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论的限度与改变世界的哲学

　　在马克思哲学领域一下子以马克思的名义开新出了这么多的本体论变革，这多少反映出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危机。

　　在这里，重温一下马克思本人对德国哲学的骚动所作的批判很有必要。马克思指出：那些“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变革”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都是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发生的，这些“哲学叫卖”，不仅是它的回答，而且连它所提出的问题本身，都包含着神秘主义。它们共同的一般哲学前提，“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2—66页）对当前本体论热的一个疑问是，在本体论层面所做的这些演绎是不是马克思的？这需要有马克思的文本以及马克思哲学活动的性质来注解。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这不断变幻的本体论“角色”若根本对现实没有触动，或问题不在于改变世界，那么不管你从本体论上如何发动革命，至多也只是解释世界的一种方式，根本达不到马克思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这一哲学观的高度。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最新的两个例子。

　　郁建兴在《马克思与实践哲学》（见《现代哲学》2003年第2期）一文中，试图将实践哲学的“标识”复归到本体论的基点上。他认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和自由概念都是本体论概念”。他还援引俞吾金的说法：即使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实践”也必须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的基础上获得解释。在这个限定的范围内，这一说法无疑是深刻的，他强调了认识论的本体论基础。但撇开认识论与本体论在思维领域的展开及其关联来看实践，尽管作者详细论证了作为“人及其存在论的基础”，即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却由于这种论证不是就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而展开的旨在揭示社会内在矛盾和形态变迁的哲学过程，而是“从本体论或存在论意义上考察人及其意识的形成”这一特定视角提出问题，所以就其思维方式而言，依然笼罩在思辨哲学的迷信氛围中。这种深陷于本体论的思考角度并不能真正“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依旧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4页）就如同黑格尔颇有历史感地推论劳动及其演变一样，作为哲学范畴的劳动只是为了构筑历史哲学的概念体系。其实，当我们发现了实践的“世俗基础”以及产生现实社会矛盾的根源，就没有必要将其独立地形而上到本体论的云霄中，恰恰相反，任何重建本体论的努力，都将在实践的世俗基础本身中遭到瓦解。马克思曾以费尔巴哈的宗教观为例深刻指出：“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对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从理论上进行批判，并在实践中加以变革。

　　贺来在论述“马克思哲学观的灵魂和核心”的文章（见《哲学动态》2003年第1期）中，反思了传统哲学的理论神话，力图实现哲学的自我解放，其途径是确立思想的本体性根基。

　　他指出，在理论与实践两者的关系中，“实践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优先地位”。不错，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专门讲了“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的问题，但马克思并没有要求哲学家们在本体论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即使是把“实践优先”当作一种“思维方式和思想立场”。在这之前，马克思还明确说过，“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页）可以说，无视马克思“使哲学变成现实”的品格，而囿于本体的置换来证明哲学的性质本身就没有跳出思辨哲学的基础，其思维方式本身就是“离开实践的思维”。

　　看来本体论研究要有一个限度。在第二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上，黄楠森在大会发言时就提出给本体论恰当定位的问题。他的看法是，哲学的核心是世界观，本体论是世界观的一个构成要素，其他还有时空论、运动论、信息论、矛盾论等等；作为世界观各个构成要素的基础，本体论可以看作世界观的第一个分支。这一看法并没有引起本体论研究者的重视，但其维度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和进一步思考。然而，热衷于从终极存在和初始本源的意义上确定本体论的地位，就自然赋予了本体论高高在上说明一切的权力，为绝对化的思想方式开辟了道路。将马克思哲学的现实性归结为实践，将实践归结为本体论，将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归结为本体形态的转换，这无疑大大低估了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本质被严重遮蔽了。

　　张汝伦在最新发表的论述“马克思的哲学观与哲学的终结”的文章（见《中国社会科学》

　　2003年第4期)中写道：哲学作为一种社会和文化的意识形态，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创制；哲学的危机不仅仅是哲学的危机，而更是反映了社会的危机和文化危机。他认为，批判哲学，必须批判哲学生存的现实；消灭哲学，必须消灭哲学依附的制度。只有解决产生哲学的现实的问题，哲学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马克思不但把解决哲学问题的任务交给实践，还把它交给一个特定的阶级。一旦这个阶级将“过去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打破之后，哲学就和这个阶级同归于尽。马克思并不仅仅指出这一点，他还用他毕生的思想行动实践这一点。马克思从来不关心“重建本体论”或“本体论转向”之类没有实践意义的问题，马克思真正使哲学变成了社会改造实践的一部分。人们只有像他那样从事哲学，才能懂得他的哲学；任何学院式的玄谈或机械僵硬的比附与马克思的哲学都是不相干的。马克思的哲学属于为美好的世界而斗争的人们，而与无视现实问题、只会凿空蹈虚的学究无干。张汝伦的这一见解，抓住了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

　　为了把“人”从种种词句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真正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哲学观：“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5页）可见，马克思观察问题的角度、提问方式以及价值指向与种种神秘主义的哲学观有着云泥之别。解放不是思想活动，而是一种历史活动。马克思主义是为全人类的解放寻求“现实道路”的主义，马克思哲学是为这个现实道路提供科学方法论的精神武器。一旦它们与“以往的哲学”实现彻底的决裂，便不再纠缠于抽象的思辨领域的争论，而是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径直地用经济的眼光、以历史的辩证法来实证地分析现实的社会问题。刘奔曾经说过一段很重要的话：“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哲学作为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是在分析和解决时代最重大的现实课题的思维和实践活动中实现自己。这是哲学本身最重要的存在形式和实现形式。”（刘奔）这对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哲学性质是一个准确的注解。

　　当然，哲学的本体论会继续存在下去；只要人类对尚未经验到的世界壮心不已地进行追问，形而上的哲学冲动就会激励哲学家们前赴后继穷根究底地建构新的哲学形态并试图做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发现。但是，这种令人尊敬的思维努力不属于马克思。以上的评论丝毫也不贬低我国当代哲学家在本体论领域所做的科学研究和积极探索，事实上，像杨学功的《马克思哲学与存在论问题>、俞吾金的《存在、自然存在、社会存在》、贺来的《辩证法与人的存在》等等成果，都达到了相当的研究深度和学术水准。在同一篇文章中，郁建兴不无忧虑地指出：“面对市民社会、社会正义、自由、人道主义、异化、承认的政治和文化多元主义等问题，我们长期处于失语状态。”这一批评是有学术根据的。他主张跳出对马克思文献进行一般的考古学解释，把历史的马克思当代化，这也是深有启迪的。我们曾经承受了把马克思哲学简单化进而教条化以至政治化的历史之重，因而当今马克思哲学研究中一切当代性的学术创新都必须有可靠的前提。实际上，强调回归学术层面、问题意识与强调马克思哲学的现实性并不矛盾，只是在一些学者忙于“本体论转向”的同时，不可模糊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界限。就像展开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对扩大理论视野、深刻领悟马克思在当今世界的影响、增强学术研究的国际背景都十分必要，但用一些特定的术语比附马克思，用西方哲学的套路去重解马克思，把马克思哲学整合到西方哲学的概念和范式中，就走偏了马克思哲学研究之路。马克思哲学作为文明的活的灵魂，必以其实践批判性把握它的时代。对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者来说，从哲学的角度研究现实中具有时代性的问题，进而通过中国的伟大复兴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才是马克思哲学研究应该站立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