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西方世界的汉语典籍英译研究

　　《大中华文库》项目从1994年正式启动以来已经开展了20余年，先后将百余部汉语典籍翻译成英文。然而，“由中国译者主持的中国典籍英译作品在海外的发行和影响却似乎不尽人意”（王宏，2012：11）。我们曾指出，该问题的解决“需要从典籍选本、翻译标准与策略、译文发起者、译者、译文读者等角度……，冷静分析‘他者’何以对我们英译的典籍抱有‘成见’，了解‘他者’的需求，进而反思中国典籍英译所存在的问题，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ibid）。为实现上述目的，汉语典籍英译研究专题研讨会——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已经先后召开了八次，该研讨会成果的结晶——《典籍英译研究》论文集（1—6）也先后出版。然而，国内专家学者大多基于中国读者的阅读期待探讨汉语典籍的英译。虽然也有学者尝试从西方读者阅读期待的视角开展研究，但他们勾勒的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是否准确还需进一步检验。2015年美国桑尼出版社（SunyPress）出版的论文集《基于西方读者阅读期待的汉语典籍英译研究》可谓是一本真正折射了西方读者对汉语典籍的阅读期待的学术论著。该书由中国的顾明栋教授和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雷纳·舒尔特（RainerSchulte）教授主编，收录的论文主要为德州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和该校的孔子学院于2009年4月6-8日联合举办的“将汉语典籍译向西方世界”（Gu，2015：3）专题研讨会的精品论文。全书分为“导论”、正文和“后记”三个部分。正文由三个章节组成，第一章“翻译理论性问题思辨”，第二章“翻译艺术与技巧”，最后一章“翻译评价与批评”。笔者认为，该书的观点对于国内译界同仁厘清汉语典籍英译本的西方读者的文化心态，透视西方读者对汉语典籍英译本的阅读期待，寻找汉语典籍对外传播的有效渠道，展望国内典籍英译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颇具参考价值。现不揣浅陋，将各章内容概述如下，并加以简评。

　　1.内容简介

　　本书“导论”由德州大学孔子学院院长，中国学者顾明栋教授撰写。顾教授指出翻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在“促进翻译学学科建构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负面效应”（Gu，2015：7）。研究者们越来越专注于翻译理论与翻译范式的构建，导致翻译研究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越来越小。翻译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应终止对翻译实践没有应用价值的翻译理论研究。顾教授同时指出翻译是一种集阐释（阅读）和语言转换为一体的行为，是在与原语语境不同的目标语语境中用目标语组合原文信息的行为。诸多汉语典籍的英译本不能很好地吸引西方读者，原因在于相关译者过分受制于原文且忽略了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因此顾教授等专家学者以向翻譯实践提供借鉴为宗旨，以西方读者对汉语典籍英译本的阅读期待为导向编辑这部论文集。除了点明本书的编纂目的，编纂的理论依据之外，“导论”还论述了阐释的四种类型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四种类型的翻译，并言简意赅地概述了正文三个章节的主要内容。本书“后记”由德州大学文学与人文学院院长邓尼斯·库拉茨（）撰写，内容主要为对论文集中几位西方学者的论文的评论以及他本人对汉语典籍英译的见解。

　　本书正文由三个章节共计12篇论文组成。在第一章“翻译理论性问题思辨”中，成长英、顾明栋、王宁、马丁·史文森·艾克斯特罗姆（MartinSevenssonEkstrom）四位中外专家学者基于阐释学原理对翻译的本质、功能以及翻译的历史和哲学价值等问题展开讨论。成长英教授以本雅明“翻译即阐释”的阐释学原理为指引提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遵守七条阐释原则：整体阐释原则、部分阐释原则、整体——部分切分阐释原则、部分——整体整合阐释原则、基于现实的阐释原则、起源阐释原则、变化及变形阐释原则。他随后从《周易》、《论语》和《道德经》的英译本中选取实例论证这七条原则在汉语典籍英译中的具体应用。顾明栋教授在借鉴阐释学理论的同时将西方翻译界最近提出的两个概念——“读者式译文”（readerlytranslation）和“作者式译文”（writerlytranslation）引入翻译本质问题的探讨。顾教授指出汉语诗歌以及其它文学典籍的英译不是一种简单地用英语呈现原文信息的行为，而是一种会引发连续行为的复杂的阐释行为。这种阐释行为会产生一种能衍生多种类型的译文的“光谱式译文”（amultipletextualspectrum），“光谱的一端是‘读者式译文’，另一端是‘作者式译文’”（Gu，2015：101）。译者在阐释过程当中不应该仅仅是一个通晓汉英双语的读者，还应该是一个熟谙汉语文化和英语文化的学者，一个目光敏锐，能够准确把握译文优点和不足的批评家，一个能够在阅读译文和译文评论的过程中汲取灵感并将灵感应用于翻译实践的思想家，以及一个极具创造力的一流作家。只有这样译者才能构建符合西方读者阅读期待，融合了“作者式译文”优点的“读者式译文”。

