浓郁的悲剧意识，并非出于纯粹的艺术偏好。波兰斯基的电影，特别是后期的一些影片，在压抑深沉的悲剧氛围中，导演也不忘让观众看到人性的温暖。人无法摆脱作为个人欲望和环境牺牲品的命运。正如波兰斯基自己所言，电影创作者不需要在一部影片中表明他的道德立场，甚至“必须让好人失败”[3]。这样，才能激起观众对不公秩序的正视和反思。正是在这种强大的去主体力量的压迫下，影片中人的主体意识和抗争精神才越显珍贵，也就能越发体现出悲剧精神的崇高。导演以悲剧这一独特的视角去展现其对世界的看法，去探索人性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与其生命的经历有着重要的联系。

　　波兰斯基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一种流浪的状态。他早年在德国纳粹对犹太民族的大屠杀中死里逃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家庭的破碎、亲人的生离死别、暴力与死亡的威胁，这些童年所遭受的内心创痛，对他的电影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雾都孤儿》《钢琴师》这两部电影中，主人公与导演的生命遭际都有着很强的相似性。小奥利弗与斯皮尔曼都在险恶的环境下求生，没有或丧失了一切社会身份，他们颠沛流离、尊严被剥夺，只为了能生存下去。成年后的波兰斯基也是在不断的旅行和迁徙中度过。他的电影创作和私生活始终饱受争议，风波不断。波兰斯基电影创作的灵感源泉很多来自于其生命经历。正是其命运的种种波折，使其生命中充斥着压抑与悲情。这些无疑会投射在其电影创作中。正如波兰斯基在谈及电影创作时曾说的那样：“我为一部在波兰拍摄的影片的主题寻觅了多年。”在拍了处女作《水中刀》将近40年的时间，导演始终希望回到波兰拍一部影片。要拍一部表现他童年时代、战争或战后时期的影片。“这是我感兴趣的， 而且对我来说， 这是最重要的。因为， 这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年代。”[4]而《钢琴师》正是这样的作品，是波兰斯基对二战时饱受战火侵袭的波兰以及自己童年岁月的纪念。

　　此外，宗教信仰也是波兰斯基电影创作中悲剧意识的来源之一。如，影片《第九道门》就充满了宗教的神秘色彩。片中人物各种离奇古怪的死亡方式，如同宗教仪式一般。而科索最终走进了第九道门，也走向了基督教信仰的对立面，他成了魔鬼的仆从，波兰斯基借此表达了信仰虔诚的重要性。妻子的死，动摇了波兰斯基曾经坚定的宗教信仰。他在那段时期的创作，总是充满了阴郁、神秘和黑暗的色彩，这表明了其精神上无所归依的痛苦。而随着《钢琴师》的问世，波兰斯基则走出了生命阴影。片中钢琴师斯皮尔曼的顽强抗争以及其获得的好心人（包括纳粹军官）的帮助，让人们看到了残酷战争中的人性光辉。对生命之光的礼赞，正是波兰斯基走出生命阴霾的信号。

　　纵观波兰斯基的电影创作，无论是其黑色电影《水中刀》《荒岛惊魂》《罗斯玛丽的婴儿》等，还是其文学改编作品《苔丝》《麦克白》《雾都孤儿》以及《钢琴师》等，都极为鲜明地表明了波兰斯基的悲剧意识。从这种悲剧意识出发，可以窥知波兰斯基创作的主线，也可以洞悉波兰斯基的创作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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