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忧郁的诗人到战斗的理论家

作者简介：林童（1991—），女，汉族，甘肃兰州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摘 要：随着近代轰轰烈烈的“留日热”出现，中国留日作家群成为了现代文学中一个重要的作家群体。他们有着浓烈的爱国情感以及关注现实和社会底层的创作倾向。而胡风作为留日作家群的一员，他的文艺思想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了日本文学的影响。
　　关键词：胡风；文艺思想；日本文学；厨川白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6-0000-01
　　
　　一、“留日热”的出现
　　近代“留日热”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利极大地刺激了国人的神经，康有为、梁启超痛感“耻不如日本”，因而效仿日本变法维新。晚清重臣张之洞强调中国应效仿日本，并认为去日本留学为上策。于是，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国人留学日本。而日本对中国留学生的吸纳，也打开了中国学生留日之门。
　　“留日热”的出现直接导致了中国现代留日作家群的出现，鲁迅、郭沫若、成仿吾、胡风、欧阳予倩等人都曾留学日本。郭沫若曾经很自豪地宣称：“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创造社的主要作家都是日本留学生，语丝派的也是一样。此外，有些从欧美回来的彗星和国内奋起的新人，他们的努力和他们的建树，总还没有前两派的势力浩大，而且多是受了前两派的影响。”［1］
　　二、日本左翼文学的影响
　　作为一名左翼文艺理论家，胡风总给人一种激奋、严峻乃至尖刻的印象。 1929年，胡风东渡日本，直至1933年被驱逐回国，他已经是一个战斗的文艺批评家，与此前的“忧郁型”诗人判若两人。胡风参加日本共产党后，与日本革命作家一起以笔与舌向法西斯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自然有机会与日本作家进行更多接触。由于胡风的特殊身份，他成为中日左翼文学之间最理想的使者人选，他在日本的杂志或文学座谈会上介绍中国的左翼文学运动，也不断向中国读者介绍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胡风自己，则在日本左翼文学的氛围中转变了文艺思想。
　　从将文学“限于满足自我的欲求”，转向文学的属社会性，谋求社会改革的实践与艺术至上的矛盾消失，胡风的诗风一转而变为粗犷激越的呐喊疾呼。如果说《夕阳之歌》尚存早期的缠绵凄婉，那首《仇敌底祭礼》，则显示了胡风转变了的诗风与诗学。对于日本左翼文学运动的置身其中者，胡风所接受的影响，与其线性因果式的寻找与某位作家或某部作品的关联，勿宁说主要来自一种文化氛围［2］。
　　日本左翼文学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形成，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一、作为重要的信息渠道，帮助胡风直接、间接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二、在与日本作家并肩战斗的同时，以日本左翼文学运动为参照系统，思索中国左翼文学发展问题，从而做出比较正确的选择。同样是重文学的外部批评，胡风走上中国左翼文坛便显示颇为成熟的面貌，避免了初期“普罗”理论批评家的空泛、机械，这其中的因素，不能不包括日本左翼文学历史经验教训的累积。
　　三、“主观战斗精神”与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
　　文学批评重心的外部倾斜，几乎可以说是左翼革命文学的总体趋向。如果说胡风在30年写作下的以“外部批评”为特征的理论文字，仅仅在左翼文学普遍倾向中显示了宏阔与尖利，那么，后来他对作家精神主体的重视与探究，则显示了革命现实主义理论群体里独有的个体存在。“主观战斗精神”，不管它曾经遭到怎样的贬抑，它毕竟是胡风理论批评最具特色的内容。而他对创造精神主体的研究，是得益于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胡风曾说，厨川的《苦闷的象征》，帮助他避免了阐释创作过程时极易跌入的庸俗化和简单化。
　　外来思潮的渗入，并不总是直线式的，影响与接受常常呈现为极其复杂的精神活动过程。胡风与厨川，似乎可以用“扭结”来形容。青年时代，他曾迷恋于《苦闷的象征》，随着时间的推移，胡风由迷恋转向了疑虑，当他的社会观与艺术观得以平衡的时候，便开始意味着他对厨川的一种抛弃。当胡风重新读到厨川的《出了象牙之塔》，发觉“有些道理或看法”，“实在和我们隔得太远了”［3］。然而，正如“扭结”一词所表示的那样，这恰恰表明胡风并没有抛弃厨川，而是一种有意识的抑制。
　　还在初期的批评文学，胡风就表示出对作家精神主体的关注，《张天翼论》的论题之一，便是作家的“真实的爱憎”与进入生活深层结构的关系。随后的一系列书评、论文，都不时提及现实主义与作家的情绪，强调作家情绪的“能动作用和自我斗争”。其实，胡风反复呼吁的，就是作家对创造主体的重视与充实，他甚至认为，新文艺之所以能在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进程中散发灿烂的光华，重要的原因便是新文学作家的崇高人格。这种对主体人格的重视，不能不让人自然地联想起《苦闷的象征》。厨川认为，文艺是纯然的生命的表现，是能够全然离了外界的压抑和强制，忘却名利，从一切羁绊束缚中解放出来［4］。强调主观精神燃烧和提高人格力量，胡风与厨川存在着精神的相通。当然，歧义也是明显的，胡风的主观精神，并不“全然离了外界”，目的在于改造外界。他探寻的也并非创造主体情绪的绝对自由伸展，而是主观精神和客观的结合，创造主体与艺术对象在复杂肉搏中的最后和谐。
　　从20年代初读到了鲁迅译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到30年代初“普罗文学刊物上的工农通信”，胡风发生了从理想主义、人道主义情感意识向阶级论情感意识的飞跃。胡风理论中的基本的概念术语，都可以在厨川白村的理论中找到原理。正如胡风在一篇回顾性文章中谈到，在他的青年时代，“对于文学的气息更加敏感，更加迷恋。这时候我读了两本没头没脑地把我淹没了的书：托尔斯泰底《复活》和厨川白村底《苦闷的象征》。”［5］可见，从踏上文学之路伊始，厨川白村的文学理论就开始伴随着胡风理论的探索。
　　参考文献：
　　［1］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2］ 王中忱.越界与想象［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 001
　　［3］ 王中忱.越界与想象［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4］ 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5］ 胡风.略谈我与外国文学［J］.中国比较文学,198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