　　同样是基于阐释学原理探讨翻译的本质性问题，王宁与艾克斯特罗姆两位教授则采用了不同的路径。王宁教授通过解析为何西方学界认可的中国文学经典与国内学界认可的中国文学经典有着很大的差异来探讨翻译的本质、功能以及翻译的历史及哲学意义。王教授的研究显示经典的确立受到权力话语的操控，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借助翻译在目标语中颠覆原语认可的文学经典，确立新的原语文学经典。翻译能将汉语典籍引入西方世界，同时也能在西方世界颠覆原有的经典，建立新的经典。目标读者对汉语典籍的阅读期待是目标语中重要的权力话语，能很大程度上决定哪些汉语作品可以在目标语中被定位为经典，因此译者必须基于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英译汉语典籍。艾克斯特罗姆教授以《诗经》英译本为语料，从阐释学视角探讨隐喻与汉语典籍英译之间的关系。他在对“translation”与“metaphor”进行词源追溯后发现，“metaphor”源于古希腊语中的“metaphora”，该词在拉丁语中的对应词为“translatio”，后者在英语中的对应词为“translation”。由于“translation”和“metaphor”都有从差异中寻找相似之意，所以隐喻能助力翻译。他随后以《诗经》名句“白玉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磨也”以及其它汉语古诗的英译为例论证中国古代诗歌的英译实质上就是借助隐喻将一整套汉语中的语言和文化理念迁移至英语语言和文化当中。

　　如果说本书第一章对翻译宏观问题的探讨对汉语典籍英译实践的指导作用还不够具体，那么第二章“翻译艺术与技巧”为译者如何以“读者式译文”为导向英译汉语典籍提供了具体的策略建议。吴伏生、刘华文、米歇尔·尼兰（MichaelNylan）、理查德·约翰·林恩（RichardJohnLynn）四位教授在这一章中就汉语历史典籍、哲学典籍、诗歌典籍的英译以及在信息时代语境下译者如何利用网络资源翻译汉语典籍提出了多条可资借鉴的建议。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教授，中国历史资深专家兼翻译家米歇尔·尼兰教授基于充足的实例论述了译者在英译汉语历史和哲学典籍时存在的諸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译文丧失了原文讽世喻世的功能，无法再现原文的时代特征，无法向西方读者明示原文的构建背景，译文丧失了原文语言的含蓄性等。吴伏生则指出译者在翻译中国古代颂诗时除了会遇到上述问题外，还会被如何在译文有效显现孕育颂诗的政治及社会语境等问题所困扰。吴伏生基于其对庾信的《奉和平邺》，应贞的《晋武帝华林园》，虞世南的《奉和幸江都》等中国古代颂诗的英译本所做的分析指出，中国古代颂诗英译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译者将原文含蓄传达的信息明晰化，导致原文复杂微妙的“意境”在译文中丧失殆尽。吴教授进而建议译者需要在确保译文流畅性，可读性的同时尽量保留原文的句法、诗行等结构特征以再现原文的异质。刘华文强调“意境”是中国古代诗歌在美学上的最高体现，好的译文应当与原文有着同样的意境。“汉语中的意境多由名词构建的具象组建”（Liu，2015：185），因此汉语诗歌的意境在英语中的最佳实现模式是具象——具象模式。由于英语行文多以事件为导向，且由动词统领，因此具象——事件模式也是英语中构建汉语诗歌意境的模式之一。总体而言，汉语诗歌的意境在英语中的构建模式有四种：具象译为事件；具象译为具象；事件译为事件；事件译为具象。刘教授随后通过分析《兵车行》、《江雪》、《山中》、《访道天山道士不遇》等汉语古诗中的意境在译文中的构建模式来阐释上述四种模式的具体运作。在探讨网络资源对汉语典籍英译的影响时，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学专业教授理查德·约翰·林恩基于中国道家典籍《庄子》的英译实践和《庄子》的英译研究对译者如何利用网络资源翻译汉语典籍提出如下建议：首先，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日本的《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其它汉语典籍网络数据库能为译者的英译工作提供大量相关资料。其次，译者要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其所翻译的汉语典籍的相关资料（包括原著的不同版本，原著的重要集注以及相关的词典）。译者还需要比读不同版本的原著和集注以确定拟译文本和相关工具书。虽然他的建议主要面向西方译者，但对国内译者同样有借鉴意义。

