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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2-12-01 阅读量：0次 所属栏目：逻辑学
【关键词】 哲学对象 人的存在遭遇 书写性与被书写性 生存敞开 生态场域
一、哲学： 存在遭遇向生存敞开的困境与追问
本文之要如此标题，实体现出对“哲学”自身定位的困惑而希望此种困惑能得到应有的关注：“哲学”本身定位的问题，直接关联着哲学的当代方向与命运问题。 哲学的国度问题 不用 “中国哲学的当代方向”的表述方式而用 “哲学的中国当代方向”的表述方式而来突出“哲学”问题，所赋予哲学的存在性质和生存视野则大不相同：在前一种表述方式中，“哲学”获得国度的规定性，即哲学变成了特定地域、民族、国家的哲学，并从而获得了特定的意识形态规定；在后一种表述方式中，哲学因人而产生，它如同科学一样，没有国界、民族、地域和意识形态的所属性：哲学是属于整个人、属于全人类的，这是“哲学”的本源意义。在古希腊，毕达戈拉斯最早提出“哲学”（philosophy）即是“爱智慧”(philo-sophia)。在希腊哲人那里，“智慧”即真理，爱智慧即追求真理：哲学乃追求真理的事业。而真理永远是人类所共有的财富。所以，真正的哲学既没有国度，也不以创造观念标签为主要任务。 哲学：生存的困境和追问 当这样来看待“哲学”时，必然托出“哲学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一问题，哲学与哲学家的关系就牵涉入场：椐说毕达戈拉斯在提出“哲学”概念的同时也提出了“哲学家”的概念，认为哲学家是“爱智者”(philosopher)，即哲学家必须以热爱真理和追求真理为基本信念，以领悟、传达神的智慧为基本任务，担当起这一任务的基本途径和展开方式是沉思。因而，哲学家首先应该是脱俗的——即淡泊名利的人；其次应该是世俗生活的旁观者，而非世俗生活的积极推动者或创造者；第三应该是少说少做而多思勤思的人。［1］（第8卷第8节） 哲学即是哲学家的沉思，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讲，哲学即是通过沉静地“思”来开辟前进的道路：思所开辟出来的道路就是哲学。而我却以为，哲学之思即是哲学家对生存的根本困境与追问：“生存”乃人对自身存在的敞开道路与进程；对“生存的困境”，即是以对自身存在的敞开进程中惶惑其方向或迷失其道路：惟有这种遭遇出现了，淡漠名利且沉默少语的人才开始了对这种惶惑态或迷失态的追问(即沉思、思)，因而，哲学对其生存的根本困境与追问，可能是对惶惑的消解、对迷雾的拨散，也可能是对生存之新道路的开辟。 以此来看，哲学不是研究，它是存在向生存之路展开之思(困境与追问)和生存向存在之方向开辟道路，哲学家就是其对生存的困境与追问进程中开辟新的存在道路的人。所以，哲学因哲学家而获得道路性，哲学家因哲学而成为辟路者和开道者。当这样来定位哲学与哲学家关系时，自然牵涉出“哲学研究”与“哲学学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哲学研究是对哲学的研究，研究哲学的人该称之为哲学学家。哲学学家的职责是对哲学(哲学家、哲学成果等)的研究，因而哲学研究因哲学学家而产生，哲学学家因哲学研究而获得了存在的理由。整体地看，哲学和哲学研究、哲学家和哲学学家之间构成了如下存在关系：哲学是生产，哲学研究是消费(即选择、传播、运用)；哲学家是生产者(即道路的开辟者)；哲学学家是消费助理者，亦或消费的推销者(即道路的清理者和拓宽者)。 哲学与哲学研究的特征差异 哲学研究始终是以人类哲学（成就）为对象。在现代人类文明进程中，哲学研究变成了相对固定的一个文化行业和一种职业工作，并且还配备一套相应的机构。在这样一种机构里从事专门职业的哲学研究，自然就要进行分类和分段，比如西方哲学研究、中国哲学研究，古代哲学研究、现代哲学研究，以至最后还必须细分到哲学家、哲学流派、哲学思潮研究这一级，比如胡塞尔的现象学研究，孔子的儒学研究等等。所以，机构化、职业化、专业分工化，此三者是哲学研究所必备的条件与基本规则。 哲学则不一样，它是以对人的存在向生存方向敞开道路和生存向存在领域开辟道路为基本对象。因而哲学探询之于这个世界始终是整体的、生态的、进程的、未决的，它不可能通过建立机构来保证，也不可能作为专门的社会职业而存在，更不可能进行专业化的分工。哲学之于哲学家，始终是一个个人存在达向整体存在之境和个人生存向类(人类和世界生命)生存之域开进的问题；哲学家于之哲学，不可能有古代与现代、中国与外国、东方与西方等等的区分，哲学就是哲学：存在的生态性、生存的整体化和境与域的未决性(或者说开辟性)，构成了哲学自身的状态性质和进程特征。 遭遇生成哲学 哲学的问题始终面临一个“当代”问题，哲学的当代问题是一个当下存在向生存之域敞开和生存向存在之境开进进程中的遭遇问题：遭遇孕育哲学家对存在向生存之路敞开的困境，遭遇激励哲学从生存之域向存在之境展开追问。如果没有存在向生存之域敞开和生存向存在之境开进的遭遇，根本不可能产生出哲学(的困境与追问)。 哲学的遭遇性可表述为人的存在向生存之路敞开的境况性和人的生存向存在之道开进(探求)的境遇性。人存在的境况性展开为三个维度：一是哲学家作为个体存在者的存在维度；二是由人组成的社会存在维度；三是作为整体的(人)类存在维度。由于人的存在向其生存领域敞开必然要进入历史的长河，因而人的生存境遇性也展开为三个维度，即作为生命个体的哲学家、作为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和作为整体的(人)类，由此三者构成的存在论敞开的时空之维呈三个向度，即已然的过去之维，实然的当下之维和未然的未来之维。由此，哲学获得了传统性、时代性、个体性(民族性和哲学家的个人性)和未来性特质。自19世纪以来西方现象学运动，提出哲学要“回到事物本身”的主张，实际上是号召哲学要回到生活本身、回到人本身、回到以人为基点的世界存在本身；具体地讲，是要哲学回到人的生存历史(传统)本身、回到人的当下生存状况本身、回到人的存在道路开辟本身。基于这样的基本要求，哲学对存在困境的生存化追问必然扎根于民族和人类哲学思想传统(流与源)，而以民族和人类的时代性存在状况和生存遭遇为出发点，去开辟生存向其存在本原回归的道路。 二、哲学激情和哲学对象：哲学消亡论的虚幻依据
