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剧《江姐》的音乐艺术特征与演唱特征

　民族歌剧《江姐》是根据长篇小说《红岩》改编而成的，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员江竹筠为革命事业英勇就义的真实历史故事。这一经典红色歌剧开创了中国民族歌剧新的模式，在音乐创作和形象设计上形成了鲜明而独特的音乐艺术特征。四川民歌、四川清音、川剧等诸多本土音乐形式巧妙融合，更精益求精的吸收了西洋歌剧的精髓，为鲜明的民族音乐融入时代特征，带给人新鲜的听觉感受。
　　一、歌剧《江姐》的音乐艺术特征
　　（一）继承传统戏曲因素
　　传统戏曲元素的融入是歌剧《江姐》最为鲜明的音乐艺术特征，这部歌剧基于中国传统民间音乐艺术而发展，沿袭了本土传统戏曲的风格，在音乐风格和唱腔技巧上，川剧的音乐痕迹尤为凸显。川剧是中国传统戏曲中极具表现力的艺术形式，有着丰富的生活基础，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表演形式，其表现真实细腻、幽默而富有生活情趣，运用在歌剧《江姐》中，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运用了川剧的“虚拟手法”，在第一场重庆朝天门码头送别的场景，以及第七场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的女牢场景中，都将有限的音乐舞台扩展成为无限的空间和时间，虚拟手法将每个音乐段落串联在一起，形成了完整的歌剧艺术体系；
　　第二，使用了川剧“帮腔”唱法，帮腔是川剧中最具特色的一部分，它以一种旁白的形式刻画人物内心世界，渲染了良好的艺术气氛，为音乐增添生动活力。例如在歌剧《江姐》第二幕中，在江姐得知自己的丈夫彭松涛被敌人斩首示众之后内心极为悲痛，在此时后台“女声”的帮腔就有效的描写出了江姐的极为痛苦而无助的内心世界，相对于演员自己的演唱，更加的耐人寻味，颇具艺术魅力。
　　（二）借鉴西洋歌剧音乐元素
　　歌剧《江姐》对西洋音乐风格的继承主要表现在三个层次：首先，歌剧《江姐》打破了中国传统戏曲单旋律形式，在合唱、重唱中加入了多声部写作，使音乐更加丰富，音乐形象也更加饱满；其次，借鉴了西洋歌剧场景转换时的变化音使用，例如《红梅赞》场景中高潮部分短短的14个小节中音域达到了13°前八个小节音乐变化重复，曲调在淳朴和婉转之间起起伏伏，旋律曲折；后八个小节音调悠扬，呈上下句的反向对应，跳音将歌曲自然推向高潮，歌词语气坚定豪迈，音乐速度重回原速，强化女性革命者外柔内刚的音乐形象；最后，歌剧《江姐》中大量使用西方乐器与中国传统乐器进行伴奏，诸如西洋管乐中的长笛、双簧管、大管等乐器，将民族民间传统乐器与西方音乐艺术结合，丰富了《江姐》的音乐形式，使之更具有艺术魅力。
　　（三）树立鲜明的音乐艺术形象
　　歌剧《江姐》作为中国红色歌剧的优秀典范，江姐的艺术形象深入人心，其经典唱段《红梅赞》、《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绣红旗》等也流传甚广，朗朗上口，鲜明的艺术形象更易于演唱者把握咏叹调的情感，用音符诠释歌剧人物品格。可以说，歌剧《江姐》将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形象刻画入音乐，使歌剧充满迷人的精神魅力，也成为这部歌剧鲜明的艺术特征之一。
　　江姐是整部歌剧的核心人物，其鲜明的艺术形象在不同选段中体现出来的。比如在第一场中，江姐背负革命任务将要奔赴新的战场，随即唱到“看长江，战歌掀起干层浪”，歌曲以还原当时场景开始，抒发人物情怀，凸显出江姐“心潮逐浪高”的革命形象，旋律跌宕起伏，充分展现新征程上江姐激昂的心情。又如在第二场时，江姐的爱人彭松涛英勇牺牲，“红岩上红梅开，千年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的唱词表现出江姐内心悲痛难掩的情绪，爱情与革命情感矛盾交织，充分展现出江姐内心的剧烈痛苦以及以革命利益为重的高贵品格，演唱者用呼吸节奏、腔体咬字塑造了江姐的鲜明艺术形象。
　　二、歌剧《江姐》的演唱技巧分析