　　本书第三章“翻译评价与批评”就翻译评价标准以及翻译主体（包括作者、译者、目标读者、出版方等）之间的互动模式进行探讨。三峡大学陈月红教授强调“意境”是中国古代诗歌的核心价值，译文对“意境”的传递效果决定其译品的高低。在比读了庞德（EzraPound），艾米·罗威尔（AmyLowell）两位译者各自翻译的三首汉语古诗——《登金陵凤凰台》、《送孟浩然之广陵》、《送友人》对原文意境的传递效果后，陈教授指出庞德的译文虽一度因背离了原文的语言形式被诟病为“不忠的美人”，但其在美学层面忠实于原文，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因此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而竭力在语言形式上对原文忠实的罗威尔的译文忽略了在美学层面对原文忠实，对原文意境的传递效果不及庞德的译文，所以才会逐渐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陈教授藉此指出汉语诗歌译文的评价标准不应是其是否在字词，诗行等形式上与原文对应，而应该是其是否在美学层面与原文相符。美国惠蒂尔学院英语系教授托尼·巴恩斯托恩（TonyBarnstone）对此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译者“在英译汉语诗歌意境的同时应尽可能全面地再现原文的形式特征”（Barnstone，2015：263）。他指出美国译者所翻译的汉语古诗中，很少有再现了原文精髓的篇章，因为大多数的译文没有很好地呈现原文的格律、韵律、节律停顿、修辞性排比等形式特征，而这些形式恰恰是中国诗歌尤其是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美学体现。他随后以自己对《春晓》、《止酒》、《古诗十九首》、《咏风》、《鵩鸟赋》等汉语古诗以及汉语现代诗《主题与变奏》的翻译为例阐释如何使译文尽可能全面地折射原文的形式特征。

　　上述两位学者都是基于个人的翻译经历探讨汉语诗歌典籍的英译标准，而达拉斯德州大学文学与人文学学院弗瑞德里克·特纳（FrederickTurner）教授则基于他与一批专家学者合作翻译中国唐诗的经历探讨汉语诗歌的英译标准。他认为汉语诗歌英译的评价标准应该是译文是否完美呈现了原文的内容与形式。达到这个标准的策略就是尽可能全面地把握与诗人相关的时代背景元素，竭力挖掘诗人在诗歌中描绘的诸多细节，从更广阔的文化层面理解唐诗的传统以及时代划分，并于同时期的英语诗歌进行比读从而找出呈现唐诗格律、韵律、声律等形式特征的最佳模式。汉语——德语翻译家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Kubin）则通过透视成为一名译者的条件，拟译文本的选择，译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译者与出版商之间的关系，译作与文学市场之间的关系等元素来论证中国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与诗歌在西方世界的接受标准以及西方读者对汉语文学作品的阅读期待。

　　2.述评

　　作为西方翻译界首部以汉语典籍的英译为核心议题的学术论著，本书具有如下新意：

　　（1）本书在西方翻译界率先开启了中外合作，共同探讨汉语典籍英译理论研究的先河。国内出版的论文集——《典籍英译研究》收录的论文全部出自中国本土学者之笔，但本书不仅收录了中国学者撰写的论文，还收录了美国、德国、瑞典、英国等其它西方国家学者所撰写的论文。汉语典籍是不是中国的精神财富，也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汉语典籍的英译不仅与中国相关，也与世界其他国家相关，需要由中外学者交流合作，共同完成。这种交流与合作不仅涉及汉语典籍英译的实践操作也涉及汉语典籍英译的理论研究。如果说英国帕斯国际出版社在西方国家成功出版了本文作者之一王宏教授主持英译的《梦溪笔谈》、《明清小品文》等汉语典籍是在实践层面开启了国际合作翻译汉语典籍的成功范例，那么美国桑尼出版社出版的本书则是在理论研究层面开启了国际合作翻译汉语典籍的先河。

