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赎罪》中的空间叙事与矛盾解读

　　基金项目：

　　本文系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教研项目重点立项课题（项目编号：JY校201301）；独立学院以技能为导向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0140036）。

　　《赎罪》是英国导演乔?怀特根据当代英国文坛著名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同名小说改编成的电影，先后在第65届金球奖中获得剧情类最佳影片奖、英国电影学院奖中获最佳影片奖和最佳布景设计奖以及第80届奥斯卡金像奖中获最佳配乐奖，并赢得了学术界的好评，如周常明从不确定性的角度，对其后现代主义特征进行发掘；[1]张芫嘉从自由、挣扎与虚空的角度，对人性进行剖析；[2]耿潇则从女性主义视角、结合人格发展理论，分析了一位在成长历程中勇于自我剖析、承受惩罚的现代主义女性形象。[3]笔者认为，以上研究均为我们理解电影《赎罪》提供了丰富的视角。鉴于影片独特的叙事方式，从空间叙事的角度解读该电影为我们重新审视故事中矛盾的形成与解开过程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一、空间叙事：影片独特的叙事方式

　　影片《赎罪》由数个独立的小故事组成，它们交织在一起，推动了情节的发展，而这些小故事的形成则是建立在空间叙事的基础上。布鲁斯东指出“小说的结构原则是时间，电影的结构原则是空间”[4]，由此可见，空间在电影中担负着叙事功能。普林斯将空间定义为“能重现时间和情景的场所和地点”[5]，《赎罪》由四个叙事空间组成，其伴随着影片中打字的声音在观众面前一一呈现，分别是1935年的英国，1939年的法国南部，1939年的伦敦以及当前演播厅。在这四个大空间下分别包含着不同的故事，于是“空间”便由这些“故事”与叙事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影片独特的叙事方式。

　　一般而言，电影的空间叙事依赖镜头空间和场景空间等，如第一个大叙事空间由大庭院、喷泉、书房和草地等空间组成，大庭院的故事向观众介绍了女主人公布莱欧尼；发生在喷泉和书房的故事则分别从她的主观视角和客观视角向观众呈现了塞西莉亚当着罗比的面褪去衣服，跳进水池的情景以及与罗比在书房亲热的情景，年幼的布莱欧尼误把它当成罗比对姐姐的侵犯，乃至罗拉在草地被辱的一幕让她错误地指证施暴者是罗比。

　　由于空间叙事承担着推动情节发展的任务，第二个法国南部的空间叙事便由监狱、餐厅以及战场三个叙事空间组成，监狱解释了他参战原因，餐厅则从罗比的视角让镜头闪回到半年前与塞西莉亚见面的情景，并借之说出她的近况：与家人决裂，做了护士，住在巴勒姆。最后一个空间是战场，镜头不仅向观众客观展示了战争的残忍，而且从罗比的角度把他看到女孩尸体的场景特写与他救起跳水的布莱欧尼的一刻联系起来，也间接展示了布莱欧尼对他早生爱慕之心。

　　当成年后的布莱欧尼意识到自己年幼时犯的错误时，镜头把空间切换到伦敦，在这个大叙事空间下又有医院、教堂和塞西莉亚的家等小的空间。为了赎罪，她放弃到剑桥深造的机会，在战地医院做了护士；为了赎罪，她亲自登门道歉，并要求重新修改证词以还原真相，而这一切均由于她在教堂参加罗拉婚礼时，发现当年强奸罗拉的人正是新郎马歇尔，自己的错误指证混淆了“认定”的想象和“看见”的真实，断送了姐姐和罗比的幸福。

　　最后一个空间叙事集中在演播厅，镜头残酷地把观众拉回现实，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是知名作家布莱欧尼，为了弥补当年的错误，她创作了小说《赎罪》，并坦言塞西莉亚和罗比从未真正在一起过，因为前者在1940年巴勒姆地铁站被炸死，后者也于同年在布雷顿死于败血症。为了赎罪，她安排他们在小说里相聚，并通过大海、木屋等场景特写还原他们的幸福生活。

　　至此，观众已明白前三个空间叙事同属一个叙述层，它们被镶嵌在最后一个空间叙事内，形成一个嵌入式环状的立体空间叙事结构，并以此来布局谋篇。本着先有空间布局，再有情节安排的空间叙事策略原则，同属内环的前三个空间叙述层先后通过英国大庭院、法国南部和伦敦三个叙事空间向观众展示了影片中两个主要矛盾的形成过程：年少的布莱欧尼混淆事实和想象，加上内心深处的妒忌之火，错误地指证罗比强奸塞西莉亚，导致前者入狱；位于外环的第二个叙述层则通过知名作家布莱欧尼向观众展示了矛盾的化解过程：成年后的她意识到自己当年所犯的错误后，通过写作来赎罪。

　　二、真实和“想象”的真实：矛盾之一的形成

　　摄影机具有双重功能，它在向观众展示拍摄对象的同时，也展示了其拍摄视角。据研究，“人称问题在电影中分为三类：第一人称，类似小说的全知叙事；第三人称，类似小说的限制叙事；非人称叙述人，如‘它’者叙述，即纯影像；‘他’者叙述，即交代性字幕。”[6]《赎罪》正是利用交代性字幕，向观众展示了不同的叙事空间，并通过不同的感知视角向观众呈现同一事情的不同解读。