　　歌剧《江姐》音乐艺术特征的呈现与演唱技巧的运用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说，除了作曲风格之外，演唱技巧是支撑歌曲形成自身独特风格或特点的最主要因素。其中，传统戏曲和西洋歌剧的艺术特征需要运用气息、节奏、发声技巧加以表现，鲜明的艺术形象需要通过咬字吐字技巧展现出来。具体而言，歌剧《江姐》的歌曲演唱技巧包含气息、吐字咬字、腔圆等，正是这些技巧的结合和运用使歌曲风格充满独特的魅力。
　　（一）气息运用技巧
　　气息的运用是演唱最基础的部分，气息的正确运用是发声优美动听的前提。足够而强大的气息运用使音乐有力而浑厚，高音亮丽流畅，展示演唱者的演唱功力。
　　在歌剧《江姐》的诸多唱段中，对气息运用的要求也十分精准。以《红梅赞》（如图1所示）为例，在演唱“红岩上红梅”时，“红梅”要高八度，其中“梅”更占据五个音符，因此演唱时气息要平稳而流畅，呼吸均匀，才能将这种带有民间唱腔的唱段完美演绎，保证发声流畅而自然。
　　图1：《红梅赞》
　　（二）腔体运用技巧
　　歌剧《江姐》中腔体技巧的最核心要求是腔圆，而腔圆的基础是音准，没有旋律的音准也就没有所谓的腔圆。歌剧《江姐》并不是一定要紧扣歌谱上的书写旋律来演唱，这也是民歌风格歌剧中腔体表现的独特之处。
　　圆腔即歌声圆润流畅、腔体共鸣均衡，使人体乐器发声处于松紧适度的均衡状态，即松中有紧、松而不懈，紧中有松、紧而不僵，人们常说的歌唱要有弹性，就是指腔体松紧并存的均衡状态。具体而言，腔体的技巧运用十分复杂，包括换气口、倚音的过渡、自由节奏的处理、慢板的处理等。以《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第三部分的慢板处理为例，腔体共鸣主要在胸腔之上，使节奏随激情自由伸缩，保持音调在较高的水平上，腔体的均衡状态是这个唱段的核心，最终达到腔圆的效果。此外，在把握圆腔技巧时，还必须全面分析和把握描写江姐、甫志高语调的语气、语势，并调动与运用声乐语调造型的各种因素与技巧，发挥它们的造型功能和作用。
　　（三）咬字、吐字技巧
　　咬字、吐字对于音乐作品的演绎有非常大的影响，正确的咬字、吐字有助于正确发声，也能够准确表达音乐的不同风格，歌剧《刘胡兰》咏叹调的歌曲咬字、吐字是非常严谨讲究的，声母与韵母有不同的掌握方法。
　　第一，对声母的把握。声母的发音是歌曲演唱中咬字的最主要 的部分。声母位于每个字音节的开头，在字与字，段与段之中起到一个连接作用，因此，对声母的把握要决定了演唱咬字的清晰、明亮，而掌握好声母的发音，是使字音纯正、真切、有力的关键。中国民族声乐以汉字为基础，每个字都深切地展现了中国文化的深邃，而正确的发音在于声母的发音其中，决定了汉字发音的准确度。以《江姐》歌剧片段《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为例，“春蚕到死丝不断”以抒情慢版开始，尤其是“死’字的吐字，要求嘴唇微微张开，字头也就是声母的部分要紧紧咬住，才能充分展现江姐高尚的革命气节。
　　第二，对韵母的把握。韵母在咬字中主要起作用与共鸣腔体，是声母发音的后盾所在。在演唱时，要将基本的韵母a e i o u的口腔打开，使它与共鸣腔体形成一个完整发声效应，使之连贯而流畅。韵母的发音由于多处于颤动声带，而因此声音的响亮度高，不受阻碍，演唱时可延长。例如，在歌剧《江姐》中颇具四川民间风格的柔情《红梅赞》作为主题音调贯穿始终，在展现江姐柔情与坚毅的同时，也能从歌词中看出以韵母为主题的音乐形式，基本每一乐句后都用了一个开口音，如“开”、“踩"、“开”、“开"、“彩”、“外”、“放”、“来”。
　　总而言之，咬字、吐字技巧需要要通过鼻腔、口腔、胸腔等部分引起发声共鸣，使声音具有穿透力、富有灵魂，咬字要清楚，发音要准确，最终达到歌曲所需的艺术效果。
　　歌剧《江姐》是以江姐这一英雄人物为故事背景改编而成的，在创作中将传统戏曲唱法与西方歌剧唱法相结合，塑造了鲜明的革命人物形象，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音乐艺术特征。在演唱中，气息的运用、腔圆的展现、吐字咬字等核心演唱技巧的灵活运用将整部歌剧演绎的更加生动、自然，使人听后深受震撼与鼓舞，红色经典歌剧的音乐艺术魅力尽情挥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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