任何关于人的学问，都有其探询的对象领域和探询者对它的生命激情。哲学作为人类最高贵的学问，则更是如此。以此来看“哲学终结（或消亡）”论思潮，其背后一直隐藏着如下两个“东西”没有得到应有的突显： （1）当前所喧哗的“哲学终结”论，实际上指哲学对人的存在失去开辟道路的作用与功能，而不是指哲学研究的消亡。因为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已有的哲学思想成果，它诞生了，它就存在；同时，当人们（主观）认定哲学终结和消亡之时，人的精神领域出现了空位，人们只有不遗余力地从已有的哲学思想成果中挖掘自以为有用的东西来填充这个空位的场域。 哲学所面对的始终是未决的、流动的、变化的人和人的存在世界，对它的探询必须以研究已有的哲学思想成果为参照，但这只是哲学向世界存在之境和生存之域探询的起步，哲学家必须走完这一步并跨出这一步而达向哲学之思本身。然而，当哲学终结论出现以后，哲学的存在之思被取消了，哲学家在这种取消中被消亡了，哲学变成了完全的哲学研究，哲学家均由哲学学家们所取代。其实，出现这种状况的深层原因在于：哲学的探询必以对已有哲学思想的重新清理为前提，哲学家之能够成为哲学家的前提是他首先应该成为一个哲学学家：哲学家往往要通过哲学研究而达向哲学，即因某种哲学情愫或哲学冲动而展开对已有哲学思想成果的关注、研究、探讨而获得自身的哲学思路与方法，最后走向哲学之境。因而严格地讲，哲学探询以哲学研究为起点，以超越已有（哲学思想成果）而开辟新的精神道路为终身任务。以此来看，哲学终结论或哲学消亡论至少产生于这样两个事实：a.从事哲学的人丧失了对存在世界的哲学情愫(即本原激情和生命的合目的意识)；b.从事哲学的人把哲学从生命的合目的论转换为了生存手段论，人们由此自觉地滞留于哲学研究阶段而无暇或无力达向哲学之境。所以哲学消亡论成为了从事哲学的人进行自我安慰的最好方式。 （2）哲学作为热爱智慧、追求真理的生存行为，其本来就涉及到热爱什么智慧、追求什么真理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具体表述为哲学对象(亦或“哲学的主题”)本身。古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所关注的基本对象是整个世界，它具体展开为自然、灵魂和神――三个层面的内容，后经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普罗泰戈拉、苏格拉底而至柏拉图和亚斯多德等人的努力，哲学由自然哲学转向以自然与人并重，于是将神、自然、灵魂具体化为上帝、物质与精神，由此，以上帝、物质、精神为基本内容的世界，构成了哲学的对象传统。但西方文明经历了近代革命以后，逐渐从三个方面消解了哲学对象传统的三维：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人的精神这一维得到极度膨胀，其表现形式是对上帝的否定，后来尼采宣布上帝的死亡，哲学对象的“第一存在”之维就此丧失；人片面张扬自我的直接成果是近现代科学的长足发展，其最突出的标志是科学向技术领域的进军(或者说技术向科学的侵蚀)，使科学摒弃了古典自然哲学的思辩方法而达向了全面的实证主义，从此，哲学对象的“自然”之维被取消了。当科学被实证主义所全面武装，它就无所不至，不仅自然世界，最后连人也成为科学研究与实证的深度对象，其标志是19世纪的生理心理学和心理物理学的发展，为心理学走向实证道路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冯特所开创的实验心理学完成了对人的心理、精神研究的实证主义化，人的心理和精神变成可分析和实验的对象而不是玄思的对象，心理学变成了实证科学。由此，哲学丧失了它全部的传统对象，最后只龟缩在逻辑领域。而主潮20世纪的分析哲学运动和现象学运动，都希望通过重新寻找和构建(世界的、语言的、意识的)先验逻辑结构来振兴哲学，然而这种努力的结果是对哲学的最后失望：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终其一生哲学探索，为哲学对象的全部丧失落下了帷幕——“（对哲学的）真正的发现是这样的发现：如果我想这样的话，它使我能够中断对哲学的研究。――这种发现使哲学得到安息，从而哲学不再被那些使哲学本身的问题所折磨。”［2］(p 51 ) “哲学终结于这样一种事实，即它聚集了全部哲学史的最终可能性。哲学作为完成的终结人，则意味着这样的聚集。” ［3］(p 375) “哲学的终结最终证实了科学技术和安排世界的胜利，以及适合于这个世界的社会秩序的胜利。”［4］（p377） 概括地讲，哲学的终结与消亡根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哲学家们很难得燃烧起对哲学的激情、信仰而成为哲学学家；二是哲学对象的全部丧失而使哲学失去了探询的领域性。 如果做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哲学对象传统的形成、消解以至丧失的历史，实际上隐含着哲学思维传统和哲学精神传统的形成、演变，走了一条从经验理性向观念理性再到科学理性的路子：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是基于生活的经验对世界本原问题和宇宙生成问题的比拊性探询，这种探询方法所体现出来的思维特征，是力图将个别化的经验上升为普遍的理性法则。因而，古希腊前期自然哲学的精神是经验理性。爱利亚派、原子唯物论、智者运动及其苏格拉底的努力，使哲学传递到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那里，观念理性得到了确立，并由此构成了西方哲学探询的精神传统，最后发展到康德和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峰。而近代科学革命向现代科学的全方位胜利，却从根本上改变了哲学的方向，哲学由观念理性向科学理性渡让的具体标志，是哲学对本体论的遗忘而踏上认识论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哲学探询的对象被科学一一分解干净，哲学成了无自身对象领域的无本之末、无源之流，哲学终结论自然得到成立。 三、生态反思：哲学对象的源头错位