　　（2）本书视翻译为一种阐释（阅读）行为，明确以目标读者的阅读期待为视阈开展汉语典籍英译研究，以“读者友好型翻译”（Gu，2015：8）为主线贯穿其收录的所有论文。本书明确指出“阅读是翻译的基础，没有阅读就没有翻译”（Gu，2015：9）。阅读有四种类型，作者导向型，文本导向型、读者导向型以及作者——文本——读者协商型，每一类型的阅读都有与之相对应的翻译类型，即作者导向型翻译，文本导向型翻译，读者导向型翻译以及作者——文本——读者协商型翻译。尽管作者——文本——读者协商型翻译以满足作者的创作意图，再现原文的既有特质以及顺应目标读者的阅读期待为宗旨構建译文，但该方案在翻译实践中并不可行，因为翻译终归需要基于目标读者的阅读期待构建译文，否则翻译很难取得成功。虽然读者导向型翻译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作者，原文以及孕育原文文本的文化语境对翻译的影响，但本书认为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对译者任务的论述能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启示。必须指出，基于目标读者的阅读期待探讨汉语典籍的英译策略并不是本书的首创。《典籍英译研究》也收录了一些从该视角探讨汉语典籍英译的论文，但这些论文都出自中国本土专家学者之笔。这些专家学者们所论述的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是不是与事实相符只有经过了西方读者的阅读检验后方可知晓。条件所限，这套丛书尚未经历这样的检验。但本书所论述的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在很大程度上经历了这样的检验。首先，本书收录的论文中有一半由西方翻译领域内的知名专家学者撰写。有的学者（如米歇尔·尼兰等）基于自身汉语典籍英译本的阅读实践探讨汉语典籍的英译，也有学者（如托尼·巴恩斯托恩等）基于自身汉语典籍的翻译实践进行探讨，他们的论述在相当程度上凸显了西方世界专家学者型读者的阅读期待。其次，本书还收录了数篇由不懂汉语但对汉语典籍有着浓厚兴趣的西方学者（如弗里德里克·特纳等）所撰写的论文，他们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西方世界的普通读者对汉语典籍的阅读期待。沃尔夫岗·顾彬对翻译的合作型特质的论述更是体现了西方出版界对汉语典籍的阅读期待。此外，本书由美国著名的桑尼出版社出版，该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数百部闻名全世界的学术论著，其权威以及严格的作品质量鉴定程序当能确保中国学者们在本书中所论述的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与事实相符。

　　（3）本书向西方翻译界彰显了汉语典籍英译的重要意义，宣传了中国的翻译理论。据马祖毅先生（1997：10）考证，1761年在英国出版的《好逑传》是西方世界翻译的第一部汉语典籍。据此推算汉语典籍的英译已经走过了250多年的历史。在这两个半世纪内，西方翻译界借由英译引进了数百部汉语典籍，但却从未出版过一部以汉语典籍英译为专题的翻译论著。本书由美国著名的桑尼出版社出版，无疑能向西方世界彰显汉语典籍英译的重要意义。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翻译理论研究也有上千年历史，但西方翻译界出版的翻译论著中，无论是专著还是论文集，都鲜有论述中国翻译理论的论著。即使偶有著述如《翻译学研究指南》（ACompaniontoTranslationStudies）①提及中国翻译理论，这些论述也基本出自西方学者。对此，我们曾指出：“我国翻译界同仁仍须加倍努力，把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研究新成果早日与国际翻译界同行分享”（王宏，2012：289）。本书不仅以汉语典籍的英译为核心议题，且正文收录的12篇论文中有6篇出自中国本土学者之笔，本书的“导言”也由中国学者撰写。因此，本书可谓是国内翻译界在向西方翻译界宣传中国翻译理论的过程中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这对于向西方学界明晰中国翻译理论的价值，正确定位中国翻译理论在世界翻译研究领域中地位，抵制“西方中心主义”对世界翻译研究的负面影响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4）本书向国内学界辩证地阐释了翻译的“文化转向”。翻译的“文化转向”概念由安德烈·勒弗维尔在其编纂的论文集《翻译，历史，文化》中提出，于上个世纪90年代引入国内。虽然这个时候西方翻译研究又出现了“语言学回转”（王宏，2011：85），开始反思“文化转向”的负面效应，但国内学界长期以来却将主要的注意力倾注在了“文化转向”的积极层面。本书明确指出翻译的文化转向虽然拓展了翻译的研究层面，使得学界能够尝试从跨学科界面建构翻译学学科体系，但该理论的核心指向不是翻译研究，而是文化研究。该理论并不触及语言转换、意义呈现等翻译研究的核心议题，而是影响或支配意义转换，意义延伸等方面的文化因素。换言之，翻译在翻译的“文化转向”当中只是“文化学研究的侍女”（translationasahandmaidentoculturalstudies），由此引发的负面效应就是翻译学研究越来越偏离翻译实践，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越来越小。我们认为，该观点对于国内翻译界如何定性，定位翻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然而，瑕不掩瑜，本书也有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

