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电影《面纱》中的中国形象

　　电影《面纱》讲述的是一个与爱情救赎有关的故事。在20年代初期，一对英国夫妇来到美丽却瘟疫肆虐的中国乡村，经历了重重波澜最终领悟到爱的真谛。电影《面纱》改编自英国小说家毛姆的同名小说，导演用清新、唯美的画面讲述了男女主人公――瓦尔特和凯蒂之间凄婉的爱情故事，忠实地再现了小说中凯蒂――一个为了逃离伦敦浮华社交圈的小女子，如何从对爱情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到最后勇敢地承担生活责任的精神蜕变。电影与小说相比，人物的塑造更鲜活、更真实。

　　《面纱》的主角虽然是一对英国夫妇，但故事却呈现了百态的中国形象。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形象学主要研究一国文学中所塑造和描述的异国形象。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近年来比较文学的一个热门话题。本文以电影《面纱》为文本，以形象学的方法讨论影片对中国形象的美化与丑化。毛姆在中国形象的塑造上，既受到当时西方社会对中国主观想象的影响，又受到自己对东方古老文化向往之情的影响。因此，他笔下的中国形象不可避免地被美化或丑化，呈现出两种极端的形象。这是毛姆带着西方文化的有色滤镜所看到的中国形象，西方文化在毛姆身上打下的烙印，造成他对中国产生误读和歪曲，中国是作者基于西方这个“自我”形象之上的“他者”形象。毛姆将中国及中国人的形象构筑为一个“他者”，一个与自身对立的文化影像，这个影像一方面是理想化的、神秘的，而另一方面，它是被丑化了的、异类的。下面就从这两方面分析《面纱》中的中国形象。

　　一、羸弱的国民

　　 回顾整部影片，浮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许多中国人卑躬屈膝、甘愿做别人的仆人，并且唯唯诺诺、沉默一言不发的画面。作者对中国人的描绘，流露出西方社会集体无意识的优越感，以及对东方人民的蔑视之情。据法国形象学家巴柔的观点：“看似个人创作产物的异族形象事实上是创作者所处社会的产物。形象受社会和时代条件的制约，反映的也是当时社会的整体看法和观念，是群体想象的结晶。”①

　　 病情灾区的人们似乎都是野蛮而愚昧的，为了凸显男主人公瓦尔特的伟大，中国的民众仅仅是作为背景人物而出现，他们对外籍人士的排斥也让观者觉得不舒服，也让中国人的形象大打折扣。而影片借助女主人公凯蒂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的是中国肮脏杂乱的一面：破败的房屋，肮脏的玩偶，古怪的奴仆，污秽的街道。总之，在她的眼中，这是一个疫情泛滥、破败不堪的村庄以及一群丧失话语权、死气沉沉的行尸走肉。男女主人公都是高尚的救世主，而中国民众则扮演着愚昧、丑陋、迂腐的被拯救者的角色。毛姆为了实现心中那个崇高而伟大的救世主理想，那个英雄主义理想，把瓦尔特塑造成这样一个英雄人物，而中国人民则理所当然地成为英雄周围沉默的背景。与小说《面纱》相比，影片中的人物虽然不再是毛姆笔下“沉默的他者”，他们也表达着自己的爱与恨，可是强烈的民族情绪发展到极端就变成对所有外国人盲目的粗暴攻击。此时，小说中迂腐懦弱的中国人又变成了热爱祖国的愤青，于是才有了挥着臂膀高呼“打倒帝国主义”“驱除鞑虏”的勇气，有了对凯蒂围追堵截的愤怒，有了与瓦尔特对峙的勇气，可是这一切最终却败给了瓦尔特的机智勇敢。影片中这一情节的描写明显地带有大国沙文主义的自负色彩，好像中国人民在他们面前永远是那么不堪一击，永远是羸弱的“东亚病夫”，永远只能充当英雄的背景人物。在这一群背景人物当中占绝对优势的中国军阀，也被塑造成蠢材，影片中短短一段对话，把军阀无能、腐败、势力的丑陋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不可否认当时的军阀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样的刻画无疑丑化了中国军阀的形象，这与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对中国存有偏见是分不开的。

