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分析电影《喜宴》中的跨文化交际问题

　　一、引言

　　《喜宴》讲述的是远在台湾的父母赶赴美国参加儿子婚礼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影片男主角伟同在纽约定居十年，事业有成，与男友赛门过着幸福的同居日子。而远在台北父母的一次次逼婚，使伟同被逼以“乖乖仔”形象修书一封声称会在美国结婚，怎料父母想赴美亲眼见证儿子成家。无奈，伟同只得拉上来自上海的不得志的女艺术家葳葳 “假结婚”。父母对葳葳相当满意，却对伟同的草率态度不满，为让父母满意尽快返回台北，伟同犹如“拼命三郎”使出了浑身解

　　数。但人算不如天算，不断的波折使得父母的返台日期一次次推迟，令他和赛门的感情亮起“红灯”，而葳葳又意外怀上了他的孩子。中西方各自的文化特征及文化冲突问题，在复杂的电影情节中展现的淋漓尽致。因此，本文以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为基础，分析电影《喜宴》中的跨文化交际问题，唤醒人们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并探讨如何规避跨文化交际中的碰撞、冲突问题。

　　二、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在电影《喜宴》中的体现

　　根据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文化差异可用五个文化维度来进行描述和比较。这五个维度分别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权力距离、回避非确定性、刚性/柔性倾向和短期/长远取向，（汤新煌，2006.08），它们对分析文化冲突的产生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电影《喜宴》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各种差异，而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是用来衡量不同国家文化差异、价值取向的一个有效架构。

　　1、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和集体主义（Collectivism）。

　　霍夫斯塔德在《文化与组织：思维的软件》一书中把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定义为：“在个人主义的社会中，人际关系松散，人人各自照顾自己和自己的家庭；相反，在集体主义的社会中，人们从一出生开始就与强大而又具有凝聚力的内部集团结合在一起， 而这种内部集团又对这些忠诚的成员提供终生的保护。”（Hofstede， 1991： 51）

　　中国是典型的集体主义的国家，强调群体和谐、个人与集体联系紧密，这一思维方式直接体现在中国人的婚姻观念上。中国人在婚姻中重家庭而轻爱情，婚姻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以家族为单位的“集体”的事情，婚姻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在于为家族这个“集体”延续香火，传承子嗣。影片中，伟同的父亲始终盼望着伟同能娶妻生子，使自己早日抱上孙子，于是影片中出现了父亲虽然因重病住院却仍念叨着要伟同娶妻生子的场景。为了帮助父亲实现愿望，为了完成自己传宗接代的任务，伟同决定与葳葳结婚。伟同深爱赛门，虽然极不情愿，但为了取悦父母，伟同还是选择了与葳葳结婚。而西方人宣扬天赋人权，主张人人生而平等以及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他们认为，婚姻纯属个人私事，任何人都不能干涉，所以他们极其尊重个人选择的自由。片中伟同的同性伴侣，美国人赛门，一个人在纽约生活，父母并未对他的私生活过多管束，赛门的生活基本与家庭这个“集体”是分离的，所以赛门能够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没有太多的顾忌。赛门选择同性恋生活实质就是遵循了西方自由恋爱和爱情至上的观念，仅仅是满足身心需要，而没有对于后代的顾虑，这是个人主义的重要表现。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不同还体现在中西方对待婚礼的不同态度上。西方婚礼不强调婚礼的隆重性，仅仅是一种证明婚姻合法的手段，在宗教和法律面前的宣誓以示对感情的认真、忠诚。中国人在婚礼问题上则特别强调隆重性、仪式性，并且将这种隆重性与婚姻的稳定和幸福挂钩。影片中，伟同和葳葳原本打算以美国的公证结婚来敷衍了事，但却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影片中母亲说：“结婚是一辈子一次的事情。”这就是中国人心目中婚礼的意义――通过庞大隆重的仪式来强调婚姻的稳定性。并且由于见证人（宾客）多，还有婚姻双方大量的聘礼、嫁妆，以及“不能丢面子”的思想观念，也成为对婚姻长久性的一种无形的压力。有了隆重的婚礼，离婚、不幸福不稳定的婚姻就成了一种罪孽、反面的存在。这些无一不是对集体主义的体现。而婚礼上，伟同的中国朋友和亲戚起哄，罚酒、闹洞房等行为让外国人瞠目结舌，他们觉的这简直是疯狂至极，不可理喻。西方以尊重个体为出发点，而东方却是以尊重整体牺牲个人为宗旨的。闹洞房就是牺牲了新郎新娘的个人意志而取悦于整体意志的集中表现。

