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样年华》的主题音乐与叙事节奏

　　自音画结合的有声电影诞生之日起，音乐便日益成为电影叙事不或缺的重要元素。除了渲染、烘托与纯艺术的享受之外，电影音乐常常在情节的构建、节奏的调整与主题的深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叙事功能。有意淡化故事情节，追求艺术化表达的王家卫更重视借助音乐来完成商业社会中人们所普遍期待的连贯完备的整体叙事。试以《花样年华》为例，看王家卫如何借助音乐缀合电影中离散的情节，调节叙事的节奏，化合画面的形象，实现编导、作品与受众的审美互动。

　　一

　　《花样年华》描述的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从上海来的有夫之妇苏丽珍和有妇之夫周慕云同时租用香港一栋小楼的房间而成为邻居，一次次擦肩而过，两个寂寞的人之间不经意地产生了微妙的情感，其间又发现各自的配偶早已成为一对婚外恋的主角，两个渴望靠近的灵魂不断靠拢，但又设法回避，最终化为无缘的伤痛。

　　情节虽然简单，但王家卫不遵行传统以尖锐的冲突与明朗的线索来结构电影的方法。在后现代主义者们看来，“线性时间被看作是令人生厌的技术的、理性的、科学的和深层的。由于现代性十分重视时间，这就从某种角度上剥夺了人类生存的快乐。”[1]所以王家卫的电影“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和按日常生活时间展现的物理空间，把过去和未来、记忆和幻想、现实和神话按影片表现意念的需要随意剪贴转换，形成了滚滚涌动的意识流式的碎片情节”[2]。《花样年华》虽然没有刻意打乱时间顺序，但它的画面跳荡、语言简约、感情微妙、意念含蓄，共同导致剧情的淡化，很容易让观众产生零乱而无所适从的感觉。所以它在追求诗意表达的同时，还得在零碎小事的铺陈中设计出一条能够牵引故事流动的隐性线索。

　　这条线索就是电影的主题音乐，取材于日本导演铃木清顺的电影，由配乐家梅林茂作曲的《Yumeji’s Theme》。这是一首大提琴协奏曲，以g小调为主调，采用多旋律复调法，在保持连续的同时注重力量速度的变化与情感的起伏，在华丽而复杂的主旋律下，伴随着3/4拍的圆舞曲节奏，使整个曲子既低沉、哀婉、优雅而又具有强烈的律动感。喻示着激情与守旧的矛盾，给人以爱与无奈交织的体验。？主题音乐《Yumeji’s Theme》在影片中随着男女主人公的邂逅反复出现，它是两人之间情感交流的纽带，当然也是整个故事情节发展的助催剂与缀合器。从擦肩而过的初次相遇，到街角小巷的点头示意，从阶墙夜雨的等待凝视，到2046的相惜私会，从同时异地的书写观望，到互拥互偎的依依泣别，适时而起的主题音乐推动着两人的情感也即故事情节不断地向前发展。在这里，有意设计的音乐匠心独运地替代语言与影像担当着叙事的功能。除了这种顺应与促动情感发展时的强调，主题音乐还可以将原本割裂的影像穿插缀合在一起，使它们共同服务于情感发展的需要。如苏丽珍与周慕云为了躲避流言飞语而各在一方时，电影通过主题音乐将两人遥相观望的情景画面连缀在一起：一面是苏丽珍边喝水边看孙太太打麻将，然后将视线移向窗外，透露出无奈的眼神，一面是周幕云在办公室里无心于工作，也望着窗口发呆，实则是两人在心里默默地互相观望与牵挂，并在自由与伦常之间犹疑挣扎。