“欧洲人的‘世界’产生理性观念、哲学精神，因而其危机恰在于理性主义已经崩溃。理性文化衰落的原因，是理性主义的本质的外在化，即它对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的追求。”［5］（p191） 在胡塞尔看来，理性主义是哲学之所以成为哲学的存在标志，哲学的危机来源于理性主义的崩溃。导致理性主义崩溃的根本动力，是哲学自身将理性主义精神外化为唯科学主义的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为此必须拯救哲学；而拯救哲学的前提，就是在理性主义崩溃面前重建理性主义。胡塞尔就是基于这一哲学激情开始了他的拯救之路。然而胡塞尔并没有意料到，他讲的这种已经崩溃的“理性主义的外在化”形态却同样是理性主义，即科学理性(主义)，它消解了观念理性的形上沉思品质和神性原则而获得了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前者具体展开为唯物质论观念，并由此形成科学主义名义下的物质霸权主义价值指向；后者具体展开为唯实证论方法，并由此开辟出唯经济技术理性的实践道路。所以，促进哲学终结和消亡的内在动力是哲学的科学理性，它仅把哲学自身的对象领域全部丧失干净，并为物质霸权主义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横行于生活世界奠定了思维、思想、情感、信仰基础。 胡塞尔以其深刻的敏感而意欲重振哲学理性主义传统的雄心与顽强不仅贯穿了他的一生，也贯穿了整个现象学运动，但哲学最终没有得到拯救。溯其缘由，这似乎与胡塞尔哲学激情所描绘出来的关于哲学的那幅图景相关：胡塞尔把它的现象学定位为是“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认为“哲学研究实现了对自然科学和数学科学成就的补充，因而它第一次成为完善的、纯粹的、真正的理论知识。”［6］（p245）胡塞尔的全部拯救行动，不是对哲学之科学理性的反动，而是要探求科学得以建立的基础，即要努力把科学置于哲学基础上，因而，在胡塞尔的哲学理想中，哲学是最严格的、最纯粹的、最完善的科学。 现象学现象最深刻地展开了20世纪西方哲学对哲学拯救的整体路向---即以本质上的科学理性来反动哲学的科学主义(认识论)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象学运动与分析哲学运动在思维理路上取得同构：即都沿着“科学→数学→语言→逻辑→哲学→科学”的路子探进，希望建立起一门能够与自然科学相媲美的严格的和纯粹的“哲学科学”。然而，无论是分析哲学还是现象学，都没有在这条道路上走通――而左右冲突：胡塞尔不得不沿着“生活世界”方向为哲学寻找新的出路；维特根斯坦不得不从抽象的语言—逻辑世界痛苦地回到“粗糙的地面”：“我们在光滑的冰面上行走，没有任何摩擦力，这在某种意义上达到了理想的条件。但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就将不能行走。要行走就要有摩擦力，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7］（p46） 胡塞尔与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激情，与其前期的哲学探询方向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和价值指向上的分裂：这种矛盾与分裂蕴含着对哲学的深刻反思：哲学既不是以科学理性为价值支撑的严格的和纯粹的科学，也不是以观念理性为价值支撑的“物理学之后”的“第一哲学”，因为无论是把哲学定位为严格的和纯粹的科学，还是把哲学定位为物理学之后的“第一哲学”(亚里斯多德传统)，都是把哲学视为科学的基础，即哲学为科学而存在——这是哲学最终迷失自我而走向终结的根本原因，这也是哲学探询的历史从以观念理性为价值支撑达向以科学理性为价值支撑的内在动力：西方哲学诞生的最初形态是自然哲学，自然哲学的思维出发点是经验化的想象，其原初的价值定位是“万物有灵”，其所关心的根本问题是宇宙生成问题；而宇宙生成既是一个整体问题，又是一个具体问题，前者表述为“神”，后者表述为世界的“本原”(即 “自然”之物)；要使作为基体的本原能够生成出宇宙世界整体并使它获得运动的平衡，只能赋予其以生命形态，这个生命形态就是灵魂。对灵魂的想象性完成，不仅使物质形态获得生命，也使具体的物质形态与宇宙的整体力量(即神)相贯通开辟了道路。哲学要走向自我成长，其经验化的想象思维形态必然要由逻各斯化的观念思维形态所取代，其具有神秘主义性质的“神”自然转换成了神圣主义的“上帝”；具有更高抽象度的“本原”(“自然”)被更具有直观性质特征的“物质”所代替；自然主义的“灵魂”概念被更具有人文性质定位的“精神”概念所代替。由此，上帝、物质、精神，此三者构成了哲学对象的整体内容。然而，当我们对这一传统的哲学对象予以必要反省时，就会发现“上帝”、“物质”、“精神”都不是哲学的对象：上帝是宗教神学的对象；物质(作为“自然”的代名词)是自然科学的对象；精神是心理学的对象。哲学从一开始就迷失了它自身的对象领域，近现代科学对哲学这一传统对象领域的分割，是其应有之为。因而，哲学的危机实际上从哲学诞生之时开始就已经产生，而近现代科学向哲学的全面胜利，只是帮助哲学突现了他自身的危机。所以，当哲学不能意识地达向对自我对象的源头性错位的反思，一切对哲学拯救的努力不仅徒劳，而且将事实上加速哲学的危机。当代哲学的消亡论和终结论思潮，就是哲学的这种根源性危机的时代性展露。 四、人的世界性存在：重探人类哲学的当代对象