　　2、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

　　霍夫斯塔德提出的第二个文化差异维度是权利距离。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平等现象，霍氏的权利距离指的正是人们对权力在社会中不平等的分配状态所能接受的程度（彭世勇，2004.01）。具体地说，“权力距离是指在一个国家的机构和组织中（包括家庭、学校和社区中），掌握权力较少的那部分成员对于权力分配不平衡这一现象能够接受的程度。”（Hofstede， 1991：28）霍氏的研究表明，在权力距离不同的国家中，人们的行为方式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中国文化非常强调“礼”和“上下等级”，要求人们对权利、地位、身份（以及辈分、等级、年龄等）比自己高的人必须要保持尊敬和礼貌。中国人注重传统的君臣，父子，论资排辈，等级森严；而在西方国家则提倡人人平等，长辈与晚辈间地位平等，不计较老少界限，多以朋友相处。影片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餐厅老板几十年后仍然不改对伟同父亲的称呼，一朝为上级，一生为上级。另外，伟同也以其管理人员的身份，经常拿工资威胁下属。在家里，其父是一家之主，每次吃饭大家都要等他先动筷子品尝饭菜。这些，都体现了中国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等级与距离。 　　3、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情况或是前景有着不同的认识。霍夫斯塔德认为，“所谓不确定性回避就是文化成员对于不确定的或是未知的情况所感觉到的恐慌程度。这种不确定性给人们造成的恐慌表现为精神紧张或期盼未来的可预见性。”（Hofstede，1991： 113） 具体表现就是文化成员对于成文和不成文规则的需要。

　　笔者认为，片中中美两国人对同性恋的不同态度，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美国是由不同民族构成的移民国家，来自世界各地的民族到达北美大陆后还始终保留着自己的传统观念和处事方式，各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使美国文化丰富多彩、兼容并蓄，所以美国人在对待新事物上就显得要开放、主动，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接受程度很高。尽管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同性恋，但总体上他们能尊重同性恋者的选择，同性恋者的合法权益在某种程度上能得到保护，所以，同性恋现象在美国人看来就没有那么奇怪。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历漫长的封建农业社会，自给自足，与外界交流少，再加上封建礼教对人民正常生活的束缚以及中国人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接受程度较低，所以长期以来中国人民是接受不了同性恋这一较新的事物的。所以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大多对同性恋者持怀疑、鄙视的态度，同性恋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其合法权益也得不到保障。片中中美两国人对同性恋的不同态度，深刻地体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行为、情况或是前景有着不同的认识。

　　4、男性主义（Masculinity）和女性主义（Femininity）。

　　根据霍夫斯塔德的文化差异维度理论，社会的男性化和女性化指的是，不同文化的成员有不同的性别意识；不同文化的成员对性别角色有不同的认识。霍氏认为，在男性化社会中，性别角色十分明确，即男性成员应该自信、坚毅，重物质上的成功，女性成员则应该谦虚、温柔，注重生活质量；相反，在女性化的社会中，性别角色常常发生重叠，即男女都应该谦虚、温柔，而且注重生活质量。

　　男性度与女性度，也称为“刚柔性”，即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价值标准。对于男性文化社会而言，居于统治地位的是男性气概，如自信武断、进取好胜，对于金钱的索取，执着而坦然；而女性社会的文化成员则强调生活的质量、服务、关心他人和养育后代。（宋雯，2009.06）中国不论是在原始社会还是现代文明社会，男人由于其自身的身体条件和社会赋予他们的使命，使他们从小的时候就受到长大之后要担起家庭和社会责任这样的教育。而女人们自小被灌输的思想当中，更多的是教育其如何做一个好女人、好妻子、好母亲。依照性别角色进行家庭分工是家庭模型的一种重要形式，这种家庭模型在每一种文化中都存在（Samovar，2009：62）。中国传统的大男人和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认为女人只能在家里做家务事，一切要听从丈夫的，不能有自己的选择。片中伟同的母亲一生的职业都是全职太太，在心理上，更是把丈夫和儿子做为一生的事业，这一切都反映出中国式男性主义主导的社会。

　　三、小结

　　电影《喜宴》向我们展示了东西方的文化碰撞、冲突现象，然而影片结尾高父、高母的最后妥协以及伟同、葳葳、赛门三人紧紧相拥的画面却向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这种差异并不是牢不可破的，任何文化都是逐渐经历认识文化差异到尊重文化差异再到协调文化差异的过程（张晓玲，2009.02）。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信息交流的加强，跨文化交际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人们在接触一种新的文化时，必然会将自己原有的价值观念、信仰、风俗、行为习惯等方面融入到新的文化中（陈建平，2012：122），而新旧文化的融合则要经过四个阶段：蜜月阶段、烦躁和敌视阶段、逐渐适应阶段、双重文化阶段（陈建平，2012：123）。如何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作为英语学习者，在学习语言的同时，更要注重对语言背后文化的学习。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和定位文化差异，了解不同地区的文化背景，尊重其社会习惯和风土人情，积极提高自身文化适应性，使中西文化将在碰撞中不断融合，在交流中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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