　　需要补充的是，当周慕云离开香港，离开苏丽珍，只身一人来到柬埔寨的吴哥窟，面对吴哥窟墙壁上的小孔诉说心中的密秘时，也有一段与主题音乐极为相似的乐曲――《Angkor Wat Theme》。《Angkor Wat Theme》。其实是主题音乐的一个变奏曲，以大提琴的拨弦手法，搭配小提琴、电吉他组成，大提琴通奏低音的技法，延续了主题音乐的巴洛克风格，而类似心跳声的低音鼓声与鸟叫声又给人以人生冥想中的空灵之感，衬托着难以割舍而又终归尘封与升腾的情愫。在《花样年华》中还有一段频繁出现的音乐《Quizas Quizas Quizas》，当苏丽珍在小巷中徘徊时，音乐响起，当周幕云从2046房间走出时音乐停止。这支曲子由活跃于20世纪中期美国乐坛的黑人歌手耐特?金?科尔（Nat King Cole）演唱，旋律伤感、节奏舒缓，在影片中也使整个叙事更加流畅。

　　其实《花样年华》更注重的是内在情节而不是外在故事，当电影将视角转向人物的内心世界时，音乐便成为内在情感逻辑的线索，成为电影整体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家卫离散场景、淡化情节，又用音乐元素将碎片化的故事在更深层的情感链上串联起来，使电影的叙事复归完整。反过来说，被间断的电影音乐也受到了电影蒙太奇的制约，其形象与构思都受电影总策划的驱遣与编排。

　　二

　　除了可以缀合故事与助催情节，主题音乐本身也以其特有的节奏彰显着特写镜头下的特别情绪。电影音乐固然可以提供信息、表达思想，但有时仅用来填充画面间的空隙或为特定描写与叙述而减慢速度。音乐的线性结构可以弥补电影剪辑所造成的间断式的时空，当音乐在画面的接缝处继续运转时，听觉的暂留可以给观众以心理的缓冲与回味，从而实现时空的互补与转化。另外，音乐的旋律可以延缓时间的线性进程并控制叙事的节奏。

　　一般的电影都善于用银幕长度（放映长度）来控制剧情（情节长度），《花样年华》选择的故事长度是1961年到1966年间发生在香港某公寓的事件，王家卫不单用银幕长度来压缩情节，还假借慢镜头协和主题音乐的慢节奏来雕琢形象、诗化情节。《花样年华》的总的叙事节奏均衡而又舒缓，从苏丽珍和周慕云搬进同一座公寓到她和他的配偶之间发生婚外情再到他们之间发生感情然后到男主人公悄然离开，整个情节的推进基本都按同一个节奏，自始至终没有太多起伏。这样一来，影片便有充分的时间去刻画细节，去表现主人公丰富而复杂的内心情感，也增加了影片整体的抒情性。观众在缓缓地欣赏优美风景的同时还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想象与思考。主题音乐《Yumeji’s Theme》的节奏更舒缓与强烈，其叙事功能也更显著，因为它“啪――哒――哒”的三拍子缓慢节奏很方便雕琢人物的动作与表情，并因此强化叙事进程。当苏丽珍独自拎着饭盒出去买饭时，影片刻意以慢镜头让主人公合着主题音乐的三拍节奏在昏暗狭长的楼道里缓慢行走，象舞蹈家在音乐中翩翩起舞一样优雅、合拍，令人陶醉，也让人更容易感受到到她内心的寂寞与压抑。这样的慢镜头伴随着主题音乐的慢节奏在电影里反复出现，人物精微的心理变化与故事巧妙的发展演进也因此得以顺利完成。在平缓的节奏下，我们见证到了主人公由寂寞到相爱再到离去的整个过程，其实平缓的节奏尤其主题音乐的慢三拍节奏让我们更加在意于精彩丰富的过程本身而非结局。 　　音乐使用的虽然是无语义的音响元素，但音乐本身已经成为非常成熟的艺术，音乐通过节奏、速度、音高等音响元素来进行时空的自我表现。

