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哗与骚动：后朦胧诗个体意识的觉醒——与朦

摘　要：在朦胧诗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而来的后朦胧诗，除了对原有诗歌的继承与发展之外，更多地却是对母体的叛离。本文将阐述后朦胧诗的特点，通过与朦胧诗的对比，加之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探讨两者对个体意识觉醒的不同之处。

关键词：朦胧诗；后朦胧诗；个体意识

一、 概述
    朦胧诗是主要存在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强调主体的真实性，追求象征与意象化，给诗蒙上了一层朦胧的色彩，且蕴含着伤感情调和反叛精神，给人以独特的审美感受。其代表诗人有舒婷、北岛、顾城等。
当朦胧诗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衍生出两大派别，一派是以江河、杨炼为代表的史诗，他们即传统的朦胧诗人；另一派是新生代诗人群，在这一群体中又变异出了两个分支，即后朦胧诗和第三代诗人。简而言之，后朦胧诗是朦胧诗的发展与变异。
    后朦胧诗的诗歌群体大而庞杂，较有影响力的作家有海子、骆一禾、韩东等。就当时（部分诗歌的影响也是波及当下）来说，后朦胧诗普遍具有一定的先锋性，也就是尤奈斯库所谓的“自由”，这不仅仅是思想的自由，同时也是艺术上的自由，即是附加在事物上具有种种意义和价值的消解。
    然而，纵观后朦胧诗派，他们的内部仍有互有所区别。一是以海子、骆一禾、西川等人为代表的，他们强调“对理想、爱、生命价值的追求”，其语言风格更具艺术特性，这一点可以说是对朦胧诗的一种继承。二是以韩东、李亚伟、于坚等人为代表的，他们强调“反崇高，反文化，平民化”、“反抒情，反优美”。总而言之，这一派诗人誓与朦胧诗背道而驰。前者可以说是优雅的爱与生命的追求者，后者则是平民的传统文化的叛逆者。

二、 优雅的爱与生命的追求者——以海子、骆一禾、西川等人为代表
80年代末，海子和骆一禾两位诗人的死亡在当时的文坛中成为了特殊而轰动的事件，他们一度被当做诗歌和自由的殉道者而被青年读者群追捧。充满悲剧性的现实世界与纯洁至美的理想世界间的差距，使得诗人心中产生了巨大的落差，感到无限的悲伤。
    作为对“理想、爱、生命价值的追求者”，他们方面继承了朦胧诗人“朦胧”的、优雅的语言，一方面继承了朦胧诗人的思想——对社会的关注。但是两者也有所区别，海子等人更注重探讨人生的价值（即人的个体生命和社会意识）和诗歌的终极意义，这也是他们的诗歌较为晦涩的原因。比如在名作《五月的麦地》中，海子勾勒出了一个类似美丽的世界，神圣的麦地。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他希望四海之内皆为兄弟，并且过着甜美的生活。但是，当世俗的无情击倒了他的幻想：“我”便孤独一人，为“我”的兄弟姐妹深深地祝福，坐在麦地里为众兄弟背诵中国诗歌。
    后朦胧诗诗人注重对个体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与朦胧诗人注重诗歌的社会性形成了对比。如北岛《回答》中的名句称“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从中字里行间中，不难体会到历史代言人的姿态。
    北岛等朦胧诗人努力追求着的不仅仅是个体的高度和重量，他们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的忧患意识，与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与之相对，后朦胧诗人则是对社会的一种远离，他们更加注重个体生命。比如海子的名作《春天，诗歌海子》中，寻而不至的海子则代表了另外一种态度——他不再寻求主流社会的认可，而是更加接近个人化。“你这么长久的沉睡究竟为了什么？”这是海子对自己的一种发问，是苦苦追问人生的生命价值。十个海子这一具有浓厚的个人色彩的意象，最后传达的是他只能“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不能自拔，人挨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他还是疑惑“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

三、 平民的传统文化的叛逆者——以韩东、李亚伟、于坚等人为代表
后朦胧诗派中以韩东、李亚伟、于坚等人为代表的诗人，不同于海子等人，在语言文字上更加倾向于平民化，反对过多的、晦涩的意象。他们常常用一种崭新的语言方式直接地表现出其在诗歌观上的创新。他们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是语言上的反意象、反优雅倾向。假如说海子对于朦胧诗还是有所继承的，那么韩东等人便是对朦胧诗的反叛，抑或说故意与朦胧诗“背道而驰”。如：
于坚《尚义街六号》：
 
后来他恋爱了
常常双双来临
在这里吵架  在这里调情
有一天他们宣告分手
朋友们一阵轻松 很高兴
次日他又送来结婚的请柬
大家也衣冠楚楚  前去赴宴
桌上总是摊开朱小羊的手稿
那些字乱七八糟
这个杂种警察一样盯牢我们
面对那双红丝丝的眼睛
我们只好说得朦胧
……
 
