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桃》看许地山对现代世界的文学解读

　许地山小说《春桃》新解许地山的短篇小说《春桃》写于1934年，发表于当年的《文学》第3卷第1期，《春桃》与许地山20世纪20年代的那些空灵奇幻的“宗教寓言小说”相比，在小说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人物性格和形象、故事情节的构成等方面，确实“今非昔比”，充满强烈的生活气息和人间烟火味，具有鲜明的写实性，将其誉为现实主义转向后的代表作或径直就是现实主义小说，允为有理。
　　一、超俗入圣的母题
　　所谓母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美国学者汤普森在《民间文学母题索引》一书中的解释，比较有权威性，他说：“一个母题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存于传统中的成分。” 胡适对于母题的理解，也接近这个意思。汤普森认为大多数母题分为三类：其一是一个故事中的角色；其二是情节的某种背景；其三是那些单一的事件。
　　春桃故事最稳定的因素，就是人物关系。“持续存于传统中的成分”就是“一女二夫”，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物关系。这就是春桃故事创造的母题。这个故事新奇，惊世骇俗的地方也在这里。在封建社会里，由于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所决定。在家庭关系结构中，男女关系总是表现为一个男人和两个或多个妻子，只有在私情故事中才可能出现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关系。在家庭内部，可以同时容纳许多个妻妾，但不可能同时容纳两个丈夫，在《春桃》故事中，如果向高在街上碰见失散的妻子，把她领回来和春桃一起生活，也许很自然。而春桃把失散的丈夫李茂领回来，和另—个男人一块生活就显得极为反常。在民间，虽然存在“招夫养夫”、“拉边套，打伙计”的畸形婚俗，但是过去的文学作品很少见到表现这种婚姻关系的，更没有人能够从通过这种畸形的婚姻形式表现新的思想和艺术的价值。许地山的贡献在于，他通过家庭关系的这种变异结构，发现了道德是非，反映了溢出传统道德规范以外的人的观念和现代意识，这是一种独具慧眼的发现。
　　二、运用故事地点增强现实批判性
　　许地山早期故事的背景大都在异域，带有异域的情调，正如沈从文所说，“作者用南方国度，如缅甸等处作为背景，把僧侣家庭，异方风物，介绍得那么亲切。在作品中，咖啡与孔雀，佛法与爱情，仿佛无关系的一切联系在一处，使我们感到一种异国情调” 。这一点是人们谈起许地山必然要涉及的话题。许地山的异域情调的故事带有虚拟性和幻化色彩，故事发生的情境在异域，本身就给人—种虚幻的感觉，加上语调和话语色彩，浪漫主义的情调更浓。而许地山后期的创作，现实成分逐渐加强，幻化的因素逐渐减少。正如茅盾所说：“地山的小说，在外表的浪漫主义风度之下，有一副写实的骨骼，而且终于连这风度也渐淡以至于无。” 随着现实主义的加强，故事的地点也从异域移到了国内，用真实的地点强化故事的真实性。《春桃》的故事发生在北京“德胜门”、“天桥”这些人们熟悉的地名，明确标示了出来。
　　在首善之区的北京，竟没有穷人的立足之地。在一个没有公道和王法的社会里，贫民百姓为什么还要敬畏王法，做王法的囚徒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春桃义正辞严地向传统道德发出了挑战。这篇小说之所以令人震惊，其原因也在这里，如果他把故事的背景移到缅甸、印度。恐怕就不足为奇，不会如此引人注意了。
　　四、故事主题体现出超俗的生存道路
　　《春桃》的故事，虽然讲的是一女二夫同睡一铺炕，但主要不是为了表现爱情，也不是反映婚姻爱情的关系和矛盾，许地山生活的时代更加严峻，谈婚姻爱情，对春桃、李茂来说，简直太奢侈了。他们所面临的是生存问题，是如何活下去的问题。所以许地山把生存作为主要问题来表现，把人的生存放在第一位。《春桃》不是浪漫的幻想故事，它是非常现实的，它揭示的是中国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但是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道理，却与封建的道德观念发生着激烈的冲突。统治阶级提倡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本末倒置地把名节放在首位。而把人的生存扔在脑后。《春桃》的主旨就是对这一传统道德的反叛，把生存问题作为故事的支撑点。我们看到，小说中有一个“龙凤帖”在起着穿针引线的叙述功能。这个“龙凤帖”就代表了名节和道德规范，但在春桃的眼里，它不如一张废纸。她把向高填的龙凤帖投进了火炉，然后对向高说：“什么龙凤帖，烙饼吃了罢。” 在这里，许地山把“龙凤帖”与烙饼联系在一起。对于一个逃难的人家来说，是龙风帖重要还是烙饼重要，不是显而易见的吗？生命和生活都没有保障，龙风帖不是见鬼吗？这是作者在动乱的生活中悟出的生活真理。所以，李茂见了春桃以后，本想从腰里掏出龙风帖，证明他还是她的丈夫，但他把手缩回去了，因为他自己两天没吃饭了。他是现实的，他知道现在即使春桃愿意跟他，他也养不活她，生存问题严峻地摆在了他的面前。三个人能够勉强地在一起生活，首先是为了生存。但是作者并不认为他们是苟且偷安，在他们的行为当中还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情与义。传统故事表现情与义，以宣扬教化为目的，局限于传统道德规范之内。许地山表现的情与义立足于人的本体，远远超出了传统道德规范之外。春桃把伤残的丈夫领回家，这里有情也有义。当李茂看到三人关系难以维持，想以自杀成全他人的时候，也是一种义举。但是许地山没有让人物死去，李茂活了下来，他要把生存主题贯彻到底，让人活下去，这才是最大的情和义。虽然李茂的自杀是一种侠义行为，但它毕竟是一条死亡之路，而不是生存之路。许地山寻找的是一条民族生存的道路。
　　总之，许地山小说中的春桃是“现实主义的典型人物”，她充分反映了劳动人民善良、坚强、豪爽、侠义的本质特征，许地山所开创的超俗入圣的新型故事创造，也被后世的贾平凹等所效仿。
　　参考文献：
　　[1]刘守华：《比较故事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2]沈从文：《沈从文文集·11卷》，花城出版社，2006
　　[3]转引 张何之：《许地山文集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