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闷中的幽怨与抗争的文学价值

　一、婚姻爱情观念及人生道路的选择之比较
　　庐隐和丁玲早期创作中的女性形象，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意识，其女性意识开始觉醒，这种觉醒在人物的婚姻爱情观和人生选择上体现得较为明显。
　　（一）庐隐笔下的女性：悲观主义者的幽怨
　　1.对婚姻爱情的幽怨
　　庐隐笔下的女性，往往是充满哀愁的悲观主义者，她们对婚姻和爱情或失望或厌倦，并且认为结婚会限制女性的前途发展和社会地位。如《或人的悲哀》中的亚侠和《丽石的日记》中的雯薇都认为婚姻生活是乏味的，希望开拓自己的事业，而不是被婚姻中柴米油盐等诸事的琐碎绊住手脚。《前尘》的女主人公本来憧憬着爱情和婚姻，但婚后生活的琐碎又让她曾经的豪情和理想渐渐地被消磨，她在失望中担忧着自己的未来和前途。庐隐笔下的女性对人生的选择发起了追问，对结婚持哀怨的态度，甚至将妇女的前途与婚姻置于对立面。如《何处是归程》中的沙侣这样哀叹：“唉，我真太怯弱，为什么要结婚？妹妹一向抱独身主义，她的见识比我高超呢！现在只有看人家奋飞，我已是时代的落伍者。” “结婚的结果是把他和她从天上摔倒人间”。她认为结婚不是女性的最好归宿，那只会让人生失去意义，她将婚姻的实质看得悲观而绝望，不抱一丝期待。《时代的牺牲者》更是控诉了婚姻的不幸给女性的身心造成的巨大痛苦。
　　这样的婚姻爱情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开始认识到传统家庭制度中男女地位的不平等，认为人生的最大意义不在于婚姻生活；她们不愿意作丈夫的傀儡，也不想把青春耗费在相夫教子中。这些女性甚至希望投入到社会中，开拓自己的事业，为自身的前途努力。她们在人格上开始走向独立，这充分体现了女性的自主意识，是对“五四“浪潮中争取妇女解放的一种呼应。这种意识觉醒，带有浓厚的悲观主义和厌世的色彩。
　　2.选择与归宿：虚无与逃避
　　庐隐笔下的女性，在这种悲观消极的婚姻爱情观下，有着怎样的选择和归宿呢？纵观她的作品，可以发现不少女性是独身主义者，她们要么向往纯粹的精神恋爱，要么追求桃花源式的隐逸和放逐，或者沉浸在人生的虚无中找不到出路。这样的选择大致可以归结为——逃避。
　　如《海滨故人》中的露莎，“我们虽无形式的结合，而两心相印，已可得到不少安慰”。露莎只要纯粹的爱情，重视精神生活而不计较是否有婚姻的现实生活，这种柏拉图式爱情观终究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和另一种形式的放弃。《海滨故人》中的云青为了父母而与恋人分手，选择独身，回乡常伴父母、清静度日。云青向往着田园牧歌般清雅的生活，这固然浪漫而高尚，但实际上也是她受到旧家庭制度所压迫后作出的妥协，是她不愿反抗而导致的结果。再如《幽弦》中的倩娟，“同时觉得人类只如登场的傀儡，什么恋爱，什么结婚，都只是一幕戏”，她对爱情与婚姻都抱有虚无主义的态度，觉得一切都如梦一般，总会消逝，不如避开喧嚣的生活，归隐田园。这种桃花源式的向往虽美好，却带有消极的厌世态度，在本质上是对人生的逃避。
　　这种逃避，是女性意识觉醒后找不到出路的表现，也是“五四”落潮后的作家们集体的苦闷的反映。在庐隐的作品中，多体现于女性人物对人生意义的追问与道路的选择上。“结婚也不好，不结婚也不好，歧路纷出，到底何处是归程呵？”（《何处是归程》）由于作家受到的时代局限，这些人物有一定的独立意识，却只是“软弱的叛逆者，大胆的懦夫”。她们美好的理想被现实打击，最终选择在困境中哀怨，在乌托邦式的理想中放逐自我，在虚空中逃避复杂的现实人生。因此，庐隐作品中的女性，虽然已经觉醒，但整体上比较脆弱，多为绝望的悲吟者，体现着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
　　（二）丁玲早期作品的女性：反抗者的高歌与陷落
　　1.作自己的主人
　　丁玲的早期作品，以《莎菲女士的日记》和《梦珂》为代表，其中的女性形象刻画得非常出彩，这主要表现在她们的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抗争性。
　　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主人公莎菲是一个理性的、有独立意识的勇敢而大胆的新女性。她对爱情有着自己独特的追求，凸显了个人意识。“我总愿意有那末一个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在莎菲看来，理想的爱情应该建立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这明显带有理性的色彩，反映了女性意识的觉醒，爱情由她自己做主。
　　莎菲在爱情中是以一个主导者的姿态而存在的，不像传统的女性被动地等待和接受男性的垂怜，她要掌握主权，作一个征服者。“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的献上他的心”。丁玲大胆地描写女性真实的感情和欲望，“但他却还另外有一种说不出，捉不到的丰仪来煽动你的心。”这种对极为真实的心理表现将男性置于被女性审视的地位，莎菲是在大胆地“打量”着她所爱的人，而且毫不避讳地袒露她爱的是凌吉士的外表。同样是写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妇女解放，丁玲笔下的女性勇敢地“做自己的主人”，而这是庐隐等“五四”时期作家中没有的。另外，对于爱情中的欲望，莎菲也毫不避讳，她认为在恋爱中男女不应该压抑自然的感情和欲望，要接受这种正常的身体满足。她大胆的自白是对女性解放的高歌，是对传统思想的勇敢反抗。然而，受制于男权社会和伦理道德，莎菲的勇敢和自主意识让她陷入了苦闷的自我斗争中。她虽然爱凌吉士的仪表，却无法接受他灵魂的败坏，在理智与情感、道德与情欲中备受煎熬。