二是美学精神上的“反英雄”、“反崇高”，如：
李亚伟的《中文系》：
中文系也学外国文学
着重学鲍狄埃学高尔基，有晚上
厕所里奔出一神色慌张的讲师
他大声喊：同学们！
快撤，里面有现代派
三是“逃离文化”，或曰反文化、非文化。后朦胧诗诗人反对传统文化，他们诗歌中的种种意向失去了其应有的文化内涵，如：
韩东《有关大雁塔》
 
有关大雁塔
我们又能知道什么
有很多人从远方赶来
为了爬上去
做一次英雄
也有的还来做第二次
或者更多
那些不得意的人们
那些发福的人们
统统爬上去
做一做英雄
然后下来
走进这条大街
转眼不见了
也有种的往下跳
在台阶上开一朵红花
那就真的成了英雄
当代英雄
 

关于大雁塔，诗人韩东以一种不动声色的口气，把事务上的种种意义和价值消解掉，把具有“文化意义”的大雁塔还原成一个单纯的“物”，把人与传统文化的承载体还原成人和物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与朦胧诗人笔下的具有浓厚历史意义的大雁塔全然不同，如：
杨炼《大雁塔》节选
 
我被固定在这里
已经千年
在中国
古老的都城
我像一个人那样站着
粗壮的肩膀，昂起的头颅
面对无边无际的金黄色土地
这被固定在这里
山峰似的一动不动
墓碑似的一动不动
记录下民族的痛苦和生命。
 
这里大雁塔被赋予了历史的意义（这样的意义非常符合中国对人文景观的感受），它是文化的承载，作者在此刻也体现出了对民族的一种忧患意识——“记录下民族的痛苦和生命。”
四、 朦胧诗与后朦胧诗的区别
朦胧诗人浮出水面正是油印诗刊《今天》的诞生，从“今天”出发，他们表达了“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的怀疑意识和“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的牺牲精神，对“文化大革命”现实进行批判和清算，试图以一种舍我其谁的承担者情怀，去续接迷失已久的“五四”精神，把属于人的权利重新归还给人。
“朦胧诗”的“表现自我”中的“自我”并不是个人主义的，它蕴含了时代和民族种种悲 欢离合的“大我”，作为社会个体细胞的人，各种社会性事件会或多或少影响着做诗的人，而每一点感受都会带上程度不一的社会性。社会化了的“人”的突显，使人们在无形中表露出来的本能冲动中都带有了个人意识的时代感。社会的、个人的时代局限就决定了那时期的“自我”自然带有较强的时代感，民族感和普遍人性。不同于朦胧诗强调人的社会意识，后朦胧诗则更加注重探讨个体的生命意识和诗歌的终极意义。
朦胧诗固然带来了诗歌美学的先锋革命，却没有冲破偏用高雅意象的传统。后朦胧诗人们认识到诗歌是“一场与语言的搏斗，是一场不断寻求语言可能性的冒险。”海子也认为，抒情是自发的，过度的语言雕琢将造成生命本真的丧失。于是，80年代的这场语言革命便力求打破对精致语言的一贯追求，突破“诗意”与“非诗意”的界限。如：
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诗人将日常意象和“春暖花开”这种过于鲜艳的俗色彩引入诗歌，化腐朽为神奇，也就是收到“陌生化”的效果，使诗歌放出新的活力。借用顾城的一句诗，就是“石头也会粗糙地微笑”。
五、结语
后朦胧诗注重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对个体生命的终极关怀，它的存在自有其一定的意义。但是，他们的诗歌在追寻平民化的过程中，似乎也同时失去了对自我理想的一种追求。在语言的口语化的进程中，这一种先锋思想，似乎也成为许多人获取成功的途径，失去了他最初的意义——让人脱去沉重的文化的外衣，获取轻松的愉悦的审美享受。
后朦胧诗派特别是韩东等人，仍然有反崇高的“寓言色彩”，“并没有拆除所谓的深度意识”。他们所表现的反文化姿态，也大大削弱了诗人个体的特殊性，而那些刻意的脱离文化束缚的态度也束缚了他们的创作，许多人为了“反文化”而反文化，为了“口语化”而口语化。且后朦胧诗所提出的思想略有极端化的倾向，不可避免地使自己陷入偏执的困境：“反文化”必然导致意义的消解；“反崇高”必然导致美感的失落。比如说伊沙的《车过黄河》，为了表达出脱去文化外衣的黄河，为了反“诗歌语言之含蓄美”这一点，其语言也就失去了“美”。而后朦胧诗所谓的反对诗歌中意象的文化涵义，这也使他们笔下的意向有了他们所理解的一种涵义，这一点，似乎与他们的理论产生了悖论。
另外，后朦胧诗的理论的夸大与实验的渺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对许多后朦胧诗人来说，其理论观念是极为含混模糊和不成熟的，而一些理论相对有代表性的派别，则是思想大于实践、策略大于作用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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