维特根斯坦在后期谈到哲学时很悲观，他说“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是：我不知道其出路何在。”［8］（p49）维特根斯的悲观，由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所扩散而普遍化：后现代主义对哲学的挽歌，是一种不知哲学出路何在的消极行为；解构主义既积极解构哲学又不放弃哲学，同样是不知哲学出路何在的盲动行为。因而，当代哲学要重振自我，既不能跟着后现代主义唱挽歌，也不能附和解构主义左右摇摆，而应该着手探索其“出路”的正确途径。 探寻哲学出路的正确途径，是重新追问并确立哲学的自身对象领域。 哲学的自身对象领域是什么呢？ 关于这问题，其实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激情已经透露出了消息：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和“回到事物本身去”的口号，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最终应该从“光滑的冰面上行走”回到有摩擦力的“粗糙的地面”的主张，都隐含了对哲学自身的本真对象的无意识直观：哲学的自身对象非它，即人的存在。 哲学因人的存在而诞生：人的存在既是哲学诞生的前提，又成为哲学的根本对象。因而，只要有人的存在，哲学就有自身探询的对象领域，哲学一旦有其自身探询的对象领域，就不可终结与消亡。 其实“人的存在”问题，自普罗泰戈拉以来一直是哲学的关注对象，但以前的哲学对“人的存在”的关注，只是停留在静止抽象的“类”层面做文章，而实际的情况却并非如此：人不是孤立的存在者，他始终存在于他者之中，并与他者结成关系：人的存在是一种关系的存在。首先，人是存在于宇宙时空和自然之中，他与宇宙时空和自然之间形成一种时空关系、自然关系，所以，人的存在既是一种自然存在，更是一种宇宙时空存在。其次，人的生命诞生于他者(某个女人的身体和某个男人的基因)，因而，人与他人(个人、家庭、种族)之间构成了血缘关系；而这些个人、家庭、种族又与其他的个人、家庭、种族之间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性，这样，人又获得了血缘的和群的存在关系。第三，人是具有自我进化潜力的人，这种自我进化潜力表征为人对自我意识、自我关怀，由此形成了人的现象自我和本体自我的双重性，人与自我生命本体之间又构成了一种实在的存在命运关系。 客观地看，对人与自我生命存在命运之关系的意识性关注，集中展开为神话体系的解构；对人与宇宙时空和自然之存在关系的关怀，则产生了人对人自己之来龙去脉的关注的宗教神学和人对自然之来龙去脉的关注的科学探索；对人与他者、社会之存在关系的意识性探询，产生出人对人伦关系的看待的政治与伦理，和人对自己的看待的人文精神。因而，哲学生发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宇宙时空)、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之复杂多变的关系解构演变之中：哲学始终立足于人的存在整体，为其存在本身的复杂演变而敏感与惊奇、困惑和追问：整体地看，哲学的对象领域乃人的世界性存在本身。具体而言，哲学的对象领域展开为人与自然(包括宇宙时空)的存在关系、人与他人和群体(即社会)的存在关系、人与自我生命存在命运的存在关系。如果从人类精神探询的领域角度看，哲学的对象不是自然科学的对象：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自然、宇宙，其重心在于探讨自然和宇宙的存在法则和运行规律；而哲学却以人与自然、宇宙之存在关系为探询对象。所以哲学必须担当起反思自然科学的工作，自然科学必须为哲学提供反思的材料。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是：自然科学是对自然事实的研究，哲学是对原理的反思，即自然科学关心自然如何存在的事实，而哲学却在此基础上关心自然与人之间如何存在的关系事实和怎样才能形成更好的存在关系的可能性。所以，没有科学为哲学提供反思的材料，哲学却不能很好地探询人与自然之存在关系；如果“没有哲学的开始，自然科学就不能走出多远，并且哲学通过启发科学家工作中对新原理的进一步意识而为未来提供新的信念和一贯性，并以此反作用于它由以生长出的科学。”［9］（p3） 康德曾经认为哲学就在于了解“我是谁？”、“我是什么？”、“我的更深邃的自我是谁？”。在康德对哲学的定位中，人的世界性存在构成了哲学关注的整体对象：哲学以关心人的世界性存在为全部任务，以探求人如何存在于世界之中的正确态度和怎样在世界中谋求存在的正确方法为基本目标。因而，对“我是什么？”的关注，展开为对人的世界性存在本原的探询，由此必然关联起人与自然的关系，哲学与自然科学在这一个层面上获得通连性；对“我是谁？”的询问，则展开为对人的现象(事实)存在的求证，它集中呈示为对人的生存问题的追问；对“更深邃的我是谁？”的困惑与追问，则托出人与自身存在命运的关系――并由此关联起人的心理学。