　　（1）本书收录的论文探讨的都是文学类汉语典籍，没有收录探讨非文学类汉语典籍翻译的篇章，典籍体裁不够全面。汉语典籍博大精深，需要英译的绝非仅仅是文学典籍。中国“在公元3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Needman，1954：1），但这种地位以及“中国科技对世界科技发展的贡献却没有得到他国的公认，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事业不发达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梅阳春，2014：70）。而科技典籍翻译研究不发达又是导致科技翻译事业不发达的重要原因。近年来随着《大中华文库》项目的开展，越来越多的汉语科技典籍被翻译成英文，已经有学者基于这些典籍的英译本开展汉语科技典籍英译研究并且取得了具有相当代表性的阶段性成果，而本书却没有收录相关学者撰写的论文，这不可不谓遗憾。但本书毕竟只是一次研讨会的成果的结晶，相信这一不足之处在本书再版时肯定能够被弥补。

　　（2）诸类文学体裁典籍在本书中所占的论文数量不均衡。本书收录的12篇论文探讨的都是文学典籍的英译，这其中探讨诗歌典籍英译的论文就有8篇，史学典籍、哲学典籍、散文典籍总共才占了4篇。而上述体裁的汉语典籍任其一种都非区区一篇或数篇论述能穷尽其英译的奥妙。所以本书再版时不仅需要提升文本体裁的丰富性，还需提升各体裁文本论文数量的均衡性。

　　（3）本书没有体现最近十年汉语典籍英译研究的理论成果。本书探讨的汉语翻译理论主要是“化境”论。众所周知，“化境”论是钱钟书先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基于对林纾的翻译所做的评论提出的翻译理论，是基于中国读者阅读期待的英译汉翻译理论。汉语典籍英译是汉语译为英语的过程，虽然汉译英与英译汉之间存在共性，但“中译外不是外译中的简单逆归”（黄忠廉，1996：51）汉语典籍的英译需要与相对应的翻译理论。近十年来，随着《大中华文库》翻译工作的不断开展，国内学界已经产生了基于汉语典籍英译实践提出，且经过了西方读者阅读实践检验的翻译理论②，但本书却没有将这些理论引入西方翻译界，这不能不说是其又一个遗憾。

　　参考文献

　　Barnstone，eeparadoxesofliterarytranslation：OntranslatingChinesepoetryforform[A].InGu，M.&e.（eds.），TranslatingChinaforWesternReaders[C]NewYork：SunyPress，2015.

　　Gu，atingChinaforWesternReadersintheContextofGlobalization[A].InGu，M.&e.（eds.），TranslatingChinaforWesternReaders[C]NewYork：SunyPress，2015.

　　Liu，-m-izationandeventualization：Aphenomenologicalapproachtopoetictranslation[A].InGu，M.&e.（eds.），TranslatingChinaforWesternReaders[C]NewYork：SunyPress，2015.

　　Needham，e&CivilizationinChina（Volume1）[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1954.

　　黄忠廉.21世纪中国科技翻译展望[J].中国科技翻译，1996，（2）：49-52.

　　马祖毅.汉籍外译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梅阳春.古代科技典籍英译：文本、译文文体与翻译方法的选择[J].上海翻译，2014，（2）：70-74.

　　王宏.中国典籍英译：成绩、问题与对策[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2，（3）：9-14.

　　王宏.走进绚丽多彩的翻译世界[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王宏.怎么译：是操控，还是投降？[J].外国语，2011，（2）：84-89.

　　TheStudyoftheEnglishTranslationofChina’sClassicsthatEntersintotheWesternAcademicCircle

　　——AnIntroductionandCommenton“TranslatingChinaforWesternReaders”

　　WANGHong&MEIYangchun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andCultures，SuchowUniversity，Suzhou215006）

　　Abstract：AsthefirstinfluentialacademicworksthatdealswiththeEnglishtranslationofChina’sClassicsinthewesternacademiccircle，“TranslatingChinaforWesternReaders”elaboratestheEnglishtranslationofChina’sClassicsasaHermenetiontothatitexpoundsthestandards，strategiesaswellastheapplicationof“Real-m-ization”tothetranslationofChina’sayproposestointroduceandcommentonthiswork.

　　Keywords：theEnglishtranslationofChina’sClassics，readingexpectancyofwesternreaders，introductionandcomment

　　作者簡介：王宏，男，硕士，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中国典籍英译首席教授。主要从事中外翻译理论、中国典籍英译研究。

　　梅阳春，男，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中国典籍英译研究。

　　通讯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十梓街一号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215006

　　E-mail：hughwang116@

　　（责任编辑：魏家海）

　　来源：外国语文研究 2017年1期

　　作者：王宏 梅阳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