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姜文电影的个性化历史视角

　　一、《阳光灿烂的日子》――青春记忆中的另类文革

　　以往我们见到的关于文革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具有“伤痕”与“反思”色彩的，在影视作品中，这段历史也无一例外是灰色的。然而，姜文在这部影片中表现的确实另外一番“阳光灿烂的日子”。在他们的记忆中：“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我们，阳光充足，太亮，使得眼前一阵阵发黑。”这是中国少有的一部以青春视角来叙述和追忆文革的电影，电影中姜文没有像以往表现文革时期的其他电影一样表现深刻，而是运用独特的视角来表现空前自由的青春萌动。在姜文的眼中，文革便成了处在青春时期的“马小军”们的自由舞台，他们有着挥霍不完的激情，有的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姜文将那种灰色、悲伤的集体记忆解构之后，用感性的表达，构建起了自己对于文革的个人记忆。《阳光灿烂的日子》表达力一个对成长对青春的情怀。姜文说：“我们那个时候是特别自由的，在上课的时候，我们会站起来和老师讨论问题，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我们可以独立思考，自由思考。”电影中，少年们享受着自己酿造的狂欢，同时又在成长中懵懵懂懂、无所终日。他们渴望着像父辈一样成为大英雄，但又将青春年华挥霍。他们因为年纪而没有直接面对政治的漩涡，所以《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几乎没有对文革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进行的正面的展现，而只是在一些细节中让我们感受到它作为背景的存在。

　　在这部影片中姜文用他的个人的成长经历与体验成功地解构了以往集体观念里伤感又灰色的文革。并且为我们重构了一个夏日昏黄，阳光灿烂的年代。

　　二、《鬼子来了》――对共名历史的“颠覆”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虽然最后胜利了，但我们承受的伤痛太沉重。抗日战争给整个民族的意识中都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口。我们以往的抗日电影，总是致力于展现出一个“全民皆兵”的景象。以至于我们深深地相信，我们的抗日战争就是如此。我们的抗日题材影片不断进行，不断地按照同一个思路来表现历史。电影中的家国梦想、高大全的英雄主人公以及简单直接的电影叙事征服了一代观众，构建起了大众化，单方面的传统的、经典的历史叙事模式。

　　《鬼子来了》里，姜文对共名了的历史及其叙述方式，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打破。姜文以一种颠覆的姿态，对故事进行了自己理解下的改编。《鬼子来了》成功地在我们刚刚愈合的的伤口上又尖锐得剥开。该片是反映中日战争影片中少有的独特视角，被日本媒体称为“超越国境的人性的真实”，姜文本人则称：“我描绘了人类的误解与爱恨，恐怖与死亡”。姜文试图用荒诞的故事和人物完成了对抗战电影中民族主义集体神话的解构。

　　三、《让子弹飞》――英雄情结下看革命

　　姜文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成长在一个的特殊的历史年代，这样的人生经历给姜文带来的是他独特的看待历史的视角和思考方式，也培养了植根于他心中的英雄情怀。他的电影总是在关注大的历史背景下的某个个体的人生，以此来表达一种孤独的，被历史遗忘的英雄情结。

　　姜文将自己的英雄情结赋予在张麻子这个角色里。首先，我们要了解张麻子和黄四郎的在姜文电影中所暗指的人群。黄四郎在影片中明显的角色就是地主恶霸，但从情节中得知，黄四郎知道整个南国只有两个限量版的地雷，所以可以推断黄四郎应该是参加辛亥革命的老革命成员，是革命之后坐享革命胜利的既得利益者。这种推断在电影中黄四郎宴请张麻子那场戏中得到了证明。席间，黄四郎说，他二十年前见过张麻子，而二十年前，张牧之很可能正式反抗清廷的革命党。所以说，黄四郎在革命成功后窃取了革命的果实，从而奠定了他南国霸主的地位。

　　而张麻子则是革命队伍中另一类人的代表。从影片中得知，他早年追随蔡锷将军，17岁即为将军麾下的手枪队长。蔡锷在日本死后，即1916年，张牧之回国，落草为匪。1915年发动护国运动声讨袁世凯并取得胜利。张牧之早年追随者蔡锷将军算是辛亥革命的追随者。张牧之代表的则是致力于达成革命目标的坚定力量，是革命纯洁性的捍卫者。

　　黄四郎与张麻子都曾参加了在中国历史上尤为重要的辛亥革命，可到后来，一个坚持革命理想却当了山大王，另一个却当了老爷，成为了骑在人民头上霸主。昔日的革命者，成为了今日的恶霸。这样的革命，不是真正的革命！张麻子则发动群众，革了黄四郎的命，取得了胜利，但，革命之后又要怎么办？这是姜文思考的关乎革命的深层问题。在影片的最后，和张牧之一起打天下的兄弟去了浦东发财，剩了张牧之孤身一人。

　　姜文在《让子弹飞》无时无刻不尽情地挥洒着属于他的激情和霸气，影片表现了他浓烈的英雄主义情怀。在影片中，姜文在诸多暗喻、隐射之下，解构并思考了革命。姜文借《让子弹飞》，满怀英雄情结得对“革命”进行了更加深刻有力的思考。最后张牧之骑着白马，望着远去火车上曾经的战友缓缓离去，响起了《送别》的背景音乐，张牧之是英雄，但英雄在姜文的眼中是孤独的。

　　姜文的作品透过他独特的历史视角，给我们呈现的是对历史和民族的哲理化思索，是对生命和人性的拷问。姜文说：“我认为崇高的，值得去付出的，是探讨生命意义的作品”。他还说到：“我的电影创作，其实是对我心理的治疗，是对自己心灵的抚慰”。电影，是姜文对生命、民族和历史的个性书写和思考的载体。姜文的成功在于他对完美艺术近乎苛刻的追求，不但有个性还要敢于保持个性。姜文以个性化的视角对人性执着审视，用象征和隐喻碰触心灵，精粹选择与把握人物，独出心裁地叙事，让他成功地独树一帜。（作者单位：河北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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