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氏“尺素遗芬”作者之一——朝鲜人朴元阳考

摘　要：《尺素遗芬》刻石收录了潘仕成与百余位友人来往书信130余篇。内容涉及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为研究广州近代历史的重要文献。在这些可考证的书信作者中，朝鲜人朴元阳为唯一一位外国人，其余皆为清朝的高官显贵，朴氏身份可谓尤其特殊。在目前研究尺素遗芬石刻的文章或著作中对朴元阳的表述都比较简单，语焉不详。本文试从朝鲜文献资料入手，进一步了解这位潘氏好友。

关键词：潘仕成；朴元阳；尺素遗芬

      道光九年（1829）至同治四年（1865），富甲一方的红顶商人潘仕成历时36年，将《海山仙馆丛书》461卷，《海山仙馆从贴》68卷、楔序2卷等刻石上千版镶嵌于海山仙馆内的300多间回廊中。其中，《尺素遗芬》刻石刻于咸丰七年（1857）至同治四年（1865），在这些能考证到籍贯的与潘仕成书信来往的好友中，有一位身份比较特殊，那就是唯一一位外籍人士——朝鲜人朴元阳。
      无论是从身份地位，还是朝鲜官方记录及文集中出现次数看，最可能与潘仕成交往的只有一位，他除生卒年份与潘氏相仿、身份地位能达到潘氏交友的条件，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他比别人更有机会入华。

1、相似的生卒年
      作为晚清享誉朝野的官商巨贾，潘仕成的一生就如他的“海山仙馆”一样如梦似幻。《清史稿》、《清史列传》、《清代碑传全集》、《国朝先正事略》及今人《广东现代人物词典》均未录入其人，仅有《（宣统）番禺县志续志》以及《（光绪）广州府志》有其本传。但也未曾记下他确切的生卒年份。
      现代地方志书中陆续出现了一些对潘仕成生卒年份的考证，1986年番禺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出版的李小松等主编《禺山兰桂》中载潘仕成生卒年为（1785—1839）；1990年番禺县县志编撰委员会编撰的《番禺县人物志》中指其生卒年为（1785—1859）；1993年广州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陈以沛《潘仕成》中指其生卒年为（1803—1873）。
      海山仙馆石刻《徳畲七十小像》潘仕成题记下款为“同治癸酉夏日荣禄大夫潘徳畲自记”，“同治癸酉”应为同治十二年（1873），据此推断，潘仕成应生于1803年左右，陈以沛的推论应与潘氏实际生卒年接近。
      而朴元阳据朝鲜文献记载生于1804年，卒于1884年。
      由此可见，二人出生年份相似，并且在尺素遗芬石刻，朴元阳给潘仕成的书札中这样写到：
      “……仁兄之于弟过蒙厚眷，此心铭感佩肺……幸吾兄谅此衷曲，勿之挥却焉。……刻下愚弟元阳顿首。”
      文中，朴元阳称潘氏为“仁兄”，自为“愚弟”，虽古人也会因表示尊敬而对年纪较自己稍小的人称“兄”，但若相差太大则应自谦为“愚兄”、“晚生”等，而不再用“弟”自称。朴、潘二人相似的出生年份成为二人可能结交的条件之一。

2、显赫的身世
      潘仕成生于盐商之家，祖籍福建，世居广州，先祖是清朝盐务官员，做着国家垄断的一本万利生意。
在家族影响下，潘仕成自然成为了一名出色商人，但他的志向与野心远不及此。他选择了一条更加便捷的致富之路——商人加红顶。道光十二年（1832），28岁的潘仕成参加顺天乡试，中副榜贡生，适年，以巨资赈济北京地区灾荒，获道光帝钦赐举人，特授刑部郎中。此后，成功镇压“广东连山排瑶滋事”、承办军火、帮办洋务等，在亦商、亦政、亦夷务的过程中，潘仕成从一个挂职闲住的刑部郎中逐渐晋升到从一品荣禄大夫；从富甲一方的盐商变成“都下名流争相延访”的显赫官僚，“海内人事延访之，以不识其人为憾”。
      在《尺素遗芬》中收录的与他来往的有119人，据统计，其中总督22人、尚书8人、侍郎10人、总督18人、布政使11人、巡抚13人、翰林院编修等59人以及太子太保、按察使等。
      可见，潘仕成所结交的几乎全为当时的高官显贵。因此，作为海外远人的朴元阳至少也要有相当的身份地位才能达到与潘氏交友的条件。在《尺素遗芬》石刻《朴元阳书札》中，朴元阳道：