　　二、神秘的国度

　　 《面纱》的时代背景为20世纪初，此时的西方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由于毛姆长时间游历东方国家，他对神秘的东方及中国情有独钟，将这遥远的国度视为精神的伊甸园。工业革命给人们带来充裕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侵蚀着人们的精神领域，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无法承担起使得人们在精神上走向统一的任务，只有从文明生命力最为持久的东方文化中，才有可能找到这种引导人类精神统一大业的思想力量。

　　 中国的神秘与魅力在影片中首先表现在凯蒂的改变上。在来湄潭府之前，凯蒂是一个爱慕虚荣、耽于爱情幻想的女子。与瓦尔特结婚之后，她觉得丈夫古板、木讷，不是自己真正爱的人，于是她出轨了。而丈夫隐忍了这一切，决定让凯特与他共赴霍乱肆虐的湄潭府，作为对她出轨的惩罚。刚到这儿的时候，凯蒂厌恶这里的一切，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脏乱不堪，她想尽一切办法想要逃离。当她渐渐地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之后，尤其是在与韦丁顿先生的几次谈话之后，她的思想慢慢地发生了转变，她不想再整天无所事事，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这样她会觉得自己很没用。于是，她决定做点有意义的事――在修道院帮助修女照顾孤儿。在全心全意照顾孤儿、与孤儿相处的日子当中，凯蒂渐渐找到精神寄托，并且她对丈夫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甚至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那个自己曾经以为不爱的人，真正领悟到了爱的真谛。

　　 其次，影片中所塑造的海关专员韦丁顿的形象是让人们印象非常深刻的。他在中国待了二十年，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对中国小说以及历史典故了然于胸，谈论起来也是滔滔不绝、妙趣横生。这个人物俨然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韦丁顿充分吸收了中国道家的思想，而这种中庸之道恐怕就是他之所以能在霍乱横行的湄潭府豁达地生活的原因了。影片中他和凯蒂有过几次谈话，他的表现非常幽默而机智，让凯蒂深受启迪，他在凯蒂的灵魂重生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根本上说是中国文化在起作用，毛姆本人也非常欣赏中国的庄子，他从中领略到的中庸之道也许正是他给当时迷茫的西方社会开出的一剂良方。 　　 最后，在《面纱》中毛姆将自己的古代中国情结寄托在海关专员韦丁顿的中国情人这个人物形象上。这个人物没有名字，出场时间很短，但是通过凯蒂的眼睛，我们就可以领略到她的神韵。但是毛姆将目光集中在这样一位满洲女人身上，欣赏她的教养与美丽，完全是出于猎奇的心理。因为这位满清格格的美必须有韦丁顿这位西方人的存在才能有所附丽，这体现了西方人潜意识中对自我文化持有优越感。

　　 影片《面纱》中，作者和导演力求以相对客观的眼光描写他们心中向往的神秘天国。《面纱》于1925年问世之后，曾多次被好莱坞改编成电影。2006年，中影华纳横店影视有限公司和耶瑞电影发行集团联手，再次将这部经典之作搬上银幕。与小说相比，电影对于中国形象的再现要相对客观公正一些。影片中的中国只是一个被外国列强的炮火轰醒，在战乱中蹒跚前行的古老国度。那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不断提升的国际地位，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以一种全新的眼光近距离打量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他们逐渐抛开狭隘的优越感，将苦难与希望交织的中国历史真实地呈现在观众眼前。但是真实也只是相对的，在影片中由于受到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潜意识中轻视的影响，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丑化了中国，或者作者也由于自身受到对东方文化崇拜之情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多多少少美化了中国。从形象学的角度来看，异国形象并非现实的复制品，它按照注视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组、重写，这些模式和程式均先于真实情况。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东西，我们应该以包容的心态去接受异国对我们的评价，并且反思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存在一些问题，同时审视我们在评价别的国家时是否也由于受自身文化的影响而有失客观公正。

　　① [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

　　学》，孟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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