心理学所探讨的对象是人的心理(即情感、意志、心灵、灵魂)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展开，在古代和中世纪主要是关心人的灵魂(soul)，在17世纪到19世纪主要是人的心灵(mind)；而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主要是意识(consciousness)、潜意识或无意识(unconsciousness)，在20世纪20-50年代主要关心的是行为 (behavior)，其后则主要是意识(潜意识、无意识)与行为的关系。整体地看，心理学所关心的是生存中的现象的我(即角色的我)与内在的我(即本质意义上的自我)的关系，这种关系只是人与自身存在命运之关系中一个具体的内容。因而，心理学与哲学的对象关系，也如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对象关系一样：心理学探询人的心理事实，而哲学却探询人的整体存在达向生存领域的进程中与心理律动的关系事实。哲学因心理学才获得了反思人的心理的理论材料，心理学因哲学才具备了达向其深远的脚力(视野、方法、信念)。 从更深层次看，人的存在本原问题实质上蕴含着关于“本原的起源”问题，其表述为“人是从哪里来的？”；而人与自身存在命运之关系却蕴含了“人的存在命运的指向”问题，其表述为“我要到哪里去？”这两个问题分别涉及到人的存在来源与归宿。宗教（神学)则是关于人的存在来源与归宿的学问。宗教不仅关注人的存在“从哪里来的”和“要到哪里去”，更要关心人“应该怎样走才能到达那里”。合而言之，宗教以及由此产生的神学所全力关注的是人何以能够永恒地存在的信仰探索与确立问题，这个问题既不是科学所感兴趣的，也不是心理学所能承担的；恰恰相反，科学与心理学都得以信仰为信托。宗教为人的存在获得自神自圣性提供信仰，神学则是为人的神圣存在而求证信仰。而自神自圣的信仰之于人的存在即是终极关怀，这种终极关怀为哲学探询提供了终极的价值依据与支撑。但信仰不等于价值：信仰只是价值的依据，价值是信仰的存在性敞开与构建。由此，宗教目标于人的存在永恒，哲学注足于人的存在现实；宗教关心人的存在起点与归宿(终点)，哲学却注目于人的存在从起点达向归宿(即更高存在之域)的进程；宗教的主题是人的存在信仰，哲学的主题是人的存在价值与意义。因而，宗教激励人把存在目光投向天上，其努力方式是从高处将人努力往上拉；哲学鼓动人把存在的兴趣引向地面，其努力的方向是在下面支撑人努力踮着脚往上爬。所以宗教从天上达向人间的实在方式就是人生哲学(或者说信仰的哲学)；哲学达向人的存在整体之域时必然会上升到宗教之境。由此（1）人的世界性存在本身决定了上帝(本质上即自神自圣的“大人”之象征语)的不可死亡性，尼采宣布“上帝的死亡”，仅具有比喻意义――而不构成哲学丧失自我的依据；（2）宗教与哲学的关系是人的存在永恒性与人的存在现世性的关系，这种关系本质上规定决定了只要人还存在，宗教与哲学必然互为依存；（3）科学、心理学与哲学之间的对象关系，是一种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这种关系性质决定了科学、心理学不可能取代哲学，相反，科学与心理学的繁荣，有助于哲学的继往开来；哲学的生生不息的探询，助长科学与心理学的前赴后继。 五、书写与被书写：原发存在与创生存在的本与源
人作为个体化的生命事实，形成了人的世界性存在的根本命运：人生而为人，必须为维持(即延续和延展)其生命存在而努力寻求资源、开辟资源——而终身劳苦地走进走出人群和自然，人的存在必然向生存之域敞开并努力达向其新的存在之境。因而，人的世界性存在获得了原发性存在和创生性存在的双重性质与多向度指涉。 人的原发性存在及其指向 人的原发性存在是指人诞生于人世的本来存在遭遇：从抽象整体方面看，人的诞生纯属偶然的遭遇，它并没有任何预设的必然性与目的性，虽然后来宗教与科学(比如生物进化论)为生命的偶然诞生提供了必然性和目的性的解释，但这些解释就其本质上讲都是人自神自圣的想象化虚拟。这种种想象化虚拟的神话可以给人某种自我麻痹的安慰，但却不能消解其诞生的偶然性遭遇这一原发性存在事实本身。从个体角度讲，人的生命诞生(从生命种子的诞生到完整生命形态的脱出)同样纯属于偶然，虽然现代遗传学、生育学、医学等等科学给人们提供了生命何以产生的假想，但却始终无法解释这一生命或那一生命为何要产生的终极依据。所以，人诞生于某种偶然的遭遇：偶然的遭遇性构成了人的原发性存在的本质规定。 由于人的诞生与存在没有任何预设的必然性和目的性，由此形成人的存在从源头上没有依据；没有源头依据的生命，其从母体脱出的进程，实际上是一个残酷的被抛进程：人是被偶然之神所抛出的生命存在事实。 从人的眼光来看，人是被抛于一个荒原世界里的存在者，虽然这个世界有山有水、有草有木、有生命万物，然而这一切都外在于人，它是陌生的，充满了不可着摸的神秘感和无限性。在这个荒原世界里，属于人的只有自己这可怜、弱小的生命和一颗无助的心灵。人被抛于荒原的无奈性与无助感，不仅可以从人的发生学角度得到考察，更能够从生命个体从母体脱出的第一个动作反映得到确证：每个生命从母体脱出的第一个动作，就是面对那个陌生的荒原世界而发出本能的“哭”：哭，既表达出他对这完全不属于自己的世界的恐惧；也表达出他面对这个无法逃避的荒原世界而本能感受到自己的弱小、孤立、无助、无奈；哭，更标志着他与母体(自然母体和女人子宫)的内在生命一体性的真正分裂，被迫与母体建立起一种永不可脱离的外在原初关联性：他不能再龟缩于自然(女人的身体)里，必须无可逃避地存在于大地之上，与荒原世界同在，与世界的荒原性共存。 人被抛于荒原之中的事实构成了人的原发存在境况。在这一存在境况中，（1）人的生命存在永远都是个体化的存在，而他所面对的荒原世界却是整体地存在着，因而，人的生命存在与荒原世界之间构成了个体与整体的存在关联性，这是一种永不消解的遭遇。（2）人被迫与荒原世界所构成的这种原初关联性，本质上是存在时空的关联性：人的生命存在时空必须来源于宇宙自然时空，他既不能拥有宇宙自然时空，也不能驾驭宇宙自然时空，相反，却要直接地承纳宇宙自然时空对他的无情切割，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宇宙自然空间无边无限，人的生命空间却有边有限；二是宇宙自然时间无始无终，人的存在时间却有始有终。