      “元阳顿首，德畲足下广东人也，元阳朝鲜人也，以偏邦微品得遇大人，君子逮逐于八千里间，善□天之所定可人之而得者乎，然则朝夕焉相从，以叙其万一，庶乎其可矣。……”

      朴元阳虽自谦 “以偏邦微品得遇大人”，但从朴氏的出生以及日后其家族的发展来看，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朝鲜士大夫。
朴元阳，出生于朝鲜世称“冠冕大族”的潘南朴氏。于朝鲜纯祖31年（1831）考取进士。曾任工曹参议、都总府副总管、大护军等职。1910年朝鲜纯宗赐其谥号“贞简”。而朴元阳之子朴泳孝更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先驱，朝鲜哲宗（1849—1863）之女永惠翁主的驸马。
      “两班贵族出生、进士及第、国王姻亲”，这种种名衔充分表明，朴元阳并不是一位由科举出生的普通朝鲜官员抑或是通过荫叙取得官位的纨挎子弟，他是一名不仅有着强大的贵族背景，还饱读诗书的高官。这完全符合潘氏交友的条件，也成为其可能与潘仕成结交的必要条件。

3、相识的时间地点
      清太宗崇德二年（1637），朝鲜仁祖李倧在满清铁骑逼迫下签订城下之盟“丁丑条约”，从这年起朝鲜便开始向清廷定期、不定期的派出朝贡使团。据《清选考》记载：从1644年顺治帝从沈阳迁都北京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朝鲜共遣使团入华451次。
      伴随着频繁的朝贡活动，两国士人的交流也日益频繁。特别是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朴趾源、洪大容等朝鲜鸿儒虽无显赫官职，但因贵族出生，都曾随使团多次入华，并与纪晓岚、李调元等清朝名儒交往深厚。由此看，1831年就已成为进士的贵族子弟朴元阳当然也能随使团入华。
      朴氏在给潘氏的书札中道：

      “潘郎中惠启。……元阳海外远人也，躬侯门墙……乃蒙佥座开怀，畅话廪殆，倾在远人，固不啻龙门之登，而亦可见泛爱之度，达宵钦诵。昨值高驾赴衡，未罄鄙怀，不胜耿性，谨此修……”

      “潘郎中惠启”，说明二人相知之时潘仕成官职仍为刑部郎中，及1832至1837年朝廷授其两广盐运使之间。
      “昨值高驾赴衡，未罄鄙怀，不胜耿性，谨此修”，说明朴元阳写这封信的时候正值潘仕成“赴衡”，未能见到，因此给潘氏留下书信。从信中还可知，二人在此之前曾见过面，并且通宵畅谈，让朴元阳心中充满了“不啻龙门之登”的自豪之情。从以上可推出，朴元阳必定是这众多朝鲜使臣中的一员，二人应相识于北京，且朴元阳不只一次入华。
      朴元阳有机会入华必定会去拜访潘仕成，畅谈一番：
      “……今者不然，既与足下相分，作公事不得畅谈，又复再会，……乃行期虽未质定，要在不 在远，去□之情，预即□其何以则，更奉一日之穰少叙一二也，临纸□京默之□书忘拙写上，而恐未免愧于扇纸也。……”
      信中，朴元阳明确表示“又复再会”，似乎又有了一次可以入华的机会，只是成行之日还未最终确定。
      潘、朴二人的交往当然也延续了朝中士人历来交往的习惯——赠礼与笔谈，朴氏在书信中写道：