　　《梦珂》中的女主人公也是有个性和独立意识的。最初的梦珂是单纯的，厌恶社会中一切的丑恶和污浊。她因为无法忍受学校里的一位模特被欺负而毅然逃离学校，来到姑妈家。在这个充满物质享受和虚伪的人情的地方，“被浓艳的香水，香粉气紧紧的拥着”，梦珂的观念发生转变，她能够更坦率地表达自己，“为什么一个人不应当把自己弄得好看点？享受点自己的美，总不该是不对吧！”她开始挣脱传统观念的锁链，不去压抑自己对美的追求，可以说，这是梦珂女性意识的觉醒。而在她的书信中，有着她对父母、家乡和旧代旧风俗的逃避和拒绝；梦珂的表嫂认为旧式婚姻对女子来说是“贱 价的卖淫”，这些真实的自我表现，是对虚伪和封建传统的反抗。
　　2.苦闷中反抗与陷落
　　丁玲早期作品中的女性有着自己独立的人格和理想追求，她们的选择和命运又是怎样的呢？莎菲要主动选择自己的爱情，并且不愿为了爱情而降低自己的道德选择和人格追求，这彰显了女性的自尊和自主意识。在自我斗争中，她选择悄悄离去，郁郁而终。莎菲的结局令人黯然，但她仍是一个高歌着女性意识的骄傲的反抗者。梦珂厌恶学校的污浊、难忍姑妈家的虚伪，她坚持自己的追求而选择一再出走，投入社会，最终却陷落风尘。这又是一次女性抗争的失败，然而她的勇敢、执着和独立精神却是闪光的。
　　二、女性形象的差异及原因
　　同样是歌唱个性解放和女性意识觉醒，丁玲早期创作中的女性比庐隐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更勇敢、更具有反叛性。后者不断地向人生发起追问，表达了解放的愿望，但大多局限在自我的狭小天地，陷入悲观主义，苦闷而哀怨。前者在主动而大胆的自我表达的同时，理性地思考与自我分析，虽然也避免不了矛盾的痛苦，却并不轻易退缩和妥协，带有一点英雄色彩，其反抗性更彻底。可以说，丁玲的早期创作冲破了庐隐时期的因创作思想上的某种停滞带来的沉寂。丁玲受到“五四”落潮的影响，既在苦闷彷徨中坚持着“五四”精神，也受到时代变化带来的骚动，“女性意识到了这里，才不仅从封建之父的庞大身影中决裂出来，而且开始从‘五四’女儿的两性精神同盟中分离出来，成长为独立的性别主体意识。”
　　庐隐和丁玲笔下女性的形象，前者更多地为悲观主义者，后者却更多地是反抗者。这与两人的生活经历、性格气质的差异有关。
　　先来看庐隐。首先，庐隐的童年悲惨，在家庭中得不到父母应有的爱与尊重，学校的环境也是冷酷的，她缺乏对人生的希望，性格中有着阴郁的一面。成年后，曾有一段遭人非议的爱情，她与有妇之夫郭梦良相爱数年后结合，但爱人早逝，她的母亲、哥哥、挚友石评梅也在这段时期去世，一场场死别让她被浓郁的悲哀笼罩着。另外，在五四这个高扬理想主义的时期，庐隐也是个理想主义者。在期待中，她与诗人李唯建开始了另一段婚姻，而现实却打击了她。李唯建生性疏懒，赋闲在家，却要求庐隐一边工作养家，一边料理家务。柴米油的繁琐累得她“像负重的骆驼”。五四的落潮、理想的脆弱、对现实的认识的不足让她对婚姻、爱情失望。茅盾在《庐隐论》中提过，庐隐的题材大多范围狭窄，局限于她自己、她的爱人和朋友，她的作品有着自叙传的性质。庐隐的遭遇与她忧郁的性格让笔下的人物也染上了悲观主义的色彩。总体上，庐隐作为觉醒的五四作家，在创作中过于拘泥于个人世界，格局较小。
　　而丁玲的生活环境与性格气质却大不相同。丁玲的母亲余曼贞坚忍刚强，她携带孤儿幼女，顶着社会习俗的压力，到师范学校读书并在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成为自立于社会的职业妇女。丁玲说过：“母亲一生的奋斗，对我是最好的教育”。丁玲从小就读于新式学校，这让她形成了自尊、自立的性格，并培养了她的个性和独立意识。在周南女子学校，她受到进步教师陈启明的影响，性格中的叛逆日渐显露，她敢于与身边的、家庭中的旧礼教作斗争。丁玲之后在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上海大学进修，受到新文化人物的熏陶。她在与社会的接触中，屡次碰壁，也曾苦闷和迷茫，但她不断地寻找方向。其大胆追索的性格与刚强的气质就此慢慢形成。因此，丁玲的眼光和格局更广，同样是五四浪潮下的作品，她笔下的女性形象就比同期作家更具反抗性。
　　参考文献：
　　[1]庐隐.海滨故人.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
　　[2]赵园.艰难的选择.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3]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京华出版社，2005年版.
　　[4]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6]阎纯德.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版.
　　[7]张昌华.解析庐隐的悲情人生.《人物》杂志，2008年3月19日.
　　[8]茅盾.庐隐论.文学，1934年，第3卷第1号.
　　[9]丁玲.我母亲的生平.长沙：芙蓉，198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