人与宇宙时空之间的这种关系，构成了决定人的存在之终极命运的两种遭遇：即人的空间始终是宇宙自然空间所给定的，人只能命运地龟缩在宇宙空间的角落而不能获得与宇宙自然空间“齐同”；同时，人的时间同样是宇宙自然时间所给定的：人的生命具有时间上的开始并必有时间上的终结，而开始与终结又都无一例外地由宇宙自然时间所赐予。（3）人的生命一经从母体脱出，就变成了一种生命的实存体而具有既定性，而他所面对的这个荒原世界却既是一个实在体，又是一个虚存体：人的生命存在的单一性、平面性与宇宙自然世界存在的多向性、立体性之间的这种关联性，同样构成了人的生命存在的另一种遭遇。（4）人从母体脱出而成为个体生命，其所展现出来的严酷性，在于生命本身需要资源的滋养才能够存在，而滋养生命所需要的一切资源，既不现成也不丰裕。因而，人的生命存在对资源的本能性需要与其资源本身的非现成性和匮乏性之间的矛盾，构成了人的生命存在的奠基性遭遇。 人的创生性存在及其指向 人与荒原世界的多向遭遇，生发出了人的原发存在问题：（1）针对人的个体存在与世界整体存在之遭遇，必然生出“个体何以可能达向整体”的问题；（2）面对人的生命存在的单一性、平面性与宇宙自然空间的多向性、立体性之遭遇，必然产生“人何以可能从自身的单一性、平面性达向多维性和立体性？”的问题；（3）面对人的存在空间的限度性与宇宙自然空间的无限性之遭遇，必然生发出“何以可能将其生命存在空间从限度性达向无限性？”的问题；（4）面对生命存在时间的始终性与宇宙自然时间的无始无终性之遭遇，必然生发出“何以可能将其生命存在的始终性达向其无始无终之境？”的问题；（5）面对自身生命存在的实在性与既定性，必然生发出“何以可能达向其虚实共享与既定与未决共存之境？”的问题。由于这一系列的原发存在问题的激励，才把人的原发存在引渡向创生存在的生存道路。 人的原发存在是一种自然存在，以自然眼光看，这种存在本质上是一种整体的、原发关联性质的存在；但以人的眼光看，却是一种残缺的、荒原的存在。而人的创生存在却是一种人为存在，它是一种企图摆脱原发关联性质、摆脱荒原、摆脱残缺――而追求继发的、完整的再造与宇宙自然世界之关联性的存在。因而，人的原发存在是自然力支撑的非价值、非意义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讲---人的存在即人的存在：存在先于本质(即存在先于价值，存在先于意义)；人的创生存在是人力(文化力)支撑的价值和意义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讲----人的存在是人为的存在：存在即是本质(即存在开创了价值，存在生成出意义)。 人的世界存在的书写性 人的存在始终是被给予性的，这种被给予性即是书写性：人通过书写而存在：书写乃人的存在的本源。 书写之于人的存在具有生成性和生生性：生成性和生生性，构成了书写的本质规定，亦构成人的存在的本质规定。书写的生成性是相对人的原发存在而言的：人的原发存在由书写生成，其书写的主体是宇宙自然，人的诞生与原发性存在，是宇宙自然书写的成果状态。宇宙自然对人的原发存在的书写，是天、地、物的合作与合乐：天作、地合、物乐，共同书写出人的原发存在。因而，人的原发存在融进了浩瀚天宇之灵光、广袤大地之神气和芸芸万物之生意。人的原发存在惟有融铸进天宇之灵光、大地之神气、万物之生意，才有其创生存在的可能与现实：天宇之灵光、大地之神气、万物之生意，此三者合乐于人的生命，生成出人的原发存在之生气。 书写的生生性，是相对人的创生存在而言的：人的创生存在是通过书写而生生不息的，其书写的主体是人自身。人的创生存在是人显扬自身原发存在之生气，并使之与人群的势能(即群体化的存在之势和生存之能)共生的杰作。从人的原发生角度看，人是被宇宙自然所偶然抛于世的；但从继发生角度讲，人却是通过女人的子宫而脱出：人的生命种子借助于女人的子宫孕育和人的完整生命形态从女人子宫脱出这一双重事实本身，决定了人与他者与群之间构成了 (家庭、宗族、种族) 血缘关联性，这种血缘关联性的缔结，生成出人走向创生存在的先在性势与能。因而，人群的势与能和人的原发存在之生气(宇宙之灵光、大地之神气、万物之生意的生命交融)的合乐，生生出人的创生存在状态与进程。 就人的角度看，宇宙自然对人的原发存在的书写，构成了人的被书写性。因而，人的存在的书写性，获得了双重的意义指向和价值定位：人的存在既是自我书写的，又是被世界所书写的。由于被世界(宇宙、自然、万物)所书写，人才被迫遭遇了诞生，并因其遭遇而获得了被迫性的原发存在；由于人向世界(宇宙、自然、万物和自我)进行书写，人才由其被迫走向自主的创生存在的道路。[①] 在整个生命世界里，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生命，就在于他能从其原发存在之境向创生存在之域的敞开而获得了人的生存；人只有使自己从自然存在境况进入人的生存领域，他才成为真正意义的人。所以，人的生存非它，乃从原发存在向创生存在的敞开，简单地讲，生存即是(存在的)敞开。 “敞开”这个词，意味萌动、积蓄、涌出、展露、突显、照亮。人的生存是以其原发存在为起点，并以其创生存在为目标。人从其原发存在之境向创生存在之域敞开的道路，即是其自我萌动、自我积蓄、自我涌出、自我展露、自我突显、自我照亮的进程、状态与历史：人的原发存在是一种混沌的、黑暗的、心智朦胧的、未开眼的存在，他被淹没在众物之中而成为最弱小的生命，然而，由于人的诞生汇聚了天宇之灵光、大地之神气、万物之生意和人与群的势和能，这就命运地注定了他的生命本能地不甘于这种弱小存在状态，而自我萌动改变这种黑暗存在状态的生命意向。人自我萌动的生命意向顽强起他的自我积蓄，即不断地向宇宙自然、对象世界、大地、万物与人群积蓄生命存在的生气，积蓄生命创生存在的势与能。