　　三

　　音乐可以通过对时间与符号的强调来强化叙事过程与意象，但终归要借助视觉形象，要与视觉形象化合互析。王家卫在谈论《花样年华》中的音乐曾自述音乐要跟影像产生化学作用。这种“化学作用”包括音画的合一与互析、包括深层意义的隐喻与整体氛围的营造。王家卫用种种隐喻与象征的手法，为《花样年华》增添了内在的韵味，除了狭窄的楼梯、昏暗的路灯、孤寂的挂钟、多变的旗袍，影片还通过音乐来固化形象、表达心理、助推情节、营造氛围，映射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及那个时代与社会中人们普遍的感情生活与道德观念。

　　影像与音乐的化合要求音画同步、主题反复。所谓音画同步就是指音乐与画面两者之间节奏一致、情绪一致，这样音乐才能烘托和渲染画面，画面也才能反过来阐释音乐。音画同步不能停留在静止的层面，还需要演进。以主题音乐为例，主题音乐在首次出现时对应着特定的场景、道具与情愫，以后的每次重复便产生特定的关联，因为音乐所设置的调性和调式能给观影者以文字和画面的想象。这意味着，音乐本身虽然是非描写性的，但它可以通过与画面的结合反复出现而具有描写的意义，反复出现的配乐场景如果还有细微的变化，便构成叙事。在《花样年华》里，主题音乐《Yumeji’s Theme》在节奏韵律上，与影像都很合拍，都对应着优雅的动作、孤寂的场景与微妙的情感。男女主人公脚步的挪移、旗袍的摇摆、双目的对视都应和着主题音乐优雅而伤感的旋律。反复出现的影像与旋律映射着周慕云与苏丽珍各自固定的生活习惯，也展示着细微的变化，这固有生活与细微的变化便在主题音乐的衬托下展现并推动着故事缓缓前行，并完成主题的构建。《花样年华》中的所有配乐其实可以看成一个完整的句式结构，与视觉元素一起构成同步的框架，在相互解析的同时参与叙事进程。影像与音乐的化合有利于影像、音乐与叙事的高度统一。

　　音画的结合既有利于揭示画面与道具背后的隐喻，也有利于解析音乐自身深层的意蕴。上文提及，主题音乐《Yumeji’s Theme》喻示着情与礼的矛盾，给人以爱与无奈交织的体验。不仅如此，影片中的其它乐曲也多少有着类似的喻意。由美国抒情爵士歌王Nat King Cole演唱的《Aquellos Qjos Verdes》（《那双绿色的眼睛》）、《Te Quiero Dijiste》（《说我爱你》）、《Quizas Quizas Quizas》（《也许，也许，也许》），都紧扣《花样年华》的主题。尤其《Quizas Quizas Quizas》，表现的是在感情路上迷途的男女，因为不能抉择，而陷入无形的羁绊与痛苦。正切合着《花样年华》中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依恋、犹疑与猜测。标题“也许”即暗示两人的爱情存在不定的因素。至于《花样年华》中《红娘会张生》、《情探》、《妆台报喜》等中国传统戏曲，均是描写两情相悦、却又不乏探测，无疑也有隐喻故事主题的作用。

　　整体氛围的营造，更是电影音乐题中应有之义。王家卫虽然没有为《花样年华》谱写原创音乐，但在音乐的选取和剪辑上都花了很大的力气。除主题音乐以外，出现在《花样年华》中的其他音乐，如中国传统戏曲、3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Nat King Cole的爵士音乐，都经过精心的挑选，都对电影整体氛围的营造至关重要。中国传统戏曲《四郎探母》（京剧） 、《桑园寄子》（京剧）、《西厢记》选段《红娘会张生》（粤剧）、《妆台报喜》（评弹）、《情探》（越剧）等，都来自谭鑫培、郑君绵、李红、传全香、陆锦花、朱雪琴、薜惠君等名家的历史录音，不但紧扣影片主题，还原那个时代的特有风情，而且加深了影片的文化底蕴。30年代的流行歌曲――周璇演唱的《花样的年华》和潘迪华演唱的《梭罗河畔》，既宣示故事场景转移，也暗喻人物情感的变化，并与原本产生于60年代的Nat King Cole的爵士音乐一起营造出一种怀旧的情绪、一种凄美的意境，一起渲染着60年代香港这个繁华而又喧嚣的城市及城市里花样的年华与孤寂的人格。