　　从叙事学角度来看，传统的叙述视角容易混淆谁看和谁说的问题，所以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提出“聚焦”，并以此来区分感知者和叙述者。电影中零聚焦相当于全知全能的叙事角度，即感知者所知要大于人物；内聚焦相当于人物的有限视角，即感知者所知等于人物；外聚焦相当于客观叙事角度，即感知者所知要小于人物。影片《赎罪》的第一个矛盾便是因聚焦方式的不同而造成的：在以喷泉和书房为空间的叙事中，摄影机一开始就以内聚焦的方式先入为主地进入年仅13岁的女主人公布莱欧尼的有限视角，向观众展示了姐姐塞西莉亚当着罗比的面褪去衣服跳进水池、而后又近乎赤身裸体地出现在他面前的一幕以及他俩在书房里忸怩在一起的一幕。紧接着，摄影机又跳出布莱欧尼的视野，扮演起旁观者的角色，以外聚焦的方式客观陈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化解了观众对罗比人品的误读。由此可见，聚焦的不同直接导致了截然相反的事实：内聚焦道明了由“想象”的真实导致的后果，即布莱欧尼摆出一副同情者的姿态，道义凛然地指证罗比；外聚焦又向观众说明了“真实”情况：这位稚气未脱的少女怀着对罗比的偏见，在完全没认清事情缘由之前，仅凭想象让无辜的罗比蒙受牢狱之灾。双重聚焦不仅挑战了传统的叙事方式，也促使了真实和“想象”的真实这一矛盾的形成。虽然从罗拉的角度，布莱欧尼俨然是传统道德的捍卫者，但她自以为是地把“知道”当成“看见”，客观上造成捏造证词的事实，在背负撒谎之罪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道德过失与混乱。 　　三、事实和“认定”的事实：矛盾之二的形成

　　当人物的道德身份发生了变化，其最严重的后果是引发了道德混乱。随着叙事空间转换到法国南部战场，镜头以内聚焦的方式带领观众走进罗比的视野，回忆了布莱欧尼为检验罗比是否会救自己而莽撞跳水一事，暗示了她对罗比的爱恋。如果说她对罗比指证的表层原因是出于传统道德捍卫者的道德身份，那么深层原因则是在这层外衣掩盖下因道德身份改变引起的道德混乱。表面上，布莱欧尼扮演了指证坏人、维护正义的角色，那么在这个看似正义的道德身份背后，隐藏着布莱欧尼内心的秘密：对罗比的暗恋，这种情愫在罗比奋不顾身地营救自己试探性跳水的举动后更加坚定，因此，当她走进书房、看到罗比把塞西莉亚按在书架上的亲热举动时，内心深处涌动着焦虑不安和妒忌，加上前面罗比错让她转交的一封对姐姐充满性幻想的信，她自然把他和受辱的罗拉联系在一起，指证罗比无疑是对他实施的最好报复。然而，作为此事的重要见证人，布莱欧尼的道德身份也发生了急剧转变，由维护正义的卫道士变为自私自利的报复者，这充满二元对立的双重道德身份无疑让她的指证充满了道德混乱。

　　而在这二元对立的道德身份背后，暗含了布莱欧尼对事实和“认定”的事实的矛盾心理，只不过这些都存在于潜意识里。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处于人格结构中最底端的层次是无意识状态的“本我”，最顶端的层次是能进行自我批评和道德监控的“超我”，中间层次的“自我”则能调节“本我”和“超我”，形成正确的判断。“认定”的事实背后代表布莱欧尼受“本我”的驱使，从小就对罗比怀有爱意，并有一种得不到就要破坏他的潜意识，只不过一直受到代表自我批评和道德监控的“超我”约束而无法表露。当面对姐姐和罗比的真挚爱情这一事实，她内心深处无法接受，加上无意中撞见两人亲密以及罗拉被辱的场景，她的“本我”便找到了合理借口，并披上道德正义的幌子，道貌岸然地打败了“超我”，实现了报复。

　　四、真实和“虚构”的真实：矛盾的化解

　　在以教堂为叙事空间的空间叙事中，牧师致辞影射了罗拉和马歇尔的结合是为求赎罪，也让布莱欧尼悟出当年真正强奸罗拉的人是马歇尔时，真相的水落石出化解了之前的矛盾冲突，观众期待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似乎也让布莱欧尼最终完成了赎罪这一任务。然而，在这部长达近两小时的主干故事之后，却附有一个七分钟左右的尾声，它打破了之前给观众营造的真实感，把“两人从未在一起过”的事实强行摆在观众面前，让他们发现前面的故事只不过是她耗时多年完成的一部小说而已。

　　既然影片让已成为知名作家的布莱欧尼跳出第一个叙述层，向观众揭露了事实真相，那么，这样残酷的揭露有何价值？从作者布莱欧尼的角度来看，她应该担负起对读者、隐含读者以及社会等的责任，然而在隐含读者的误导下，观众的预设与结论不断被否定，真实与“虚构”的真实之间发生了冲突，既然真实无法实现赎罪，那么这样的结局观众怎么能获得希望和满足呢？很显然，布莱欧尼因年幼无知，“本我”打败了“超我”，虽然对罗比成功实施了报复，却一直受到内心深处“超我”的谴责，为了平衡“自我”以及寻求“本我”的安宁，她选择勇敢面对，所以从多重视角再现同一故事正是她自我反省的过程，也是给后人予以警示的方式；安排塞西莉亚和罗比在一起“不是软弱，不是逃避，而是一份迟来的仁慈”。

　　影片第二个叙述层化解了“虚构”和真实之间的矛盾，因为虚构，小说让有情人终成眷属，虚构欺骗了读者的眼睛，构成了小说的原罪；同时，因为虚构，作者表达了对自己曾经所犯错误的忏悔，小说的赎罪也在虚构中得以实现。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几乎所有的文学文本都是对人类道德经验的记述，无论是双重聚焦的采用还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虚构，其本质都是作者在“赎罪”意识驱动下的“道德书写”。通过写作，布莱欧尼剥茧抽丝般地再现了人类内心深处的善与恶；通过写作，布莱欧尼“把幸福还给了他们”，并最终实现了精神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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