积蓄的进程就是人从被迫向主动、从原发存在向创生存在的生成进程；当人的存在生气和势能积蓄到一定程度，则本能地(后来是自觉地)开始了自我涌出、自我展露、自我突显、自我照亮。在这一进程中，自我涌出是人从自然人向文化人的最初实现，其根本性标志是人的原发文化意识、激情的产生，即人自我涌出了做人的原发文化意识、激情。人的原发文化意识、激情的涌出，为人的存在摆脱黑暗的原发状态、境况而播下了种子，为人的创生存在奠定了第一块相当脆弱的基石。虽然如此，人却以此为其现实的、并且也是永恒的原动力，去开辟人自身的创生存在道路。在这之前，人的原发存在是与天、地、物混沌一体，没有主体与对象之分，他纯粹被宇宙自然和世界万物所书写；人的原发文化意识、激情的涌出，则让世界被迫改变：世界与人开始了分离，世界由此分离出人的世界和自然世界。由于人的原发文化意识既是对宇宙自然世界的意识，更是对人自己的意识，所以原先混沌、朦胧、黑暗一体的世界在人那里变成两分，即我与对象、我与他、人与自然。人的原发文化意识、激情的涌出，使人获得了对象意识和我的意识，人的存在从此由纯粹的被对象所书写转向了要由人自己来书写。所以，人的原发文化意识、激情的涌出，改变了人的存在历史，使人艰难地从原发存在向自我展露、自我突显、自我照亮的创生存在方向开辟道路。 人的原发文化意识、激情的涌出，使人获得了两种能够继发存在的力量，即看的力量和思的力量。前者使人走向感觉的直观：感觉的直观更多地关注空间，达向对世界的分类与重新安排，因而看的力量往往鼓动人将自己的生命激情投向行动而开疆拓土；后者使人走向理性的沉思：理性的沉思更多地关注时间，达向对世界的整体领悟，因而它更多鼓舞人将生命激情指向对精神的整体探询与提升。人的原发存在向创生存在方向展开的生存进程，就是行动上的开疆拓土和精神上的整体探询提升：行动上的开疆拓土和精神上的整体探询提升，构成了人自我展露、自我突显、自我照亮的生存进程本身。 人的原发文化意识、激情的涌出，只标明了人可能成为人；只有当人将其原发文化意识、激情转换为看的力量与思的力量时，人成为人才获得其现实性；也只有当人将其原发文化意识、激情变成发动、推动人敞开自身生存进程的原动力量时，其看的力量和思的力量才从弱小变成强大、从肤浅走向深广、从片面、局部而达向全面整体。所以，人的原发文化意识、激情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生生不息的涌动进程，并且惟有其生生不息的涌动，人的自我展露、自我突现、自我照亮的生存追求，才可获得顽强不衰的生命动力。反转来看，人的看的力量和思的力量一旦形成并得到其原发文化意识、激情的动力支撑，必然产生出两种结果，创造出两种景观：即看向行动领域的鼓动与敞开，使人一步步构建起完全不同于宇宙自然世界形态的人为物质世界；而思向精神(心灵、意志、情感、生命、灵魂)领域的领悟与追问，使人一步步累积起只属于人才具有的独特精神世界。这两个世界的构建和不断构建，既赋予了人一种特别矜持的生存信念，又赋予了人一种难以消解的自我焦虑。前者突显出人对自我原发文化意识、激情的认同与坚信：人只有生生不息地从自然世界中走出来，通过自创的物质、技术、条件、环境等而自我展露、自我突显、自我照亮，才能真正地摆脱原发存在的黑暗而不断地把自己成就为新人；后者暴露出人通过对自我原发文化意识、激情本身的生生化领悟，而达向对自身所开辟出来的物质化和技术化生存道路本身的怀疑和追问：人在其物质化和技术化生存的道路上，虽然不断地实现着对世界和对象予以更高水平的分类和重新安排，但也同时在分离着“原发存在的我”与“现实生存的我”，并进一步分离人与宇宙自然、地球、万物的存在关系，由此使人一方面在物和技术方面更加人化，另一方面又使人在精神、心灵、意志、灵魂方面更加非人化和非人本自然化，这突出体现在人在一步步成为物和技术的生存者的同时，却一步步丧失了与浩瀚天宇、广袤大地、灵动的万物生命和与生龙活虎的人群之间的存在关联性，天宇的灵光、大地的神气、万物的生意与人群的势能之间的通道被一点点地堵塞，在人与天宇、大地、万物生命、人群之间筑起了一道越来越厚实、坚固得高不可逾的物质和技术之墙：在物质和技术对人的武装下，人的生存敞开逐渐丧失了与天宇之灵光、大地之神气、万物之生意、人群的势能之间的交通。这是人所不愿意看到的事实，因为人从原发存在出发敞开其生存，其最终的目的是要过上完整、完美的生活：人的创生存在是既要回归其原发存在，又必须要高于其原发存在，即通过生存敞开而使自己消解原发存在的黑暗和残缺状态而进入一种自我照亮的完整(或完美)存在，这种完整存在不仅是物质的、技术的存在，更是精神的、心灵的、灵魂的、神意的存在；不仅是感官的、现世的、利害分明的存在，更是审美的、彼岸的、超利害关系的存在；并且这种存在既是超空间、超时间的，也是超历史的。所以，这种完整存在既是全生态的存在，也是深度整体的存在，是全面开放的、立体深度的生态整体存在。对这种存在的想象、体验、领悟、探索、追求，首先需要思的力量推动，并最终需要思的力量来实现。 因此，以原发存在为起点，以创生存在为目标的人的生存，乃是其看的力量和思的力量相共谋的整体生态运动，前者所引发出来的生态行为是物质性的、技术性的生存行为，其所追求的直接目标是物质生活的、感官的、现象的幸福，其具体的行为敞开为科学探索、技术革新、资源开发与利用、物质生产与消费，其所开辟出来的道路，是将人的原发存在引向对立、征服、改造自然和对象世界之路，其集中的表现形态是战争(对自然的战争和对人的战争)。后者所引发出来的生态行为是心灵性的、精神性的、本体性的生存行为，其所追求的直接目标是灵魂与物质、现象与本体、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和谐一体的终极幸福，其具体的行为敞开为思想探索、智慧生成、审美创新、信仰的终极追求和生存的和谐与神圣，其所开辟出来的道路，是将人的生存创生引向善待自己、善待一切人、善待一切物、善待一切生命、善待整个地球和世界，从而使人与世界达向融洽、和谐、共存共生的存在之境。因而，对人类来讲，在自我原发文化意识、激情推动下，其看的力量的生存化敞开，使人在不断地实现自我展露、自我突显、自我照亮的生存进程中，所付出的代价是不自觉地对他人、对世界万物、对地球生命、对自然世界的遮蔽(包括耗、损、残)；而其思的力量的生存化敞开，却努力于引导人在追求自我展露、自我突显、自我照亮的同时，达向对物、对自然、对所有生命存在体、对整个地球和宇宙自然世界的整体展露、突显与照亮。 思的力量能否达向人对自己和世界的和谐一体的展露、突显与照亮，能否以这样的方向来引导、激励和规范看的力量的生存化敞开，则需要哲学的探询与引路。所以，哲学是立足于人的完整(和完美)存在这一目标，而为人能从其原发存在之境达向创生存在之域的探路方式；哲学家就是其探路者。 七、生态场域：哲学探询的当代视域