　　四

　　由编导到电影到观众是一个审美互动的过程，音乐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起到很好的传导作用。无中心无根据的后现代电影往往模糊高雅与世俗、艺术与生活经验的界限，从表现内容、反映视角、框架结构到镜象语言都显示着不确定性，因而也留下更多阐释空间。王家卫以五花八门的艺术技巧和手段，不断地实验着后工业时代都市人渺小迷茫、孤寂不安、游离主流心里的表现方式。《花样年华》即从全新的角度塑造丰富多义而又含蓄蕴藉的婚外恋主题。在《花样年华》中男女主人公想爱又终究未能爱的故事，既表现了人性本身的复杂微妙，也展示着人性与社会、道德之间多元的关系，并成功渲染着时代色彩与民族文化。凌乱的情节，动荡的镜头，莫名其妙的对白加上浓郁的色彩与舒缓的节奏，为观众留下了大量的阐释空间。以致有人说“《花样年华》与其说是一部情爱类型片，不如说是一部都市怀旧类型电影”[3]。

　　在电影的这些阐释空间与意义生成的过程中，音乐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是隐形的因而也是能穿梭往来的，它可以穿梭于本事时间、本文时间与放映时间三种电影时间之间，可以往来于画内与画外，达成音画统一或音画对立，也可以与导演、演员、观众一起经历故事情节，实现审美互动，完成叙事目的。

　　音画的统一首先要诉之于视觉的影像拼装。在《花样年华》的故事里，苏丽珍不断变换的色彩形制不一的旗袍，周慕云精致的西装、衬衫、领带和皮鞋共同营造了主人公“体面高尚”的小资情调；狭窄的走道、拥挤的住房、闹腾的麻将、闲碎的言语则勾勒出60年代香港市民生活空间。但这些还只是表层的物理空间，王家卫更看重的是深层的心理空间。心灵的展示和流动需要表演元素来完成，除了演员直观的表演外，王家卫还充分利用了音乐的“假定性”叙事。因为影像容易产生眼见为实的视觉真实，接受者便会不自主地将情感和理解力投入到这一假定的视觉现实中，并由此衍生种种感受。音乐不会产生直观的画面感受，但可以在与影像的结合中获得“在场”的效应，并由此具有影像性与可阐释性。当音乐一次次响起，意义也被一次次地填充进来。在电影《花样年华》里，王家卫正通过这样的音乐为我们拼装出表层物理空间之外的深层心理空间。但这种心理的空间毕竟有着多重的指向，音乐作为媒介既可以演绎导演的深意，也可触动读者去进行多方位的思考。在《花样年华》中，王家卫作为导演原本有着属于自己的关于婚外恋的思考，这种思考难于直接通过普通的画面来表现，便只好借诸细微的眼神与隐约的音乐。在电影中音画并不总是统一的，为了深层的心理叙事，导演有时刻意追求音画的对立，这种对立既有音乐自身的，也有音画之间的、甚至音乐与整个故事通常被认定的主题之间的。其目的是发散，是对通常意义的淡化与消解，是留下更多的不确定意义的空间等待接受者去填补。所以这种不断回环而又不确定意义的音乐提供了更多的暗示，承载了更多的思考。在沟联导演、电影与受众的同时，也使影片产生了形而上的意义。

　　“象语言可给人以充分的想象一样，音乐所设置的调性和调式同样能给观影者以文字和画面的想象。观影者从一部已经完成的电影中所获得的生活体验，比从还处在影片定位、剪辑、灯光、表演……和音乐等未完成状态的电影中所获得的要多得多。”[4]其实，在电影中音乐所具有的这种类似文字与画面的想象也具有时间性，所以音乐也是电影叙事的重要而又独特的方式。它虽然不能象影像叙事一样提供直观的感受，但其隐形的角色可以出入于各种叙事要素之间，可以控制影片时长、规约整体结构、刻划人物特写、启发受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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