      “……不腆土产，虽非佳品，聊伸浅诚，交际执贽，古礼亦然，笑领是祈。……闲静之日，当图再晋领教。……朴元阳行笔谈纸还完而。诗笺一辑、联纸三辑、简纸四十幅、管城十枝、杠煤三个。”

      朴氏希望，虽只是一些不够丰厚的土产，但“古礼亦然”，望潘郎中笑纳，日后若有机会，“当图再晋领教”。潘朴二人的交往延续了中朝士人交往的固有习俗，为当时两国士人密切交往的真实写照。

4、类似的晚境
      “福兮，祸所伏也”，七十载繁华终成一梦，晚年潘仕成因鹾务累亏，获罪破家，落魄而终。他的成功与他善结权贵显要不无关系，然而这样一个名利双收、事业有成的红顶商人，在短短数年间事业便走到了尽头，无论是因为生意上的失误，还是不幸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见证他曾经万贯家财与浮华一生的海山仙馆也如他一样最终落败。1871年，潘仕成将极尽奢华的海山仙馆以不足四万两白银低价贱卖。
      南海李仕良《狷夏堂诗集》中记述了海山仙馆被变卖后的荒凉破败之景： 
      “……主人方雄豪，百万讵回顾。买得天一隅，结构亭台护……祸福忽相乘，转瞬不如故……此地亦尝官，冷落凭谁诉？……可怜坯道中，故物文塔具。……席草吊荒凉，徘徊秋水渡。客曰盍归来，夕阳天欲暮。孤影陡惊人，稻田起飞鹭。”
1873年，在残垣衰草的相伴下，潘仕成的人生终于走到了尽头。
      而关于朴元阳的死，朝鲜文集中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在朝鲜广州留守金允植给朝鲜高宗上疏中写的：

      “……甲申逆贼泳孝之父元阳，即臣姐夫之本生兄也。及其变出也，阳老病在家，冻饿而死……”
      按照金允植上疏中理解，是甲申事变后，朴元阳因年老多病，在家冻饿而死。
      第二种说法是在左承旨鱼允中撰写的《从政年表》中提及与金允植一起为朴元阳夫妻收尸始末中记载的：

      “……有泳孝父之死也……二十四日，朴泳孝父掩埋事/朴元阳夫妻被杀……臣亦于讨逆等事, 炳炳义愤……岂欲树私恩，而收埋其父乎……朴元阳夫妻在家物故，无人收埋，臣于元阳，非特为童年问字之谊，不宜使凶秽之物，久淹宫闱近地，且断以国律，既不在暴尸传首之科，助给钱两，使之舁出……”
      文中明确记载“朴元阳夫妻被杀”几字，即被逆子朴泳孝所累。
      1884年12月4日，以哲宗驸马朴泳孝为代表的开化党人发动了朝鲜历史上著名的“甲申政变”，然而，由于他们没有意识到日本的侵略野心，没有发动群众，单单错误的幻想借助日本的力量夺权改革，最终导致朝鲜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彻底失败。政变失败后，朴泳孝远逃日本，作为“举国妇孺皆所同雠，孰不欲食其肉而寝其皮”之人的父亲，80岁的朴元阳就这样被削官夺爵，以罪人的身份结束了本该安享天年的余生。
      以上之说，何者为准未考，但潘仕成与朝鲜人的交往可谓十分珍贵。17世纪初起至19世纪初，大量的中文书籍及汉译西书与西洋仪器通过这些朝鲜赴京使臣之手开始陆续传入封闭的朝鲜，朝鲜两班贵族子弟在接纳、吸收、研究了这些异域文化的基础上，拉开了对朝鲜社会影响深远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的序幕。虽然尺素遗芬中朴元阳的两封书信都是些闲话家常，并未有涉及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字眼出现，但“汉译西学书由入华使行随员带入一度封闭的朝鲜社会，激发了传统社会知识分子的好奇心”。与朴元阳一样的入华朝鲜使臣可以通过与来华西方传教士及清朝士人的接触与交往，将大量的西洋器物传回朝鲜，那么朴元阳是否在其中也担任了什么角色，做过什么事，值得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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