看的力量和思的力量的整体敞开，就是人的完整生存，所以人的生存既敞开为看的行为操作进程，也敞开为思的心灵生成道路。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始于人的原发存在境况而指向人的创生存在之域。由此，人的生存连接起了人的原发存在与创生存在、起点与归宿、动机与目的：人的原发存在与创生存在、起点与归宿、动机与目的，通过看的力量与思的力量得到联络一体，既构建起人的生存空间，又生成出人的生存时间。对生存空间的构建，展开为人的生存舞台；对生存时间的生成，把人的生存运动纳入人的历史：人的生存时空的构建，事实地展开为人的生存历史的不断生成。由此，看的力量和思的力量向生存行为领域的双重敞开，获得了过去、现在、未来的三维指向。 看的力量和思的力量向生存领域的双重敞开，既是人从原发存在向创生存在方向的自我书写运动，也是人对宇宙、自然、对象进行主体化书写的历史。然而，这种既书写自我又书写对象世界的行为运动，却始终是以宇宙、自然、地球、对象世界为土壤、为背景、为终极舞台，以宇宙自然时空为人的生存时空的终极疆域，并始终以宇宙、自然、世界对自身的存在性书写和对人进行存在性书写为终极体现。所以，人对自我和对象(宇宙、自然、地球)的生存书写行为进程与历史，同时又表征为他被宇宙、自然、地球所书写的历史进程：从人的存在书写观，人从原发存在向创生存在敞开的生存行为与历史，既是自我书写的历史，又是被书写的历史；而从生存时空的构建与拓新角度看，人的生存时空既融进了宇宙、自然时空，又始终被宇宙、自然时空所外在化，所以，人的生存时空的构建和不断构建的最终指向与努力祈望，就是对宇宙、自然时空的征服、消解、融统的历史，而人的生存从过去(原发存在)之境通过现在(当下)向未来(完美的创生存在)之域的拓荒道路，同样展开为对宇宙、自然时空的求融统(书写)的壮丽进程。 人的生存时空始终是流变的，这一流变本性表征为人的历史；而人的生存时空的流变性，却来源于人从其原发存在之境向创生存在之域的生存书写，也来源于在这一总体方向与目标的规范下起点与归宿、动机与目的的时势性更新，更来源于过去、现在、未来之三维动态关系的解构。不仅如此，作为人的生存时空背景的宇宙自然时空，同样是流变的：宇宙自然时空流变的本性表征为宇宙自然的历史；宇宙自然的历史则来源于宇宙自然对自身生生不息的书写，因而，宇宙自然的存在史同样展开为宇宙自然的生存史，宇宙自然时空同样获得了从过去达向现在并指向未来的三维动态性。宇宙自然时空的三维动态性，使它构成人的生存历史和人的生存时空背景变成可能与现实。 人的生存(自我书写和被对象书写)的双度性和(过去、现在、未来)三维性，构成了人类生存的实际生态场域[②]：人历史地生存于时间和空间场态之中，并且人的生存空间场态和时间场态又实际地融入了过去(即已然的时空场态)、当下(实然的时空场态)、未来(未然的时空场态)这三维场域之中。这三维场域的原发域是人的原发存在之境，其终极域是人的创生存在之态。从绝对的意义上讲，无论是由其原发存在构成的原发域，还是由其创生存在构成的终极域，都没有明晰的量化界限，因为由人的原发存在生发出来的原发域是无法度量的，只能靠想象来探测；而由人的创生存在所引发生成的终极域同样不能度量，也只能完全靠想象来描述。由此，人的生态场域是建立在人对其存在(原发存在和创生存在)之想象基础上的：人的想象能达到哪种程度，人的生态场域则可达到哪种域度。 就人与宇宙自然世界之间的生存关系构成角度看，人的存在与宇宙自然世界的存在向生存领域敞开的进程，恰恰是人与宇宙自然世界之间相互书写与被书写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人的生态场域获得了更广阔的视野：人的已然生态场域通过实然生态场域向未然生态场域方向的融统生成，实际地融进了宇宙自然存在之“过去→现在→将来”三维指向。人的生存的原发域必须根生于宇宙自然的原发存在域之中；人的生存的终极域必然要融进宇宙自然存在的未来存在域之中。因而，人从原发存在向创生存在方向敞开的生态场域，最为实在地敞开为人与宇宙自然之相互生成、互动书写的生态场域，这个相互生成、互动书写的生态场域构成了当代哲学的真正视域。 [①] 关于人的存在的“书写性”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作者探询的基本问题。其具体论述可参见作者《人类书写论》(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0)；《语义场导论：人类行为动力研究》第2章(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当代语义美学论纲：人类行为意义研究》第一卷和和第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生态理性哲学导论》第2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 [②] 有关于“生态场域”问题的详细论述，可参见唐代兴《语义场导论：人类行为动力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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